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研究努力推进军队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工作论文,军事行动论文,军队论文,战争论文,努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E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15(2008)05-0032-05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安全威胁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进一步增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相互渗透，人类共同面临的安全挑战也进一步增多，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已成为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重要职责。仅2008年以来，人民军队连续进行抗击南方雪雨冰冻灾害、汶川大地震救援、支援奥运安保等多项非战争军事行动，充分显示出非战争军事行动日益成为国家军事力量运用的新的重要方式，成为人民军队有效履行职责、完成使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进一步拓展了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域，对我军的政治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积极开展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研究，不断推进军队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努力为我军非战争军事行动提供强大的思想、组织和政治保证，确保我军遂行非战争军事任务的完成，对于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的基本理论
（一）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概念及其本质上的分野
最早明确提出“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的当是美军。1993年，美国陆军《作战纲要》首次论述“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其含义是：美军将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参与国际维和、强制维和、人道主义援助、反恐怖、禁毒等不涉及战斗的军事行动。1995年，美军颁布《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2001年，美军《联合作战纲要》具体列出18种非战争军事行动样式：(1)军备控制；(2)打击恐怖主义；(3)对禁毒行动的支援；(4)执行制裁；(5)强行隔离；(6)确保航行和飞行自由；(7)国外人道主义援助；(8)国内支援行动；(9)国家援助；(10)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11)和平行动；(12)护航；(13)救援行动；(14)显示武力行动；(15)打击与袭击；(16)对制止暴乱行动的支援；(17)反骚乱行动；(18)后果控制。美军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强调的是通过非战争军事行动，达成不需要战争行动就可达成战争行动不能达成的特定效果。从美军此后的所谓“人道主义援助”等实践来看，美军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更强调“在可能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多国部队、地区性组织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志愿的私人性组织提供技能与资源”，以保证美军通过非战争军事行动达成预定目标。事实充分证明，美军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已经成为美国干涉全球事务、为新的美国全球战略服务的一种新的方式和工具，美军所谓利用多国部队和各种组织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质上已经成为美国干涉别国内政、控制他国的借口。正如有的专家指出：为什么拥有1500余架运输机、一个航次可空运5.6万士兵、7600吨物资到世界各地的美国空军，全世界基地遍布、到处充当世界警察、打了喀布尔打巴格达的美国陆军，以11支航母编队游弋世界、控制着世界上16条海上战略通道的美军海军，当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发生后，面对国内的灾难救援，竟是那样的迟缓和乏力？根本原因在于，美军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第一要义是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
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根本宗旨。我军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军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军在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问题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本质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指国家非战争地运用军事力量，抵御和消除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保障国家、社会和公民安全权益，以实现可持续安全的重大军事行动，主要包括抢险救灾、处置突发事件、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维护海洋权益、反恐维稳、国际维和、跨国联合军演等。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是党在人民军队遂行非战争军事任务中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是人民军队出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非战争军事任务的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
（二）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的基本问题
军队为什么要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非战争军事行动为什么要组织开展政治工作？这是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的两个基本问题，对这两个基本问题的回答，是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的基本理论。
1、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是世界主要国家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共同选择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使得传统的军事斗争手段已经不能完全确保国家、社会和公民的所有安全权益，非战争军事行动因此而成为世界主要国家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共同选择。
一般地说，传统安全以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为主要内容，权力、军事、武力、战争是安全的核心体现和保障。非传统安全是非军事武力安全，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对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安全威胁越来越多地来自战争和军事领域之外的经济、社会、环境、生态、文化、信息等非军事领域，像恐怖主义、重大自然灾害、金融危机、传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生态恶化、民族宗教冲突、信息网络攻击等等。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问题的始发性、成因的潜在性、传递的跨国扩散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威胁主体的多元性等特点，难以用传统安全手段——军事、武力、战争来应对，这是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根本区别。同时，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又不是完全泾渭分明的，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一方面，传统安全问题会直接带来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后，大面积的植物、动物栖息地被破坏，引起生态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恶化也会直接导致国家间的武力冲突甚至战争。如巴以之间的水资源的争夺、能源争夺，诱发国家间的军事冲突。因此，在现代国家中，军队既要担当准备战争、打赢战争以应对传统安全威胁的重任，也要承当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责任。
