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造——论梁启超的人才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转型论文,人才观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4)01-0055-07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的思想启迪了几代中国人，然而我们对他的研究则很不够。仅是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教育改造之间的关系，他就有许多精辟见解，其“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的思想和主张闪耀着思想智慧的光芒，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以往学界有过考察梁启超教育思想与实践的课题，也发表过有关成果，但多是就教育谈教育，就人才谈人才，未能将教育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作深入和系统的论述。本文拟就梁启超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造的关系作些探讨，发表一些浅见，以求教各方。
一
社会转型，梁启超称为社会“过渡”。1901年6月，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1](P166)
所谓“过渡时代”就中国而言，就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国民可生可死、可剥可复、可奴可主、可瘠可肥之界线”分明。[1](P167)梁启超在论证“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后指出：“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为什么会如此？他认为，那是因为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也，是由于“士子既鄙考据词意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也，是由于“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也。梁启超指出，如果从小处讲，那就是“例案已烧矣，而无新法典；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型矣，而无新人才；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1](P168～169)所以，中国要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除了政治制度的转变外，还需要从经济、文化多个方面去考虑更新，但关键在于培养和造就与过渡时代相适应的各类新人才，没有新人才也就不会有新中国和新的时代，因此在梁氏看来，举办新式教育，培育各种新式人才便成为当时中国实现社会过渡的重中之重的大事。
无论什么时代，人才问题都是国家兴衰的重要问题。早在1896年梁启超在《论科举》文中就指陈，中国科举制推行，改变了上下无才国之大患的弊端，但到了近代科举制则无法为社会造就各种新人才。尽管洋务运动期间“内有同文方言之馆舍，外之有出洋学习之生徒，”然“行之数十年，而国家不获人才之用。”“教而不用，则其教之之意何取也？生徒之学之，将效用也，学而不见用，则其学之之意何在也？”梁氏认为，出洋学生中未尝无才，但“束之高阁，听其自穷自达，不一过问。”一方面“日日叹息曰无人才、无人才”；一方面有了人才又不使用，更谈不上重用。梁启超感叹说：“此其吾之年不能解也。”因此，他大声疾呼，“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只有“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迄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用之。”才能救穷和救愚。[2]（文集1,P21～31）在上张之洞论改革书院课程书中，梁氏又强调西国学校，种类不一，“而惟政治学院一门，于中国为最可行，而于今日为最有用。”他说：西国学校其为学，“以公理（人与人相处所用谓之公理）公法（国与国相交所用谓之公法，实亦公理也）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焉而成者，则于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与夫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靡不融贯于脑中，若集两造而辨曲直，陈缁羔而指白黑，故入官以后，敷政优优；所谓学其所用，用其所学，以故逢掖之间无弃才，而国家收养士之效。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故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诸馆，颇有所建置，而政治之院曾靡闻焉。”