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理性的复生
——现代性危机克服的可能性路径

黄立河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 ]现代性所孕育的思潮——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对政治哲学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实证主义把政治哲学发展成实证的政治科学，指出政治哲学对任何价值判断无能为力；而历史主义则公然否定政治哲学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而使政治哲学陷入极端历史主义——虚无主义的泥淖中，这些思潮无疑都严重威胁到了政治哲学的生存地位。施特劳斯基于现代性三次浪潮的解析和对历史主义、实证主义的论战的基础上断言“现代性危机本质上就是政治哲学的危机”，指出，要克服现代性危机，解救政治哲学，就必须跳出现代性的视角，回到政治哲学未被异化的时期寻求解药，即施特劳斯的“回归古典政治哲学”。

[关键词 ]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现代性危机

古典与现代政治哲学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古典政治哲学追问最好的政治秩序和最好的、最正当的生活。此问题由苏格拉底提出，他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了人间，使哲学变成政治哲学。施特劳斯认为，由苏格拉底开启的古典政治哲学带有一种内在的政治理性，这种政治理性把哲学作为一种“爱智”的生活方式，因此，克服了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张力，避免了哲学政治化的癫狂性的同时，维护了哲学本身的尊严。

施特劳斯提出，重回古典政治哲学是出于理解政治哲学的原初意义和原初的使命，进而化解政治哲学遭受的各种攻击的处境。理解政治哲学的使命和意义意味着理解政治哲学产生的最原始的动机和原因，而这些目的的实现需要回到古典政治哲学产生的时代，施特劳斯将这个时代定位到苏格拉底那里，因此将他视为政治哲学的创始人。苏格拉底问题的提出也成为哲学反思自身的自然本性和存在目的。

一 、古代哲人的存在方式 ：过沉思的生活

施特劳斯把苏格拉底看作真正的政治哲人，这类哲人的特征并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们把哲学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政治哲人并不直接参与政治活动，而是思考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构想最好的政治秩序。拥有这样的特质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哲学家。在施特劳斯看来，更接近真正哲人的古希腊哲人同时肩负着三重身份：首先，政治哲人追求的是最高的立法知识，是立法者的指导者；其次，政治哲人是城邦中的好公民；最后，政治哲人是献身沉思何为最好的生活的人。

从古代哲人的三重身份可以看出他们的三个特征。第一，作为立法者的指导者，政治哲人不直接对政治施加影响，而是通过自由教育间接的参与政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哲学就是自由教育；第二，作为城邦的好公民，古代哲人以维护政治社会的意见为己任，用中庸的表达方式传播学说，力图避免造成政治与哲学之间的矛盾激化；第三，古代政治哲人致力于沉思生活本身而不是政治生活，他们将沉思看作最幸福的生活。

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哲学追问“何为最好的生活”“何为真善美”等人类最根本的价值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是人类安身立命的根本。如果人类无法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就难以获得幸福。然而，人类从始至终都没能在这些问题上形成统一的答案。以往的哲学都未能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这意味着这个是恒久弥新的，既然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永远无法给出确切信服的答案，意味着哲学沉思是不断怀疑和永恒的探索的过程。这种爱智慧的哲学是不断质疑意见的生活，同时也是对人类认知局限性的永恒认知，哲学在本质上追寻真理，不屈服于意见。这就可以看出，哲学的使命在于追求本质的知识，追问最根本的价值问题，把人从自然洞穴中解救出来，纠正固执的偏见。哲学作为追问人类根本问题的学科，是人类最高的生活方式。对于政治哲学的危机，施特劳斯提出复兴古典政治理性——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维护政治哲学的尊严。在古代哲人眼中，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私人的生活方式，不应推广为全民大众的生活方式，否则将会危害社会稳定和哲人自身安危。青年苏格拉底将哲学的生活方式视为独立于政治生活的生活并企图推广到普通民众当中，但这种做法无疑造成了政治与哲学的关系紧张，危害政治的同时也危害了哲学与哲人本身。

档案文化所反应的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并且档案文化更是对人类原始生活的记录，其能够在一定角度上真实的对人类发展过程进行反映。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载体，档案文化极大地弥补了人类通过大脑对文化文明的储存缺点。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由于国家的动乱、岁月的洗礼以及民族矛盾的日益深化，其严重地对文化的传播造成了影响。因此，档案文化就显现的尤为重要。并且，随着我国在1980年加入了国际档案理事会，我国就已经开始对各国档案文化的发展和交流进行着不懈的努力，通过建立大型的档案展览点以对档案文化进行相应的翻译和出版，大力支持档案文化进行全球性的发展。