2、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抵御和消除我国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必由之路
2001年东盟地区论坛第八届论坛外长会议上，我国政府提出支持论坛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2002年5月，我国向论坛高官会议提交了“关于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中方的立场文件”。2002年11月，在第六次中国与东盟（10加1）领导人会议上发表《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2002年12月，中国发表《2002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一些地区因民族、宗教、领土、资源等问题引起的争端时起时伏，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发生。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恶化、毒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恐怖主义已对国际和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展过程中，与此相应也带来了一系列发展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问题、大规模人口流动所导致的社会治安问题、严重的能源、水资源短缺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既与国家安全相关，也与社会安全和个体安全相关。新世纪新阶段，既是中国发展的黄金期、战略机遇期，也是矛盾的凸现期、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风险多发期。从国际环境看，中国直接面临着跨国界的“三股恶势力”的危害。“台独”、“藏独”、“东突”不断与国外反华势力结合，给中国的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同时，跨国犯罪活动如毒品贩运、国际洗钱活动、拐卖妇女儿童等，借助便利的通讯、交通、组织网络对我国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危害；从体制环境看，中国面临着体制转轨性安全问题。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加快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接轨，使得经济安全问题如金融安全、经济欺诈、资金外逃、外贸依存度高等风险比较突出；从社会环境看，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多层次性、多元性和复合交织的特点。全球性问题、地区性问题、国家层次的问题、次国家层次的问题和公民个体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等等；从人口环境看，中国人口众多，落实“以人为本”和人的安全的任务艰巨，相应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解决的难度也大。公共健康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失业问题、犯罪问题等等处理不当都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从自然环境看，中国地大边界长，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国，各种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对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据统计，中国每年因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亿元。因此，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我国抵御和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必然选择。
3、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我军的神圣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国家加强武装力量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增强国防力量。”不断提高我军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力，建设与中国国际地位、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国防力量，是履行宪法所赋予职责的客观需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
4、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全面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要求我军必须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发展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正是历史使命的这种综合性，决定了我军肩负的军事任务的多样性；正是军事任务的多样性，要求我军必须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作为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战争军事行动虽然不同于战争行动，却程度不同地包含着战争元素，甚至具备信息化战争的典型特征；非战争军事行动虽然不是战争，却具有遏制战争的功效；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力虽然不等同核心战斗力，却是构成核心战斗力的基本要素，既是锻造核心战斗力的重要平台，也是对核心战斗力的实际检验。因此，我军要全面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必须把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纳入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为核心的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实践之中。
5、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生命线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必然体现和延伸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是对我军政治工作地位作用的形象比喻和生动概括，也是一条被我军发展壮大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政治性、战略性强，政治工作通过保证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决策、命令、指示、要求的贯彻落实，确保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政治方向，离开政治工作，非战争军事行动就会偏离正确的轨道；其二，非战争军事行动是通过军事力量、手段来完成任务的，必须以强大的战斗力为核心力量，政治工作是战斗力的源泉，离开政治工作，战斗力的运用和各项非战争军事任务的完成就失去了力量源泉；其三，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任务多样性、复杂性、综合性，要求政治工作提供多样性人才和多样素质的人才支持，没有政治工作，非战争军事行动就会失去人才支持和组织保证；其四，非战争军事行动性质总体上是“非战争”，但不排除作战、甚至包括一定意义的作战。政治工作具有直接作战功能，离开它，就难以保证非战争军事行动中作战的胜利。
