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新的视角重述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流派研究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流派论文,视角论文,中国文学论文,中国文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作者主张文学史研究应注意作家群体及文学流派的研究。基于对形成文学流派五个重要因素的认识，作者衡量了自初民至现当代文学流派的演变，约分成五个时期：1.萌发期（先秦两汉）：尚未形成具体流派，然已有朦胧意识；2.形成期（魏晋至盛唐）：虽已形成一些流派，但一切尚显稚嫩之态；3.成熟期（中唐至南宋）：五个重要因素，显已成熟；4.繁荣期（明清）：已呈争艳斗奇之态；5.新变期（民国以来）：结合西方、结合现代意识，五个重要意识，在这个时期内都得到充分的体现。作者认为从作家群体及文学流派的研究视角切入重述中国文学史，可以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文化视野；可以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批评构架；还可以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实证成果。
如果说文学史流程是一条线，文学大家是依次排列在这条线上的闪闪发光的点，那么，以文学大家为核心、以文学家群体为依托的文学流派，便是进而将这些闪闪发光的点组合成美丽光环的圈。圈的形成、移位、变形、兴替……既有其外显的演化轨迹，又有其内隐的衍变规律。只有当文学从宗教、礼仪、哲学、政治合为一体的混沌世界中分离出来走向自觉与独立时，才会出现富有鲜明个性的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群体组合而成的文学流派圈；同样，只有当文学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日趋繁荣时，各文学流派圈才会此呼彼应，互竞风流，或开一代文学之先声，或领一代文学之风骚。由此可见，文学流派是文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走向自觉与独立的产物，也是文学走向兴盛和繁荣的重要标志。文学史，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文学流派圈的发生与兴替史。文学流派基于内部、外部原因的不断演变，各文学流派之间的相互争鸣与交融，不同时代不同文学流派的借鉴承传与批评阐释，作为文学流派领袖之于一代文学的影响等等，都是左右文学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文学史研究中的核心课题。因此，文学流派史的研究，既可以进一步夯实文学史研究的根基，也可以从另一个视角重述新的文学史。
一
文学流派，是一个并非没有争议的概念，无论其内涵还是外延都有相当大的伸缩性。《辞海》的释义是：“在一定历史时期里，文学见解和风格近似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的结合。”《中国大百科全书》则释之为：“文学发展过程中，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一批作家，由于审美观点一致和创作风格类似，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文学集团和派别，通常是有一定数量和代表人物的作家群。”然而，当我们面对各种不同文学流派的具体表现形态时，就会感到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在有关“中国文学流派”的辞书条目中，也曾将“孔孟”、“老庄”、“汉赋”、“志怪小说”、“志人小说”、“传奇”等列为文学流派，与我们平常所说的文学流派概念相去甚远。为了澄清文学流派概念和术语使用上的混乱，我认为有必要对文学流派确定一个“量化”标准，这个“量化标准”根据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雏型到完型、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可排列如下：
（1）有一定数量，在创作上有共同追求并已形成鲜明风格的代表作家的群体结合；
（2）有对本流派的创作进行较为系统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总结；
（3）有明确的文学理论主张和共同的文学纲领，并与观点不同的其他流派展开论争；
（4）有一定的社团组织形式，且有持续或定期的群体文学活动；
（5）有连续发表创作、批评、理论成果的阵地。
