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思维——--2002年经理世界年会观点荟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思维论文,年会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观点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题一 信息产业篇
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IT产业
发端于上个世纪中叶的新科技革命，对世界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电子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突飞猛进，以信息产业为主体的新兴产业方兴未艾，信息化蔚然成为世界潮流。在此进程中，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周期大大缩短，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加速，经济全球化明显加快，人类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在新世纪初的重要时刻，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得益于国际环境和国家的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多年来，中国的IT产业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有这样一组数字：1980年IT产业总产值为100亿元，1992年迅速达到了1000亿元，再经历8年以后，亦即2000年就突破了1万亿元，2001年底超过了1.3万亿元。目前，中国是彩电、程控交换机、手机、音像、VCD/DVD等产品的全球最大生产国。中国IT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和外贸出口的第一大行业，对国民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进入2002年，我国IT产业仍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到今年4月份已完成销售收入2638亿元，同比增长12.8％，完成工业增加值596亿元，增长10％。电子信息产品出口总额为246亿美元，同比增长27％，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28％。全年IT产业发展预期依然看好。应该指出的是，2002年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年。上述良好势头是在全新的国际环境下取得的，说明面对全球化的竞争，中国1T产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来看，到今年4月底，我国电信网络和互联网的发展呈现高速增长势头。我国固定电话超过了1.9亿用户，美国的用户数也是1.9亿，实际上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居全球第一位。移动电话用户超过了1.7亿，也是世界第一。应该说，我国的电信网络是在信息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我们的信息产业也伴随着这样的发展而发展。在我国，第一代的模拟电话已经全部退网，移动电话已经积极准备向第三代网络转型，正在进行商业应用前期的准备工作。在这方面我们的技术基础和产业基础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最近的一系列测试过程中发现，在新一代的系统中，我国与先进国家在技术水平上的差距已经很小了。
毋庸置疑，从产业方面来看，我国的竞争优势主要在加工制造和配套能力方面，在核心技术方面我们还不占有优势。当前，中国成为世界性的IT产品加工制造基地的特征已经显现出来：首先，沿海发达地区是产业的主要集中地。广东、福建、江苏等八省市销售收入和利润分别占到全行业的85％以上。其次，三资企业对产业拉动作用名列各经济类型之首。三资企业销售收入和上缴税金分别占全行业的56％和45％。全球知名跨国电子企业几乎均在国内建立了合资、合作或独资企业，有的企业甚至成为全球最大的工厂。可以看出，在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上，有利于竞争的趋势非常明显。第三，中国产品配套能力加强，专业化的配件企业专而精，规模也非常大，符合国际标准，有利于整机企业降低集成成本和流通成本，增强竞争力。也就是说，整机制造厂也愿意到中国来开办工厂。第四，产业发展的基础不断加强。支持产品开发、生产技术的研究中心不断涌现，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建立产品研究中心和生产技术研究中心，支持了产业的稳定发展。应该看到，国内企业尤其是沿海的三资企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企业为主，加工方式主要为ODM和OEM，产品多为低端产品，出口的比重很大，但高档次的产品还不是很多。不过，从现在的发展态势来看，已经愈来愈向高端逼近。实际上，中国信息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是由自身的比较优势形成的。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一个国家和地区不可能具备全方位优势，我国IT产业只有找准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有所作为。我们在资金、技术和品牌方面仍居于弱势，尤其在核心技术上还存在很大差距。在品牌优势方面，我们只是说在涌现着自己的品牌，真正在国际上能够具有竞争力的非常强大的品牌还非常少。特别在国际舞台上，我国加入WTO以后，面对信息产业的激烈竞争，就应该站在全球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的竞争要求我们的企业要么第一，或者第二，否则难以生存。我刚刚从莫斯科回来，在莫斯科市场上看到的中国品牌产品非常少。尽管很多产品印着“Made in China”，可是大部分都是贴着国际跨国公司的品牌。我们在品牌上的弱势是明显的。我们的比较优势在于拥有完整的产业基础、相对廉价的熟练工、庞大的本土市场和良好的政策环境等。我们的人才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中国信息产业的技术人员源源不断，相对国际人力资源市场来讲价格还比较低廉。
在逐渐清晰的国际分工中，我国IT产业仍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中下游，这种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对我们来讲，最现实的是要占据加工制造这一环节，在制造中跨越，应当是我国IT产业的必由之路。我们强调，信息产业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不断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在高精尖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但没有很好的产业基础做后盾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因此，我们要务实地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有效的发展战略。着眼21世纪长远发展。我们要因势利导，乘势而上，通过结构调整，形成以大公司为龙头带动中小企业发展、上下游协调配套的产业群体，培育一些有技术实力、有品牌、有核心产品、有国际竞争实力的中国企业。通过合资合作，形成一批面向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IT产品生产加工中心，使中国逐步成为全球性的电子产品加工生产基地和ODM中心。
作为国家行业主管部门，信息产业部将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加强和改善行业管理。从规划布局、产业政策、技术标准、市场准入及监管、推广应用、信息引导和组织实施国家级重点工程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探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产业发展规律的行业管理体制，努力为IT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要把推动竞争作为一种调控手段，作为一种调控工具，也就是要逐步打破垄断。
第二，在更深更广领域中推进IT产业的对外开放。疏通招商引资渠道，有针对性地吸引更多外资在国内投资办厂，争取为国际大公司做OEM、ODM，以积累资金，提高管理水平。努力扩大出口和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办厂，全方位拓展国际市场。坚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使跨国公司感到在中国发展信息产业没有障碍，也要使我们的企业感到走向国际没有障碍。信息产业部应该在这方面做大量的工作。
第三，调整企业结构，做大做强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积极创造条件，鼓励企业通过联合、兼并收购、海内外上市等方式，进一步“做大、做精、做强”。要重点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利用信息化手段改造生产管理流程，整合资源，提高管理效率，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信息产业部要经常发布一些指导性信息，通过经济手段推动企业整合，要看苗浇水、扶强扶优，选择竞争力强的企业进一步给予支持，培育其国际竞争力。
