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道”之眼观“求真”之学：“宋学”与任鸿隽对科学的认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道论文,认知论文,之学论文,科学论文,任鸿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5-0146-11
科学的兴起已引起了研究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学者的兴趣，但就其在这段时期里享有的地位而言，现有研究还只算刚刚起步。既存成果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史方面，这些著作多由专业的科学史研究人员完成，更偏重对科学概念和特定学科的科学实践本身的考察，对于科学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等相关领域的互动重视不够（其中也有不少著作已经注意及此，惟用力尚嫌薄弱）。①另外，也有一些学者从思想史的视角触及这一问题，多注意到科学与中国传统价值的冲突。②近年罗志田先生对于科学观念在20世纪上半期胡适等倡导的国故整理运动中的运用做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他特别注意到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于科学的理解都落实到“方法”与“精神”上，这既有要为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寻找一个平等地位的意图，也受到传统观念中“重学轻术”一路思想的影响。但同时，20世纪中国科学也一直有走向物质和技术的倾向。③
这一研究表明，现代中国学者对科学的理解不仅仅是由西来的科学概念本身决定的（这一概念在西方也处于不断变动的过程中），也与他们对中国现实及传统的认知有关，且在实际上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和引导。从社会史的角度看，清季民初的读书人正从传统意义上的士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转变，胡适那一代学者基本上已属于后者，但早年教育养成的士人心态仍不时显现于他们的观念世界。因而，他们笔下的科学虽是外来客，仍使人有似曾相识之感。罗志田教授的研究偏重在文史学者对科学的看法，因而特别注意到科学走向国学和史学的过程。而当时思想界还有另一批专治自然科学的学者，他们对于科学的认知与文史学者有相似之处，但主要关怀还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他们如何从社会角度看科学，传统文化取向在其中起着何种作用，仍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另一方面，从章太炎、梁启超以及胡适等人开始，学术界也存在着把科学与中国传统学术挂在一起的努力。这显然和从互为冲突的角度看待二者关系的思路截然异趣。不过，在这方面，人们注意较多的是清代的“考据学”或所谓“汉学”，而很少注意到被认为与“汉学”处在竞争状态的“宋学”。实际上，“宋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广泛散播的知识，对于每一个读书人的潜在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这也会波及他们的科学观。本文拟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对上述问题略做探讨。
一、“字彼之真以道”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任鸿隽(1886-1961)是近代科学救国论的重要发言人，其宣传科学的著述在当时影响了相当多的人，被认为是最具权威的科学专家之一。④任氏出身读书人家庭，其家虽然谈不上“书香门第”，但任氏还是受到了相当不错的国学训练。他幼年成长的四川地区文风很盛，为他的传统学问打下了良好基础。虽然他也在垫江（今属重庆）和重庆的一些新学堂里读过书，但训练最深的仍是“旧学”。1907年，在动荡不安的时代思潮鼓动下，他到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次年赴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辛亥事起回国。1912年底转往美国，先后就读于康乃尔大学等校。