在以上五条标准中，拥有的条件越多，文学流派的完型程度越高；反之，则完型程度越低。其中第一条是每一个文学流派所必具的基本条件，通过这一条标准，既可以排除个体作家的个体创作行为，又可以排除属于文学范畴之外的如“孔孟”、“老庄”等非文学流派属性，即便如《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所称的“游夏”，也不应该称之为文学流派，因为这里的“文学”意为“文献”，与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学”有别。第二条标准从创作提升至文学批评和理论总结，标志着一个文学流派的逐步走向成熟。第三条标准则在理论上表现出更高的自觉程度，在流派形态上也更趋完善，是一个文学流派真正走向成熟的体现。第四条标准的标志性意义与第三条大致相同，但在组织上有了更为严密、更为有序的保证。第五条标准为近代以后的文学流派所普遍具有，因而成为文学流派从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重要标志。
由于不同时代各文学流派具有不同的发育程度和表现形态，因而当我们在使用文学流派这一概念检测具体对象时，一定要首先准确把握以上五条标准的必备条件及其依次递进性，同时也可以由此准确地把握文学流派与文学社团、运动、思潮、风格、题材以及作家并称等的分合关系。文学流派并不都有文学社团组织，早期的文学流派尤其如此。反之，文学社团虽然在“有一定的社团组织形式”这一点上合乎文学流派的第四条标准，但并非所有的文学社团都是文学流派，现代文学史上有的文学社团组织从诞生到消亡只有二、三年，有的甚至更短，只有几个月，既没有成“流”，也没有成“派”，没有什么创作实绩，更谈不上形成自己鲜明的独特风格，连文学流派的第一条必备条件都不具备，因此不能称为文学流派。可见文学流派与文学社团是交叉关系而非对等关系，只有合乎文学流派必备条件的文学社团才同时又是文学流派。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似。文学运动是指发生在文学界中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群体性行为，虽然它合乎以上文学流派五条标准中的第三条标准，但它往往是一种社会性的、思想性的、理论性的群体运动，一般都超越于具体的文学流派之上，如唐宋的古文运动，近代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现代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等等。在文学运动中也能产生文学流派，如唐代古文运动中的韩柳古文派，“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但文学运动有时仅限于文学运动本身，或者直接衍为政治运动，而没有产生文学流派，如五、六十年代的批判胡风、批判《海瑞罢官》运动，都没有产生相应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地域内形成的，与社会经济变革和人们的精神需求相适应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潮流。”[①a]与文学流派比较接近，但相比之下，文学思潮要比文学流派更为松散，可能由某一文学流派主导一种文学思潮；也有可能由几个文学流派同时体现了相近的文学思潮；或者只有文学思潮而未能形成文学流派。因此，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一样，与文学流派也都是交叉关系的非对等关系，只有合乎以上文学流派标准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才同时又是文学流派。
此外，文学流派与创作风格、题材以及作家并称也有密切的关系，婉约派、豪放派即是以风格称派；山水诗派、边塞诗派则是以题材称派；至于作家并称诸如李杜、苏黄者更是代代有之，判断其是否同时又是文学流派，也同样必须以以上文学流派标准衡量并取舍之。
二
根据以上五条标准，我们便可由此进入对中国文学流派发展演变历程的时期划分。
（一）萌发期（先秦两汉）：文学流派的渊源与文学本身的渊源一样古老，最初可以追溯至上古时代不同区域不同氏族集团“集体创作”的神话传统。但以第一条标准衡量，中国文学从先秦到两汉无疑都处在“前”文学流派时期，即文学流派的萌发时期。当然，其中的进化之迹也是十分明显的，以上古神话到《诗经》，区域性的“个性化”色彩越来越明显，“十五国风”即代表了十五个不同区域的诗歌风格。然而，文学流派首先是富有个性的文人作家的群体组合，而在仍停留于“集体”创作的“诗经”时代，显然不可能出现文学流派，只不过其中已多少具有后代区域性文学流派的一些因素罢了。下及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在“派别性”这一点上无疑前进了一大步，已与后代的文学流派颇为接近，而且在当时文史哲混而不分的情况下，诸子多兼哲学家与文学家于一身，如孔子、孟子、庄子等，但他们首先是论道而不是作文，首先是学术派别而不是文学派别，因而仍未具备文学流派的必备条件。
