历史与现实视阈下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探析
陈 胜，赵金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摘 要] 对土耳其外交导向与中土关系进行追踪与溯源,应理性、客观地评价与研判土耳其对中国所产生的正负两方面的效果与影响，务实妥善地处理好中土关系；围绕土耳其“双泛”情结与中土对“东突”问题的对话来看待中土之间的延续与变迁；基于当下中土互利互赢的客观现实，可看出中土合作前景可观且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关键词] 中土反恐合作；中土关系；“东突”问题
一、追踪与溯源：土耳其外交导向与中土关系之回顾
土耳其一词最早起源于欧洲人的称谓，“远自十一世纪土耳其人最初征服安纳托利亚那个时候起，欧洲人便一直把这块说土耳其语的地方称作土耳其。”① 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页。 从历史纵向角度考察，土耳其人祖先隶属于游牧在中亚的突厥人。最辉煌的时代是奥斯曼帝国时期，其统辖区域地跨欧、亚、非三洲，当时的上层贵族自称奥斯曼人，说突厥语的底层民众则被泛称为土耳其人。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利，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在凯末尔党人领导下于1923年建国，治国方略系“西化”导向，凯末尔统治土耳其历史长达15年（1923—1938年），完全是按照欧洲模式去改造土耳其，比如废除了奥斯曼帝国时期遗留下的阿拉伯字母而改用拉丁字母，采用西方政体废除伊斯兰教哈里发制度。二战后以及整个冷战期间，土耳其亦是以西方国家为导向（1949年土耳其成为欧洲议会成员国，1952年土耳其成为北约成员国）。在巴以冲突中，土耳其同样跟随美国步伐对以色列鼎力支持。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土耳其历史进入到了图尔古特·厄扎尔时代，图尔古特·厄扎尔曾任土耳其总理6年（1983—1989年）、总统4年（1989—1993年），他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局势变化，改变了凯末尔党人向西方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模式，实施东西方兼顾的对外策略，即在维持好与西方国家关系同时，强调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交往。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土耳其地处欧亚大陆分界线上，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它已不再满足于冷战时期只是充当北约国家遏制苏联阵营的南大门角色，而是要力求重塑，使自己成为东西方沟通的中枢阵地，极力发挥其在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例如，土耳其在“两伊”战争期间持中立的外交理念，指责北约在海湾战争中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公允的立场。同时，向西方国家表达其对外交往的自主选择性，不再对北约国家采取亦步亦趋的态度。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惕，如欧盟以历史与宗教等问题为托词，迟迟没有接纳土耳其成为其阵营成员。
6.单亲及后双亲家庭对子女的伤害。随着离婚率日渐攀高，单亲及后双亲家庭越来越多，残缺家庭如处置不当，可使相当多的子女因对父母抵触、不满的情绪而产生失望和厌学情绪。
纵观土耳其从20世纪20年代建国到当前的外交路线，图尔古特·厄扎尔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是从之前的凯末尔党人完全倾向西方，到目前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下文简称正发党）重拾外交再平衡之间的过渡阶段。随着图尔古特·厄扎尔于1993年离世，在之后的20多年里，凯末尔党人重新采取一刀切式的亲西方外交策略，但这一格局被2002年上台执政的正发党所打破。“土耳其建国八十多年以来，国内政治的总体发展趋势，概括来讲就是从凯末尔主义时代向后凯末尔主义时代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渡时期就是1980—1990年代的厄扎尔时代，并随着2002年正发党的上台而基本完成。”① 昝涛：“土耳其模式”：历史与现实，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18页。 正发党以世俗民族制度为基础执行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路线，认为土耳其不应只是倚重西方，还应强调其在中东穆斯林世界的地位，无论是从地缘政治抑或是历史文化、宗教认同上，土耳其均举足轻重，应延续奥斯曼帝国的传承，加强与毗邻国家文化、政治与经济上的互联。例如，正发党的典型代表人物艾哈迈德·达乌特奥卢（Ahmet Davutoglu）早在2001年出版的《战略的纵深》（Stratejik Derinlik）一书中阐释了土耳其应恢复在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光辉历史，定位在中东的角色，加快进驻欧盟的进程，即“土耳其既能成为欧洲成员，也能成为亚洲成员”② 美刊评多国基辛格式政要 布局周边影响全球，http://news.sohu.com/20100302/n270533676.shtml. ，其倡导的土耳其多维度外交路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图尔古特·厄扎尔对外方针的翻版。
这个操作比较难，学生往往较容易放弃，如果把魔方还原技巧直接教给学生当然是方便的，但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记住这些程序只是机械应用，而我们更希望学生在空间观念上得到深入发展。因此，我们鼓励学生耐心观察、静心思考，并且组织大家抱团组队解疑难。虽然学生百思不得其解，但好在这是一项动手操作实验，每一个动作、每一点灵感都能在操作中得到印证，不需要老师来判定，实验结果会给出即时反馈，因此也不枯燥。事实上，经过多次尝试，学生通过实验得出的方法和经典的小鱼公式、L公式非常类似，体现出很强的创造力。
