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韩国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9）02－0112－08
迄今为止，还没有对韩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状况做出评估。韩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值得关注至少有以下三个理由：第一，韩中关系在过去十多年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扩展；第二，在中国学习的外国学生中，韩国留学生的数量最多；第三，尽管刚刚起步，越来越多的韩国学者在当代中国研究的主流英文期刊如《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和《中国杂志》（The China Journal）上发表文章。本文主要对三类学术成果进行述评，包括个人专著及编著①、三种最重要的韩国期刊② 上的专题论文和博士论文。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笔者有意识地尽最大努力减少偏见，但学术评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客观。
一、韩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界分析
1.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界的演变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韩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的荒漠期。导致产生这种负面评价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政治原因。在韩国，冷战的对抗和麦卡锡主义造成的意识形态上的普遍恐惧，使共产主义及其相关“敏感”问题成为研究的禁区。“客观的”分析——这可能与军政府的反共产主义教条相抵触——几乎不被允许，更不可能得到推进。韩国学者无法接触中国大陆，也看不到其官方出版物（甚至《人民日报》也看不到），这使学术研究即使有可能进行，也是极其艰难的。与西方学者不同，韩国学者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也几乎没做出任何努力去利用香港作为重要的研究前沿。此外，在这段时间里，尽管有很多人从事传统的汉学研究，但在中国研究领域的韩国学者实际上都没有受到过正规的社会科学训练。简单地说，在这20年里，韩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几乎没有值得评述的成果。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的变化和未曾预料的机会。由于70年代初国际环境的显著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国和日本重建友好关系，首尔认为改善与北京的关系有助于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维护地区和平。1972年，韩国修订了其对外贸易法的第二条，允许与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韩国媒体也积极营造氛围，推动首尔向中国大陆敞开外交大门。与70年代国际形势剧变相适应，新的韩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播下了关键的种子。汉阳大学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并从1974年开始出版《中苏研究》季刊。其他几所大学也纷纷仿效建立起与当代中国研究相关的机构。1979年6月，韩国共产主义研究会在教育部的资助下成立，至90年代初对其财政支持高达2亿韩元。当代中国研究是该研究会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资助。
这一时期，以19名在韩国大学主修中国政治的学生获得博士学位为标志，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开始形成。一些在20世纪60年代末留学海外——主要是去美国或台湾的第一代学者，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韩国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些人中包括安炳俊（哥伦比亚大学）、崔明（伊利诺伊大学）、郑崇旭（耶鲁大学）、金达中（塔夫茨大学）、徐真英（华盛顿大学）和朴斗福（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在此期间也出版了许多重要著作，包括金相浹1974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崔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政治》和郑崇旭1980年出版的《毛主义与发展》。尽管如此，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领域整体上依然荒芜。由于缺乏关键的研究基础，尤其是缺乏资金和图书资料的支持，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仍然很多，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的深入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为韩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尤其是政治研究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1983年的劫机事件、1985年的鱼雷艇事件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中国派遣了庞大的代表团，成为首尔和北京之间发展官方接触的重要催化剂，同时也推动了韩国对中国的学术研究。随着反共产主义氛围的逐渐缓解和经济联系的快速扩展，提出了直接了解中国大陆的需求。智囊团和法人研究机构出版了关于中国现状的政策简报，并提供给企业和学术团体。然而，这段时期学术成果从很大程度上讲并不丰硕。