第四，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自主创新是提高我国IT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通过引进核心技术，积极消化、吸收和创新，不断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增强为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提供装备和产品的能力，构筑国家信息和经济安全的基础平台。同时，要大力培养具有一流水平的人才队伍。信息产业部正在积极地采取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培育我国信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在重视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与投入的同时，大力推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研制和开发，积极推动、参与和引导国际标准的制定，大力支持我国企业参与国际标准组织的工作。
沪宁杭地区、珠江三角洲、福（州）厦（门）地区和京津地区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也是我国IT产业的重要基地。今天国内专家学者和业界同仁在上海举办主题为“全球化的商业和21世纪的华东”的年会，探讨新形势下企业和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非常有意义。我相信，年会的交流研讨将会为政府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从而促进中国信息产业实现新的更大的发展。
由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主办的《IT经理世界》杂志，以及一年一度的经理世界年会，已经成为业界和企业经营管理者深入探讨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管理问题的一个有影响的窗口和舞台。这样一个高水平的专业年会，选择在上海召开，无疑对上海IT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对推动上海的信息化建设，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今年年会的主题是“全球化的商业与21世纪的华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在我国加入WTO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企业竞争不断加剧的新格局下，我们确实有必要寻求新世纪的华东地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表现最活跃的区域之一--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是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任何只靠单一产业领域的作用，不仅不利于这个领域的自身发展，而且还会影响这一产业领域对其他产业领域的支持和渗透，从而窒息整个经济发展生机。因此，就传统产业与新技术产业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既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速形成产业结构的优势，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内在活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驱使下，我们的企业将在更加激烈的国内外竞争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企业是否具备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通过运用信息技术大力开展电子商务，以实现全球范围的生产、采购、销售和服务，是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扩大商机的必然选择。无论是传统企业还是新技术企业，要加强经营管理和扩大市场份额都必须采用新的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来加快融入全球的经济竞争，从而不断获得企业所希望获得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加快资源配置和寻找比较优势。
因此，我们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者一个企业，要想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获得更加有利的地位，持续不断地提高信息化水平必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尽管对信息化建设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地超越发展水平过度投资，恰恰相反，在信息技术投资中更需要追求每一分钱所带来的利益。
上海正在加快现代化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建设工作。近年来，我们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持续不断地推进城市信息化，为进一步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提供了动力和支撑。我们从实践中体会到，信息化对一个城市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无论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是城市的建设和管理，无论是以社会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环境改善，还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以及各行各业都离不开信息化的推动。
前期上海刚刚成功地举办了第三届亚太地区城市信息化论坛。发展电子商务、推进城市信息化建设、加快缩小数字鸿沟是来自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共同愿望。因此，上海的信息化建设，将在近年来的工作基础上，继续广泛地吸收国内外先进城市的经验，充分依托国内外IT企业的支持，从上海的实际情况出发，把上海的城市信息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借此机会，我也希望参加年会的各位嘉宾能够继续关注和支持上海的信息化建设，让我们共同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做出应有贡献！
主题二 时事背景篇
全球化时代的法律环境
江平
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法律环境必然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WTO规则的本质就是一种法律制度，接轨不仅是个别规则的改变，也不仅是某项法律制度的改变，而是涉及到一系列法律机制、观念的改变。法律制度的改变某种意义上不像经济制度的变化那么容易，因为法律本身还有立法机关通过、国家主权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存在。
加入WTO就意味着融入竞争的市场经济，我们应该知道竞争经济的法律机制或观念是什么样的。我想从4个方面来探讨：第一，竞争必须是平等竞争；第二，竞争必须是自由竞争；第三，竞争要有良好的秩序、公平竞争的环境；最后一点，竞争必须是信用的经济。
平等的机制是基础，自由的机制是动力，公平的机制是环境，信用的机制是良好的道德表现。而我国的法律制度在这几方面都还有缺陷。
首先看平等机制。平等即主体地位平等。平等机制要求竞争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包括：对外的国民待遇原则；对内的所有权平等原则；仍存在内外有别时，“涉外”因素的确认。国际投资者和交易者在不同领域分别可能得到超国民待遇、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对于国外投资者和交易者，给予政策优惠是正常的，但在法律上，要给予他们同样适用的原则。
我们现在的法律是不是都适用于外国投资者呢？这个问题在法学界和政府部门的认识都不一致。市场经济的法律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关权利的法律，如知识产权、商标权、专利权等，对于中国公民和法人以及外国公民和法人来说，是完全同样适用的；第二类是有关交易的法律，如保险法、票据法、海商法、合同法等，这方面我们也逐渐并轨了，同样适用于外国公民和法人；第三类是企业和主体的法律，这里面就存在问题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设立企业，是否可以按照我国的公司法来设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现在政府执法部门就认为还不行，外国公民和法人投资只适用三资企业的相关法律规定。这一点我始终有不同看法：加入WTO以后，除了在保险、证券公司、投资基金等领域有特殊限制外，为什么还要在企业法里有主体资格的限制呢？这就是所有权的歧视，而不是国民歧视了。所有权歧视不仅存在于中外之间，还包括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以及个人、私营等民间所有等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实际上仍然有一些外资可以进入的领域不让民营进入。这怎么能够真正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机制呢？
再来看自由机制。这也可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立法权方面，立法应赋予市场主体更大的自由权、自主权（除强制性规范外应有更多的任意性规范）。自由经济包含所有权自由（财产自由）、企业自由（订立合同的自由）及营业自由。我们的合同法对合同自由的规定接近国际水平，但在所有权自由与营业自由方面仍有很大距离。以营业自由为例，我国设立企业要有很多批准手续，而境外除在特别领域做某些限制外，已经是自由设立。市场经济要允许有大量的任意性规范存在，即在约定的合同、章程跟法律规定不一样时，约定优先于法定。这时候，公权力和市场主体的私权利会发生碰撞，我们的政府机构就需要改变权力行使的方式。二是行政权方面，应减少行政干预，区别公法领域中行政权力与私法领域中权利行使的不同。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时要有私权利保障机制。三是司法权方面，行政权退出时法院应是最后的解决机构。司法审查制度如何确立？司法权究竟应对市场经济介入到什么程度？这是对我们的司法审查的大挑战。
