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共抗战后期军事战略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后期论文,中共论文,军事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抗日战争后期（文章指1944年6月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止）的中共军事战略，史学界已有很多高见，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需要重新探讨的问题仍有不少。作者拟对其中几个问题进行再分析。
一、中共抗战后期战略与战后不同
军事战略的制定，是以战争总体发展趋势为依据的。到1944年下半年，中国抗战形势越来越好。据此，中共除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继续在各根据地积极反攻外，又制订了新的军事战略，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加强整训，由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这显然是带战略性的行动。
1944年6月，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正式提出了城市战略（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认为“必须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页。）。 为了使全党深刻认识到这一军事战略的转变，中共在7 月的“整训军队指示”中，进一步提出把夺取大城市作为整军和今后的主要任务。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不仅要求在军事上准备夺取大城市，而且认为这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必然结果，要求全党全军要“转变思路”（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 向城市进军战略的确立标志着中共在抗战后期新战略的形成。
与此同时，中共在作战方针、方向上也有新的内容。
在作战方针上：1944年7月美军迪西克使团入驻延安，8月就向中共提出了军事合作问题。8月21 日毛泽东致电张云逸等：“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注：《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7页。）。根据美军的要求， 中共中央从战略高度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做出积极的响应。9月， 中央开始把军事配合盟军作为自己战略方针的重要内容。9月9日，毛泽东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说：“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注：《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4页。 ）。年底，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文中，再次阐述了这一方针，说：1945年“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 第414页。 ）中共的配合作战不是消极、被动的配合，而是积极主动地使之有利于自身力量壮大的配合。它的提出，反映了抗战以来中共军事方针的新变化，即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增加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合作的内容。它也是1944年中共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作战方向上：1944年6月， 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河南会战的失败，提出新四军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57页。）这是中共制订南下战略的开始。 随着中国战场敌我友三方战略态势的变化，尤其是美军提出配合作战的要求后，中共对南下战略又作了新的考虑。9月1日，中央决定王震部南下湖南；9月27日，中央认为“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的部署， 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并准备派一批干部随军“共同担任南进任务”（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58页。）。10月7日，中央正式确立南下战略，毛泽东说：“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注：《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8页。）。
综上所述，中共抗战后期的军事战略，就实际发展的内容而论，与抗战中期的坚持农村，巩固根据地，保存抗战实力，与日寇“熬时间”的战略已完全不同。它可以概括为：除内线反攻外，积极与美军配合，向南方发展，向城市进军。
也有论者认为，中共抗战后期除内线反攻外，外线是向南北两翼发展，即北线于适当时机挺进东北，南线向南方进军（注：张宏志：《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人文杂志》1990年第2期。）。 这一观点难以成立。第一，从1944年7月起，中央虽然对东北相当重视， 毛泽东也多次说要注意东北，要开展满洲工作，但是重视其价值不等于是战略方针的实际内容。在10月7日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军事问题时， 毛泽东只把进军南方作为我军今后主要发展方向。第二，经过相持阶段的磨炼，到1944年下半年中共抗日力量已有增强，但也仅有46万军队，要向两个方向相反的地区同时进军是不可能的，只能是集中力量指向一处。第三，北进战略是1945年9月中旬决定的。这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明确作出了“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的决策（注：《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8页。）， 并命令原计划南下的10万军队和2万干部挺进东北。9月19日，中央根据战略重点转向东北的决策，向全党全军发出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但这些已属抗战胜利后的新战略。因此，作者认为把进军东北列为中共抗战后期军事战略是不适当的，它实际上是将抗战胜利后的军事战略与抗战后期的战略混为一谈了。