在美期间，任鸿隽思想发生了变化，由热衷于政治革命转向了科学救国。其间，他参与发起了《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回国后，先后出任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干事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及研究院总干事等。虽然任氏并无现代学术体制推崇的窄而深的专业著作，但他担任的众多重要学术职务使他对民国时期的科学事业发生了深刻的实际影响，任氏本人也在自然科学家群体中享有极高声望，是近代科学史上不容忽视的人物。⑤
任鸿隽是胡适密友，在观念上亦与后者有不少接近的地方（然歧异处亦复不少），因而被视作“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文化态度亦被认为倾向于西化。不过，他的长女、历史学家任以都教授也道出了问题的另一面：“家父毕生提倡科学教育，对于民国以来暗潮汹涌的‘读经’运动，向来坚持反对的立场。可是，他在家里教我们读书，却要我们念四书五经，他曾对我们说：‘中国人不读四书五经，怎么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呢？’因而经常督促我们背诵《论语》、《孟子》、《诗经》等书。他这种作法适足反映出‘五四’人物对传统文化的矛盾态度。”任教授在这些“‘五四’人物”中长大，对他们了解甚深。他们这种态度看起来矛盾，其实各有针对。由于“读经运动”在实际上常常和“五四”人物最反对的主张与事物连在一起，故他们不能不“极力反对”；但他们自己到底受过经书训练且人生态度即建立在“四书五经”基础上，并不真的认为经书一无是处。任鸿隽说不读经书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显然最看重的乃是经书的文化认同意义。虽然在20世纪中国思想的大氛围中，“科学”与“四书五经”常被视为相互抵牾的，但任氏实际认为科学无国界（虽则“科学成就”实际上仍和“国家”连在一起），故并不能解决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问题。
任鸿隽这代知识分子在内心中还潜藏着士大夫的认同。任教授说，1946年他在美国读书期间很“激进”，“平日闲谈，一再痛骂士大夫阶级祸国殃民，造成中国积弱不振。”他的母亲、新文学作家、历史学家陈衡哲听到此言，“很不以为然。她说：‘你知不知道士大夫阶级为国家人民做过多少事？真正的士大夫，处处为国家、人民著想，从不考虑个人利害，这样过一辈子才算是有意义的’”。⑥而任鸿隽在担任四川大学校长期间，也勉励学生“要准备将来做一个国际上的大人物，不然也要做一国的国士，不要准备只作一县或一乡的乡人”。[1]这实际上也就是传统读书人为“天下士”的理想，均可看出那代知识分子内心的实际认同。
宋学对任鸿隽思想的潜在影响更是不容忽视。一直到清末，任氏幼年时期所在的四川地区学术界中占主要地位的都是宋学和汉学中近于宋学一路的今文经学。任氏自六岁起进入私垫就开始读朱熹的四书集注，直到晚年对“《论语》、《学》、《庸》的注子大部份还背得出”。他晚年在回忆录里还征引了幼时读过的两幅对联：“须想我不学问时，是将此心安顿何处；试取国与天下事，先从自身平治些时”；“合古今中外为师，汇观其通，百派春潮归渤海；任纲常伦纪之重，先立乎大，万峰晴雪照昆仑”，视之为“学校勉励学生的文字”中的上品，对其意境甚是推崇。[2]1916年，任鸿隽致信胡适，指其“近作白话诗渐近宋人谈理之作，然第一首《中庸》却有误解孔子之处”云云。⑦这些地方均可看出任氏对于宋学观念极为熟悉，且有意无意间受其影响不小。
传统士大夫的训练不仅塑造了任鸿隽的人生观，也影响了他的学术观。一般都注意到任鸿隽对传统学术是持批评态度的。诚然。他自己的文章虽写得不错，但如同清季以来不少重“实学”的人士一样，对中国人“好文”的传统却非常不满，认为此一“沉痼废疾，不划去之，新机将无由生”。他指出，“徒学文字之意”并“不足为学”，因“其流于空虚，蹈于疏陋，浸文字乃无意义之可言”。而“以能文为为学之唯一目的”，正使“吾国学术所以无望发达也”。[3]他特别指出，过于好文也伤及文词本身。任氏说：“吾国二千年来所谓学者，独有文字而已。而文字之运，又递降浸衰，每下愈况。……古之时文与道合，今之时文与道分。而于所谓道者，又冥心潜索，千年而未有获也，则宜其文之愈趋愈下也。实则周秦之世，其人学问知识，皆较后人为胜，故其文章亦灿然可观。近人言之无故，持之无理，其文章足以传人名记景物而已。精之者可以为艺人，而不可以为学者。”[4]既然中国“二千年来”的“学”都只是“文”，且又一路退化，则沿着旧路下去当然没有希望，于是便不得不走向科学。