第三来看公平机制；包括市场秩序的公平、完善竞争法以及利用竞争法保护我国市场；很多国家有竞争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反倾销法等等。我们国家还没有竞争法，而且在反垄断法怎么制定、包含什么内容方面还有一些争议。现在的法律在这方面还处于相当简单和不完善的状况。而在全球化的竞争环境里，已不能再靠高关税、地方保护等手段保护自己，只能通过竞争法来保护自己了。现在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国外对我们的反倾销调查和处罚，而我们也迫切需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不仅是法律问题，在机构方面我们也不完善。美国有公平交易委员会，日本也有类似机构，很多国家都有一个高度统一的反倾销执法机构。而我国在市场秩序方面的最大的问题是执法主体的多元和混乱。
最后来看信用机制。信用机制主要是保障市场最低风险率。我们国家应该建立三种信用：一是资本信用，即在公司制度中确立资本信用的机制；二是商业信用，主要是合同履约、担保；三是资质的信用，即必要的资质、资格认证。更重要的是，要把信用变成信息，如果能有获取信用档案和信息资料的信息评估机制和机构，信用方面的改善就容易得多。另外，信息要公开，有透明度，这不仅包括商业信息，还包括政府文件、法院判决等，国家机密与商业秘密除外。
（作者系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会长，著名法学家）
经济全球化中的新思维
海闻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中的新思维？所谓“新”，指的是对一些传统观念的转变，或者说对一些流行观念的思考。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及其对传统观念的挑战，经济全球化中企业的战略选择，是我讨论的重点。
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首先，需要强调经济全球化的含义。经济全球化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消费的全球化、生产的全球化和经济体制的趋同。前两者已为大家所熟悉，但经济体制的趋同则很少谈及，下面我来重点阐述。
什么叫体制趋同？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政府的干预逐渐向市场调节过渡；国家从保护走向开放，或者说从封闭走向开放；国有逐步走向私有。这既是竞争的需要，也是竞争的结果。在全球开放竞争的背景下，体制的选择不是国家或者企业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是市场优胜汰劣、追逐同一竞争规则的结果。
迎接全球化浪潮，我们还需要做一些观念上的调整。第一，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这个观念是否已经过时？欧盟15国已经联合成为一个大团体，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正在逐步推进。当别的国家都在寻求合作机会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和别人合作，那么只能选择落后。国际贸易本身就是鼓励一个国家、地区、企业充分利用世界上最廉价的资源。而对企业来说，选择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还是选择联合协作，不仅仅是利润少一点、效率低一点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生死存亡。
有一本书在美国非常流行，它的名字叫《抉择》，就是针对美国的情况，讲为什么要开放。其中有一章非常有意思，叫做“自给自足是走向贫困之路”，咱们的企业家可以看看。
第二，民族工业的概念。当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民族工业的概念更易被放大。民族工业的界限本来就很模糊，有人说根据资本来定义，可是在目前的产权结构下，许多企业的资本并不完全属于一个国家，譬如说上海通用，它到底属于哪个国家？很多上市公司的最终拥有者更难界定。还有一种观点赞成以品牌为标准，比方说麦当劳，它就不是中国的民族工业，因为品牌不是中国的。但实际上，品牌跟技术或者生产线很相似，我们可以从国外买技术，买生产线，同样可以买品牌。我们加盟麦当劳、肯德基的连锁店，不就是在利用它们的品牌吗？
所谓的民族工业是属于过分强调的，它不利于全球资源包括资本、技术、品牌等的利用。甚至成为一些利益集团用来保护自己、政治家保护利益集团的手段。正确的提法，我们现在可能更加注重国内企业、国内产业，而不管它的所有权。在经济学中，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指标，都已经从根据产权界定的CNP（国民生产总值）转向地域标准的CDP（国内生产总值）一样，我们也应从民族工业的狭隘概念，转变为国内工业的概念。
第三，衡量社会经济水平的，应该从生产指标转向人民的生活水平、消费指标。以人民生活水平、物价水平、人均收入、就业等作为发展的重要指标。
第四、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第三条道路”，意即我们要建立一个既不是计划经济，又不是纯粹西方市场资本主义的独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种理解是它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步骤和阶段，是过渡性的。我个人比较赞成第二种提法。“第三条道路”的提法是危险的，由国家控制、国有企业主导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存在的。
企业的战略选择
今天演讲的第二个要点是，经济全球化中的企业战略选择问题。
企业战略选择需要一个基本的体制要求。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在竞争领域里，企业应该是非国有，或者非国有控股；而且没有任何政府补贴，或者其他方面的直接干预。世贸组织里边没有国有企业的地位，它的一系列反不公平竞争限制了国有企业的发展。
在企业战略选择上，需要强调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问题。什么叫比较优势？就是我们比别人更有长处的地方，而不是说绝对比人家好的地方。我们经常提到资源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但我觉得还需要强调动态的比较优势。
毫无疑问，中国现在并不具备高科技产品的动态比较优势，我们应该怎么选择？虽然现在我们有一些行业很赚钱，但大多都是在某种特定保护下所产生的利润。一旦打开门，再来考虑这个行业，就很难讲了。从整体来讲，我们还是要开发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但不要仅仅局限在这个地方。有一种经济学理论叫产品周期理论，意思是很多产品最初是科技密集型的；但到了技术成型以后，就变成了资本密集型；再等到一定程度以后，又变成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在像彩电、汽车生产都已经变成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给我们的启发是：不要急于进入那些条件还不成熟的产业；同时，要及时把握那些即将到来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比如中国现在的家电产业、经济型轿车产业。
同时企业还需要提升自身的经济规模。因为现在竞争的都是制造业，而制造业里边规模经济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门槛。当然，这个规模不一定是说企业厂房有多少，而是产品所占的市场份额和销售量到底有多大。所以，有几个问题我们不能不思考：
第一，组织国有企业集团的有效性问题。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有关部门希望通过行政手段组织大集团--虽然看起来很大，但实际上，产权问题并没有解决，内部机制也没有很好地解决。企业的联合是对的，但不能以政府的行为组织大集团，不如任由企业在竞争中自觉选择联合。所以，进行战略选择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考虑现在是否有效，还要关注今后能不能继续有效。
第二，产业升级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高科技能不能形成产业，不仅要看技术力量，还要考察市场是否已经形成等多种因素，否则早产的结果只能是过早夭折。
第三，进军世界500强，这是当前最时髦的大企业的目标，包括海尔也不例外。但作为企业，究竟是以利润还是以500强作为目标？需要认真地考虑。尤其是为了扩大规模，进行跨行业经营的行为值得商榷。企业全力以赴做好一个行业已经很不容易，更何况是跨行业。韩国大宇集团破产，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手脚太长，跨行业太多。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国际政治新动向及新趋势
王逸舟
我讲的问题主要是：第一，当前国际格局的一些新动向、新特点；第二，全球政治发展的新趋势。
国际安全三热点
总体上看，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但是仍有局部的冲突，比如索马里、波黑、中东或者阿富汗。10年以前基本上是两极格局，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好比两根粗大的绳索，把我们的地球牢牢地捆扎住了。但是当苏联解体以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开始膨胀，国际安全出现了三个热点群。
