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收入份额的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1993年至2017年数据的LMDI分解
吴 凯*范从来
摘 要 全国劳动收入份额自1996年开始出现下降，并在“九五”和“十五”期间得以延续，在经历2004和2008年暴跌和暴涨之后，“十二五”期间2012年至2015年劳动收入份额保持上升态势，然而2016年再次出现的下降值得关注。为研究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及其驱动因素，本文基于吴凯和范从来(2014)提出的劳动收入份额LMDI分解的分析框架，对1993年至2017年全国、四大地区和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累计变动虽然主要受生产效率变动的影响，但是其主导驱动因素是分配比例，两者呈现出同步变动趋势；收入比例和结构变动则相对较为平稳，影响较小。(2)从四大地区来看，生产效率均出现下降。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变动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东部地区则呈现出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主要受益于结构比例的大幅上升，此外其分配比例和收入比例也出现上升。东北地区仅收入比例略微上升，其劳动收入份额的大幅下降主要归因于其结构变化的大幅下降。(3)从31个省来看，分配比例因素的影响和地区差异较大，是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重要因素。由此，我们提出提高数据质量及其可比性、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改革的相关政策、引导国民收入的分配向劳动者报酬倾斜、基于地区和各省差异性制定有针对性的收入分配政策和措施。
关键词 劳动收入份额 驱动因素 对数平均迪氏指数
一、问题的提出
面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注] 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labor’s share of national Income，也称为劳动报酬份额)，简称劳动收入份额，即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被认为是长期稳定的，并构成了新古典、后凯恩斯和卡莱斯基学派中分配理论的基石。 持续下降的严峻形势，“十二五”规划和中共十八大报告中都要求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努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和“十三五”规划中得以延续。由此，“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自2012年开始由降转升，由45.59%逐步上升至2015年的47.89%。然而，步入“十三五”之后，受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2016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降至47.46%，2017年小幅回升至47.51%。由此，研判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发展趋势及其驱动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利于进一步制定、完善、执行和评估我国收入分配政策。
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实质是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问题，即如何将其分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四个部分。我国现行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提供了三种渠道测算劳动收入份额，不同方式的时效性存在显著差异：第一是投入产出表，非连续提供，滞后性最强，逢2和7的年份编制投入产出表，并在逢0和逢5的年份编制投入产出延长表，最新的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也仅能提供2015年的投入产出表；第二是资金流量表的实物部分，连续提供，一般滞后两年，截至2018年年底仅能获得2016的数据，相关研究如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b)；第三是收入法计算的各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提供，滞后一年，自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1993年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结构项目以来延续至今，并经历数次修订，相关研究如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
出于时效性考虑，我们采用1993年至2017年除港澳台地区之外的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评估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及其驱动因素。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分省年度数据，理由如下：首先，《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不连续，缺失1995、2004、2008和2013年的数据。其次，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一般也随之修正，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反映了最新的数据，其完整性和可比性更强。例如：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出版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提供了修订后的1993年至2004年数据；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之后主要修订了1996年至2008年的数据；2013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国家统计局网站补充了2013年的数据。最后，针对国家统计局网站缺失1993年至1995年重庆[注]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同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政府机构正式挂牌。 和1993年西藏的数据，考虑到数据曾经历数次调整，为确保可比性，我们采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所提供的数据；2017年的数据则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8》。