二、中共抗战后期军事战略的核心内容
中共抗战后期军事战略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进一步剖析这一战略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进军和占领以上海等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是新战略核心。1944年中共新战略的诸项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一核心开展的。
（一）从中共南下战略来看，向河南、湖南和江南三个不同区域进军都带有各自不同的基本任务：进军河南的基本意图是发展以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实现经营中原地区，完成“绾毂中原”的任务；进军湖南的意图是在湘中创立以衡山为依托的，以衡宝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尔后打通与广东东江纵队的联系，造成南方一翼，以便将来配合全国的战略反攻；进军江南主要是建立苏浙根据地，配合盟军作战，夺取上海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注：军事科学院等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350、354页。）。但是， 向三个区域进军决不是分散地平均使用力量，而是围绕着向江南（苏浙沿海）进军而展开的。第一，中央认为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全国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集中地区，是日本统治中国的中心地区，也是“国民党与我势在必争的地区”（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407页。），战略地位极端重要。因此， 中央就南下战略中进军河南和江南两个任务的轻重主次作了明确的说明：“新四军西进（河南——作者注）、南下（江南——作者注）两个任务中，应以南进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向南”（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386页。）。
第二，中共中央在南下战略中，进军湖南和河南不仅是为了建立新的根据地，加强对日作战，而且有在将来配合其他战场，阻止国民党军队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考虑。1944年11月，任弼时在王震部南下时就公开提出这一战略意图，他说：我们要“在河南及湖南、湖北筑一道堤，准备用这道堤堵住国民党从西南面冲来的反共反人民的逆水”（注：《任弼时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369页。）。 这说明进军湖南、河南具有战略配合性，在南下战略中不占主导地位。
第三，从中共中央计划所派兵力看，是以进军江南，发展苏浙皖为南下战略的重点的。为进军河南，中央所派兵力除新四军第四师、第五师各一部外（河南不是新四军主攻方向），由八路军派出的兵力也不雄厚，以豫西为例，计划派2个支队，第一次出兵才1500人； 在进军湖南时，中央计划派2个支队南下（后增为3个支队），但第一次出兵也只有4200人。相比之下，进军江南的兵力就雄厚多了。华中局在中央的指示下，计划暂派12个团先南下，以后必要时再抽兵南下。在这一计划下，第一批南下的粟裕部就达8000人。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在南进战略中对进军江南的重视。
（二）进军和占领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也体现了中共城市战略的主要内容。第一，中共在制定城市战略时就提出了争做铁托，夺取城市，实现以我为主，取得政权的政治目标（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城市战略既是以占领城市为任务，也与夺取政权的政治目标密切联系着。中共在抗战后期为着夺取政权的目标，把占领以上海等大城市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作为城市战略的主要任务也是必然的。
第二，中共对掌握工业城市与打败日本法西斯的辨证关系有着深刻认识。早在1944年5月，毛泽东就说：“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必需工业”，工业“是决定一切的”，也决定着军事的胜利（注：《毛泽东军事年谱》，第415页。）。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谈到城市战略时， 强调我党应该也必须要掌握工业和工业集中地——城市，用先进的武器来装备军队，使之担负起历史重任。在旧中国，城市尤其是工业城市地带是极少的，主要是东北地区和以上海等大城市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向东北进军没有被列为军事战略的内容。因此，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进军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江浙城市，掌握工业，就成为城市战略的一项主要内容了。
第三，把进军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作为城市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其有利条件。1.“上海一带敌占大城市的资产阶级对蒋介石集团日益失望，更加向党靠拢，傀儡政府中的人员，向中共队伍输诚者增多，各地伪军叛日降我者增多”（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432页。），有利于我军向该地区发展。2.美军有从太平洋向中国沿海登陆作战的要求，并提议派员到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和沿江侦察联络，这样中共进军江南就可以得到美军的支持和配合。