任鸿隽的观点看起来“离经背道”，其实恰是建立在正统的“文以载道”观念上的。朱熹早云：“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他批评苏轼“吾所谓文，必与道俱”的话将文与道歧而为二，并说“《唐礼乐志》云：‘三代而上，治出于一；三代而下，治出于二。’此等议论极好，盖犹知得只是一本。如东坡之说，则是二本，非一本矣”。[5]朱子说的“一本”、“二本”，也就是任氏所云“文与道合”及“文与道分”。且二人俱认为此是中国文章“退化”的主因，惟朱熹向往的仍是“三代”，而任鸿隽表彰的乃在周秦而已。
“文以载道”的含义之一便是“文出于学”。盖道不可见，须由学明，故无学问作支撑，文章不免流于空疏。明季钱澄之云，设词造句“只有一字之间。此一字无他奇，恰好而已。所谓一字者，现成在此，然非读书穷理，求此一字终不可得。盖理不彻则语不能入情，学不富则词不能给意，若是乎一字恰好之难也”。⑧清代考据学兴起后，此类看法更为流行。章太炎云：“自两宋而至今，皆自谓宗祀韩氏。气烦益嚣，宛转而不尽，或一言则十之，其冗费乃甚徐庾，是何故？不课史与六艺之学，而恃其外疆以取给者，惟患其无盈辞也。”⑨南社诗人姚鹓雏也说：“词章，学问之余，而足以睹其所学者也”。[6]按当时标准来看，姚氏恐怕只能算是文士而非学人，可见此话已成门面语。
这几位时代各异学派也不相同的学者所谓“学”的具体所指并不相同，但都强调学识是根本、文章是枝叶，可知其为学人共识。任鸿隽不过是以志在“求真”的“科学”取代了此前的“明道”之学而已，其思想实在是极为正统的，而这绝非特例。另一位醉心科学的学者唐钺就说：“吾国之有名学，肇于有周。……嬴秦以降，斯学衰微。士大夫谈理论事，大都弃名理而尚文辞。为文以词句丽泽，气势纵横为主；而事理情实，反在所轻。……秦汉以来，学术之无进步，虽非皆由于此；然此必为主因之一，则可断言也。”[7]这二位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都属于“科学派”，而他们批评中国“传统”的看法实际上便来自这一“传统”本身，恐怕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
既然文要有道和学做支撑才有意义，则其在宋以后的传统学术中是否占有像任鸿隽所说的崇高地位其实可疑。实际上，至迟到了晚清，已经有学者试图把单纯的“文”从“学”中开除出去。如梁启超在1897年就表示，尽管“言之无文，行之而不远。说理论事，务求透达，亦当厝意”。但他还是明确宣布：“词章不能谓之学也。”[8]任鸿隽也说，文学之用大矣，惟“如大匠之有刀锯准绳，可以为斫木垛石建筑室家之用，而非所以建筑之物也。建筑之物，是在求真与致用之学”。[9]其意与梁启超相同，均是把文学视为传播学问的工具而不是学问本身。
有关道的思想也塑造了任鸿隽的科学观。他明确指出，“中西学术根本上无不相同之点”，盖“吾人学以明道，而西方学以求真”。中国传统所谓“道”也者，“虽无界说可凭”，却“可藉反对之语以得意义之一部分，则道常与功利对举是已”。他注意到，正是站在这一不计功利的“明道”立场上，不少中国人认为西学“沾沾于物质而应用之博广也”，而“以其学为不出于功利之途”，故有些看不起。任鸿隽认为此全是误解，“西方科学，固不全属物质；即其物质一部分，其大共唯在致知，其远旨唯在求真，初非有功利之心而后为学。其工商之业，由此大盛，则其自然之结果，非创学之始所及料也。”学人研究科学绝非“急功尚利之念驱之使然”，而是欲“求事物之真理而已”。倘“字彼之真以道，则彼邦物质之学，亦明道之学。且凑乎而真已有次第发见之效，不犹愈于侈言道而终身望道未见者乎？”[10]
任鸿隽希望输入科学，当然处处要为科学的“形象”着想。大约同时，他给友人的信中反对国内学校讲授科学多使用外国语，其理由之一便是，“言及科学，学者本有非我族类之感想。设更用外国语教授，则此种学问将终被歧视而不易融合为中国学术之一部分。”[11]可知其关怀所在。前引文着力证明“彼邦物质之学”也可以说是“明道之学”，也是出于为科学形象“正名”以释“中学家”之惑的考虑。不过，中国传统本认为“形而下”的“器”要低于“形而上”的“道”。任氏力证科学有较“急功尚利”更为高远的追求，正表明他对道、器等级的看法与他批评的那些“误解科学”的人相同。