图1 1993年至2017年劳动收入份额比较
资料来源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简称“历史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修订常常会改变我们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看法。根据修订前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的数据可以分别计算1993年至2003年劳动收入份额。如图1所示，虽然劳动收入份额的整体趋势并未随数据修订而改变，均从1995年(修订前由于数据缺失为1996年)的最高点开始由上升转为下降，但是数据分布则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由窄幅波动变为显著下降。一是数据的离散程度明显加大，1993年至2003年间，修订前后极差由3.77%扩大为5.28%。二是劳动要素分配的恶化程度明显扩大，修订前2003年的劳动收入份额相对1993年仅下降1.00%，而修订后则扩大到3.33%。这意味着数据修订前劳动收入份额的窄幅波动，没有反映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下降的实际情况。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OECD国家劳动收入份额普遍下降的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如Bentolila和Saint-Paul(2003)及Guscina(2006)；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恶化问题却没有及时得到足够重视，直至2008年白重恩等(2008)、罗长远(2008)两篇论文发表之后，劳动收入份额才逐步成为研究热点。
从研究方法来看，有关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一般采用回归分析，从要素禀赋结构(王林辉等，2015)、融资约束(祝树金和赵玉龙，2016)、经济结构变动(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以及全球化(Young and Tackett，2018)等多个角度寻求显著的影响因素。然而回归分析的因素选择具有极强的主观性，而且无法深入揭示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结构、生产效率和分配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演变过程。此外，为确保获得同一时期的数据，回归分析往往滞后性较强。为解决如上问题，学者们引入因素分解的方法。
一是结构性因素分解方法，主要结合投入产出表来进行分析。如基于刘遵义等(2007)提出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刘瑞翔和安同良(2011)对1987—200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进行了系统分析，孙文杰(2012)则从需求结构和技术效率两个视角深入分析了开放背景下1987—2007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趋势及其背后动因。然而如前所述，该方法受制于非连续提供的投入产出表，致使相关研究时效性较差，如刘瑞翔和安同良(2011)、孙文杰(2012)均采用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
2.中部6个和西部12个省级行政区域呈现相同的趋势，分别仅有3个和4个省级行政区域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上升，分别为山西、河南、湖北、重庆、贵州、西藏和宁夏，同样主要归功于结构变化的上升。在中部地区，安徽、江西、河南和湖南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主要是因为分配比例大幅下降，而山西则归因于结构变化。在西部地区，西藏和青海各因素和劳动收入份额的累计变动接近于0。西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下降的7个省级行政区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主要是因为分配比例的下降，包括内蒙古、四川和陕西；第二类主要是因为结构变化下降，包括广西、云南、甘肃和新疆。值得注意的是，四川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重庆成为直辖市的影响。四川的劳动收入份额累积下降0.43%，为全国第三，主要是因为分配比例的累计下降幅度达到0.23%为全国第六，而重庆的劳动收入份额则累计上升0.16%，由此，四川和重庆合并之后劳动收入份额仅下降0.27%。
1993年至2017年31个省级行政区域劳动收入份额累计变动情况的LMDI加法分解结果如表4所示，图5以条形图的方式直观地显示了该结果。从4个驱动因素来看：1.收入比例和生产效率两个因素呈现出相同的特征，贡献较小而且波动较小，平均值分别为-0.0001和-0.0003，标准差分别为0.0007和0.0004。此外，20个(占64.5%)省级行政区域的两个因素同时出现累计下降。因而这两个因素对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影响较小。2.结构变化因素虽然均值仅0.0001，但是其波动性最大，标准差为0.0036，表明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3.分配比例因素的影响和地区差异较大，均值为-0.0003，而标准差为0.0021，再次证实分配比例因素是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重要因素。
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LMDI分解的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吴凯和范从来(2014)构建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LMDI分解的分析框架，将劳动收入份额随时间变动状况，利用LMDI加法分解方法，分解为分配比例、收入比例、生产效率和结构变化四个因素，并依次从全国、四大地区和省级行政区域三个层次进行分类研究。
3．1 VMC的发病机制 小儿VMC发病机制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病毒的直接作用、宿主的遗传背景、免疫反应、氧化作用，其中病毒对心肌细胞直接损害和触发人体自身免疫反应最为重要［3］。VMC临床表现及预后轻重不一，重症可致心衰，部分患儿急性期缓解后可迁延发展成扩张性心肌病（dilated cardiomyopathy，DCM），给治疗带来严峻挑战。