第一个是前苏联、东欧解体以后，产生了一个在过去10年乃至未来10年都会释放热量的破碎地带，会形成一种冲击波。其直接后果是边界和民族矛盾发生急剧的变化。查一查今天的世界地图就会发现，跟10年以前比较，欧洲地图边界的长度增加了40％以上，主要的原因是国家数目的增加。那个地区对企业界来说是一个高风险区域，而且很难说它的回报是否和这个风险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个区域是伊斯兰原教主主义的弧形地带，也称穆斯林的新月地带。从北非的阿尔及利亚、苏丹、利比亚到中东、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土耳其，一直到中亚的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这个地带基本上是穆斯林居住区，宗教的色彩非常浓厚，存在相当多的外部和内部的对抗。这个区域基本上处在一个转型尚未开始的区域。外表上它有很多资源，但实际上社会建构的过程才刚刚发生，远没有完成。所以国际上有一种舆论认为，它是一个文明冲突主要聚焦的区域。这同样是一个高风险的区域。但是它恰恰盛产石油和天然气，又是一个海上运输大通道，是一个战略要冲。对越来越国际化的中国来说，不仅资源越来越需要外部供给，而且相当多的产品是要通过这个国际市场来销售，这个区域与中国息息相关。
第三个热点是南亚次大陆。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家。资源相对稀缺，土地幅员不很辽阔；另一方面，这个区域又是一个高度紧张，充满着宗教、民族、国家间的主权边界争端。
抵消冲突三板块
这三大国际冲突源分布于三大经济板块的缝隙地带。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角度来看，还存在着抵消三大冲突源的三大经济板块，分别是西欧、北美和东亚，这三大板块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75％以上。
西欧板块正在走向经济一体化的区域模式，揭示出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从一个主权国家，一个高度自我中心的边界国家，向更高层次的，保留国家自主性、同时在更大意义上展开区域合作的方向进展。这对于亚洲很有启示。
北美板块也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一个经济区。美国推行蝴蝶模式的全球方略。日本则是雁形模式，在亚洲地区它作为领头雁，随后是四小龙，再往后可能有中国等国家。中国过去是扇形模式，改革开放以前扇形主要对向北方，改革开放以后扇形的轴转向了东亚、东南亚，特别是大洋彼岸的美国，这使得我们的投资、技术等来源于此。蝴蝶模式的中枢神经是在北美，特别是美国。头部其他的部分是北美自由贸易区，这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崭新模式，全美洲形成一种自由贸易区，现在有30多个国家打算或者已经承诺参与这个经济贸易区。蝴蝶的左翼在太平洋区，通过日美韩贸易条约，同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建立了很紧密的联系，它始终称自己是亚洲太平洋区域的重要国家。同时它仍然是北大西洋公约区域政治和经济合作的主宰者。所以，跟美国的关系是中国所有双边、多边外交中的重中之重。
东亚板块是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萌芽的，从1993年在西雅图召开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议开始。非关税的贸易壁垒逐渐减少，投资和贸易逐渐自由化，对中国和亚洲地区各国家的合作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但是，东亚板块还是比较落后，地区间的经济差距较大，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差别更大、更多样、更丰富，所以整合的过程存在着很多困难。
未来发展三趋势
未来的国际政治将会出现三个重要的趋势。第一个趋势，国际制度越来越密切地缠绕、构造着我们的生活。换句话说，中国的发展已经和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国际规则这个日新月异的网联系在一起了。
第二个趋势就是NGO（非政府组织）的成长，它逐渐地在改变议事日程。在座的可能很多是私营企业、民营企业的领导人，10年前这是很难想象的。而我可以肯定地说，再过10年，这绝对是主导的。现在很多国际政府间会议，都有数量更多、声音更响的一大批NGO在发挥作用，比如说有反全球化运动的领导者、生态保护主义者、儿童妇女权利伸张者等等。现在联合国有一种改革计划，要越来越多吸收NGO的参加，可能形成一种多层次的联合机构。比如，在安理会讨论维和行动的时候，实际上不光是有关国家出兵，大量的NGO在行动，他们派出了医疗救护机构、儿童妇女保护组织、人权观察组织等。
第三个趋势，全球政治正从低级政治（如生态政治、女权政治、非官方外交和新社会运动等）向高级政治（如主权与安全、战争与和平、外交与结盟、首脑人物的密室外交等）混合性地转变。由于NGO的兴起，国际制度网的形成，高级或者低级的传统政治概念在模糊化。由于各种政府以及非政府政治组织的共生，有可能会促成人类一些共同的意识生成。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主题三 公司企业篇
跨国公司在华购并
江小涓
我一直坚持认为，加入世贸组织给我国带来的最大影响将会出现在投资问题上，而不会出现在贸易领域。这是因为，过去5年进口的平均数来看，我国2/3的进口产品从来不受关税约束，也基本上不受非关税措施的调节。真正受入世关税措施承诺影响的产品只占我国进口产品的1/3。因此，这两年大家对经济全球化也形成了一个普遍共识--现在的全球化主要靠投资带动，而不是靠贸易带动。
调整投资行为
过去一两年中，在中国入世前景非常明确的情况下，外商已经加大了在中国的投资力度。200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由2000年的407亿美元增加到468亿美元，今年肯定会超过510亿美元。在加快对华投资的同时，跨国公司还对其投资行为进行了如下重要调整：
在华配套率迅速增加 原来很多人对外资企业的批评集中在：外资把中国作为一个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基地，而后再在中国当地销售产品，把我国实际上作为出口市场；在中国设厂只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但在过去几年里，外资企业迅速增加了在华生产的配套率。例如日本企业，从1991年到2000年在中国的配套率从20％上升到了47％；而仅2000年到2001年，其配套率就增加了10％。
加快转移新产品和新技术 这个变化意义更重大。1997年，我们曾对110多家外资企业做过调研，将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使用不到3年的技术，或者生产不到3年的产品定义为新技术、新产品。1997年，在华外资企业拥有母公司新技术的比例不到13％；同期，有1/3的外商投资企业继续在中国使用母公司已淘汰的技术和产品。但在2001年9月，我们又基于原来的企业做了一次调研，已有41％的外资企业在中国使用最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最先进的产品，继续使用已淘汰技术和产品的不足14％。按当年投产项目和产品计算来估计，今年外资企业在中国使用最先进技术和生产先进产品的比例在80％以上。
大量在中国进行研发1997年，只有24家外资企业有中国研发中心。这些研发中心往往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形象工程”，无非想告诉公众与我国政府--我在中国有研发行为。2001年，调研显示，外资企业在国内设有研发中心124家。研发中心中面向全球业务、承担前沿性研发项目的超过30家。
大量投资高新技术产业 到2000年底，中国高新技术业产值中，外资占到了64％的比重；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82％由外资企业提供；2/3的发明、专利是外国居民及其母公司注册的；近80％的利润是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可以说，我国的高技术产业是不折不扣的外资主导型产业。越是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外商投资的地位越重要。
外资企业在过去一两年中的重要变化，还改变了以往人们对它们的另一个指责--由于享有优惠政策，它们在税收上对中国的贡献率很低。2001年，外资企业对增值税的贡献第一次超过了它们对增加值的贡献。
除了制造业，外资在金融服务、传媒服务、旅游服务、铁路运输服务、电信服务、汽车金融服务、分销服务、证券服务、公用服务和A股市场等10大服务行业中的进入速度也很快。
购并形式与目的
过去几年，全球并购投资迅速增长，并购投资是跨国投资主要的形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外资购并是大型企业重组最主要的途径。1997～2001年，发展中国家2/3的大型企业重组依靠外资进行。发展中国家对外资依靠比较重的原因在于：国内投资者本身不足；其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也不足；对发展中国家规模巨大的企业来说，有时即使有资金也缺乏相关技术和管理能力。
购并形式 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购并采取的主要方式有3种：
第一，直接并购上市公司。最早采用这种购并形式的是北京旅行公司。有家日本企业通过对国有非流通股的协议转让，形成了对北旅的控制性股权。但这种方式1995年底被政府叫停。去年11月底，外经贸部公布了两项政策，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A股市场融资上市。这实际上对外资企业在A股市场的购并运作在原则上开了绿灯，消除了重要的政策障碍。但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转让仍要经过国家财政部批准。在这个层面上，目前还没有可依据的政策，操作难度很大。因此，跨国公司在华购并更多采用的是另两种方式。
第二，购并上市公司的母公司。到目前为止，采用这种方式购并成功最大的一个案例就是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公司。阿尔卡特通过控股贝尔的母公司，间接成为上海贝尔的第二大股东。
第三，并购上市公司的子公司。这方面的案例也比较多，但影响不是特别广泛。
购并目的 据我们的调研，外资在中国并购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加速在中国市场上的扩张。目前，中国绝大部分行业的竞争已经很激烈。所以，在中国市场目前还没有形成特别大规模的大型跨国公司，比较倾向于通过收购兼并，在中国市场迅速占有一定份额，加速市场扩张。