（三）进军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中共抗日军队与美军实行战略配合的主要内容。为了早日打败日本，美军在抗战后期提出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为了推动与美军的合作，中央不仅制订了有关的方针、政策，还做了周密细致的部署。中共与美军的合作不仅仅限于中共向美军提供情报，设机场和无线电网，营救美空军人员等；主要的是战略配合，美军最关心的也是它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时，中共军队能否给予配合的问题。中共综合各种情形，将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视为最重要的与美军配合的地区。对此，胡乔木回忆说：“毛主席考虑更多的还是怎样从战略上作好准备。针对美军有可能在战争最后阶段在华东沿海大批登陆一事，毛主席在8月下旬要求新四军总部认真布置吴淞、宁波、 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11月初，毛主席再次指示新四军，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要他们采取步骤以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 ）刘少奇和陈毅在给新四军电文中更强调指出新四军的主要任务是在江南大发展，以便在战略反攻时配合盟军登陆，“破敌、收京、入沪”（注：《抗日战争》第二卷（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96页。）。
三、中共新战略实施的得失
1944年到1945年8月是中国抗日战争发生历史性转折的一个时期， 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经过不懈的努力，缍成为中国战场抗战的主力军。代表着中国抗日发展方向的中共抗日力量积极实施新战略，加强对日反攻，为打败日本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为扭转中国战场的敌我战略态势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共积极实现新战略不仅以华北、华中原有根据地为基础对日反攻，而且大规模向南发展。首先是大大牵制了日军“一号”作战对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力量，其表现为：第一，日军从华北、华中调集兵力时，不能无所顾忌，只能抽调一半兵力，保留一半兵力，并补充新编军队来防守，以对付八路军、新四军的反攻。第二，日军为保住“一号”作战中所占领的地区，不得不以相当的兵力，来对付被日军诬蔑为象“尾随的狼”一般的中共抗日力量的渗透。如在河南会战后， 日军不得不将第110师团、战车第3师团、第115师团、第117师团、骑兵第4 师团布置在河南驻防（注：《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之《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页。），同样也不得不以第13军来对付“江苏省北部的新四军的活动”（注：《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之《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17页。），防止新四军向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大规模发展。 其次，八路军、新四军积极地向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逼进（1944年新四军曾一度打到南京城），也对日军造成极大压力。这一行动与在华美军的行动，使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破产，并迫使其不得不将位于西南进攻国民党的日军逐渐撤回，以稳住华北华中的防御阵脚，这就为国民党军队坚持国内战场和胜利结束滇缅战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翌年转守为攻，提供了条件。
（二）有力地支持了盟军对日作战，为早日打败日本法西斯做出了重大贡献。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的作战，有力地牵制了在华日军。由于我军的有力反攻，日军为实施“一号”作战，被迫将计划调往太平洋战场的军队大规模减少或推迟行程，并且从东北调集5个师团南下， 以增强华北地区的防御力量。同时，中共在华北和华中的反攻和向江南进军， 对日军所要建立的对美沿海登陆防御体系是一大威胁， 逼迫日军在1945年初为“要迅速谋求占领地区（特别是华北及长江下游要地）的安定”（注：《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之《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3页。 ）而不得不胶着在华中和东南沿海一带，无力增援太平洋战场，因此，中共军队的奋战，与国民党军队一样，不仅支持了太平洋战场盟军的反攻，也支持了后来苏军在东北的对日作战。
（三）新战略的实施，使中共开辟了向新区发展的有利局面。
1944年春夏之交，中共审时度势，抓住新机遇，推行新战略，从而又创建了许多新战略区和根据地，主要有：以偃师、巩县、新安等为中心的豫西根据地，以睢县、杞县、太康等为中心的豫东根据地，及汝南、信阳、舞阳间的豫南根据地，进而又恢复了豫皖苏边区，还有湘鄂赣边区和苏浙根据地。
（四）在一定程度上，为争取抗日胜利果实奠定了有利的战略态势。
在河南，八路军、新四军密切配合，相互策应，开辟了豫西，发展了豫南，扩大了豫东，恢复了豫皖苏边区，使华北、华中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更加密切，完成了“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它和湘鄂赣边区、苏浙皖边区一道，组成有机整体，初步建起了堵国民党这股反共反人民的“逆水”的堤坝。这些根据地对中共军队控制由西南通向华北、华中的战略要道，钳制津浦、平汉、粤汉、陇海等铁路干线，威胁日军占领的上海、南京、杭州、武汉、郑州、徐州等大城市与战略要地，有极端重要的战略价值。