(一)理论基础
指数分解方法一般采用V 代表某个研究的总量指标，如碳排放量、能源消费量或能源强度等指标，本文为劳动收入份额。假设V 随时间变动情况受n 种可量化的因素x 1,x 2,…,x n 的影响。用下标i 表示研究结构变化时将总量所分为的子类(sub-category)。在第i 个子类中，存在V i =x 1,i x 2,i …x n,i V i =x 1,i x 2,i …x n,i 。由此，指数分解等式一般可以表示为：
(1)
收入法GDP(用符号GDP 表示)分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个部分。在GDP中扣除折旧(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用符号D 表示)部分，得到国内生产净值(net domestic product)，用NDP 表示。在国内生产净值中减去企业缴纳的间接税(net taxes on production，用NTP 表示)，得到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用NI 表示。国民收入包括劳动者报酬(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和营业盈余(operating surplus)两部分，分别用CE 和OS 表示。
由此，我们参照吴凯和范从来(2014)可以将劳动收入份额V ，即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CE /GDP )，按P 个省级行政区域，分别分解为分配比例、收入比例、生产效率和产出比例四个因素：
(2)
(3)
其中V (=CE /GDP )表示劳动收入份额；V i 表示第i 个省劳动收入份额；W i (=CE i /NI i )表示地区劳动者报酬占地区国民收入的比重，体现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要素分配关系，该指标越大表明国民收入中分配给劳动者报酬的比例越大，相应地分配给企业营业盈余的比例越小，用D dis (V dis )代表该因素，称为分配比例；I i (=NI i /NDP i )表示地区国民收入占地区生产净值的比重，I i =1-NTP i /NDP i ，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缴纳的间接税负担越轻，用D inc (V inc )代表该因素，称为收入比例；E i (=NDP i /GDP i )表示地区生产净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E i =1-D i /GDP i ，该指标越大表明地区生产总值中折旧所占的比重越小，意味着生产效率较高，用D eff (V eff )代表该因素，称为生产效率；S i (=GDP i /∑i GDP i )表示地区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之和的比重，[注] 分地区的数据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的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由于采取分级核算，各地区数据相加不等于全国总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7)因此，本文采用相关文献通行的做法(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范从来和张中锦，2012)，使用地区生产总值之和，而非直接使用全国GDP。 体现各省GDP份额的结构变动，用D str (V str )代表该因素，称为结构变化。
(二)驱动因素的LMDI分解
由于LMDI的乘法和加法分解方法是完美分解的(Ang and Liu，2001；Ang et al.，1998)，没有残差，因此我们可以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情况做如下LMDI乘法和加法分解：[注] LMDI乘法分解和加法分解公式的详细推导分别参见Ang和Liu(2001)及Ang等(1998)，不同LMDI方法的比较参见Ang(2015)。
4.“十二五”期间，2012年至2015年间劳动收入份额保持上升趋势，主要是受到十八大以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视，使其逐步稳步回升。
D tot =D dis ×D inc ×D eff ×D str
(4)
ΔV tot =ΔV dis +ΔV inc +ΔV eff +ΔV str
(5)
注意到由于LMDI分解方法能实现完美分解，因而在乘法分解和加法分解时都没有残差项。LMDI分解公式如表1所示。
表 1 LMDI分解公式
由于两种分解方法之间存在如下简单的关联关系(Ang，2004b)：
噢噢，好了！小六子真的没有死！他不仅没有死，这个黑不溜秋的小家伙好着呢。没事就好！小六子没有事就好！我看到小六子他人后，在心里这样默默地祈祷了一气，心里的一块石头才放下来。
(6)
因此LMDI乘法分解与加法分解的结果将呈现相同的规律。考虑到本文研究的对象是相对量，本文的分析采用LMDI加法分解。
随后，我们可以将四大地区的因素效应汇总为全国的因素效应：
此外，LMDI的乘法和加法分解方法还具有总和一致性(consistency in aggregation)(Ang and Liu，2001；de Waziers，2005)，即通过两步计算的指数与一步计算的指数是相同的。总和一致性为指数的逐级分类分解提供了便利。
(三)分类方式
LMDI分解方法具有总和一致性(Ang and Liu，2001；de Waziers，2005)，采取一步或两步分解方法能得到相同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采取两步过程(two-step procedure)，首先分别对各子分类(即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进行分解，随后将这些因素效应整合为全国的因素效应。
(7)
以LMDI加法分解为例，在两步过程中，首先对第r 个地区的因素进行分解：
(8)
需要指出的是LMDI分解方法以对数方式来衡量因素变动的结果。由于“对数百分比”(log percent)具有对称性，Törnqvist等(1985)推荐使用该方法。简言之，拉氏指数采用百分比更容易理解，而迪氏指数采用对数百分比则更科学。(Ang，2004b)本文在随后的结果分析过程中将不再特别强调所采用的是对数百分比。
(9)
该结果与直接对所有省进行分解的一步过程(One-Step Procedure)所得到的结果是相同的。
1.1993年至2017年间全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2.07%，其中东部地区上升1.70%，是四大地区中唯一的上升区域；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分别下降0.74%和0.68%；东北地区下降幅度最大，为2.35%。