第二，改变治理结构。我国有些上市公司有外方股权，但是外方股权比例很小，因此，外方希望通过资本运作加大自己的股权比例。外资称此为维护各方利益。实际上是他们感到话语权太小，担心企业决策时会危及己方利益。
第三，获取资本市场运作收益。这一条最令我国政府担心。如果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以资本运作为目的，很可能会引起股市剧烈动荡，或者影响中国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定。
对国企改革利好
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多元化是其改革的重要出路之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虽然没有很多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但有两个现实困难：一个是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有限。现在很多企业没有多少有效资产，如果关掉它们，政府就要承接员工安置和债务两个“重担”，压力实在很大；另一个困难就是在国内找不到合格的战略投资者。对有几亿元、上百亿元资产的国有企业，只要观念开放，政策开放，通过外资购并的投资方式，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进展。
我国政府关于外资购并国有企业的政策规定，经历了3个阶段。去年9月，国家经贸委外经司的一位副司长在厦门投资会议上讲，我国鼓励外商收购兼并中小型国有企业。这是我国政府就此问题的第一个表态。今年2月，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石广生部长在国外表明，我国鼓励外资购并中国国有企业，把“中小”两字去掉了。今年3月底，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家经贸委副主任蒋黔贵指出，我国引导、鼓励跨国公司收购兼并大型国有企业，包括国家直接管辖的520个大型企业。只要操作正当，我国欢迎大型跨国公司参与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因此，从政策层面上讲，政府对跨国公司参与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不再留有障碍。现存的只是一些操作层面的具体政策问题，主要有：并购投资的具体政策规定未出台；中方决策主体不明确；资产价格难以确定；涉及债务处理与员工处理方面的相关政策不配套；监管法律和政策不完善；等等。
目前，发生在我国的跨国并购以及潜在的并购中，很多是针对我国企业的排头兵。因此，我们势必要面对民族工业、经济稳定、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实际上，有关这些问题的态度，对企业购并的推动有很重要的作用。
跨国公司经过过去10年的巨额海外投资，已经变成了一个个全球商业利益导向的公司，而不再以母国商业利益为导向。目前，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比例已达到54％，海外市场比例也已到了61％。这种公司从商业的利益导向上看，与母国的联系变得比较弱。只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并给跨国公司提供长期发展的稳定的商业环境，它不会为了一点点意识形态背景的冲突，而放弃巨大的海外商业利益。
对于跨国公司，国内还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它在中国收益多了，把获利都拿走了，出现利益外流。假设这个观点是对的，我国现在的对策之一就是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如果国外公司愿意把在中国的业务从中国市场融资，就业、技术、税收全部都在东道国。如果在中国市场融资，赚的钱最后通过资本市场再分给中国的投资者，于是，投资收益也实现了当地化。这是取得利益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另外，并购投资是双向的。现在全球的资产价格都很低，对我国企业而言，同样也是很好的购并时机。
尽管跨国企业在华的购并对国家的利益没有很大的影响，但对具体企业来说，利益情况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优势可能发生突变；企业内部利益各方会发生很剧烈的冲突；对地方政府监管也带来新的挑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在脆弱商业环境中取胜
李纲
今年年初，埃森哲公司为世界经济论坛做了一份专项调查报告，研究的主题就是在脆弱商业环境中的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和需要思考的解决之道。
如今，商业环境方面最显著的一种趋势是全球化。1986年全球制造业18％的产量用于国际贸易，而2000年上升到26％。全球化的发生有4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1970年的能源危机，使制造基地逐渐地转向能源所在地；第二，发达国家中一些企业，寻找富余生产力的出路。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希望通过这种转移搭上工业化末班车，所以有了亚洲四小龙，中国能源的丰富和劳动力的便宜，在整个这个大转移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三，国际政治环境比较稳定，是全球化制度上的保证；第四，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很多企业有可能通过信息技术，把业务延伸到世界上很多的国家。
商业界人士必须要关注这种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并选择情景规划的方法，通过考虑很多相关的但又是非线性的关系，达成在新环境中企业生存发展的战略策略。有两个角度值得我们思考：第一，经济的意识形态和企业战略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国家的政府对经济实行控制，而现在，企业在制定战略时，都会以全球市场作为起点；第二，加入WTO以后，跨国机构的功能逐渐加强，企业和国家之间会投入更多的信息技术力量，来建立一个跨国家的或者全球性的信息平台。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以后10年会出现的4种情景：同舟共济，适者生存，多事之秋，独善其身。前3种实际上是全球化的不同表现形式，独善其身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这只是我们对未来的一种猜测和分析，希望企业能够清楚以后将会碰到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企业战略和组织来应付。
同舟共济 因为整个环境是相互依存的，政治又相对稳定，大型企业都着重于在全球范围内的供应链运作。在过去20年中，汽车行业的通用汽车、大众汽车，通信行业的摩托罗拉、诺基亚等，这些公司进入了中国以后，带动了一大批中国企业，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一大批新的消费者。
适者生存 这种发展形态表现为市场极度自由化，政府管制放松，竞争异常激烈。这就要求企业必须保持它的竞争力和活力。中国在汽车、家电、钢铁、水泥、啤酒、制药这些行业，分散程度非常高，比如，中国有200多家汽车整车厂，有400多家啤酒厂，有1600多家化学制药厂。如果大规模的跨国购并发生，这些行业的中国企业将面临重大考验。另外，自由贸易让资本的流动加快，同时也会增加金融市场的风险，比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最近发生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对资本大量流入流出造成极大风险，中国的企业对此应该有对策。
多事之秋 经济一体化趋势还存在，但是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有效对话、合作将会放缓，甚至终止。例如，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是一个自由贸易区，但“9.11”事件后，本来火车从墨西哥进美国通关是1个小时，而现在的平均通关时间大概7到8个小时。虽然全球供应链依然存在，但它的成本会增加很多。
独善其身 实际上是全球化的倒退，各国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内部的事务，地区性的事务还有可能进行合作，国与国之间协调解决全球性事务就很少发生。那么，保护主义会成为一种比较强的势力。
以上这4种情景只是提供了对未来的一种看法，不是对未来的预测。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呢？我想应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制定新战略的方法；第二，建立灵活的组织；第三，更加强调领导的作用和才能，亦即战略。很多的企业都做过战略，但大多数都是一个静态的战略。我们强调动态的战略，比如，一家欧洲的跨国制药企业，采取了10-3-1战略方法，先制定10年的发展远景，再制定3年的战略突破具体领域，要做那些突破，同时又制定了1年的策略评估。而且有一个好的机制，保证这套战略完整地、系统地调整。
公司人员的正常流动会更加频繁。中国的企业应该更加重视知识管理，把分散的知识和核心技能沉淀在公司里。另外，还需注重培育企业的创新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够应付市场的激变和发展。面对全球化竞争，商业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可能会更多。企业的领导者，特别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敢于自主决策的领导者，会越来越得到崇敬。
（作者系埃森哲咨询公司中国区总裁）
金融一体化与个人支付
彭建寅
在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支付服务的主体是否还会存在？前几年很多人都曾怀疑，在未来技术进步以后，特别是支付技术进步以后，银行业是否还存在。现在这种怀疑已经销声匿迹了。
首先，我们来分析银行这个概念。在我们所有的教科书中，对银行的一般定义大概有两类：一是笼统地定义为经营货币的企业；另外一个是存贷款机构。