任鸿隽说道“无界说可凭”，大概是受了清季以来中国无逻辑（故无科学）一类说法的影响。实际上，在他熟读而终生会背的朱子四书集注中就有不少“界说”：“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又，“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12]任氏或者认为这些“界说”不够清晰而不用，但他将明道与科学精神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些话大约便活跃在其下意识中。1926年，任鸿隽引用赫胥黎所说“科学是有组织的常识，科学家也不过是有常识训练的普通人”，宣称“科学精神就是常识训练”。他声称这主要是为了使人不“把科学看得太神奇了”，且科学精神的训练“不专属于某种科学，而为一切科学所应有。不但如此，这种精神，不但是一切科学所应有，即是平常处事，若就最妥当的办法而言，也应该如是。”[13]任鸿隽虽明言这一判断是受到赫胥黎的启发，但他把“科学精神”落实到“平常处事”的层面上，也正是朱熹从“日用事物之间”看出“道”的意思，且明乎此，才更易理解“求真”与“明道”的相通。
任鸿隽强调中西学术的相通之处在于明道，和其时思想界的主流看法是不大一样的。那时一般人或认为中国过去根本无科学，或者是向“汉学”或“考据学”中找科学。桂伯华说：“近世三百年来，学风与宋、明绝异。汉学考证，则科学之先驱。科学又法相之先驱也。盖其语必征实，说必尽理，性质相同耳。”章太炎对此非常欣赏，云“斯言可谓知学术之流势者矣。”[14]胡适也号称“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15]任鸿隽自己也曾说：“吾国挽近言训诂之学者，如顾亭林、戴东原、王念孙、章太炎之俦，尚左证，重参谂。其为学方法，盖少少与归纳相类。惜其所从事者不出文字言语之间，而未尝以是施之自然界现象”。[16]可知亦认为汉学的方法近于科学。
但1921年任鸿隽却在中国科学社第六次年会上宣布，“科学乃是东西两方学术思想分界的根源。”中国学者“几千年来求学的方法，一个大毛病，就是重心思而贱官感”，因而“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完全没有方法去研究”，其“所研究的，除了陈偏〔篇？〕故纸，就没有材料了。所以用心虽然狠勤，费力虽然狠大，结果还是剿说处同的居多。近来我们的朋友，狠有表彰汉学的科学方法的；其实他们做到的，不过训诂笺注，为古人作奴隶，至于书本外的新智识，因为没有新事实来作研究，是永远不会发现的。其病是虚而不实”。[17]汉学家是古人“奴隶”一语，和任氏一向温厚平和的发言风格大不相同。此处所谓“朋友”十九即指胡适。任鸿隽一改对汉学还算友好的态度，主要争的应该不是汉学方法是否科学的问题，而是像吴稚晖等人一样，担心用科学来表彰汉学，可能会削弱了国人对于当下最需要的物质的关注，故他特别强调用“新事实”来做研究“材料”的重要性。⑩
任鸿隽批评汉学之弊在“虚而不实”，也与一般看法相反。按汉学家一向最以为“实”，而宋学“虚”。章太炎就自述其学术“以孙卿（按即荀子——引者）为宗，不憙持空论言捷径者”。[18]反过来，当喜欢哲理的王国维表彰戴震、阮元的学说颇有哲学“兴味”时，也直言其“幽玄高妙，自不及宋人远甚”。[19]“幽玄高妙”四字在汉学家看来其实也就是“虚而不实”的另类表述而已。故任氏此处的看法，恐怕是要让汉学家出乎意外的。
任鸿隽在这里是根据“材料”区分“虚实”的。照此标准，中国古学绝大部分确都可归入“虚”的一类。周秦诸子“皆出王官”，乃是“历史的滥觞”。“秦汉以后，人守一经。发言论事，必以古义为依归，则历史的文学，于斯为盛”。魏晋思想“以一人之情感为主，而客观格物之意少”，且过“重文词而贱思想”。“唐以后文学返古，思想则不出乎历史的范围。宋世则有理学，别开生面，然其讲学之旨，主静存诚，杂糅禅宗。所扬榷者心理之精微，其事盖等于太空之鸟道。虽于哲学上不无一席位置，于物理之推阐，仍是千里万里也。自元以后，异族入主，民坠涂炭，救死不暇，其思想之无进步，又不待言。”故“综观神州四千年思想之历史，盖文学的而非科学的”，其“取材既简，为用不宏，则数千年来停顿幽沉而无一线曙光之发见，又何怪乎！”
任鸿隽认为，思想乃是新时代的先导，欧洲科学即由墙根思想发生。因此，中国学术虽一向是“历史的文学”占主流，但他此处既称宋代学术“别开生面”，又用“无进步”三字将元代以下学术一举推翻，实际是认为清学不如宋学。另一方面，任氏把思想具体别为文学、科学与哲学三类。文学乃“用于主观者，以一人之心知情感为主，而外物之条理不与焉”，具体则“为人生之观念，为性理之启瀹”；科学系“用于物观者，以外物之条理为主，而一己之心知情感不与焉”，具体则“为物性之阐辟，为智识之泉源”。哲学是处于此二者之间，“以谋物我之调和，求事物之真一者”。(11)照此，宋学有哲学兴味，较考据学离科学还更近一些。