这个老陈啊，都躺在医院里了，还口齿牙硬。当我告诉老陈他被撞后是楼上的那个女人打的120时，老陈的脸再一次红了，吭哧了半天，才说那天他见到那个女人后，就把那条内裤拿给她，谁知她不承认是自己的。老陈说他问遍了其他的人家，大家都说不是自己的，所以他认定是那个女人的。谁想老陈塞给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又塞给他，一来二往，老陈的手就触到了那个女人不该触的地方。那个女人反应也快，抬手就给了老陈一耳光。打过之后，那个女人才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了。
我们用P (=31)表示省级行政区域的个数。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注] 国家统计局划分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7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0号)以及中共十六大报告的相关规定，未包含港澳台地区。 ，将中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我们用R (=4)表示地区个数，并用P r 代表各地区的省级行政区域个数，其中r =1,…,4。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共P 1=10个。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共P 2=6个。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共P 3=12个。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共P 4=3个。注意到
(2)解决脱模平台四角不平问题。①安排技术人员采用支垫方式对脱模平台四角进行调平，保证脱模时模具四角同时接触脱模台，使模具受力均匀，轨枕同步脱出。②对脱模平台四角水平情况进行定期复检，发现异常及时整改。通过对脱模平台四角进行调平，双块式轨枕脱出后挡肩位置的黑色印迹得到了有效控制，外力对轨枕挡肩的撕拉大为减小。
三、LMDI分解结果
本文的研究数据是1993年至2017年除港澳台地区之外的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分省年度数据，最新的2017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8》。针对国家统计局网站缺失1993年至1995年重庆和1993年西藏的数据，考虑到数据曾经历数次调整，为确保可比性，我们采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所提供的数据。基于LMDI分解方法所具有的总和一致性的性质，本节依次对国家、四大地区和31个省级行政区域进行逐级分解。第一小节首先对1993年至2017年间全国劳动收入份额逐年和累计变动情况的驱动因素进行LMDI加法分解，随后第二小节和第三小节依次对四大地区和31个省级行政区域进行分解。鉴于本文涉及的变量多、年份长、数据量大，我们采用R软件通过编程对数据进行处理，并利用Lattice等宏包运用格子图和条形图进行图形展示。
(一)全国的分解结果
1993年至2017年全国劳动收入份额逐年和累计变动情况的LMDI加法因素分解结果如表2所示。该表左侧显示了以上年为基准的逐年变动的LMDI加法因素分解结果，而该表的右侧则显示了以1993年为基点的累计变动LMDI加法因素分解结果。结果显示：
1.1994年和1995年全国劳动收入份额保持上升，然而自1996年开始出现下降，该趋势在“九五”和“十五”期间得以延续，表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2.2004年劳动收入份额的降幅最大，达到4.24%，随后2005年出现回升。相关研究如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王小鲁(2010)将2004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大幅下降的原因归为统计口径的调整[注] 这样处理的初衷是打算向国际标准靠拢，提高我国劳动者报酬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发表的雇员报酬数据的可比性。(许宪春，2011) ，例如个体经济业主收入从劳动收入变为营业盈余和对农业不再计营业盈余(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2007；2008)，并进行重新计算以测算统计核算方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随后2005年的上升则是反弹和回调。
3.“十一五”期间，劳动收入份额2006年和2007年继续下降，在2007年累计降幅最大达到6.72%，2008年和2009年出现短暂上升后再次下降。2008年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三个：(1)统计口径再次修订。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后，把个体经营户的混合收入区分为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2011)，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上升。(2)经济形势变化。一般而言，劳动收入份额在经济衰退时会上升，并在经济扩张的初期则下降。(Gomme and Rupert，2004)受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也有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3)企业所得税政策调整。2008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前，外资企业支付的工资和福利准予全部列支，而内资企业则仅能按照计税工资扣除，从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内资企业提高职工工资和福利水平的动力，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吴凯和范从来，2014)2008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后，内资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也准予全部扣除，从而产生增加工人工资、薪金，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激励。虽然受到如上三个有力因素的拉动，然而仍无法保持劳动收入份额继续上升的趋势，致使2010年以来再次转为下降。
最后，健全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体系，发展技术市场和中介服务体系，避免农业科技与农业生产脱节的现象。加强农科教相互协作，推进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体系“三位一体”建设，充分形成农业科学教育系统的整体优势。
5.2016年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再次出现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则值得未来进一步密切关注和研究。