二、恢复和理解政治哲学的原初涵义

历史主义被施特劳斯看作是知识自由的最大威胁，它否定任何试图解决公正地客观性，并从信仰源头拒斥政治哲学。在施特劳斯看来，历史主义社会科学家没能解决的现实大都有着明显的专制特质，把道德置于无客观条件和价值的境地。因此，历史主义是民主的极端主义和极权主义，现代民主已经由少数精英专属变成了普通大众的专属。

专业摄影机可以拍摄快动作、慢动作、反动作等镜头，快动作能产生加快加强节奏，渲染紧张情绪的作用；慢动作可以分解强调动作，增加动作的美感和层次感，产生奇特的效果。这些效果同样可以在后期剪辑时，设置“速度/时间流逝”选项中的各参数值来实现。

唐代音乐机构的建立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尽管规模职能各不相同，但依旧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促进了唐代音乐文化的发展。雅乐与俗乐的高度发展，太常寺、教坊和梨园的发展与改革，乐工技艺的精湛，政治、文化、经济的高度发展和民族团结，都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宝藏。并且在安史之乱后，乐工虽大幅剪裁出宫，但他们也起着传播的作用，将宫廷音乐文化带入民间，使其与更多的音乐文化进行碰撞，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质的脱变。

施特劳斯认为只有理解了这种“修正”的含义才能理解当下政治科学的意义。现代政治科学“修正”古典政治哲学可以理解为古典政治哲学对前科学的常识的修正的延续。因此，这种修正的真实内涵的理解只有藉由理解古典政治哲学修正前科学常识才能得以实现。明白了古典政治哲学对前科学常识的修正，意味着领会古代哲学产生的原因和动机，也就等同于理解了政治哲学产生的使命与责任。因此，就必须回到古典政治哲学产生的那一刻，施特劳斯把这一刻定位到了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的那一刻。施特劳斯把苏格拉底看作政治哲学第一人，苏格拉底问题的提出标志着政治哲学的诞生，他认为，只有解决了苏格拉底问题，理解了哲学转变为政治哲学的背景和过程，才能清楚领会政治哲学原初的含义和使命。

三、自由教育：民主制的真正支撑

1）为节省系统所占空间，八路信号划分为不同的工作方式：三路信号分别单独使用一级放大电路，其相互之间互不干扰，另外五路信号则通过模拟开关复选的形式共同使用一级放大电路。

施特劳斯对于教育与哲学的关系的观点和柏拉图如出一辙，都认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哲学本身，不过施特劳斯所谓的教育指的是自由教育。自由教育被视为大众文化的解毒剂，也是文化的教育，旨在塑造道德和追求真理，培养人的文化，将公民教育成有德性和有理性的人，而这类人才是民主制的真正基础。可以看出，施特劳斯眼中的民主明显不同于现代民主，而是古代哲人提倡的民主。如果现代民主在于拉低人性，那古代民主则是提升人性；现代民主旨在把一切人变成大众，而古代民主则是把一切人变成贵族。现代民主制赖以支撑的群众基础是“不具有德性和理性的人”，是那些完全没有任何政治修养的普通大众，因此施特劳斯所谓的古典民主制实际上是精英政治。同时，施特劳斯也指出现代民主是建立在大众文化之上，而不是大众统治，大众文化是一种没有任何智慧和道德，并被极其廉价和平庸的能力者占据的文化。这种大众文化停止了追求智慧和美德，破坏了追求真理和道德的精神。正因为如此，施特劳斯提倡恢复古代的民主制原则，恢复原初的民主制理念，恢复与自由教育并行一致的古典民主制。

施特劳斯认为，现今的政治哲学已经被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取代，这种取代本质上是实证主义政治科学取消了政治哲学涉及的价值领域。但是，实证主义政治科学与人们的日常知识严重不符，无法自圆其说：实证主义主张价值中立原则，拒绝作出任何价值判断，但价值判断却在日常生活中明显存在着。实证主义无法断言“何为好，何为坏”的时候，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能轻易作出价值判断。对于实证主义政治哲学与常识的巨大偏差，许多政治科学家认为这种偏差是一种“修正”，是政治科学对常识的“修正”。而施特劳斯却坚定认为政治科学不是对常识的完善，而是变种。“但科学源于我们关于实事世界的原初知识；科学并非对人之世界领会的完善，而是对这种前科学领会的特殊变样。”^[1](P114)施特劳斯对现代实证主义政治科学修正政治哲学的依据表示怀疑，在他看来，现代政治哲学是对古典政治哲学的“修正”，而古典政治哲学是对生活常识的“修正”。这样看来，现代政治科学的源头在于前科学的政治生活，即现象学所谓的“生活世界”。但是，不同于作为源头的生活世界，现代政治科学已然丧失了判断善恶好坏的能力，成为了无根之基，脱离了生活世界。不仅如此，现代政治科学脱离生活世界还表现在它切断了对政治生活的直接关切的关系，古典政治哲学与前科学政治生活的关系也被现代政治科学所颠覆，转而借助哲学观念和科学观念研究政治生活。现代政治科学研究政治生活所依赖的概念，是自然科学的概念，如“自然状态”“事实与价值”“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些概念都未曾出现在古代政治哲人的政治哲学术语当中。