随着最近正发党创始人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宣布修宪公投获得通过，土耳其政体也从之前的议会制更改为总统制，总统掌控了更多的行政权。从2002年执政土耳其到当下，正发党已经超过凯末尔党人的执政时间。埃尔多安主义俨然是影响土耳其对外战略的核心，土耳其是在埃尔多安模式下发展的，对这种模式的分析大致可聚焦于两个层面：一方面，从土耳其政体与执政党构成的嬗变而言，议会制变更为总统制，更为关键的是国家政权日益从国家主义、世俗主义以及强调军人领导的凯末尔党人之手让权于侧重多元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民粹精神的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另一方面，在政体与执政理念转变的影响下，土耳其对外战略上注重维系与西方良好关系的同时，加强与中东阿拉伯世界在宗教与文化上的认同，突显其民族与文化的自主性、主体性。“纵观土耳其共和国八十多年历史，它的对外战略大体上经历了从与西方结盟、相对忽视东方到更加重视东方、东西并重的调整和转型”③ 昝涛：从历史角度看土耳其的多边主义战略，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1期第65页。 。
1.在实验教学内容上，必须紧跟国内外警务发展的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和新成果，不断更新、完善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教学项目、实验条件等，促进实验教学内容的重新组合和整体更新，构建贴近警务一线实际需要的创新性实验教学内容体系，全力促进学生学到和掌握主流技术和最新成果。
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梳理与考察，不难发现，中土之间的关系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具体进行评析。一方面，土耳其长期以来恪守亲西方的底线，虽最近土美之间有摩擦，但彼此之间关系是否发生质变仍需假以时日的观察；另一方面，土耳其地处欧亚中枢地带，在中东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执行温和伊斯兰主义路线的正发党在其外交战略上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世界性的牵动力。同时，土耳其是曾经给中国制造过不少障碍的中东国家之一，特别是在我国的新疆问题上。例如，据《环球时报》2009年7月13日报道，“7·5”事件发生后，土耳其妄自声称中国在新疆推行“同化政策”，并扬言要给“疆独”分子热比娅访问土耳其办理签证。当然，我们要客观地看到中土之间的合作大于分歧，如2015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华后，中土两国逐步加强交流，正面合作效果大于负面分歧能量。总之，我们应该理性、客观地评价与研判土耳其对中国所产生的正负双方面的效果与影响，务实妥善地处理好中土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中土也于1971年正式建交。可以说自土耳其1923年建国至1971年之前，中土之间处于对立状态。1971年8月4日中土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高层互访与交流较为频繁，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政治互信与经济、文化、反恐等方面的沟通与合作。例如，土耳其安塔利亚当地时间2015年11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安塔利亚峰会上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017年北京时间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又会见了来华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双方达成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推进诸多领域的合作等共识。
二、延续与变迁：土耳其“双泛”情节与中土对“东突”问题之对话
“东突”是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民族分裂恐怖分子的总称，其思想滥觞于“双泛”。“东突”通常表现为在中国境内搞非法集会、特别是在新疆实施暴恐活动，在境外以所谓“人权”与“宗教自由与民族自决”为幌子制造舆论。同时，秘密建立恐怖分子培训基地，要么遥控指挥中国境内恐怖分子实施暴恐活动，要么企图“回流”直接在中国境内鼓唇摇舌裹挟与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参与涉恐活动。长期以来，“东突”势力不仅严重威胁到我国地区稳定与国家安全，而且在国际社会给中国造成恶劣的影响。土耳其之前在支持“东突”势力上可谓是不遗余力，“土耳其特殊的社会环境也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分裂中国、破坏新疆民族团结的大本营。诸多原来在西方各国活动的‘东突’分子和组织纷纷迁至土耳其……，举办各种论坛，大肆进行反动蛊惑宣传，攻击我国的对外开放与民族政策，在国际上负面影响甚坏”① 田卫疆：近代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的兴盛及其对新疆地区的影响，载《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第7页。 。2010年“阿拉伯之春”之后，受叙利亚与伊拉克内战影响，自称建国的活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极端恐怖组织“IS”发展迅速。在此期间，数量不少的中国籍新疆地区的暴恐分子先取道东南亚边境，尔后在土耳其“东突”势力的帮助下进入土境内，最后辗转到达叙利亚与伊拉克战场，随着“IS”被摧毁，这些人员企图又以土耳其为转场“回流”到中国境内，蓄谋境内外相互勾连进行民族分裂活动。