中共新战略的实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但也存在着一些缺憾。
（一）没有实现新战略的主要任务，到抗战结束时，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仍不为我所有。
（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军兵力分散。由于实施新战略，八路军、新四军中的一些精锐之师，如王震部、新四军一师、二师纷纷南下。到抗战胜利时，八路军、新四军广布华北平原和大江南北。从应付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讲，它暴露了中共占地广，兵力不足，难以应付新局面的矛盾。对此，黄克诚曾说我军“占领地区大，我主力分散。……很难独立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建议中央将南进军队北调， 以免被各个击破。
（三）影响了对夺取东北地区的战略准备。尽管中央在 1944 年到1945年间多次提出要注意东北问题，但是推行新战略，将注意力和机动兵力主要用于南方，从而影响了夺取东北的战略准备。其表现为：第一，日本投降后，联系华北和东北的战略枢纽冀热辽边区，其军事负责人选没确定；第二，到1945年9月中旬， 中共中央才决定大规模派军队和干部赴东北，若非苏军帮助，使蒋军在海上耽搁月余，中共在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中共在新战略实施中，之所以出现上述缺憾，既有新战略本身的缺陷，也有因客观形势变化导致实施困难的因素。
（一）从客观形势变化角度来讲，美军取消在华登陆计划和1945年对华政策改变，是中共难以实现战略任务的重要因素。
美军迪西克使团虽然在1944年8月向中共提出军事合作问题， 但是，美国不久就改变了军事作战计划。9月， 美国在魁北克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上决定：太平洋战场的作战目标首先是夺取菲律宾，然后夺取其他岛屿据点，不在中国沿海登陆。10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以吕宋岛、硫黄岛和琉球群岛为对日主攻方向，不在中国海岸登陆（注：何桂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对华战略》，《史林》（沪）1992年第2期。）。对于美军作战方案的改变，中共并不知晓，相反， 在以后给新四军等的电文中，还多次提及配合美军在华登陆作战。尽管中共认为配合是立足于自身力量的配合，但是，美军作战计划变更，也使中共失去了进占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有利条件。
更为严峻的是，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断胜利，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改变了1944年的“压蒋联共抗日”的政策。1945年4 月赫尔利的“4·2”讲话，标志着美国彻底转到扶蒋反共的轨道上来，与中共关系走入死胡同。7月，驻华美军司令官、 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答应蒋介石帮助运送蒋军以收复失地，抢夺胜利果实。这使中共新战略不仅得不到美军合作，还增添了困难。
（二）从新战略本身看，它的失误主要在于战略方向和任务的选择上。因为：第一，它是建立在中共对国民党政权及其军事力量估计失误的基础上的。中共中央在分析了1944年国民党豫湘桂战场的表现和溃败后，认为国民党军队已是不堪一击，国民党政权甚至有投降的可能，从而忽视了国民党仍有大量军队存在的情况，尤其是低估了滇缅战场的胜利对国民党军事实力增强的巨大影响。事实上国民党政权1944年底不仅没有崩溃，而且在1945年初实现“东守西攻”战略后，扭转了对它不利的战略态势，增强了它的军事实力。在对日军开展反攻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中共抗日力量的打击。正是由于中共没有全面分析国民党东西战场战局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注：温锐、苏盾：《重评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 导致认识与事实差距甚大。因此，新战略自然无法完全实施，不得不进行调整：7 月命令王震部放弃原定在湘中衡宝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8 月初又命令他们放弃争取大城市，着力夺取小城市，日本投降后令其北返，放弃在南方建立根据地计划。对江南新四军，中央也在日本投降前夕令其放弃进占大城市的计划。至此，中共中央实际上已经停止实施新战略了。
第二，它是建立在中共对苏联出兵东北判断失误基础上的。中共认为苏联是最可靠的朋友，但苏联对中共却不以诚相待。苏联早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就明确了打败德国后参加对日作战的立场，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更是对盟军保证对德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对日作战。但其对中共却始终保密。对周恩来的询问，或笑而不答，或极力否认，以致周恩来认为美国人说苏联一定会而且很快对日参战，是对中共故意试探，或鼓励中共如此主张，从而断定苏联不对日作战（注：《南方局党史资料》（三）《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众所周知，中共抗日力量主要还是游击军，虽然在内线、外线开始对日反攻，但还没有完成由游击军上升为正规军，由游击战上升为正规战的战略转变。因此，在选择发展方向时，自然要考虑可以借助的外部力量。苏联的所做所为，对中共造成误导，从而使中共在制订新战略时受到了不应有的局限。与苏联相反，美国主动提出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这为中共向南方进军又增添了有利因素。因此，配合美军，“破敌、收京、入沪”自然成了中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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