梁启超以日本为例说：“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要；采泰西之理法而合之以日本之情形，讲求既熟，授之以政，是以未及十年而兴渤焉也。”[2]（文集1,P104～106）他强调“人才应当在历史的变迁之中扮演主导的角色。”[3]可见，梁启超呼唤人才，尤其呼唤政法人才，很明显此中潜存着他维新变法之意图。人才问题成为制约其行新政的主要障碍之一，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他说得再多，也无从实践，无从解决。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为什么我们在近代由先进变落后了。梁启超说：那是因为“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相胜，太平世以智胜”，“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藉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为其统辖，智之强也。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2]（文集1,P11）即在太平盛世，时代日进，提高国民的知识、启发国民的智慧、增长国民的才干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国民的素质如何，关键又在于学在于教。梁启超认为，办教育不仅是教人学会做人、学会生活便了事，必须要使国民懂得，人作为社会的一员，人人都要明白为何而学，为何而教，这是施教者和受教育者必须要明白的大义。可是过去中国的施教者只为“制义”而教，为“诗赋”、为“楷法”而教，而受教者则“不必读书通古今而亦能之”，所以昔之教育“求读书求通古今者稀矣”，这是中国人才乏匮之所在。而今世界变迁，中国亦处于过渡时代，中国要求强求富求发展，不改变过去的教育路向，不用新的思维，改变中国人传统教育取士的作法，中国必将衰朽下去，更无望振兴。
梁启超将中国与外国的士农工商兵作一比较，指出有知识与无知识的农工商为社会制造的价值大不一样，从而论证了知识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盛衰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凡国之民，都为五等，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曰兵，士者学子之称，夫人而知也。然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土，兵有兵之士。”然而“中国无闻焉”。中国只有四者之名，五四者之实，士而不士“于万国形势，瞢然未有所闻者，而欲与之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御外侮，其可得乎。”[2]（文集1,P15～16）
据此，梁启超强调“今之言治国者，必曰仿效西法，力图富强，斯固然也”。这就昭显了梁氏的办学理念，即学者求知识也，教者导人以正确方法求得知识求得其本事也。学为了用，教为了能用，不能用没有用的知识于求国之富强、于社会之进步无用。所以，梁启超指出：四海之内士之有无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强弱。国家既不能取士，学成亦无所用，国家贫弱便难改变。中国“通商数十年，而士之无所凭藉，能卓然成异才为国家用者，殆几绝也。”[2]（文集1,P17）
以上论述，都说明梁启超呼唤人才的苦心，他是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大视角去审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他强调中国人才本既奇缺，加上各种束缚和钤制，“一旦有事，乃欲以多才望天下，安可得耶，安可得耶。”“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但昔日的学校“以历代政术为教者乎，无有也，有以本朝掌故为教者乎，无有也。有以天下郡国利病为教者乎，无有也。”这样下去，梁氏认为“西学之学校不兴，其害小，中学之学校不兴，其害大。”[2]（文集1,P18）由此可见，人才的问题，成为梁启超思考的重要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也制约了梁的维新变法计划的推行。所以1898年5月，梁启超等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请求皇上下诏变科举时道：科举取士，谬种流传，造成“考官及多士，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其能稍通古今者，郡邑或不得一人，其能通达中外博达政教之故，及有专门之学者益更寡矣。以彼人才，至愚极陋如此，而当官任政如彼，而以当泰西十六之强国，万亿之新学新艺，其为所凌弱宰割，拱手受缚，乃其固然也。”“夫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欲强其兵，必自智其兵始。”可是吾国“童生无专门之学，故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造，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数，妇女无以助其夫，是皇上抚有四万万有用之民，而弃之无用之地，至兵不能御敌，而农工商不能裕国”。[4]（册2,P343～347）