整体而言，2016年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环比下降0.43%，2017年回升0.05%。2017年相对1993年累计下降2.07%。LMDI加法分解结果表明生产效率累计下降1.06%，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其次是分配比例累计下降0.87%；再次是收入比例，累计下降0.35%；最后，结构变化累计上升0.21%，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但其影响有限。
表 2 1993年至 2017年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 LMDI加法分解
图2以图形的方式直观展示了表2的结果。如图2(a)所示，分配比例波动较大(标准差为0.0145)，与总变化关系最为密切，呈现同步变动的趋势。2004年以来波动较为明显。收入比例、生产效率和结构变化3个因素变动则较为平稳，标准差分别为0.0025、0.0028和0.0003，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相关性较小。
潜水员入水后摸准模袋灌注口，指挥水上吊放泵车软输送管口，吊放至模袋灌注口后由潜水员将软管口插入袋口，扎牢后，即开机输送灌注混凝土。灌注时潜水员在水中站立于袋口位置时常检查袋口是否出现石子堆积、是否产生混凝土输送不流畅致使压力增大、导致加固筋和模袋布胀脱、产生灌注厚度加大的现象，影响表面美观。同时还需检查灌注范围是否灌实。
图2 1993年至2017年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LMDI加法分解
如图2(b)所示，从各因素1993年至2017年间累计影响来看，结构变化和收入比例变动较为平稳，2017年相对1993年仅分别累计增长0.21%和累计下降0.35%，表明企业流转税负担的不断上升，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生产效率的累计贡献则以2004年为拐点，呈现出先降后升的特征，累计下降1.06%，表明地区生产总值中折旧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加；分配比例的累计贡献由缓慢上升自1999年开始转为下降，1993年至2017年间分配比例累计下降0.87%，表明国民收入中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重大幅下降，逐步向企业的营业盈余倾斜，其累计变动与逐年变动的结果一致，呈现出与总变化同步变动的特征，是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累计下降2.07%的最重要的驱动因素。
(二)四大地区的分解结果
图3展示了1993年至2017年间四大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及其驱动因素的逐年变动情况。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呈现与全国相似的特征，分配比例是主导的影响因素，与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出同步变动的特征；其他因素则相对较为平稳。东北地区则呈现出与全国不一致之处：该地区的分配比例相对平稳，而结构变化则呈现出与劳动收入份额同步变动的特征，是其主导影响因素。
图3 1993年至2017年四大地区劳动收入份额逐年变动的LMDI加法分解
图4 1993年至2017年四大地区劳动收入份额累计变动的LMDI加法分解
图4显示了以1993年为基准，四大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及其影响因素的累计变动情况，结果与图3所展示的逐年变动情况基本一致，具体分解结果见表3。如前所述，由于LMDI加法分解具有总和一致性，因此在表3的结果中，四大地区的变动之和等于全国的变动
此外，全国和四大地区的各因素变动之和等于总变动，即式(5)对全国和四大地区均成立。整体而言，生产效率在全部四大地区都呈现下降趋势；分配比例和收入比例则在东部地区上升，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明显下降，而东北地区仅分配比例上升；结构变化呈现出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上升，东北地区下降的特征。从图4和表3可以看出：
表 3 1993年至 2017年间全国和四大地区劳动收入份额累计变动的 LMDI加法分解
到了宋元时期，版画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不仅出现了上图下文的形式，而且刻本章法完善、体韵遒劲。例如《全相平话五种》为当时福建建阳书坊雕刻，是现存最早的讲史话本元刊。宋代还出现了铜板印刷，主要用于纸币和广告的制作。元代则出现了早期的连环版画“平话”刻本。此外在宗教经卷题材的版画中已经有独立的山水图。由于科学文化的发展和普及，各种历法、农技、绘画等通俗读本与图册大量雕印，并在苏州、福建等地形成了许多版刻中心。这一时期辽代的《南无释迦摩尼佛像》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套色漏印版画。
2.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变动趋势与全国的趋势基本一致。虽然结构变化分别增加0.70%和0.52%，相应地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但是其他因素的下降最终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分别下降了0.74%和0.68%。收入比例和生产效率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分配比例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分配比例分别下降了1.02%和0.59%，并且呈现出与劳动收入份额同步运动的特征。
3.东部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1.70%，主要是获益于结构变化增加1.24%，意味着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和转型提高了该地区劳动收入份额。然而，必须看到的是，东部地区的生产效率下降了0.42%，是四大地区中降幅最大的，这表明该地区通过增加资本投入，从而折旧占比上升，一定程度上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但这一问题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所带来的有利影响所缓解。与此同时，东部地区收入比例上升0.14%，意味着地区国民收入占地区生产净值的比重上升，表明东部企业缴纳的间接税负担在缓慢下降，税负不断减轻。最后，东部地区分配比例上升0.74%，表明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的价值逐步体现，因此在国民收入的分配过程中并未明显地偏向资本。
1.3.8 术后疼痛管理 传统组病人术后根据实际耐受情况，使用哌替啶或地佐辛止痛，不对止痛药品作严格限制；ERAS组术后严格按照疼痛评分标准进行镇痛管理，轻微疼痛只需配合胃肠解痉药物或非甾体类止痛药物。