如果说银行是经营货币的企业，我认为这个定义只适合中央银行，因为在中国只有中央银行才能发行货币，但是中央银行又不是企业。我个人理解，传统上关于“银行是经营货币的企业”的概念，和我们现在的银行的服务是不太一致的。
如果说银行是存贷款机构，我可以从反面论证它的不存在。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传统定义中的、作为存款机构的商业银行的功能会逐渐萎缩，这是很明显的。而且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这种功能会进一步萎缩。
在分析了这两个概念以后，我想谈谈我个人对银行的定义。银行应该是未来支付服务的清道夫，是最后的清算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化资源配置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全球的货物贸易。在这个货物贸易的背后，就是全球的货币支付和货币交易。
我想阐明的第一个观点就是，未来银行的本质是支付服务。在全球一体化情况下，随着货物贸易的增加，银行的支付功能会越来越强大。
第二，在全球资源配置情况下，个人支付服务的发展更重要。在配置资源全球化背景下，货币支付既包括公司支付也包括个人支付。事实上，个人支付不论在频度上，在要求上，还是在客户数量上，都是远远超过公司支付的。所以未来的个人支付服务，可能比公司支付服务更重要，原因在于，在全球贸易中除了货物贸易，还有非货物贸易，例如旅游，这种支付仅仅是针对个人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个人支付服务可能比公司支付服务更能反映和代表银行支付服务水平。
第三，未来一定时期内，我们可以预见的个人支付服务的发展可能有5大变化：一是资金交易的内部化，未来可能会出现能够利用其支付体系覆盖全球相当比例的货物贸易和非货物贸易的支付机构，它的资金可以实现不外流；二是个人支付服务的交易途径外部化，未来可能会出现一种授权支付，例如通过授权命令，通过合约完全可以委托支付机构办理所有的正常支付服务，而不需要逐项委托；三是支付载体数字化，这是和第二个变化相关联的，如果所有支付都变成委托支付，就完全不需要有形载体；四是支付服务共享化，一旦大型的支付机构覆盖全球资源达到一定比例而取得垄断地位，它们必然会走向联合；五是支付服务主体多元化。
第四，在中国市场，信用卡可能是未来一个时期个人支付服务的重要工具。信用卡应该有两个功能。首先是承担支付服务的一种工具，为持卡人提供结算功能，其次是一个产品，能够为大家提供透支便利。在未来，信用卡可能会成为所有社会多种行业或是多种部门之间的一种综合平台。从支付角度来看，信用卡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它可以和很多行业实行资本共享。例如银行业和证券业，如果利用信用卡这种支付技术的话，双方可以共享客户资源，也可以共享增值服务。双方还可以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例如，在双方技术平台实行连接以后支付会更加有效率，从而可能对双方巩固客户、增加市场份额都有好处。
在全球资源配置一体化情况下，银行将回归它的本质，承担支付服务功能。在支付服务过程中，随着资金交易内部化，交易途径的外部化，以及交易载体的数字化，个人支付服务将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在中国市场上，由于信用卡的平台作用和连接多行业、多部门的客户的特性，它的发展前景和作用可能更大一些。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中心副总经理）
跨国公司的中国实践
周伟焜
中国加入WTO之后的这段时间里，大家对跨国公司存在一些看法，有人希望更多的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有人则认为跨国公司非常可怕，会到中国来争夺工作机会、市场和利润。我想以IBM为例，谈一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希望大家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跨国公司。
其实，IBM很早就进入了中国：1934年协和医院安装了第一套IBM系统；1936年在上海设立了IBM在远东地区的第一家办事处，后来因为很多原因，IBM离开了中国。所以，一般认为IBM在中国的真正历史也就是20多年（从1979年开始），分3个阶段：第一是战略尝试阶段；第二是战略投资阶段；第三即现阶段，是全面融入阶段。大部分的跨国公司走的都是类似的道路。
我们在战略尝试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办事机构、了解市场、了解如何在中国开展业务，并评估后续投资的风险和回报。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成立代表处，进行小规模运作，投入的资产很有限。当年IBM的办事处设在北京饭店，全部8名员工都来自海外，都是懂中文的外国人。
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中国的大部分业务都是通过境外代理商和业务伙伴进行的。我从1994年开始负责IBM全亚太区PC业务，当时在中国的业务都由3家香港代理负责。这是战略尝试阶段。有些公司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有些则继续前进。
然后，IBM进入了战略投资阶段。这个阶段的目标是进一步扩大公司规模，力求先机--力争获得先发优势，全面培养本地管理能力。我们开始在不同地区建立多个项目，进一步加强在中国的销售并增加资产，全面扩大业务范围，公司总部也开始密切关注在华业务的进展。这段时期也是IBM在中国增长最快、合资额最大、项目最多的时期。IBM总部派了很多优秀人才到中国来，还建立了IBM中国有限公司和IBM中国研究中心，很多产品也开始在中国生产。IBM在这个阶段开始加强与中国政府和大学的合作。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现在，进入第三阶段。我们希望IBM中国公司成为全球IBM公司中的重要成员，也希望当人们看到IBM这个标识，能想到这是一家很优秀的本地公司。在融入阶段有两个目标，一是继续保持在市场上的领先地位，一是我们要做本地公司。IBM继续加强和大学的合作，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大学的研究进展情况，还能把很多研究项目落在实处。我们和大家的合作是双赢。我们希望最后建立一个亚太区最大的IBM信息公司。现在，IBM中国公司和其他IBM分公司一样，都有开发、研究、制造部门，可以在全球同步推出新产品。
IBM在中国的做事模式和在其他地区完全不同。我们在德国和日本差不多用了25年时间，先做销售，然后是制造，然后是开发，最后才建立研究中心。而在中国，只用5年时间就把销售、制造、开发、研究这几件事都做到了。这样做当然风险比较大，需要更多的管理，但经过努力尝试，我们获得了成功。
在中国，关系很重要。可以说，我们的成功取决于“八大关系”：首先是政府，然后是客户、业务伙伴、员工、媒体、大学和学生、社区以及公司总部。我们在每个领域都有定位。首先，我们跟政府的定位是贡献技术；对客户，我们提供解决方案；对业务伙伴，我们要帮它们建立自己的业务；对员工，我们希望能帮他们建设职业生涯；对媒体，我们希望建立平易近人的蓝色巨人形象，而在总部方面，我们希望成为IBM增长最快的分公司之一。
现在，IBM中国公司有1.1万人，2001年的产值是28亿美元，采购32亿美元，出口27亿美元。而在1995年，我们只有600名员工，刚开始生产，产值不到2亿美元，没有采购，也没有出口。IBM中国业务的年均增长率是40％。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在中国很成功的IT公司，并希望利用中国的优势，帮助IBM全球公司更加成功。
跨国公司在中国有两种，一种是对中国有贡献的，一种是没有贡献的。其实本地公司也是如此。重要的是让更多的好公司变成榜样，让更多的公司去追赶。有人说，如果没有丰田的凌志，就没有今天美国的汽车工业。当时，丰田推出凌志后，美国的汽车工业没有抗拒，而是努力把自己的产品品质改进得更好。同样，我们希望，10年或15年后，大家说，中国的信息工业进步很快，其中IBM也做了很多事情。
（作者系IBM大中华地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总裁）
企业的信息化运营
王文京
有两股最大的力量--全球化和信息化--正在改变当今企业。假如以它们作为指标对所有的企业进行归类，我们可以把企业大致分为这样4类：第一类是弱势的企业，全球化程度、信息化程度都不高；第二类是全球化企业，全球化程度很高，但信息化程度不高，中国的不少乡镇企业就属此类；第三类是信息化企业，信息化程度很高，但全球化程度很低，Dotcom企业是很明显的例子；最后一类是优势的企业，全球化程度、信息化程度都很高，几乎所有成功的跨国企业都是这样（参见下图）。
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就某种意义而言，信息化几乎意味着一个企业的未来。但是，企业的信息化运营，并不能用电脑装配数量的多少、是否开通了外部网等指标来衡量，更重要的是看企业是不是利用信息系统改变并优化了自己的经营和管理，这才是企业信息化运营的本质。
企业中的信息化运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集中式管理。中国企业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在管理层不断放权；但进入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一些大型企业开始收缩权力，实行集权。比如证券、银行和电信行业目前实行的大集中，他们将多个分支机构的财务核算及运作集中到总部，从而使企业能够实时监控并调配资金，从而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和安全性；外贸公司也在利用CR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将客户资源从业务员手中抓回到企业内部，成为企业的资源，从而建立起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方式；还有一些公司通过技术手段完成了采购等业务环节的集中。以上的管理变革都是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的一种优化和重塑。这说明，集中式管理已经越来越成为企业管理的方向。而要实施集中式管理，就必须借助于很好的信息系统来支持。
第二，基于网络的分销管理。对于当今很多从事消费类产品生产制造的企业来讲，整个分销网络的管理已经成为比制造更重要的经营环节。伊利奶业要将自己生产的奶制品利用庞大的分销网络销售到全球各地，怎样有效管理和控制该公司的销售体系，从而完成对库存的有效调配，就成了一个难题。现在，伊利通过网络化的分销管理系统，可以将公司全国的货物从订货到销货，从生产基地到营销公司、各地分公司以及经销商甚至专卖店和特许加盟店、商场、超市等都进行有效控制。伊利的超强能力的来源就是基于网络的信息系统。