由此可见，梁启超不是为废科举而废科举，废科举兴学堂是为了发展中国近代教育，培养适应新社会新时代的新人才，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所以，培养和造就社会变迁所需要的各类人才，达到富国、强兵和裕民的理想，便是梁启超教育改造理念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二
1902年梁启超在《教育政策私议》一文中说：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即当道之言维新、草野之谈时务者，亦莫不汲汲注意于教育；然而此议之兴既已两年，而教育之实至今不举，殆非尽由奉行之不力，或亦由所循之政策，有未当者耶？”[5]（卷3,P5）为此，梁启超就教育的政策问题发表意见。他认为，“求学譬如登楼，不经初级而欲正升绝顶，未有不中途挫跌者。”梁启超根据西方教育的宗旨“在养成国民”的认识，认定“今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5]（卷3,P6）并根据日本教育次第，就身体、知、情、意和自观力形成的特征，说明教育的次第不能躐等前进，必须根据学童的情况，由小学、中学、大学的顺序来改造我们的教育。他说：“遍观各国小学，皆行义务教育”，中国只有管理好和办好小学教育，才能与官立的中学高等教育相接，否则中国的教育便脱离中国的实际。梁启超由早年提出废科举兴学堂，到重视建立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的有序教育，皆说明其教育的改造在于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在于造就富国、强兵和裕民的人才和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1904年初，梁启超将其从日本赴美游历（1903年2月至12月）所记，题名《新大陆游记》，作为《新民丛报》的增刊发表。在其中一篇《中国人之缺点》短文中，他指出，中国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所以，中国人“无高尚之目的”，更没有远大的理想。为什么会这样？梁启超说，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只强调“善”不讲“美”。“希腊人言德性者以真善美三者为究竟，吾中国多言善而少言美”。所以，梁氏说中国之国民为不好美。其次是中国人“社会之名誉心”，以及“宗教之未来观念”皆不如欧美人。“泰西精神的文明之发达，殆以此三者为根本，而吾中国皆最缺焉。故其所营营者只在一身，其所孽孽者只在现在，凝滞堕落之原因，实在于是。”[6](P788～791)因此，梁氏认为，中国的急切任务是开民智，培养具有热爱国家、民族的精神，造就具有国家意识、市民思想的人才，使国家富强起来。为实现“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早在1897年梁启超就提出：“一曰朝廷大变科举，一曰州县遍设学堂。斯二者行，顷刻全变，然而非今日之所能言矣。”他根据当时湖南省的情况强调：“有官绅之力所可及，而其成效之速，可与此二事相去不远者：一曰全省书院官课、师课，改课时务也……官课、师课全改，耳目一新，加以学政所至，提倡新学，两管齐下，则其力量亚于变科举者无几矣……二曰学堂广设外课，各州县咸调人来学也……每县自三人至五人，咨送来学，其风始广……到省以后，首须谋一大厦，使群萃而讲习……此项学生，速则半年，迟则一年，即可遣散，另招新班，择其学成者，授以凭记，可以为各县小学堂教习，一年之后，风气稍成，即可以饬下各州县，每县务改一书院为学堂，三年之间，而谓湘人犹有嫉新学如仇，与新学为难者，其亦稀矣。”[7](P92)是年，梁启超又收到陕西刘古愚两封来函，谈到在陕西兴学致富的问题，梁在复刘函中，对于在陕兴学、致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将他自撰《西学书目表》赠刘。梁氏在给刘氏信中指出：“先生以织局、书院两义立富教之本，可谓知务。”“今日所最切要而最易行者，自当以兴学为主义……启超谓今日欲兴学校，当以仿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为最善。”他说“日本变法之始，即开此院，以故数年之间，人才大成，各用所长，分任庶政，是以强。”[7](P105)
梁启超此函，明显重政治、轻经济，虽以“兴学为主义”，呼唤人才，但他所强调和追求的还是仿照西方和日本之法培养管理政治，造就变法人才来使中国强大。这种通过改变政治制度来兴国，促使社会变迁的意识，便使梁启超的人才观产生偏离。这种偏离便为他重政治轻经济埋下根基。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的“不群不学”，“自群自学”是个严重弊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他认定，关键在于国民有良好的素质，为政者有公德和服务国家、民族的精神和本事。所以，他决心在“新民”方面做一番事情。但是自戊戌政变，“六君子为国流血”后，梁受到极大的打击。1898年夏，梁启超由湘返沪，在轮舟中曾与同志慷慨论国事，并有失败了还要干的决心。[7](P107)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梁所想的那样，他苦极了。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但对此梁启超似乎又不太懂。他对政治情有独钟，失败了还要干，这当然很好，然而脱离实际说一番鼓气的话，作为一种情绪的宣泄，不能说不对。不服输是一种精神。正由于梁启超具有这种精神，只要他认定了的事就非干出个结果不休。但这也是他的弱点，他在政治上的失败原因在此，在学术上的成功原因也在此。