实际上，任鸿隽内心中也还颇欣赏“幽玄高妙”一路风格。他说：“学之为类广矣。玄言抽象，不得谓非学。”且“滞心小物，聪明或有时而窒，欲纲举领挈，观其会通，非玄言抽象不为功。”不过，还是有个为学途径问题：“实质之学，譬如辟路于草莽而登高山，步步而增之，方方以进之；至其登峰造极，亦有豁然开朗之一日。玄想之学，譬犹乘轻气之球，游于天空。有时亦能达其所望，而与以清明之观。然迷离徜恍者十八九也。……不由科学的方法以求真理，譬如乘轻气球游于天空，憎然不知方向之所在。其不堕于五里雾中者几希！然则今日言学界而稍稍侧重于科学，非过虑矣。”[20]
注意“稍稍”二字。任鸿隽之意盖在提倡“由实入虚”之途，而不是鄙薄“玄想之学”本身。实际上，咸同以后，汉学家中的不少人也开始特别讲究“义理”。(12)章太炎自称：“少年独治经史通典诸书，旁及当代政书而已，不好宋学，尤无意于释氏”。到后来既读佛书，又“参以近代康德、萧宾诃尔（按今译叔本华——引者）之书”，且以法相讲《齐物论》，已是汉学不能局限的了。故其“自此亦兼许宋儒，颇以二程为善，惟朱陆无取焉。”因“二程之于玄学，间隔甚多，要之未尝不下移民物”。[21]不过，章氏治学的根柢到底还在汉学，故特许清代考据为“科学先驱”，其所认可的宋人中，朱子不与焉。新文化运动期间哲学特别地流行一时，便受惠于晚清学界讲义理的风尚。
从个人的受学经历上看，任鸿隽对宋学也更熟悉一些。他在日本留学时曾跟章太炎学过国学，也做了太炎讲《说文》段注、郝懿行《尔雅义疏》的笔记，但辛亥事起，任氏匆匆回国投身革命，便把那些书给扔掉了。故任氏说他从章太炎学，“于形声训诂及诸子源流之学略窥涯涘”，殆非谦词。[22]换言之，任氏对汉学一路只是浅尝，不如宋学用功更深。故他实际虽也颇欣赏考据学的方法，然潜意识中对宋学实有回护。
但这绝不是说任鸿隽是宋学传人。道是一极具超越性的概念，自不必限于宋学藩篱。汉学家如戴震即云：“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23]他虽是考据学者中喜欢讲义理的一个，但由字词以明道的总目标确可在理论上代表汉学家的追求（实际则未必）。实际上，这种超越性大概也正是任鸿隽用之对接“求真”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任氏对传统学术的各种流派并无明确取舍，倒常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批评。同时，他的宋学训练虽较汉学深，其实也还有限。因此任氏所谓“明道”虽带有宋学意味，但实不限于宋学门户，而应放在更广阔的“中学”视野中探讨。不过，他对于科学的理解资源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来自宋学，而不是人们通常注重的汉学，仍是应予以特别关注的。
二、走向“明道”的“求真”
任鸿隽把科学的重点放在“求真”二字上，至迟从1914年发表《建立学界论》就开始了。按照他后来的阐释，“求真”是就科学的“精神”而言的，虽重要仍非科学全体。他在1934年说：“研究科学者常先精神，次方法，次分类。”这之后才可言研究与发明，“有研究与发明然后可以应用。此科学进展不易之序也”。(13)虽是思想日益成熟以后的总结，但基本上反映了他对科学理解的全貌。因此，精神、方法以及应用均是其科学观的一部分，而“明道”作为总领也对其他几个层次产生着影响。
和同时代的众多思想家一样，任鸿隽特别强调科学作为“方法”的重要性。前引他批评胡适的话，其意若曰中西学术差异主要体现在“材料”上。可是细读文义，任氏把此归入治学方法的弊端，认为无新材料的根源仍在方法上的缺陷。在次年，他明确指出，“科学之所以异于他种学术者，不在其材料而在其方法”。因此，科学的范围不断扩大。“或久有其科，未列科学之林，如心理学；或搜讨所及，榛莽特启，如人种学、哲嗣学（按即今日所谓遗传学——引者）等，一经严密方法之应用，遂成科学之新领土。”[24]
任氏特重方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要谋求中国的学术独立。他说，如果科学只是“物质”或者知识的话，则简单地拿来即可，但即使“尽贩他人之所有，亦所谓邯郸学步，终身为人厮隶”，又“安能有独立进步之日耶？”[25]因此，他强调“科学之道，可学而不可学。其可学者，已成之绩；而不可学者，未阐之蕴。”如欲建设一个“完全学界”，发现西人“未阐之蕴”，就当“不特学其学，而学其为学之术。术得而学在是矣。”[26]假如西人胜我是靠其科学，则学得其方法并超出之，则可反败为胜。这也就是中国人过去爱说的“法其意”之意。