第三，协同商务。制造业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国际化分工、厂商、承包商、分包商直到零部件的供应商之间已经形成一个多级供应链。这种上下游建立之后，怎样有效协同上游和下游的各种商务活动，并协同两级甚至多级企业之间的商业资源，就成了现在企业运营过程中的一个突出课题。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协同商务--就可以完成对整个供应链的有效管理与配置，从而使供应链具有充分的竞争力。
第四，资产管理。在发电厂、石化企业等一些资产密集型企业中，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相当大，这时就必须利用信息系统对设计、工程施工、维护直至设备报废的全程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分析。
企业的信息化绝对不等于电脑化，它必须要与企业的核心业务进行结合。我们应该用信息系统作为工具和平台，为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提供服务。不同企业的信息化运营，部署重点是不同的。消费品类企业，更关注客户和分销这两个关节；金融服务类企业，更关注客户和资金财务；制造业更关注的是采购和制造环节。基于以上事实，服务行业就必须从便于资源配置和监控的基础资源导入；消费品类企业的重点就在于供应链的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制造企业应该寻找的是准时和敏捷的生产制造系统。当企业的信息化运营达到一定基础之后，战略层面的信息化运营就越来越成为重点，这个时候就需要对整个企业的资源进行有效的规划、监控和评价，这时商业智能和决策支持等这样一些应用就成为企业信息化运营的重点。
信息化运营能带给企业的最大改变，是包括生产、订单、物流、资金结算、服务等商务环节运转速度的大幅提高，此外还能促使企业对客户和市场更加准确地把握、业务流程趋于优化、员工的才智得以更好发挥，随之带来的是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成倍提升。基于以上原因，建立一个信息化运营的企业，正是企业形成自身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一种重要途径。
（作者系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资本国际化之路
徐少春
国际化，就是要把产品卖到国外去，要在国外开辟市场。中国民营企业要国际化，引进人才和技术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但相对容易的就是引进国外资金。这是通往国际化的便捷之路。
引入风险投资
金碟的引资过程有点类似美国硅谷橡树街的故事。我们在蛇口一条小街上挂了个广告牌，金碟的名气由此散开，风险资金也是这样找来的。1993年，我们引进了第一笔资金，蛇口社会保险公司和美籍华人的资金；1998年，我们引进第二笔资金，IDG风险投资。
IDG的风险投资就像从橡树上掉下来的。在蛇口一个破旧的楼里边，有一个牌子：金碟财务软件。IDG的王树路过时，看见这块牌子，觉得这家公司很有知名度，所以就跑来问我们要不要钱。通过第一次风险投资，我们有了更多的体会，希望除了钱以外，投资者还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其他的商业资源。当时，IDG集团的董事长麦戈文讲了一句非常感人的话。他说，IDG全球12000名员工将帮助金碟成为中国ERP市场的领导者。因此，我觉得IDG不仅能够给我们提供资金，还能够提供信息资源，包括国际上的一些合作伙伴等。1998年5月1日，金碟正式决定引进IDG的风险投资。
1993年引进美籍华人和蛇口社会保险公司的资金后，我们拿这笔钱开发了一个基于Windows的财务软件，结果非常成功。引进IDG的风险投资以后，我们开发了一个ERP系统，实现了由财务软件业务向全面的企业管理软件业务转型。应该说，这两笔钱对我们公司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这些投资者还不断给我们提供国际商业信息，介绍一些国际关系与合作伙伴，帮我们引进高级技术与管理人才。
国际风险投资与国内风险投资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实际上，我们第一个投资者蛇口社会保险公司是一个国有企业。当时它占我们集团股份的40％，我占35％，它是第一大股东，派出董事长。开董事会时，很快决策都要回去不断协商，效率很低。而国际风险投资有国际上成熟的管理经验。IDG虽然占据金碟公司一个董事席位，但并不参与具体管理，不干预管理层的运营。国内风险投资要么就是老干预你，要么就是根本不管你，或者越位，或者缺位。
另外，国际风险投资能够提供更多的国际性商业资源，而国内风险投资提供更多的是国内资源。国际风险投资鼓励境外上市，也鼓励国内上市。引进国外风险投资，更有利于企业的国际化。
上香港创业板
2001年2月15日，金碟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香港是全球前8大国际资本市场之一，连贯美欧亚三大洲，24小时进行金融交易。金碟选择香港这个国际资本市场，主要是符合公司国际化的发展目标，同时，想以国际资本的监管标准管理企业。香港的资本市场非常严格，每个季度要披露信息，而且按国际会计准则审查企业财务。这对企业的发展非常有好处。它培养了企业的理性思维，加强了与国际投资者和海内外同行的交流，有助于国际品牌的建立和公司的持续发展。另外，从融资、期权来讲，国际资本市场有股票期权机制，发起人股份随时可以变现。股东大会给董事会决定发行高达20％新股的权限，有利于及时融资。
从公司治理结构来讲，香港创业板要求由独立董事担任审核委员会的主任，必须聘任取得ICCA认证资格的会计师，有助于公司健康经营。而从投资者关系来讲，金碟国际的股东主要是欧洲的一些投资者，也包括香港本地的一些基金和机构。境外的投资者比较理性，比较关注公司的业绩增长，而较少去关注短期市场价格的波动。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期权激励。金碟公司可以从上市之日起10年之内发行30％的期权，这是一个很强的激励机制。虽然这个公司是我创办的，但是，很多员工能够共同分享公司的成长价值，有利于我们公司的稳定和发展。
上市以后，我们运用国际资本的力量，进行收购兼并。首先，我们以现金加股票的形式，收购了TCL集团持有的北京开思100％的股票。然后，我们投资了一家由硅谷创业人士创办、专门做电子商务平台的新亚赛邦（香港）科技有限公司。目前，这家公司在中国拿下了很多订单。今年，金碟国际仍然会有收购兼并，而且我们还会采取换股的方式。
总之，从金碟国际自身的实践来看，引进风险投资，境外上市，这是通向国际化的一条捷径。有利于公司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吸收国际先进的方法，来提高管理水平；有利于设计国际先进的激励机制，吸引人才，推进国际合作。
（作者系金碟国际软件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
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
李焜耀
明基公司成立的时候，就要求自己必须有全球运营的能力。全球运营能力代表着它的产品有条件卖给全世界的客户，并有希望能够得到全球消费者持续的支持。所以，我们的整个销售和运营环节，都一定要接近消费者，以便能够提供最佳的服务。到目前为止，明基已经在全球36个国家或地区，建有38个“据点”。
在全球化的布局中，最大的困难其实是资金。我们怎样筹措到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跨国运作呢？资金可以分两个方向，一个是日常流动资金，一个是长期资金。对于短期资金的筹措，我们的经验是尽量就地取材。而长期融资最好依托全球化的跨国金融机构。我们进行全球化营运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世界性银行来做支持。比如像美国的花旗银行，遍布全球各地。我们到马来西亚投资的时候，花旗银行就提供给我们在马来西亚的信贷额度。这样一来，很多资金就不一定完全从台湾带过去了。
跨国性银行的经营模式一般与本土银行不太一样。本土银行着重于我们在当地产业发展的需求，可是跨国银行对我们的评估则要看我们公司的全球竞争力。实际上，单单跨国银行的资源还是不够的，一定要有一部分资金来自于当地的银行。比如在中国内地，工行、农行、建行等都对我们有很多的支持。同时我们也通过花旗银行、荷兰银行取得一定的信贷额度。这样，整个资金来源就是全球化的。同样的道理，不仅仅是银行的资金支持，想要做一个世界级的企业，也一定要追求全世界资本市场的支持。
明基集团下属的友达公司，上个月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了ADR（美国股票托存凭证），筹措了6亿美元的资金。如果我要在台湾筹这笔钱，或者说到香港股市筹这笔钱，对公司股价的冲击会很大。而美国纽约交易所是全世界最大的资本市场，每天有上万亿美元的资金在那边流来流去；所以，吸取国际资本市场的支持，对于资本密集的信息产业来说有非常大的财务资源帮助。
现在以明基来看，外国投资者的资金大概占了将近20％，同时这也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好IR（Investor relationship，投资人关系），做好对投资人的分析和管理。在明基公司，大概有三四个人专门负责这件事情。
明基希望自己是一个科技与制造能力并重的公司，所以研发与制造的布局都非常重要。研发中心的设置是最困难的事情。这些年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哪里有人才，就把研发中心设到哪里去。比如，我们在美国圣地亚哥设有研发中心，就是因为那里是全世界无线通信的技术中心，很多工程师都是那里训练出来的。同时，某些产品因为有区域市场的特色，我们就一定到那个区域设置研发机构。比如中国大陆市场使用中文系统，我们就相应地作出产品本地化的安排。
另外一个问题是，研发单位之间是水平分工，还是垂直分工。根据我们的经验，一开始都是先采取垂直分工。成立一个研发中心，让它先做某一阶段，跟其他研发单位有一个前后贯穿，相互配合。等到了相当阶段以后，就一定要变为水平分工。因为垂直的管理会有太多的衔接困难。让一个研发中心从头做到尾，所有事情它都能完全自主决策，效率才会比较高。
制造部分布局最大的问题是，一定要考虑总体成本，而不能仅仅考虑一次性投资成本。因为相对而言，制造的投资金额都比较大。很多人说大陆的人力成本比较低，所以在中国制造最有竞争力。有时候也不见得。比如有一些部件，全球只有几个地点生产，那么拿到大陆加上关税及其他成本，可能就划不来。