原始神话、诗经是有文而未成派，诸子是有派而非文，至战国末期以屈宋为代表的楚辞作家群的崛起，显然在以上两个方面都已进一步向文学流派接近，已具雏型文学流派之特质。尽管屈原、宋玉以及唐勒、景差等都是宫廷文臣，尚未具备独立、自觉的文人创作意识，也不同于后代文学流派的作家群体组合，但比之神话、诗经、诸子，无论在创作的群体性还是特色性上都已与后代的文学流派较为接近，并由他们的文学创作直接发展为汉代一代文学之主流——汉赋，因而可以称之为“准”文学流派，或者说是雏型的文学流派。
（二）形成期（魏晋至盛唐）：魏晋是中国文学走向自觉与独立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学流派正式形成的重要时期。汉末建安年间，以“三曹”为核心，以“建安七子”为主干的建安文人集团的出现，即是中国文学流派正式形成的标志，因感于董卓之乱的历史浩劫，这一文人集团在创作上普遍具有一种“雅好慷慨”、“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独特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与此同时，曹丕又以《典论·论文》、《与吴质书》等对建安七子展开具体的文学批评，由此建构了建安文人集团的从文学活动经文学创作再到文学批评的完整序列，这标志着中国文学流派历经先秦两汉的酝酿至此终已正式形成。
建安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文学流派有：竹林七贤、二十四友、玄言诗派、山水田园诗派、山泽四友、竟陵八友、宫体诗派等，这些流派既是一定创作群体的组合，又代表了各个不同时代的文学风格与文学成就。其中“竟陵八友”（又称“永明体”作家）中的重要作家沈约将汉字四声运用到诗歌创作中，创立“四声八病”之说，为使中国诗歌从古体向近体转型创造了条件，标志着文学流派理论上的逐步走向自觉。进入唐代以后的文学流派，先有初唐的上官体、文章四友、初唐四杰、方外十友、沈宋声律诗派，后有盛唐的边塞、山水两大诗派，以及竹溪六逸、山中四友等等。其中的四杰、方外十友、沈宋都有不同程度的批评言论乃至理论建树。但严格地说，还都没有真正自觉的流派意识，直到中唐之后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三）成熟期（中唐至南宋）：盛中唐是中国文学前后时期的分界线，也是中国文学流派从正式形成进而走向成熟的转折点。中唐之前的文学流派，几乎都是出于后代批评家的总结和归纳，而作家本人却往往缺少甚至没有自觉的流派意识，他们既没有在创作上形成明确的一代又一代的师承谱系，又没有在理论意识上分门立派，并与不同流派展开争鸣。到了中唐之后，在文学流派的表现形态上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比如古文派，从盛唐的第一代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四大家，到他们的弟子即第二代古文领袖梁肃、权德舆，再到他们的弟子即第三代古文巨子韩愈、李观等，加上韩门弟子即第四代古文大家李翱、皇甫湜等，可谓代代相承，派脉分明。与此同时，韩愈还以文为友，与柳宗元一道自觉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由此结束了骈文的统治地位，开创了一种新的散文风格，其影响更为深远。与古文派鼎足而立、并行发展的还有元白乐府诗派、韩孟苦吟诗派等，文学流派之于文学活动、创作、批评、理论、思潮、运动的兼容性更为突出，文学流派的表现形态更为完型，文学流派的自觉意识更为强烈，可以说中国文学流派到了中唐已进入成熟阶段。
中唐之后，历经晚唐五代而至宋代，文学流派此起彼伏，延绵不断。其中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兴起，与唐代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遥相呼应，对当时以及后代的文学流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得益于诗文革新运动的江西诗派，从北宋横贯南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诗歌流派。然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还出现了由本流派重要作家吕本中所撰写的《江西诗派宗社图》，吕氏既名之为“诗社”、又立之为“宗派”，尊黄庭坚的诗派之祖，下列陈师道等25位重要成员，旨在梳理该诗派的承传谱系，标志着中国文学流派至此已完全成熟。
（四）繁荣期（明清）：中国文学流派由中唐—宋代趋于成熟之后，至明清进入了一个多元发展的高度繁荣时期，其中为时不长的金元时代又是连接前后时期的过渡阶段，在雅文学方面，出现了中州文派、铁崖派等；在俗文学方面则出现了玉京书会、贞元书会、武林书会、古杭书会、九山书会等文学创作团体。