一般来说，韩国的第一代中国政治专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大多在美国或中国台湾接受专业教育，由于当时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仍然不利于严肃的客观的学术研究，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迫”进行中国以外的课题研究。他们转而选择诸如东北亚国际关系、朝韩关系等宽泛的课题，这些课题容易获得更多的研究资助。这样的“分离”妨碍了许多第一代学者积极地培养他们的学术继承人，造成了第二代学者的断档。尽管政治氛围逐渐缓和，但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中国政治专业授予的博士学位总共只有17个，比70年代少了2个（见表1）。80年代在海外接受教育后回到韩国的第二代学者人数也很少，尽管他们当中有金东兴（康涅狄格大学）、锦熙妍（迈阿密大学）和李洪杓（康涅狄格大学）。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对当代中国研究抱有热情但却没有接受过政治学本科教育的“继任者”在美国、中国台湾以及韩国涌现出来。这些第三代学者到20世纪90年代初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表1韩国获得中国政治专业博士学位的人数
时间
20世纪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2000～2005年
获得学位人数 19 17 40
22
注：那些关于1949年以前中国政治研究的博士论文的作者不包括在内。
资料来源：http://www.krf.or.kr/NARapp/index.jsp，2006年8月31日。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变化极其迅速，对于受到限制难以接触中国的韩国学者来说，无法展开严肃的微观研究和实地考察。尽管如此，80年代也出版了几种专著和编著，包括柳泽熙1984年出版的《今日中国大陆》、远东研究所1985年出版的《共产党中国改革中的政治》、李相宇1986年出版的《共产党中国的新道路》、安炳俊1986年出版的《共产党中国的政治与外交》、金达中1988年出版的《共产党中国的政治改革》和金东兴1988年出版的《论共产党中国的对外政策》。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巨大变化至少有四个原因：第一，1992年8月韩中关系正常化清除了制约学术交流和研究的所有障碍，韩国学者可以自由地去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和短期采访。1993年以后，韩国学生开始蜂拥至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进行语言培训，从事中国政治领域的本科或研究生学习。第二，随着韩中外交关系的正常化，韩国在中国市场的利害关系迅速提升，很多韩国大学和学院都设立了专门研究当代中国包括当代中国政治的新院系和学术项目。中国研究院系和国际研究院里中国项目的数量剧增引人注目。中国学术项目的增加需要更多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这反过来加速了与中国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第三，支持当代中国研究的基础设施在90年代广泛建立起来。教育部设立了专门用于推进地区研究的专项资助计划，这一计划最初由首尔国立大学综合地区研究中心负责，后来改由韩国研究基金会负责。为使多数人受益，韩国研究基金会进而建立了向从事地区研究的博士和博士后提供财政资助的制度。第四，一大批第三代和第四代中国政治研究学者从海外归来，最初是90年代上半期从美国回来的，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大部分是从中国回来的。在韩国大学获得中国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数量也从20世纪80年代的17人迅速增加到90年代的40人，成为学术界的又一个支柱（见表1）。这些学者能熟练地掌握汉语书写和会话，因为他们大多在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研究人员数量的剧增导致了团体的协作融合，这主要是通过引入新的理论和概念，使研究方法灵活多样，出版相关专著和创办新的期刊，以及建立学术网络和学术社团来实现的。
2.韩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界的分析
韩国学者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任教的第一代学者，已很少活跃在这个学术领域。那些在80年代开始任教的第二代学者，仍有一些比较活跃，但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界的主力是由90年代及其以后开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第三代和第四代学者组成的。由于每位学者的完整资料很难收集，我们可以从韩国研究基金会的数据库中建立一个替代的说明，因为每个活跃的学者为了获取资助都要在那里注册。
截至2006年1月30日，共有113名学者以具有政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政治研究“专家”的身份在韩国研究基金会注册。从年龄来看，50多岁和60多岁的学者分别占总数的15％和6.2％，合计占21.2％；40多岁的学者成为主力，占总数的58.4％；30多岁的学者占总数的20％。表2指明了他们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分布。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的超过半数以上，因而证实了此前的观察，即90年代确实是一个发展时期。那些在2000年后获得博士学位的数量（34％）也值得注意，因为这仅仅是5年的数据。从教育背景，即他们在哪个国家接受研究生教育来看，多样性似乎是主要特点。国内大学培养的人数最多（29.2％），其后依次是中国大陆（27.4％）、中国台湾（15.9％）、美国（15.0％）、欧洲（10.6％）和其他（1.8％）。由于韩国公民从1993年才被官方允许去中国大陆接受正式教育，在中国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数尤其突出。