首先，当下恐怖主义活动业已是个国际现象，世界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面临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中土反恐合作既有益于彼此相互借鉴反恐经验，尽早攻克反恐难题，又符合当前、未来全球性与区域性联合反恐的趋势。客观而言，中国长期面临着“东突”显性抑或隐性的威胁。根据公开媒体报道，如“7·5”“3·01”等业已发生的暴恐事件背后均有“东突”势力的插手与蛊惑。暗地里“东突”势力与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恐怖组织互动频繁，如“东突”企图计划性地派遣成员到叙伊战场参与暴恐训练，谋求罗织更大的国际性恐怖势力网。当然，如在中东已经被摧毁的“ISIS”等恐怖组织亦谋求在中国的利益，之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的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想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帝国，他开出一个长长的‘黑名单’，向印度、中国……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宣战。”① 18国黑名单令舆论哗然 “伊斯兰国”向中印宣战，http://news.163.com/15/0710/14/AU5VD0JJ00014AED.html. 唆使中国境内的“东突”分子积极进行暴恐活动，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地区稳定。中国境内恐怖分子进行所谓的“伊吉拉特”活动，密谋出境参加“圣战”，往往取道土耳其进而转场。虽说目前中国反恐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大局稳定，形势可控，正往好的态势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反恐工作已经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依然不能掉以轻心，仍要防止反恐工作的反弹和隐藏很深的“两面人”，更要深度研判潜在的隐患。鉴于此，加强中土之间的反恐合作，达成双方互信，对中国预防与打击以“东突”为代表的恐怖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土耳其的角度分析，其境内亦存在以库尔德为代表的恐怖势力，并且这些恐怖势力与叙利亚境内库尔德组织相互勾连，致使土耳其面临的恐怖活动具有国际化趋势。据此，土耳其反恐工作亦需要中国的理解与支持。由于中土均是恐怖主义活动的受害者，而国际社会反恐合作是大势所趋与形势所迫，中土加强反恐合作不仅符合两国利益，而且具有国际社会联合反恐的道义基础。
在全球反恐问题上，任何国家均不能独善其身，中国和土耳其都是恐怖活动的受害者。在土耳其境内有被视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人武装问题，而“东突”是中国反恐工作中的一个棘手问题。自从中土正式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不断改善。整体而言，应该对中土最终形成战略伙伴关系持乐观态度，同时也要防止其境内“双泛”① “双泛”是指“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 思潮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最为关键的是要预防土耳其有可能在我国新疆地区稳定问题上故伎重施。客观而言，无论是在历史上抑或在现实中，中国对土耳其始终秉持对话交流的理念，尤其中土正式建交以来，二者之间良好的关系是主流，并没有根本性利益的冲突。“双泛”虽说在土耳其境内存在一定的思潮，但在当前国际格局的现实处境下，并不是其底色，凯末尔党人时代创立的世俗主义原则依然是土耳其治国之根本，尽管自图尔古特·厄扎尔执政以来受到冲击，但至少到目前尚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当前土耳其执政党——正发党在面临严峻的国内外挑战时更加务实。中国亦同样面临类似的一些问题，如反恐问题。据此，中土战略伙伴关系未来，既可在经济上是互惠的，又可在反恐合作战略上是互利的。为了让中土将来在反恐合作上有更大的弹性空间，在反恐问题上能知己知彼，我们很有必要对土“双泛”情节与中土之间关于“东突”问题的磋商与对话进行整体的考察与评析。
从历史与现实、延续与变迁的角度分析土耳其自建立共和国以来对外策略的嬗变以及与中国关系的改观，从中不难看出这为中土之间反恐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与前提。根据当下中土互利互赢的客观现实，中土合作前景可观且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三、当下与前景：中土反恐合作必要性之理论性分析
土耳其之前在“东突”问题上的错误做法曾一度严重影响到中土关系，不过由于中土双方对话交流是常态，特别是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土耳其从务实的角度逐步理性地对待“东突”问题。例如，早在1995年土耳其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访华后，土耳其政府就严格限制各级公务人员参与在土耳其举办的各种反华社团活动。2000年中土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土耳其共和国政府打击跨国犯罪的合作协议》。200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与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就“东突”问题进行公开会谈，明确了双方对“东突”的立场与态度。“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活动溢出效应明显，已突破地域性限制，处于传统安全地区的欧美国家开始成为暴恐活动攻击的重点目标。