将中国石油安全等级划分为5个灰类，分别为:A级、B级、C级、D级、E级，代表的安全程度分别为:安全，较安全，一般，较危险，危险。各指标分类的划分如表2。
4.东北地区的变动趋势则与全国其他地区不同，除收入比例略微上升外，其他3个因素的累计变动均出现下降，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结构变化，下降了2.24%，最终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2.35%。分配比例、收入比例和生产效率3个因素的变动较小，分别为-0.00%、0.06%和-0.17%。
课堂教学中，由学生占主体地位变为教师占主体地位就是“收”。教师要善于在课堂失控之前强行介入，积极引导，在知识的河流上制造“弯道”“漩涡”和“水坝”，减缓流速，让课堂可能出现的肆意奔流转为舒缓和谐，让课堂由激烈转入“宁静”的状态，使学生由知到识，由浅入深，从而满足课堂深刻性的需求。
(三)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分解结果
综上所述，本文借助吴凯和范从来(2014)方法，将研究对象由国家层面纵向深入到对四大地区和省级行政区域的研究。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说明吴凯和范从来(2014)提出的劳动收入份额的LMDI分解框架，第三节从全国、四大地区和省级行政区域三个层次进行LMDI分解并对结果进行分析，最后在第四节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给出政策建议。
表 4 1993年至 2017年劳动收入份额累计变动的 LMDI加法分解
说明 ：1.表中0.0000和-0.0000分别代表四舍五入之后该正数和负数为零。2.由于四舍五入，因此部分省级行政区域4个因素总和并不等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
图5 1993年至2017年省级行政区域劳动收入份额累计变动的LMDI加法分解
当我们将四大地区1993年至2017年劳动收入份额累计变动情况，进一步分解为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因素时，可以发现：
1.东部地区10个省级行政区域有6个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上升，约占全国的一半，包括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和山东，这主要归功于结构变化上升，此外北京、江苏和浙江还受益于分配比例的上升。而同处长三角的上海虽然分配比例上升0.32%，但是结构变化的累计降幅全国第四，达到0.33%，最终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0.04%。河北和海南与上海类似。而广东和山东则主要是因为分配比例下降，累计降幅位居全国第二和第七，最终导致广东劳动收入份额的降幅为0.18%，而山东的结构变化上升使其整体水平保持上升0.19%。
另一类是指数因素分解方法，更简便易行。基于拉氏指数(Laspeyres Index)的指数因素分解法得到广泛应用，如基于Solow(1958)提出的分解方法，肖文和周明海(2010)对中国的机构部门进行研究，范从来和张中锦(2012)则同时对中国的产业部门与机构部门进行了分析。然而该方法会产生无法解释的残差项，因此我们采用基于迪氏指数(Divisia Index)的指数因素分解法。由于该方法不会产生残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取代了拉氏指数在指数因素分解领域的主导地位，并在能源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收入分配领域则鲜有研究。基于Ang and Liu(2001)最早提出的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简称LMDI)方法，吴凯和范从来(2014)提出的劳动收入份额LMDI分解的分析框架，避免Solow(1958)的分解方法会产生无法解释的残差的问题，而且具有完美分解、总和一致性、能够处理零值和时间可逆性的特点。
3.东北地区3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劳动收入份额全部出现下降，其原因主要是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结构变化均呈现下降，分别为1.36%、0.16%和0.72%。其中辽宁和黑龙江结构变化的累计降幅分别为全国的第一和第二。分配比例方面，吉林下降0.12%；虽然辽宁和黑龙江分别上升0.01%和0.11%，但是幅度太小仍不足以扭转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趋势。
86 Advance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erebral vasospasm after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2)场景裁切。大范围数字城市场景浏览过程中，许多用户往往只关心局部地区或者热点地区，这时直接裁切掉裁切区以外的数据，并直接返回裁切结果给场景，从而进一步提升场景显示的整体性能。
四、结论和政策选择
基于本文对1993年至2017年全国、四大地区和31个省级行政区域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驱动因素的研究，结果显示：
1.从全国角度看，劳动收入份额自1996年开始出现下降，并在“九五”和“十五”期间得以延续。“十二五”期间，受十八大以来对劳动报酬的关注，2012年至2015年劳动收入份额保持上升态势。而2016年再次出现的下降仍值得未来进一步关注。此外，修订后的2004年和2008年的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出显著的下降和上升特征。首先应归因于2004年第一次和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之后统计口径的修订。其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2008年企业所得税合并后提高内资企业工薪扣除标准，也有利于2008年和2009年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
2.从因素分解的角度看，虽然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累计变动主要受生产效率变动的影响，但是其主导驱动因素是分配比例，两者呈现出同步变动趋势；收入比例和结构变动则相对较为平稳，影响较小。
3.从四大地区来看，生产效率均出现下降。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变动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分配比例和收入比例下降的同时，结构比例的小幅上升，最终使得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东部地区则呈现出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主要受益于结构比例的大幅上升，此外其分配比例和收入比例也出现上升。东北地区仅收入比例出现略微上升，其劳动收入份额的大幅下降则主要归因于其结构变化的大幅下降。