人们可以提出一个合理的问题，即韩国研究基金会的名单是否反映了真实情况。更细致地研究可以发现，许多主要专业并非中国政治的学者也被包括进来了。此外，一些并不活跃的学者也名列其中。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本文将以韩国中国政治研究会作为案例，更集中地关注那些活跃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的学者。韩国中国政治研究会成立于2001年秋，是唯一的完全由专门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政治学家组成的学术团体。只有那些博士论文是关于1949年后中国政治（包括台湾和香港）的学者才有资格加入，大多数活跃的学者都是该研究会的现任会员。截至2006年初，该研究会全部成员共有52人，它能提供相关学术界更准确的情况。根据韩国中国政治研究会的会员信息，可以描绘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界的基本状况。韩国中国政治研究会52名成员的平均年龄是41.1岁。其中8名（15％）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获得博士学位，15名（29％）在90年代下半期获得博士学位，其余的29名（56％）在2000～2005年间获得博士学位。如前文所述，由于第二代学者数量稀少，韩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界主要由第三代和第四代学者组成，因而是相当年轻的。
从教育背景，即他们是从哪个国家或地区获得博士学位来看，韩国中国政治研究会显示的情况与韩国研究基金会的名单有很大不同。根据前者的成员信息，从中国大陆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高居榜首，其后依次是韩国、美国、中国台湾和英国（见表3）。1990～1995年间，在韩国和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大约占38％；1996～2000年间，在中国大陆获得博士学位的占53％；2000～2005年间，29名学者中有66％也是如此。中国的“崛起”为韩国推出新的当代中国研究学术成就方面所起作用十分明显。
韩国中国政治研究会成员的专业领域更为多样化。根据该研究会截至2005年9月的名单，许多人除了把韩中关系列为他们的主要研究领域外，还有12个主题也是清晰的。以中国对外关系和中国外交作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者最多（14名），如果把中朝关系和台海关系也算上，共有20名学者专门研究与中国对外关系相关的主题。在国内研究方面，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和地方政治的学者最多（7名），其他研究主题还有政治经济（6名）、国家与社会关系（6名）、政治思想（5名）和政治进程（5名）。
二、韩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评价
1.博士论文
在这一部分中只对韩国各大学产生的博士论文进行述评，其原因有两个：首先，韩国国内产生的所有博士论文都必须在韩国国民议会图书馆登记，所以韩国的博士论文的统计资料是完整的，而海外韩国学生的博士论文大多统计不够完整；其次，更重要的是，由于博士论文毕竟是研究生与其导师进行知识对话的成果，把海外的博士论文纳入本文评述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偏差。在1974～2005年间，23所韩国的大学共产生了98篇关于1949年后中国政治的博士论文。产生于建国大学的数量最多（16篇），其后依次是韩国外国语大学（13篇）、高丽大学（12篇）、庆熙大学（7篇）和首尔国立大学（6篇）。在这98篇博士论文中，有39篇是关于中国国内政治主题的（包括政治史和意识形态），45篇是关于外交政策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剩下的14篇是关于交叉性主题的，如军事、少数民族、环境和能源问题。关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博士论文中，有2／5（41％）研究政治史和意识形态这类传统主题，只有3篇是关于经验研究的，例如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和政策制定动力等课题。有11篇（11％）博士论文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战略和战斗力。除意识形态之外，博士论文中最流行的选题是国家—社会的关系。在关于中国对外关系的45篇博士论文中，数量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外交史和对外战略分析（14篇），其后依次是关于朝鲜半岛的政策和对外政策制定动力（7篇）。也有一些研究中苏（俄）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博士论文（4篇）。这些博士论文很多都是概述性的，缺乏清晰的理论方法或具体的经验研究。
2.专著和编著
由于前文已经谈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版的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主要著作，这里就集中讨论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的著作。随着韩中外交关系正常化和中国的“崛起”，关于中国各方面情况的书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韩国流行。但是，这些书籍大多不是学术著作，而是旅行游记、个人散文、投资指南和未来预测等。与非学术著作相比，关于中国政治的学术专著和编著的数量很少。专业著作的匮乏对韩国的中国政治研究领域来说并不奇怪。与西方学术界不同，专业人员的成果评价中著作并不一定高于期刊论文，因而撰写学术著作并不普遍。此外，与美国一样，通过大学出版社和商业出版社出版书籍并没有区别。因此，教职人员通常更愿意撰写论文和教科书，而不愿写销量可能不好的专业著作。