特别是带有原教旨主义的恐怖活动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目前，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已遍及西亚、北非、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各种合法的、非法的宗教政党、组织不断涌现，极为活跃，令人眼花缭乱，甚至在欧美的穆斯林民众中也出现了原教旨主义思潮与组织”② 吴云贵：《追踪与溯源：当今世界伊斯兰教热点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版第3页。 。为了更好地维护地区稳定与保障国家安全，中土之间在共同打击“东突”问题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2018年4月27日，我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第五次外长会的土耳其外长查武什奥卢时强调：“反恐安全合作是中土政治互信的重要内容，双方应密切配合，共同打击包括‘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在内的恐怖主义组织。”③ 土耳其外长访华见王毅：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打击东突，http://mil.news.sina.com.cn/china/2016-04-28/doc-ifxrtztc2992320.shtml。 查武什奥卢亦表达了同样的主旨，强调将密切关注与中国的反恐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切实加强中土两国反恐安全合作，打击“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继续重视中方关切的安全问题，不允许任何人在土耳其从事危害中国安全的活动。可见，中土在打击包括“东突”在内的恐怖活动的反恐合作上已经发生实质性转变，这无疑对我国发展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具有重大促进意义，也符合中土双边利益。
“泛突厥主义”的滋生最初可追溯到欧洲的“突厥学”。19世纪晚期，少数来自阿塞拜疆与俄罗斯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突厥知识分子流亡到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出于对欧洲文化理论上的了解与认知，再加上切实经历过俄罗斯之前利用民族主义对其的打压，他们与当时伊斯坦布尔的知识精英阶层一道传播突厥语言与推广突厥历史文化。简言之，在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前，在土耳其境内鼓吹与煽动宣传“泛突厥主义”的基本上就是这些外来到奥斯曼帝国首都的“流亡突厥人”。对土境内“双泛”思潮的溯源亦不应忽略早在1904年由祖籍在俄罗斯的鞑靼知识分子优素夫·阿克储拉提出的《三种政策》政治宣讲，他根据奥斯曼帝国当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对帝国境内的“奥斯曼主义”“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三种政治思潮进行各自源起与未来发展路径的分析。但“双泛”主义随着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在其境内戛然而止，根本原因在于完全聚焦于世俗主义的凯末尔党人打破奥斯曼帝国的传统而按照西方国家模式来治理国家，所以，“双泛主义”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阵地。但“双泛主义”并没有完全消失殆尽，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耳其政府执政理念、国际形势与其所处区域政治环境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为“双泛主义”的蔓延提供了土壤。具体而言，随着厄扎尔的上台，凯末尔党人日益被边缘化，代表安纳托利亚小资产阶级与保守政治集团的厄扎尔不是一味地沿袭凯末尔党人完全“西化”的世俗主义的执政理念，而是采取“土学为体、西学为用”策略，“厄扎尔时代的意识形态是：‘技术西化+土耳其主义+伊斯兰主义’。土耳其学者将这种意识形态概括为‘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Turkish-Islam Synthesis），根据这一意识形态，土耳其只有同时奉行伊斯兰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才能期望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强有力的地位。体现在对外战略上，这就是‘双泛’（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合一。也就是说，厄扎尔在意识形态上复兴了奥斯曼和伊斯兰的文化遗产”② 昝涛：从历史角度看土耳其的多边主义战略，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1期第62页。 。时下风头正劲的土耳其执政党——正发党走的是温和伊斯兰主义路线，在恪守世俗主义治国原则上认为伊斯兰与现代世俗化不是不可调和的。其一方面强调现实的世俗性与技术化；另一方面突显突厥认同与维系好与中东穆斯林的良好关系，即文化与宗教认同是重塑民族自信心的重要因素，这无疑映现着“双泛”的魅影。