基于救国先救人，建国先树人的理念，梁启超自1898年4月在京联合百余人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后便将其精力投向维新变法。变法在于人，没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新人参与国家的变法，法虽变，而人的思想不变，社会也不可能变迁，国家也不会进步。因而他接受光绪皇帝委任办理译书局，从事救愚工作，提倡兴学校，设立译书学堂，鼓励习西文、译西书，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启导新知。他还积极参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与康有为起草《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4]（册1,P150～151），明确提出了中学与西学相结合的办学宗旨。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到日本，于横滨创办《清议报》，参与创设高等大同学校，作为中国内地留日学生预备科之用。此时，他开始“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7](P171)，思想为之一变。梁启超将精力集中于“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支那人之学识”、“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是其国家主义理念、开民智思想的提升和实践。据梁说：他此时在日本“读日本书得益极多。”[7](P176)从日本吸收新思想、新知识，重新制订其救国方略，开始新的救国历程。诚如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所指出，“把逃亡日本后的梁启超单纯地称作‘政治家’是有失妥当的”，但“经历了从变法维新到戊戌政变激烈变局的梁启超”，在亡命日本后“他要开创的未来对于全体中国人（包括他自己在内）来说属于完全未知的领域”，他“置身于日本、体验和摄取了（日本）明治时代的文化状况”开始“以启蒙为目的的知识创造活动”[8](P68～69)，这是新的开始，当然未来要走的路还很长。梁启超此时撰写了《新民说》长文，此文内容丰富，但主旨是“新民”。他认为教育有多重任务，但培养“新民”，即造就具有能自动、自主、自治、自立，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的新国民，则是时代的要求。所以为了发表他的《新民说》，他创办了《新民丛报》。此时，梁又写了《论教育当定宗旨》文章，认为教育之宗旨，在养成活泼进步的国民，具有“重自由，重独立”，熏陶高尚之德性，锻炼强武之体魄，具有权利、义务之观念，而使知自贵、自重，具有自立、自治、独立的能力。由此可见，这个时期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无疑是为建设近代的民族国家，树立“国家主义”和陶铸“国家思想”。他开始以“新民”作为使命，并以“中国之新民”为文鼓噪，起了开新风气的作用，为中国遗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新民说》。
梁启超在《新民说》叙论中将民与国结合起来审视，认为救国要先救民，“新民”为今日中国救国第一急务，[5]（卷1,P1）这就从根本上改变其为“维新”为“时务”而兴学育才的思路，将陶冶国民独立之精神，养成“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5]（卷1,P15）作为他努力的方向。梁的国民思想，诚如张灏先生所说：“更接近于以集体主义取向为核心的古希腊的国民，而不接近于以个人主义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的近代民主国家的国民。”[9](P215)可见，通过培养集体的意识，造成凝聚的力量，从事救国，是梁启超在戊戌维新后国民教育思想主张的本旨所在。
戊戌政变后，跟着是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华。面对中国这番乱象，梁启超思绪万千，他的爱国情怀未减，但他的思想顾虑则增加了许多。此时，他对“领袖中原女学堂”仍有兴趣，但又热衷于革命与保皇的纠葛。尽管他开办《新民丛报》宣传和灌输“新民”思想，但由于未能从政治上退下来，仍以其一贯之精神与革命派较量，浪费了他大量精力和时光，而他得到的结果除了烦恼以外，就是他的保皇活动败坏了名声。这种学术与政治的错位，说明梁启超没有能力主宰自己，当然他也没有本事驾驭别人，结果是他该得到的没有得到，不该得到的却得到了。