就此而言，任鸿隽称方法是“术”而特别重视之，看似与士人重学轻术的传统有很大不同，实际上仍一脉贯通。盖“为学之术”与一般的“术”不同。用传统术语说，“为学之术”不是在“器”的意义上讲的，而是在“道”的意义上讲的。朱熹在解释《论语》“君子不器”一语时云：“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27]故“器”之用局于一隅，道则能“用无不周”。任氏谓，科学方法可运用到原本非科学的领域中。“世间的现象无限，科学的种类也无限。我们要扩充科学的范围，使与世间的一切同大，也没甚么不可以的。”[28]则此方法既能“用无不周”，显然已达到或接近道的层次了。
不过，方法到底也还不是道。1921年9月，任鸿隽回顾了中国人了解西学的过程后说，目前国人“讲求西方学术工艺的，也日多一日，把从前鄙弃不屑的意思，已变成推崇不迭了。”但是大家都只知道自己的一门学问，也不探究其深层意义，结果“我们尽管有许多工程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于学术思想的发达，还是未见得有许多希望。因为外国的科学创造家，是看科学为发见真理的唯一法门，把研究科学当成学者的天职”。而中国学者“不从根本上着眼，只是枝枝节节而为之，恐怕还是脱不了从前那种‘西学’的见解吧。”[29]这里所说的“根本”，也就是“求真”的“科学精神”。
大约同时，梁启超也批评中国“相对的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性质”，而把科学看得“太呆太窄”：“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他们以为学化学便懂化学，学几何便懂几何。殊不知并非化学能教人懂化学，几何能教人懂几何，实在是科学能教人懂化学和几何。”因而，“中国人始终没有懂得‘科学’这个字的意义，所以五十年前很有人奖励学制船、学制炮，却没有人奖励科学。”[30]
梁启超和任鸿隽都认为，如果不从“根本上”理解科学，只是把科学视为各个门类知识的汇总，甚至目光所及不出一个学科的范围，则仍是“坚船利炮”式的见解，不能对“学术思想的发达”做出贡献。而梁、任二氏均以为思想变迁是时代变迁的先导，学界最根本的责任也就在此。倘或学者所为亦只是“枝枝节节”，与其他的各种“界”也差不多，建立学界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了。
科学在中国最早有分科之学的意思，此处梁、任二氏则特别强调分科之学并非科学的本体。1922年，任氏再次指出，“各科之贯通”乃科学发展趋势之一：“挽近科学发达，骤观之似觉纷歧极矣；实则纷歧之中，本寓融会贯通之理，唯于发见未完，故关系不显耳。据最近趋势言之，此科之发明，尝足以影响他科而助其进步。……挽近跨两科而成之新科学，如所谓物理天文学、物理地质学、生理化学、物理化学等等，皆足为此趋势之代表。可知科学中无数分门别类，皆不过以研究上之便利而故为分别。实则真理必趋一致，智识终归调和，此科学之终竟目的，虽未遽及，固未尝无望见机会也。”[31]科学虽分科而治，仍殊途同归。任氏的举证大约均属于今日所谓交叉学科。从逻辑上说，这只说明各知识门类互相影响，却未足以证明科学最终趋向“一致”与“调和”，因而这恐怕更是任鸿隽的“理想”而已。
钱穆先生曾云：“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32]但在方法和精神两个层面，任鸿隽都在力图使科学向“用无不周”的方向走。他曾回忆说，章太炎在东京讲学时曾将传统读书人分为通人、学者、文士三类，而任氏等认定太炎属于第一类。[33]这种企慕大约一直潜藏在任氏心中，以至于到晚年还记忆犹新。由此可知，这个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对于“分门别类”的专家之学是颇抱有一些保留态度的，向往的仍是“通人”的境界（但他明知一人兼通数科又不可能，故提倡集众的研究）。
就此而言，任鸿隽有关学术的基本理念与不少文史学者同出一源，故大家的眼光也差不多。但问题是，任氏自己的古学训练虽并不差，但在胡适等表彰考据具有科学精神时，却站出来表示反对，而强调材料的重要性。这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特别看重自然科学在物质方面的效用。这就涉及另一个长期缠绕着任鸿隽思想的问题：求真与致用的关系。