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出版的专著中，下列著作对本研究领域做出了贡献。研究中国政治某一方面和领域的个人专著有郑在浩199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赵英男2000年出版的《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李敏爱2001出版的《中国农民工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金在澈2002年出版的《毛泽东后的中国政治改革》、李熙玉2004年出版的关于意识形态的《中国探寻新型社会主义》和赵英男2006年出版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的发展》。在中国对外关系研究方面，值得关注的专著有文兴镐1996年出版的研究海峡两岸关系的《13亿人民的未来》、玄德化1997年出版的研究韩国与中国大陆及台湾关系的《这个中国，那个中国》。放宽一些视角，还应当提到朴炳锡1999年出版的《中华帝国的重建和毁灭》和徐真英2006年出版的《中国21世纪的外交》。许多编著也包含了创新观点和广泛内容。郑在浩2000年编辑出版了《论中国政治研究》，该书共有17章，探讨了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争论焦点、研究方法和交流情况。有三本编著讨论了近2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广泛领域的问题：郑在浩2002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1980～2000》，全圣兴2004年编辑出版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两卷本），金都姬、金在澈2005年编辑出版的《探寻新中国》（两卷本）。由郑在浩2006年编辑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强国之路》，将中国的发展道路同欧洲、美国、日本和苏联等国进行比较，并由此引申出中国“崛起”的含义。期望韩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界能出版更多关注微观层面实证研究和中国政治特殊专题的个人专著和编著，迄今还没有关于“大跃进”、国务院、中美关系、科技等方面的著作。虽然韩国的商业出版社通常不愿出版那些他们认为大半会赔钱的学术著作，但政府和研究基金会应当共同支持关于中国政治和外交政策的专题性学术著作。
3.学术期刊论文
尽管少数韩国学者努力在主流英文期刊上发表论文，但他们只是特例而并不具有典型性。目前，韩国所有的中国政治专家中，只有3人在《中国季刊》发表了8篇、在《中国杂志》发表了2篇论文。③ 其他一些学者在《亚洲概观》（Asian Survey）、《问题与研究》（Issues and Studies）和《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等期刊上发表过文章。由于年轻的第四代和第五代学者更期望在著名的英文期刊上发表论文，可以预料他们对这一领域的贡献将迅速提高。如前文所述，这里讨论的韩国期刊，主要有《中苏研究》、《韩国政治学会报》和《国际政治论总》。《中苏研究》是韩国专门研究当代中国事务历史最久的期刊，从创刊号到2005年冬季号，共发表了450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其中242篇是由韩国政治学家撰写的关于1949年后中国的论文。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的论文数量，从1975到1979年的30篇逐步增加到80年代的67篇、90年代的89篇和2000～2005年的56篇（见表4）。
下面对《中苏研究》的论文做出评析。在中国国内政治研究方面，近年来，关于政治史和意识形态等传统主题的论文数量呈下降趋势，而关于方法论、精英政治、国家—社会关系和少数民族的论文数量有所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对部门改革和地方政治变化等主题的研究亟需微观研究，在这一领域内持续的研究兴趣令人瞩目。在外交政策研究方面，尽管有一些论文探讨了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争论，如“多极化”问题等，但一般性综述文章的数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正如预想的一样，许多文章（总共20篇）研究了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虽然关于台湾问题和中苏关系、中俄关系各发表了17篇文章，但由于该期刊重点关注中俄两国，研究中俄关系的论文数量可能过多了些。相比之下，从中美双边关系日益提升的重要性来看，这方面论文的数量显得太少了。尽管研究决策变化、对外经济关系和多边贸易的论文数量有所增加，但仍有必要推进主题的多样化和研究的深度。就方法论来说，仍有改进的空间。在《中苏研究》的242篇文章中，只有10篇（4.1％）运用了比较框架，其中8篇运用了国家间比较，2篇运用了地方比较。只有9篇（3.7％）把省份、地区和城市作为具体研究案例。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例如与《中国季刊》相比），《中苏研究》上发表的文章在使用地方案例、实地调查和研究访谈方面仍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见表5）。不论怎样，那些完全没有利用中文资料的文章比例，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37％下降到2000年后的18％。
现在我们来评析两份学科杂志。《韩国政治学会报》是韩国政治学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版的一份季刊。如表6所示，该期刊发表的关于1949年后中国政治的文章数量显著增加：20世纪70年代1篇，80年代3篇，90年代达到16篇，2000～2005年18篇。由于这份期刊主要关注中国国内政治，因而关于外交政策的论文只有11篇（28％）。在有关中国国内政治的相关论文中，关于国家—社会关系、地方变化的论文数量的增加引人注目。与《中苏研究》相比，《韩国政治学会报》很少发表关于部门改革和精英政治的文章。从方法论上说，可以得出两个观点：像《中苏研究》的情况一样，只有3篇论文（7.7％）运用了比较框架进行分析；该刊82％的文章运用了中文原始资料。
另一份期刊是由韩国国际研究学会出版的季刊《国际政治论总》。如表7所示，与《韩国政治学会报》一样，《国际政治论总》发表的与中国研究相关的论文数量也迅速增加：70年代5篇，80年代13篇，90年代18篇，2000～2005年达到38篇。由于这份期刊更关注国际关系，关于外交政策的论文比例占到49％，远远高于《韩国政治学会报》。
关于中国国内政治的论文，与《韩国政治学会报》一样，《国际政治论总》上发表的研究国家—社会关系、地方变化和少数民族论文数量的增加值得关注，同时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兴趣仍在持续。与《中苏研究》相比，关于部门改革的文章数量也很少，只有2篇。在关于外交政策的论文中，研究多边关系的论文最多，达到7篇，其后依次是研究韩中关系和中国外交的文章。