其次，中土反恐合作有利于地缘政治稳定与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土耳其毋庸置疑在中亚地区扮演着重要角色。溯源于历史、文化与宗教因素的综合考量，中亚地区一直是土耳其民族魂牵梦绕的故土。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亚国家的独立，“泛突厥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死灰复燃。同时，“环里海地区丰富油气资源的发现，进一步坚定了土耳其实现其成为欧亚能源重要枢纽的信心”② 王明昌：土耳其与中亚国家关系的现状及前景，载《国际研究参考》2018年第5期第1页。 。另外，土耳其在中东地区亦有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正发党执政以来，更是加强了与中东国家的互动与关联，颇具大国风范。但自2016年未遂政变发生后，土耳其与欧盟关系恶化，土耳其对美国向叙利亚与伊拉克境内库尔德武装提供帮助强烈不满。“政变之后，土耳其政府指控已在美国流亡快20年的土耳其宗教人士法土拉·居伦为政变的幕后主谋，并以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涉及居伦运动为由，对其进行监禁，拒绝引渡。土耳其一夜之间从美国的北约盟友变为敌人，进而转投俄罗斯阵营”③ 陈小茹：内外夹击之下 土耳其将往何处去，载《中国青年报》2018年8月15日第5版。 。然而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已难再呈现昔日辉煌。反观中国，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影响力，在国际社会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土反恐合作无疑对地缘政治稳定、乃至国际安全局势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稳定中国周边环境和安全形势的重大改善也具有重要价值。
最后，土耳其与中国形成反恐合作，有助于深化双方在反恐合作之外的经贸往来。简言之，在夯实安全的前提下有益于双方经济的发展。从中国而言，对促进我国与土耳其、“一带一路”周边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就土耳其而言，近年来土耳其一直在积极推进本国“中间走廊”计划与中国“一带一路”的衔接与互联。虽说最近土耳其货币里拉贬值，经济陷入危机，但土耳其经济在中东国家也曾是首屈一指，如2002—2013年持续11年经济增长，那时的土耳其以欧洲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土加强合作意味着中土加强经济合作有很大空间，双方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将更有利于双方在反恐领域合作的深化与加强。
综上所述，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纵观土耳其建国后的外交路线及其与中国关系的变化，中土之间的反恐合作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不仅符合双方利益，而且对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1 SAT急性期组病灶弹性图像以蓝色为主，弹性评分3分32个（30.48%），4分73个（69.52%）（图2A）；对照组甲状腺组织弹性图像以绿色为主，弹性评分1分26个（43.33%），2分34个（56.67%）（图1），两组弹性评分无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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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China-Turkey Cooperation in Counter-terrorism：A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CHENSheng，ZHAOJin-ping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Beijing100038,China)
[Abstract] Turkey's diplomatic orientation and China-Turkey relations are tracked and traced,and Turkey's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and influences on China should be rationally and objectively evaluated and judged so that China-Turkey relations is processed in a pragmatical and appropriate way.The continuity and changes in China-Turkey relations should be based on Turkish"Double Pan"complex as well as China-Turkey dialog on the issue of"Eastern Turkistan".The current objective reality of China-Turkey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situation suggests the urgent necessity of impressive China-Turkey cooperation
[Key words] China-Turkey cooperation in counter-terrorism;China-Turkey relations;the issue of"Eastern Turkistan"
[中图分类号] D9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048（2019）03-0084-06
DOI： 10.19736/j.cnki.gxjcxyxb.2019.0314
收稿日期： 2018-12-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2018VJX089）
作者简介： 陈胜（1980— ），男，河南信阳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讲师，宗教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反恐研究。赵金萍（1975— ），女，黑龙江双鸭山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公安情报学与反恐国际合作研究。
责任编辑：蒋玉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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