明清六百年间，文学流派风起云涌，其派别之多，衔接之紧，形态之异，声势之大，争论之烈，影响之巨，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一是多元性，这既表现为朝野文坛的多元并存，也表现为雅俗文学的多元共容。二是区域性，多产生于一定的区域，由一定区域性作家集合为某一文学流派，体现了鲜明的区域人文特色，所以也多以区域之名冠之于文学流派。三是变异性，在以往的文学流派中，相承性一面比较突出，而在这一时期，文学流派之间的争鸣更为激烈，自立门户、标新立异意识更为强烈，因此一个新的文学流派的崛起往往是从对旧的文学流派的批评与否定开始的。四是理论性，即不仅仅是在文学创作观念上结为一个大体相近的作家群体，更重要的是多以独树一帜的创作理论为先导，或以此为纲领，理论色彩更为浓厚。五是泛文学性，具体地说就是有些文学流派已超越文学之上而兼具学术、政治派别性质，如明代的复社、几社，清代的桐城派、南社等，都已不是纯粹的文学流派。以上五个方面是明清文学流派不同于以往的主要特征。
（五）新变期（民国以来）：近现代之交，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型和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文学流派的发展也相应地进入了转型时期，即从古典形态转化为现代形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表现：一是文学社团的大量涌现。在古典时期，文学流派也有以文学社团面目出现的，但为数不多，而在现当代，文学社团已成为文学流派的主干，这说明了现当代文学流派的组织形式更为严密。二是普遍拥有文学创作阵地，以文学研究会为例，就曾先后办过《小说月报》、《文学周报》、《诗》；各地分会又有《文学旬刊》、（北京、广州）、《文学周报》（宁波）等刊物。此外还编辑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小说月报丛书》、《文学周报社丛书》等，对新文学创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三是与世界文学的沟通。古典时期的文学流派几乎都是本土化的，而现代以后的文学流派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理论主张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世界各国文学的影响，至于如现代派、新月派等更是在外国文学的直接刺激下诞生的。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文体地位的迅速上升，小说流派为数最多、成就最著，影响最大，与古典时期的正宗诗文占主导地位、小说不登大雅之堂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以上五个时期的划分，大致勾勒出了中国文学流派的发展演变轨迹。
三
中国文学流派发展史的研究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可以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文化视野。一般的文学史多重在文学发展线索的梳理以及重点作家作品的介绍，而文学流派史研究则特别注重文学流派的圈层运动以及文学流派之内圈与文化发展之外圈的互动关系。大而言之，中国文学流派圈的整体动向是与中国文化中心的定位、迁徙相一致的。陈正祥先生曾在《中国文化中心的移迁》一文中精辟论述了中国文化历经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三次波澜，至南宋终于奠定中心南迁的局面[①b]，而在文学流派发展史上，也同样呈逐步从北方向南方移位之轨迹，说明文学流派之内圈与文化发展之外圈的整体运动是基本同步的，文学流派与文化发展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小而言之，一个文学流派圈的形成、演变、解体以及不同文学流派圈的承传、争鸣、交替，都离不开特定时代文化精神与特定文化区域土壤两大因素的制约，唐宋明三代在立国之初，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浮靡华丽的文人创作团体（分别为上官体、西昆体、台阁体），到了中叶前后又不约而同地兴起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而清代却是例外，即是时代使然。前者是由唐宋明三代相类似的“创业——守成——腐败——改革——衰落”的王朝命运所决定的，后者则是因为满族入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未能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同，因而清初左右文坛的是一批遗民作家而难以形成一个歌舞升平的文人群体。另一方面，古代为数众多的文学流派即是区域性文学流派，因而往往以文学流派发源之特定区域命名，中国文学史上历时之久、声势最盛的诗派——江西诗派与文派——桐城派即是如此。这些文学流派圈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学流派圈代表作家的创作特色，都与特定的区域文化土壤密切相关，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特定区域文化的烙印。此外，还有一些流派诸如复社、几社、桐城派、南社等，本身就不是纯粹的文学流派，更需要将其放置于宏观的文化背景下加以交叉研究。所有这些，都将对传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启示。