4.从31个省来看，收入比例和生产效率贡献较小而且波动较小，影响较小；结构变化因素虽然均值接近0，但是其波动性最大，表明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分配比例因素的影响和地区差异较大，是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重要因素。
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四点建议：
1.统计数据是经济分析的基础，也是收入分配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重要依据，因此首先必须提高数据质量，并使其具有可比性。虽然随着时代发展，统计核算方式的不断完善及其与国际标准趋同存在一定合理性，但是应避免统计口径的修订对重要指标的重大影响。如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之后统计口径的调整，分别导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在2004年和2008年出现暴跌和暴涨。此外，为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和新要求，2009年《国民账户体系2008》(2008SNA)颁布，2017年7月《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正式获批发布。《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将带来劳动者报酬的两方面调整，一则个体经营户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由全部作为劳动者报酬处理，转为将个体经营户的混合收入按一定比例区分为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二则将雇员股票期权纳入劳动者报酬。前者将减少劳动者报酬，由此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而后者则相反，修订后的整体影响仍不明确。即使核算体系和统计口径的修订具有一定必要性，但也需要避免统计口径修订对劳动收入份额带来的不必要波动，从而导致收入分配形势的误判，或是将执行收入分配政策转变为数字游戏。
2.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改革的相关政策。十八大以来对收入分配问题特别重视，2013年2月3日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国发〔2013〕6号)，并随后下发国办函〔2013〕36号对重点工作进行分工，从而确保了“十二五”期间劳动收入份额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因此，为严格执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收入分配制度，特别是在2016年劳动收入份额再次出现下降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3.引导国民收入的分配向劳动者报酬倾斜。如前所述，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驱动因素来看，分配比例是其主导因素，两者保持同步变动趋势。因此，收入分配政策应从分配比例，即劳动者报酬占地区国民收入的比重着手，建立普通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同时通过约谈等方式加强对部分企业高额垄断利润的调控。具体而言，应当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同时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企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引导企业的分配政策向劳动倾斜。同时，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强化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不同家庭收入的自我效能感存在差异性，高收入家庭学生在生活压力等方面相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压力较小，同时高收入家庭学生生活安全感相较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而言较高，进而影响自我效能感。面临就业的志愿和基层服务者相对于非面临就业同学的生活满意度和生活体验感较高，这些面临就业的大学生可以从志愿和基层服务中实现自我价值，找到人生归属感。不同生源地和不同父母受教育程度的自我效能感差一均无统计学意义。
4.基于地区和各省的差异性制定有针对性的收入分配政策和措施。东部地区应以进一步促进生产效率提高和降低企业流转税负担的政策为主，起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引领和表率作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应以调节劳动和资本的要素分配比例作为重点；东北地区应侧重促进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逐步提高该地区劳动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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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凯，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范从来，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吴凯，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雨山西路86号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邮编：211815；E-mail：kaiwu78@126.com. 本文系教育部社科研究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驱动因素研究”(13YJC79015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长江三角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共享发展研究”(16JJD790024)、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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