任鸿隽以救国为己任，一切思虑均围绕着这一大前提。早在留日期间，任鸿隽选择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应用化学科，“目的就是要制造炸弹”，以进行革命的暗杀行动。[34]到美国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大变化，开始特别强调“求真”的重要性。他批评以致用为求学目的，“于是有浅尝肤受，得一能自给，充然自以为足，而无复深造之想者”。实际上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器”。而真正的科学“其本能在求真，其旁能在致用”。致用固“无害于科学”，但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上的。若无一意致知而不求用的科学家，“则近世欧洲学界，仍如中世之黑暗可也。是故建立学界之元素，在少数为学而学、乐以终身之哲人；而不在多数为利而学，以学为市之华士”。[35]
任鸿隽的思想有此转变，既是因为他到美国后学识提升，也和革命后他对国内政局失望进而欲寻找一条在政治外谋建设的思路有关。他注意到：“改革以还，吾国士夫，竞言建设矣。顾其目光所及，唯在政治，于学界前途未尝措意。岂唯未尝措意而已，方且毁弃黉舍，放锢哲人，划绝之不遗余力。卒之政治上之建设，亦攘攘终年，靡有定止。则吾国人学识之不足，亦大可见矣。侈言建设而忘学界，是犹却行而求前焉。”[36]政治优劣有赖于国人素质高低，故建设学界、提升民众学识就是一个比单纯的政治建设更为根本的方案。
但关键是，在近代中国贫弱交加的现实困境压力下，热心救国之士又不能不关心中国的迅速脱贫和强盛。故一方面，“致用”必须建立在“求真”之上；另一方面，所有不求功利的话，根本目标也还是要落实在国家建设这一长远的“大用”上。不过，即使是致用，任鸿隽也不仅仅局限在物质层次上。他发现康乃尔大学所在的伊萨卡“人民淳朴，无贫富阶级之悬殊，故常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他认为此“非必其性独善，盖以家给人足，无衣食冻饿之忧故耳”。[37]中国本有“仓廪实而后知礼节”的认知，且提倡“技进乎道”这样一种开放性的提升取向。科学的功能既然超越于物质本身，导向社会的安宁和平，当然已是由“技”向“道”的方向靠拢了。
社会道德堕落是民初人关注的大问题。李石曾等在1912年2月组织了“进德会”，“欲提倡一种清种清净而恬淡的美德”。同时，唐绍仪等发起“社会改良会”，“以改良现今社会之条件”为宗旨。[38]任鸿隽出国留学前，蔡元培也劝他“在政治上、道德上多尽一点力”。[39]蔡元培等希望由少数洁身自好之士通过自上而下的感召力来净化整个社会风气，任鸿隽则认为道德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民生凋敝。因此，当“道德退舍，人欲横流”之际，“即有一二高尚纯洁之士，为之倡导率引无当也。于此之时，而为正本清源之策，唯有建设学界，以铸造健全之分子。分子既异，实质自然改观。若以此为迂阔，而欲图急功近效，攘攘不已，本实先拔，枝叶尚何望哉？”[40]
在中国传统中，读书人本有成为社会道德表率的责任。蔡元培等尚处在由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过程中的读书人有意承续了这一传统，任鸿隽则已在观念的层次中转至由知识改造社会的方向。不过，他在科学上寄托的理想仍是“道”不是“器”。他在1915年说：“今人一言及科学，若啻属于智识，而于道德之事无与焉者，此大误也。……科学之直接影响于物质者，即间接影响于道德。”人之为恶常因其“辨理之心浅，而利害之见淆，故有时敢为残贼而不顾”。科学使“自然之律令”、“人我之关系”大明，是非之见遂出，“而好恶之情得”，可在理智上建立道德基础。科学发明导致“交通大开，世界和同，一发全身之感，倍切于畴昔。狭隘为己之私，隐消于心曲。博施济众，泽及走禽；恤伤救难，施于故土。四海一家，永远和平，皆当于科学求之耳，奚假铄外哉？”[41]任鸿隽在科学上看到的处处是道德的光辉和大同的理想，再一次体现出“明道”眼光的影响。
不过，任鸿隽的思虑表现得极为复杂：在通论科学精神并质疑国人的功利主义倾向时，他每每要昭示科学那超功利的“纯粹”的一面；在面对中国急迫的现实之时，他又自觉不自觉地拈出物质之类的功利性概念。也就是说，他一方面确是为科学的效用所吸引，且正欲以此诱导国人走向科学一途；另一方面又害怕过于强调其应用性而使国人误解科学的“精神”，故从表面上看，其立言常常徘徊不定，但最后还是毅然走向了“精神”（但后来又稍有反复）。