总体而言，《国际政治论总》对各类论题的关注相当均衡。特别是在2000～2005年间，它发表了几篇新的更专门的论文，如裁军、环境保护合作、中国与东盟地区论坛的关系和上海合作组织。从方法论来说，像《中苏研究》和《韩国政治学会报》一样，3篇文章（4％）在分析中运用了比较框架，只有4篇（5.4％）有明确的地方个案研究，利用中文原始资料的文章比例是69％，低于《韩国政治学会报》的82％。
三、总结性评论
本文对韩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做出的评述，仅仅是粗浅地考察了最显著和最突出的成果。尽管在过去的40年中培养了四代学者，但真正的支柱是第三代和第四代学者，得益于韩中关系正常化以来研究环境的极大改善，使他们得以引领学术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得到真正提升。虽然一般概述的文章仍然不断产生，重复研究仍在进行——没有意识到海外已经有了类似的研究著作，但与此同时，原来尚未触及的对中国政治特定领域和特定时期的深层经验性研究现在已经开展起来了。
韩国中国政治研究的“黄金时期”有望得以延续，至少在未来几年是这样。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做研究工作的前景依然被看好。比如说，与研究俄国或日本政治相比，中国政治研究专家的职位增加得非常快。④ 韩国和中国不断发展的“全面伙伴关系”为中国政治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事实上，韩国社会对与中国有关的知识快速增长的需求，将韩国学术界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上。⑤
有三个因素为韩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的发展提供了额外的有利条件。首先，学科方法与区域研究之间常见的摩擦在韩国并没有构成严重的问题（美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声名狼藉），尽管这可能并不完全是好事，如理论化水平比较低；其次，“中国的崛起”似乎并未成为韩国知识界成员之间的一个意识形态楔子，就韩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界来说，政治化程度仍保持在较低水平；再次，韩国学术界长期持有的信念，即应该超越简单地移植西方知识体系，这一信念即使不能达到韩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本土化，也应该为其发展提供动力。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对韩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未来给予一个相当积极的评价。尽管如此，应当提出两点告诫。首先，有利的和改善的环境是否一定会带来优秀的研究成果？优秀的学术成果并非是由充足的经费和良好的外部环境所预先决定的。恰恰相反，过多的经费可能还会对学术带来损害。其次，韩国的知识界——特别是新生的第五代学者，应当通过积极介入海外学术界、在主流英文期刊发表文章和在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著作来寻求更高水平的国际化。如果没有跨国的交流和结构性监督，学术成果很可能被“近亲繁殖”、剽窃和低劣的本土化所败坏。因此，必须不断地反思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领域。
张星星 编校
［收稿日期］2009－01－19
注释：
① 有几种英文专著应当考虑在这个范围内。如安炳俊《中国政治与“文化大革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金太浩等：《中国从海外购买的武器》，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郑在浩等：《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地方经济改革战略》，M.E.夏普出版公司1998年版；郑在浩编《中国城市：改革时代的经济发展方式》，鲁特莱芝出版公司1999年版；郑在浩：《中国的中央控制和地方限制》，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郑在浩编《勾勒中国的未来：政治，社会和国际领域》，罗曼和赖特费德出版公司2006年版；郑在浩：《在同盟和伙伴之间：韩中关系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 本文讨论的三种韩国期刊是《中苏研究》（Sino- Soviet Affairs），《国际政治论总》（Kore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和《韩国政治学会报》（Kor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③ 在《中国季刊》上发表的8篇文章是：安炳俊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对政治秩序的探寻》（1974年第58期），郑在浩的《后毛泽东时代的农业机械化策略，1977～1987》（1993年第134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中期评价》（1995年第142期）、《次于省级沿海城市的发展方式：以青岛为个案》（1999年第160期），赵英男的《从“橡皮图章”到“金属图章”：作为强有力的监督机构出现的中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2002年第171期）、《休戚与共的邻居还是法外监督者？中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对司法的监督》（2003年第176期）、《中国不稳定的城市体制：对后毛泽东时代行政管理变化的解说》（2004年第180期）、《中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政治》（2006年第187期）。发表在《中国杂志》上的2篇文章是：郑在浩的《中国工业重建中的政治经济：以民航为个案》（2003年第50期）和《挑战中国统治：对抗议团体、宗教和犯罪组织的调查》（合著，2006年第56期）。
④ 在2005年，至少有7个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大学职位，而关于俄国或日本政治研究的则1个也没有。
⑤ 将汉语或日语设为第二外语的高中不断增多，在2003～2005年分别从57个增加到102个（增加了79％）和从117个增加到165个（增加了41％）。相反，同期将俄语设为第二外语的高中数量从3个降到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