“民主的真正支撑来自于古代”，施特劳斯想要表达的是“自由教育才是民主的真正支撑”。现代的民主制最初以自然法为支撑，后来换做历史理性为支撑，再到以价值相对主义为支撑，这些错误的举动都败坏了民主制，无法给自由主义合理的支撑。只有像古代哲学一样，通过自由教育将人培养成有美德有理性的人，才有可能支撑真正的民主。施特劳斯之所以提倡自由教育，是因为在他看来自由教育能化解与大众文化随之而来的民主的软化，因此古典的自由教育才是民主的真正支撑。

近代以来的现代政治哲学家已然忘记了哲学是哲人私人的生活方式这一哲学的原初含义，试图借助启蒙使哲学大众化。现代哲人不再满足于把哲学理解为“热爱知识”“爱智慧”的求知精神，而妄想把哲学发展成知识、真理与智慧本身，作为追求智慧、追问本质的生活方式的哲学就这样逐渐失去了自身的权威。到了17世纪后，哲学变成了武器和工具，进而蜕化为意识形态，并且逐步丧失了自身存在的根基，沦落到自身危机的困境中。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并不是作为生活方式的“真”哲学的危机，而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假”的危机；这就是说，现代政治哲学遭受的抨击和批判并不是对爱智慧的哲学的攻击，而是对“自称为知识本身”的哲学的攻击。这样看来，政治哲学的现代性危机不过是政治哲学受到了莫名的委屈罢了，但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的危机恰好也是为政治哲学正名，去伪存真的最佳时期，是重新认识本真的政治哲学的最佳时期。所以，只有恢复原初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承认哲学是对智慧和知识的热爱，才能化解哲学政治化，克服现代性危机。

四、重回古典理性的意义

施特劳斯把质疑现代政治哲学的传统看作智慧的起点，但施特劳斯不是基于现代的立场，而是以古典的视角加以审视和反思。重回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获得了一个独特的基点，在这个基点上观看现代政治哲学的进程，施特劳斯逐渐意识到现代政治哲学已然走上了一条末路，这条末路的重点就是政治哲学自身的危机。

古典政治哲学也并不是万能药，因而古典政治哲学的复兴，实际上是在一定层次上进行的，施特劳斯指出，我们无法通过研究古代哲人的经典从中获得医治现代性的解药，因为“现代政治哲学相对成功己经创造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一个古典作家完全不知道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古典作品所称述并阐释的那些古典原则无法立刻派上用场。只有我们这些活在当世的人才能找到今日问题的解决办法。”^[2](P16)

施特劳斯试图借助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来医治现代性危机和政治哲学的危机，这种现代政治哲学的救赎在本质上是通过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揭示政治哲学的意义来实现的，这样的揭示既恢复了原初意义的政治哲学，也证明了古代哲学的问题是根本问题的理论举动。

五、结语

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以现代性的分析为起点，毅然把矛头指向了从启蒙运动到19世纪末的一系列哲学家，对那些危及政治哲学尊严和地位的思想进行了全面而深刻地批判，以反启蒙的启蒙之名义将现代性危机理解成政治哲学的危机，并主张返回到古典政治哲学寻求克服现代性危机的良药，这个药方归根结底是为了拉开政治和哲学的距离以维护哲学的生存与安全，进而避免政治哲学化和哲学政治化。施特劳斯这一主张和跳出现代性的视角研究现代性赋予了他的思想有别于哲学界主流的迥异特征，也是其魅力所在和独特之处。

[参 考 文 献 ]

[1]贺照田.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2]列奥·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The Revival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ty ——the Possible Path to Overcome Modernity Crisis

HUANG Li-h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4，China)

Abstract ：Positivism and historicism are two ideological trends fostered by modernity，which have launched a fierce attack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On the one hand，positivism develops it into an empirical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ints out that it is powerless for any value judgment. On the other hand，historicism openly denies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causing it to fall into the quagmire of extreme historicism-nihilism.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se two trends of thought have seriously undermined the surviv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 and the debate on historicism and positivism，Strauss asserted that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is essentially the crisi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He pointed out that，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and save political philosophy，we must go beyond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and go back to the period when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not alienated so as to work out an solution，that is，what Strauss called，“returning to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Key words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Strauss；modernity crisis

[中图分类号 ]D0；B50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4-5856.2019.02.008

[收稿日期 ]2018-06-07

[基金项目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项目编号：XYCSW2018005。

[作者简介 ]黄立河(1992-)，男，广西贺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思想研究。

[文章编号 ]1004—5856(2019)02—0039—03

责任编辑：魏乐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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