1902年，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小说中强调“我和现在朝廷，是没有甚么因缘”，但“说到专制政治，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积痼，却不能把这些怨毒至归在一姓一人。我想我中国今日若是能够一步升到民主的地位便罢，若还不能，这个君位是总要一个人坐镇的。但使能彀有国会有政党有民权，和那英国、日本一个样儿，那时这把交椅谁人坐他不是一样呢？若说嫌他不是同一民族，你想我四万万民族里头，却又那一个有这种资格呢。”在说到革命时，梁启超认为，要革命和实行民权（君主立宪、民之共和）靠的是国民教育，现在民德、民智、民力不但不可以讲革命，因为国民没有政治思想，民权也万不可能做到。[7](P295～296)强调做好国民的教育，提高国民的参政议政意识，这不能说不对，但他强调“非万不得已，总不轻易向那破坏（按，即革命）一条路走”，这就有点不合民意国情。然而，他的《新中国未来记》所追求建立的理想国又隐含着支持革命之意。后来由于国内学生风潮频闹，加上自由平等学说的传播，他又担心会造成社会无序，你破坏来，我破坏去，我革命，你革命弄到国家不治，国民遭殃。因此，他又主张国体“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7](P298～299)由于梁启超思想变化无常，别人对他也评说不一。对于他所认定的国民教育，这时期他不仅说得不多，做得也少。如果在这时，他能安下心来做学术研究，宣传、鼓吹和从事国民教育，他的成就肯定会比现在大得多。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其机关报《民报》从第一号起，便宣布同梁启超宣战，从此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日益激烈。由此时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梁启超再也安静不下来了。他在心烦意乱之中，说出要与革命党人决一死战，从而也就毁了他“新民”的初衷。由此看来，如果要指出梁启超在这个时期的不是，不在于他的“新民”主张，更不在于他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而是在于他未能从政治圈中脱身，继续从事他的“新民”和国民教育工作。他的“新民”主张或称“新民学说”，尽管可以做种种解释，但他强调国家的强弱“以人为本”，以“群体”为本，便奠定了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地位。如果从现代化的理论去审视，他把握了人的现代化在社会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强调人的现代化（即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意义，则表明梁启超思想的深刻和超前。民初，新旧思想发生冲突，复辟思潮和复辟活动的出现，正说明树立新思想，确立新观念的重要性，说明“新民”的必要性。但可惜的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他只是提出了问题，未能深刻地探讨和解决问题，此乃梁启超本人的局限。
三
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由此带来的1912年的中华民国成立，使中国的社会发生了震荡，虽然没有能够实现中国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但由于政治革命的成功则实现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向民主共和政制的转换。随着政治体制的变革，给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新旧思想、新旧文化的碰撞摇撼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旧的思想文化在游离，新的思想文化一时又树立不起来，造成信仰和教育的危机。如果不能随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对教育进行根本改造，社会的转型便不可能接续。正是在政治变革的驱动下，在民国成立后的几年里，教育开始真正的改造。南京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指出：“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教育要“起轶政治”，实行“实利主义”和“德育”教育。[10](P1032)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则强调：“今国政既革，诸君求学之心思，亦宜更革”。“此后求学方针，乃期为全国人民负责，非为一已攘利权。从此研究文明学问，铲去野蛮学问，使我国之道德日高一日，则我国之价值亦日高一日。”[11](P423)1915年在袁世凯力主下，教育部修改中小学法令，恢复读经科目，规定“忠孝节义”为国民教育方针。由此引起了教育方针的讨论。蔡元培接连发表演说和文章，指出新旧教育之不同，旧教育以养成科名仕宦为目的，新教育必以欧美最新科学教育青少年，造就新式人才，指出读经尊孔与时代相违。到了袁世凯帝制问题发生，教育界又在精神上深为所扰。为此，教育家纷纷发表意见。蒋梦麟说过：“教育二字的解释，其说不一，不能遍举。大多数的人，大约都以为教育是万能的，是可以强国的；因为他们看着俾士麦注重小学教育而一战胜法，日本也因注重教育而胜强俄。也有些人以为教育就是导儿童做好人。