二、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的实践基础
深入研究和组织开展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是建立在坚实的实践基础之上的。
我军历来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集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于一身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战争年代的“打土豪、分田地”、“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等等，实际上就是我军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最早的成功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也是我军的优良传统。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解放军在抓紧军事斗争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军事训练转型、提高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的同时，积极遂行各种非战争军事行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抢险救灾。主要包括抗洪救灾、抗震救灾、灭火救灾、抗旱救灾、抗冰冻雪雹救灾、抗台风救灾等。其中，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军部队先后参加抗洪救灾上万次。仅1998年的抗洪救灾，全军先后投入36万兵力，其中解放军31万，武警官兵5万，动用车辆1.25万台、船艇1170余艘、飞机200架。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是抗美援朝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也是渡江战役以后长江流域最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广州、南京、济南、成都、沈阳、北京六大军区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都直接参与抗洪救灾。1976年的唐山地震，我军出动10万大军抗震救灾。2008年汶川的抗震救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出动最迅速、兵力使用最密集、科技含量最高的立体联合非战争军事行动。在川西北狭长山地，全军和武警部队共投入兵力13.4万，民兵预备役人员7.5万人，动用车辆326万台次，出动各型飞机4549架次，空投、空运物资6731吨。成都、济南、兰州等军区的部队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参加救灾。这次非战争军事行动，呈现出来的新理念、新实践、新突破，充分展示了人民解放军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伟力和创造，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2、重大公共危机救援。2003年“非典”爆发流行，1200名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医务人员从全国汇聚北京，抗击非典。
3、海难救援。改革开放以来，仅海军部队就抢救遇险船只4000多艘，抢救遇险群众15万多人。2002年5月，中国北方航空公司1架客机在大连附近海域坠毁，海军1000多名官兵连续奋战5昼夜，完成救援任务。
4、反恐维稳。我国已与146个国家的内政警察部门建立了双边执法合作关系，向14个国家派驻了警务联络官，并参与了与60多个国际组织多边机制。我国还参与了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与中国、东盟与中日韩等框架下的反恐合作机制。
5、国际联合军事演习。2002年10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是我军第一次与外军实兵演习。从2002开始，我军先后参与中俄、中印、中巴、中美、中英、中法、中澳等17次联合军演，大规模、成建制、多军种、远距离跨国联合演习，已经成为我军拓展视野、展示军威、取长补短、培养人才、提高能力、对外交流的重要军事行动，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
6、国际维和。我国于1988年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委员会，1990年，我军第一次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出5名军事观察员。1992年，我军向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派出由400名官兵组成的工程兵大队，开创了我军派遣成建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先河。2001年12月，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工作有了统一的协调和管理机关。2002年2月，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一级维和待命安排机制，并在此机制下先后向联合国刚果（金）特派团、联合国利比亚特派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合国非盟达尔富尔特派团派出维和官兵9000多人次。2007年9月17日，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官员赵京民正式就任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部队指挥官，成为首位担任联合国维和部队高级指挥官的中国军人。迄今为止，我军参加了联合国18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超过一万人次。在目前进行的由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中，我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军队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在联合国维和事务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7、国际救助。人民解放军积极参加中国政府组织的国际灾难救援行动，提供器材和协助针对性训练。仅2005年至2006年，人民解放军先后在印度洋海啸、巴基斯坦地震和印度尼西亚地震等国际援助中，担负搜求遇险人员、救治伤病员和卫生防疫等任务，并协助我国政府向有关受灾国提供救灾物资，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在上述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实践中，我军的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积累了丰富的新鲜经验，认真总结和吸取这些经验，是组织开展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的宝贵资源。深入研究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必将为我军政治工作开辟新的广阔领域、注入新的活力、展现新的发展前景。
三、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几个需要着力研究的问题
“问题”是已经存在并有待解决的矛盾，是理论发展、实践创造的动力。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一切从实际存在的问题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联系实际存在的问题。深入研究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必须正视问题的现实存在，努力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信息化条件下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是一个新课题，面临着不少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有一个长期艰苦的努力过程。当前，应着力在以下方面寻求突破。
（一）关于以科学发展观指导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的问题