其次，可以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批评构架。文学流派史研究之不同于一般文学史研究的关键之处是旨在寻求文学流派之“圈”与文学家之“点”以及文学史之“线”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文学流派史也同样注重文学史之“线”的流程，但它主要是通过文学流派圈的形成、演变、解体历程勾划文学史之“线”，又通过不同文学流派圈的承传、争鸣、交替进一步延伸文学史之“线”。这样，对文学史而言，文学流派就如一条长长藤上所结出的一个个瓜，又如一条长长河上所布列的一个个湖。瓜的多少、湖的大小，都是与藤的粗细、河的深浅成正比的。所以，文学流派“史”的研究，实际上就是文学流派圈层运动史的研究，是特定文学流派圈的形成、演变、解体历程的个案研究与不同文学流派圈的承传、争鸣、交替轨迹的整体研究的有机整合。在文学流派之“圈”与文学家之“点”的关系上，彼此也是相辅相成的，大家辈出的时代，往往就是文学流派风起云涌、互竞风采的时代；而文学流派的风起云涌、互竞风采，则又往往会催化一大批文学大家的出现。当然，也有一些天才作家戛戛独造，超越于文学流派之外，但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割断与文学流派的关系，或者不同程度地受到前代或当代文学流派的影响，或者影响于当代或后代的文学流派。总之，文学流派史的研究就是要寻求圈、点、线三者内在的分合规律，从而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批评构架。
最后，还可以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实证成果。文学流派研究以个案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既重“派”的独特性，又重“流”的动态性，可以弥补一般文学史研究之不足。即以作为中国文学流派正式形成之标志的建安文人集团为例，一般的文学史多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介绍之后，便是对“三曹”、“七子”等进行平面的分列章节论述。然而作为文学流派研究，则必须深入到该流派的形式、发展直至解体的整个过程，即把重心放到流派之“流”上。具体地说，先是在建安元年（196）八月，曹操使汉献帝迁都许昌，七子中的长者孔融也因此抵许并被曹操征为将作大匠，又因孔融的力荐，祢衡也于同年至许，与孔融、杨修为友，由此揭开了建安文人集团形成之序幕。下及建安九年二月，曹操定都邺城，七子中的陈琳、阮瑀、徐干同至曹营任职。十二年七月，七子中的刘桢、应玚也已归于曹营之中。九月，原依列表的王粲最后从襄阳抵邺，至此，建安七子就如百川入海同汇于邺城，故后世又称之为“邺中七子”。再至建安二十二年，王粲、陈琳、应玚、徐干、刘桢五子不幸一并殁于瘟疫，加之原被曹操杀害的孔融、因病先逝的阮瑀，建安七子于此年凋零已尽，建安文人集团也因此走向解体。在创作上，建安文人集团的总体精神是“雅好慷慨”，即前人所称之“建安风骨”，其奠基者是年长的曹操、孔融。早期作品因感于董卓作乱、社稷倾覆、生灵涂炭的历史现实，犹同“实录”，具有伤时悯世的“诗史”品格；中期因在平定董卓之乱中，英雄竞起，纷纷以武力割据一方，四处漂泊、无所归依的文人在感受时代和自己双重悲剧的同时，必须作出艰难而痛苦的生存选择：投向谁？归依谁？如何在乱世中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尊严？如何实现匡时救世的平生抱负？于是“咏志”之作纷纷涌现；再到后期，三分天下之势逐步形成，经历乱世的文人在痛定思痛之后，对于社会、时代、生命悲剧有了更为深切的体验，反映在文学创作上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之迹，即在表现匡时救世抱负的“咏志”作品之外，产生了一批表现人生、生命悲剧的“抒情”之作。以上建安文人集团的形成、发展、解体历程以及三个阶段创作流向的变化，几乎在所有的中国文学史中都被忽略掉了。由此可见，文学流派史的研究除了可以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文化视野、批评构架外，还可以为其提供新的实证成果，从而进一步夯实文学史研究的根基，而且在研究取向上也更符合文学史之“史”的内在要求。
注释：
①a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
②b 见《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