其实都不是教育的真实。教育的真义，从心理方面讲，贵在教育儿童的本能；从社会方面讲，贵在以社会已有的文明，灌输给儿童，使他将来在社会上可得正当的生活。”[12](P3)他又说：因为有问题才有教育，“国家有问题，故有国家教育。社会有问题，故有社会教育。个人有问题，故有个人教育。职业有问题，故有职业教育。”“教育而不能解决问题，则是教育之失败也。”[12](P22)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也参与教育方针讨论，他认为，所谓教育方针者，中外古今，举无一致，“吾人所需于教育者，亦去其不适以求其适而已。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长与短即适与不适也。”因此，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为此，陈独秀认为，“现实主义，诚今世贫弱国民教育之第一方针矣。”“惟民主义”为第二方针，即“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人民应有自觉自重之精神，毋徒事责难于政府。”“职业主义”为第三方针，“今之教育，倘不以尊重职业为方针，不独为俗见所非，亦经世家所不取。”“兽性主义”为第四方针，即受教育者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13](P14～20)还有其他人士参与教育方针讨论，这里不一一列举。教育方针的讨论将教育在社会发展和变迁中的意义凸现，使教育成为执政者的一项任务，把教育提升到重要的位置。
护国运动后，梁启超有放弃政治生活和从事社会教育的打算，但由于政治的情结，他始终没有能够从政治漩涡中跳出来，因此他对于教育一事也只能是说说而已，没有太大作为。1917年2月7日上海《申报》刊载梁启超对时局条陈五事，他提出要“维持教育”。维持教育是何意？不明确。后他在接见教育部人士时作了《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讲话，对教育作了较多的陈述。他认为，民初中国的教育不如前清光宣时代，“以今日教育现状而论，学校数目颇有推广，学生名数颇有增多，形式上不无进步，至精神上则有远逊于昔者。昔时人人视为救国要图，今乃不为一般人所重视，地方上不独无提倡，且从而摧残之。”所以梁氏言，他“近日对于教育抱有非常之悲观，以为今之教育方法，非根本改革不可。”应如何改革？他提出四条主张：
第一，应改革教育以做官为方针。上学为了猎官是科举制度的余习。教育的目的是造成若何之国民，教育以做官为目的，一旦普及，则农、工、商，将全变为官，世界上哪有此类国家？教育坠落至于此极，如果不尽快将科举积习铲除，从前错误的教育方针不矫正，则中国的教育就没有希望。
第二，应改革学问不求实用的弊端。梁启超认为，学问分为两类，一为书面上的学问，一为应用学问。中国数千年来及欧洲文明未兴以前，皆为书面上的学问。然而学而不能用，无论如何勤学，对于个人和社会均无好处。所以，受教育者与社会隔绝，不屑与社会为伍，以致自暴自弃，一无所能。这样的教育便是使受教育者舍做官外无他能力。所以，学校中人无机会与社会相接，亦不能贡献于社会。这样的教育非独无进步，且牵动大局，危害极大。
第三，应改革教育儿童的方法。梁启超认为，教育儿童纯用趣味引诱，似可商榷。从前教师对于儿童过于严厉，专用体罚，致使儿童视就学为畏途，当然不对。今矫其弊，专以趣味教育儿童，引起儿童就学兴味，不加强迫，毫无勉强，必不能扩张儿童之可能性，对儿童的身心全面发展无益。
第四，应改革文言不一致之诟病。梁启超认为，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学之进步，以中国现在之文字，学现在世界之科学，欲其进步，绝不可能之事。吾国之文字，乃古时之文字，惟宜古人用之，不宜用以求今之科学也。因此，梁启超主张造成一种国语，用以编纂教科书以利教育。[10](P954～961)
梁启超这个讲话，基本上还是就教育谈教育，属于教育方法范畴的问题，在教育理论上没有多少新意。但他强调教育只有认定方针，必可达到目的；政治家之政策有失败，而教育则无所谓失败，所以教育不能与社会上的污浊空气相接触。不能“以官易我之教育”，则是他有针对性地发出的警醒之言。
梁启超晚年有意以教育作为终生事业。但从他1919年关注和支持上海中国公学，到1921年应聘在南开大学从教，再到1925年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直至1929年1月19日辞世，只不过10年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梁启超尽力尽责，除在南开、清华教坛执教鞭外，还到全国各地作巡回演讲，发表言论，震惊四座，影响自然不小。据李喜所、元青教授统计，仅1921年10月10日至21日，梁启超应京津各学校之邀，公开演讲达7次之多；1922年4月1日至1923年1月13日，梁应各地学校和团体之邀，先后公开演讲达50余次。[14](P495～497)
梁启超的教育活动和思想记录了中国的昨天，反映了他当时的认识，但其作用则不仅在昨天，还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今天和未来。今天人们比较理性地认识了梁启超，感悟到他许多思想和精神的价值，感悟到先人的思想价值对于现在社会的影响。这就凸现了教育在社会变迁和转型中的作用——教育为了“新民”，所以教育不能离开社会；教育为了救国，所以教育不能离开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