军委主席胡锦涛多次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军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把提高部队战斗力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我们，开展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必须以科学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我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教育训练和实施，必须以努力提高我军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把提高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放在军队现代化和军事斗争准备全局中加以科学筹划和实施。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与核心军事能力的关系。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并非军队的核心军事能力。新世纪新阶段，人民军队的核心军事能力依然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正如胡主席指出的那样，目前，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是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因此，克服这“两个不相适应”，仍然是我们努力的主要目标和方向。我军要应对多种安全威胁，首要的是应对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威胁，我军要承担的多样化军事任务，首要的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这是我军的核心军事能力。只有强化核心军事能力，完成包括非战争军事任务在内的多样化军事任务才能获得坚实可靠的能力保证。同时，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是我军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检验、培育、辅助生成和增强我军核心军事能力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和平时期，非战争军事行动已经成为我军履行使命的经常性、现实性重要内容和形式，遂行这一任务的过程，就是对我军现有理论、机制、装备和训练的检验过程。缺乏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力，我军就难以完成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使命。因此，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胡主席关于战斗力建设的指示要求统一思想，着眼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以保证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的先进性；如何按照统筹兼顾的方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放在战斗力建设的全局中加以科学筹划，既要突出核心军事能力的中心地位，又要保证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的提高，从而确保我军整个战斗力的建设始终向着全面提升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方向推进，这是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必须深入探索研究和总结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二）关于党委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统一领导问题
党委统一领导军事行动，是部队完成各种军事任务的根本保证，也是部队完成非战争军事任务的根本保证。从近年我军遂行的多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实践来看，信息化条件下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具有鲜明的一体化联合行动的特征和联合作战的元素，这对党委统一领导非战争军事行动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一是如何创新领导指挥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领导体制。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力量多元、跨区甚至跨国行动，不仅有本军的各军兵种，而且可能有外军的不同军兵种；不仅有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参与，而且需要地方专家的参与；不仅有本国的人民群众的参与，也可能有外国民众的参与，如何创建非战争军事行动联合领导指挥体制，保证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保证党委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二是提高党委领导部队完成非战争军事任务的能力问题。非战争军事行动具有本质上的政治性，如何强化党委的政治意识；非战争军事行动具有时间上的突发性，如何不断提高党委的快速反应能力；非战争军事行动具有技能上的专业性，如何切实改善党委的知识结构；非战争军事行动具有力量上的多元性，如何努力提高党委联合指挥水平；非战争军事行动具有任务上的多样性，如何提高党委统筹完成任务与全面建设的能力，等等。这些要求，既有理论上开拓的需要，又有实践上摸索的空间，必须以前瞻的眼光，创新的思维、务实的作风，及时总结实践中摸索出的新鲜经验，创造性地拿出切实管用的措施办法。
（三）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的法规问题
健全的法规，是开展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的基本遵循，是发挥政治工作功能作用、完成非战争军事任务的重要保证。虽然我军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任务越来越频繁，一些基本法规正在逐步健全。但相对而言，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的法规建设明显滞后。比如，2005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对军队参加抢险救灾的主要任务、与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协调关系、动用军队的权限及程序、军地联合指挥、平时救灾准备和经费物资保障等作了明确规定。但至今还没有相关的政治工作专门法规出台。开展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法规研究，促使尽快建立健全非战争军事行动相关法规体系，势在必行。
（四）关于多样化军事人才的培养问题
当今世界，传统威胁与非传统威胁、现实威胁与潜在威胁、军事安全与其他安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相互交织，危机的出现呈现出明显的突发性、联动性。我国疆域辽阔，边界漫长，民族众多，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同时面临两种以上重大威胁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我军的多样化军事人才培养，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把军事人才的培养，定位在同时完成两种战略性任务的目标上。一是研究宏观的人才力量的结构优化问题。按照调整职能、优化结构、理顺关系的原则，依据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要求，适当增加工兵、防化、陆航、卫生防疫等专业人才的培养比例，构建“一种编制多种任务、一种任务多种力量、一种力量多种用途”的人才力量结构体系；二是研究专门人才的培养。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地方教育和人才资源优势，积极从地方培养和引进军地通用的查爆排爆、工程作业、地震及核生化救援、重大疫病防治、信息攻防、“三战”、法律、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三是研究特殊人才的培养。从微观研究多样化素质、多能化人才的培养，培养特殊的多能化军事人才，为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收稿日期：2008-09-02
标签：军事论文; 军事研究论文; 美军论文; 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