谈到品牌的行销，现在明基在12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产品，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了解当地的文化与消费习惯。我们的广告或者公司的宣传资料，都是不能全球套用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它很特殊的禁忌和习惯。所以，在这方面要很小心。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明基在中东有很多的生意，客户包括以色列，也包括很多回教国家。在回教国家我们必须避免拿猪来做广告。而在以色列，我们不能用在某个回教国家做得很好的案例来说服分销商。有一次，明基马来西亚工厂做的产品发到以色列后被退了回来，因为以色列不准进口回教国家生产的产品。最后我们不得不从台湾做了再送过去。
跨国企业经营，其实最困难的还是经营人才。现在大家都知道经营要本地化。这些年来，很多媒体朋友问我，你们什么时候会把明基在内地的领导管理人才本地化？我认为，实际上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在大陆地区培养出来的人才，能不能送到海外去帮我管理海外的“据点”，变成一个国际化的人才。显然，能做到这一点的跨国企业，才是在全球化和本地化人才之间找到了最好的平衡点。
（作者系明基电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证券公司的新机遇
陈敏
当前，中国证券市场已经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市场本身也正朝着市场化、规范化、国际化的目标大步迈进。伴随着这些变化，中国证券市场的格局也必将重新调整。国际化将成为我国券商提升核心竞争力，并在未来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
首先，经济金融全球一体化和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求我们不断超越自我。随着外资券商和外资资产管理公司逐步进入国内市场，国内券商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发行、并购等高利润领域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与管理成熟、技术先进、实力强大的境外券商相比，我国的证券公司规模小、业务品种单一、业务高度趋同和经营粗放。另一方面，外资的进入，对于我们迅速缩短与国际资本市场的差距，以及国内券商进入国际市场，也是大有好处的。与此同时，网络技术和电子化的发展对券商的传统业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其次，佣金自由化改革和放松管制等证券业的制度变革，将给国内证券市场及证券公司的经营带来深远影响。从今年5月1日起，我国证券交易佣金实行最高上限向下浮动制度。从固定佣金制到浮动佣金制，这是中国证券业一项非常重大的变革。此举虽然实行至今只有一个多月，但在业内产生的影响已经非常强烈，接踵而来的新一轮券商兼并重组浪潮恐怕难以避免。另一方面，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新设立的证券公司如雨后春笋，包括拟设立的证券公司在内，全国证券公司数量目前已经达到了137家，营业部已超过了2700家。与此同时，市场结构也渐趋丰富，金融创新渐趋活跃，新的金融工具和业务（如CDR、QDII、QFII、股指期货等）不断涌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相信未来几年内，中国金融业在分业管理的大框架下，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各业界的联系将不断加强。目前这种合作已经在基金管理和开放式基金的销售等方面普遍展开，今后还会进一步地加深加强。市场将逐步突破原有的框架，不断探索混业经营的可行模式。我国证券公司将在相对比较严峻的经营环境中，展开新的抉择，券商的重组和业务转型将逐步活跃，业务经营将趋向专业化，市场份额的重新分配和市场集中度的提高是必然的，在若干年后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少数几个具有真正垄断地位的大券商。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将为我国证券市场和证券公司提供广阔的未来发展空间。可以预期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国国民经济仍有望保持快速持续稳定增长，GDP的年均增长率将超过7％，这将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上升动力，股票市场规模将不断扩大，国企上市仍占大比例，民营和外企上市逐步升温。另外，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新的投资银行业务，财务顾问、收购兼并、资产重组、投资咨询，正在逐步向我们走来。一些风险投资的业务将会有比较大的发展，并有望成为证券公司新的重要的业务品种和利润增长点。
对于中国证券公司的发展思路，我有三点看法：第一，应以管理创新和业务创新为动力，稳步推进业务和管理的国际化，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不断培育新的业务机会和利润增长点，实现业务的网络化、专业化和知识化；第二，应以资本运作为手段，加强兼并收购和资本重组，迅速扩充规模，做大做强各项业务，走集团化发展道路；第三，要努力改变原有的粗放经营管理模式，加快向集约化经营转型，以专业化经营为导向，培育核心竞争能力。
总之，我国证券公司要继续积极迎接各种挑战，努力抓住各种发展机遇，依法和规范经营，加强风险控制，朝着规模化、专业化、国际化和网络化的方向发展，为入世后中国资本市场的全新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
汪立成
全球自由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市场的国际化、全球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企业依赖政府、依赖贸易壁垒或者非贸易壁垒保护国内市场，已经不可能了。进入21世纪，尽早实现资源配置全球化，将是中国企业下一轮洗牌的主要标志。谁能实现国际化发展，谁就将在下一轮竞争中胜出！
国内企业应该如何走国际化发展的道路呢？几年前，华立集团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积极地探索出路。
首先，华立解决了体制问题。华立原来是一家公有制企业，从1994年开始，用了8年的时间完成了MBO，就是经理层的融资收购。现在，华立完全是一家以自然人控股的股份制民营企业。华立的母公司是由集团里的168名骨干员工完全控股的。但是，这还不是最后一步，只是一种过渡形式，是一种典型的内部人控制的公司。华立下一步要进行新的改革，引入外来的投资者，把股份结构调整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如果企业的体制问题不解决，哪怕现在的实力再强大，最后也会不堪一击。
第二，华立正在积极实施产业转型。华立的目标是希望在未来的10年当中，从一个传统行业的传统企业，逐步改造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并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真正成为一家现代企业。
第三，华立要完成国际化改造的过程。中国的企业，如果要在今后的竞争中真正立住脚，必须实现资源配置的全球化。华立的目标是，用大约10年的时间，到2010年把华立真正发展成为一家国际化的跨国公司。
中国企业到国外去发展，现在已经有很多有利的条件，但同样有很多的困难。中国加入WTO，为中国企业向海外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经过2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洗礼，已经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国内企业，比如海尔。但是，海尔的模式无法为绝大部分的企业所仿效，因为中国企业很少有像海尔那样的实力。
华立代表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应该走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企业走到海外去，有的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也有的在海外投资建立工厂或者分公司。华立用资本并购的方法来实施海外战略，可能是一条捷径。
华立这样制订自己的10年计划，即在上个世纪最后10年中，大量地引进；而在未来的10年中，更多地走出去。
对于我们已经有优势的产业，如仪表行业，经过30年的发展以及近10年大力度的技术创新和改造，我们的技术水平和产业层次已经跟国际同行比较接近。在国际市场上的招投标中，华立已经可以跟ABB、GE等公司分在同一个投标小组。
电能表这种产业并不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产业，而中国有非常强的制造优势，完全可以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能表生产基地。我们并不局限于在家门口做生意，而是像国外的公司一样，开始有意识地建立区域性的稳定市场。华立到泰国、印度、阿根廷等国建立工厂，并取得市场上的成功，证明这种做法是对的。所以，华立的目标是，到2010年成为全球竞争力最强的公用仪表的制造商。
在仪表领域，华立下一步还会进行一些国际性的购并。因为这个行业全球都不景气，不景气的时候往往是购并的最好时期。看一下全球500强公司，他们的发展轨迹显示，在它们最快速发展的时期，都伴随着非常活跃的购并。无庸置疑，购并是企业快速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活性剂。
在华立的整个国际化战略当中，我们还要考虑培育新的产业--我们还没有具备竞争优势的产业。在这方面，华立已经收购了飞利浦的整个CDMA部门，以及它的全部知识产权。如果管理得好，能够把这个公司正常地运行起来，相信它将是又一个非常漂亮的收购案例。
（作者系华立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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