1915年2月，上海《时报》发表了考试留学生的新闻，云获得优等者将由大总统酌量任用。任鸿隽认为这是“科举余习”，会“率天下之才智，而入于政治之一途”，使“社会上事业固失”，而“莅民治事，亦非所习，则政治之事又失”。留学生实“多致力于工商、制造之学”，如“散之四方，从事于生利事业，则社会改良庶几可望。今政府乃以考试一举，集数年中之留学生，则置之部曹闲散之地，是名用而实锢之也。即用得其所，而注全国有用之才于政治一途，亦岂计之得者？”他特别提醒回国的留学生“稍稍留意于社会事业，而勿以考试为终南捷径，作金马避世之想，则国事或尚有望乎！”[42]
任鸿隽建议回国的留学生多从事实业，且自己也准备身体力行之（其1919年回国后，本欲建钢铁厂），可知用意还是偏向致用一边。同一年，他明确说，“欲富强其国，先制造科学家。”他当然知道“一国之事，经纬万端，原非徒事物质科学者，所能尽办。吾人知美国有千六百余人之科学家，同时当知尚有数千百人之政治学家、生计学家、社会学家、文哲学家也。其于他国也亦然。”可是“今日学界之趋势，则物质科学者之数，必远于社会科学者之数，此无可疑者。吾人若想象一国所需各科学者之数，当于科学家数中，加以其他学者，不可谓有其他学者，而科学家遂可有可无也。”[43]
任鸿隽将“自然科学”称为“物质科学”，宣示了他的内在关怀。西方之科学虽并“不全属物质”，但对任氏当下的吸引力无疑还是以物质为主。他认为“百年以来，欧美两洲声明文物之盛，震铄前古。翔厥来原，受科学之赐为多”。美、英、法、德诸国在二十年间，“国富之增，或以十倍，或以五倍，或以三倍”。只是因为“其人好勤远略，糜财经武”，使得其“社会学家所理想‘去贫’之说”未能实现，而不能归罪于科学。(14)在此思路下，同年10月，任氏又在《科学》上发表《科学与工业》，自言“将以明近代国富之增进，由其工业之发达，而其工业之起原，无不出于学问，因以见学校之科学教育之不容已。”[44]
但刚过两个月，任氏又发表了《科学与教育》一文，一方面说前文乃“虑世人不知科学之效用，而等格物致知之功于玩物丧志之伦也”，而“为之略陈工业之导源于科学者一二事，以明科学致用之非欺人”。但“科学不为应用起也”。盖“应用者，科学偶然之结果，而非科学当然之目的。科学当然之目的，则在发挥人生之本能，以阐明世界之真理，为天然界之主，而勿为之奴。故科学者，智理上之事，物质以外之事也。专以应用言科学，小科学矣。”因此，由于“惧读者之误解前文也，故复以此篇进”。[45]短时间的反复表现出任鸿隽在精神与物质之间徘徊不决的复杂心境。
1918年，任鸿隽等归国，发现国人仍不知何谓科学，一是认为“科学既是神秘莫测，又是了无实用”；二是认为科学“是一个文章上的特别题目，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三是说科学即“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所以要讲究兴实业的，不可不讲求科学”。在这三种意见中，最流行的是第三种。他对此特别多说了“几句话”，大意是科学与实业有“相倚”的关系（实际意思是实业要倚靠科学），“而且要是人人都从应用上去着想，科学就不会有发达的希望，所以我们不要买椟还珠，因为崇拜实业就把科学家搁在脑后了”。[46]
一年多后，任鸿隽再次撰文表示自己“不信儒家的话，说什么‘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是认为“现今的社会上应该有个‘利’字的位置。但是兄弟所说的利字，是从天然界争来，把无用的物质变成有用，无价值的东西变成有价值。不是把你囊中的钱抢来放我的囊中，算为生利。我们中国，现在的大患，岂不是抬包袱打起发，把人家的钱拿来放在自己包中，便为发财么？所以兄弟今日的希望，就是学界中人越是多讲点学问，实业界中的人，越是多办点实业。真正的兴点利益，使那一般抬包袱打起发的朋友，也通通来做这生利的事业，我们中国的事情就渐渐有希望了。”[47]文中论述科学与实业的关系，又落实在“利”上。不过，从语气、发表时间和使用的方言（“打起发”一词是四川方言）看，此文应是任氏1919年对四川实业界人士的演说词，故大有启蒙意味。
20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一战以后“科学破产”论的兴起，特别是这一思想在中国学界的传播，任鸿隽的言论开始越来越清晰地走向精神的方向。1922年4月，他强调：“科学的精神，是求真理；真理的作用，是要引导人类向美善方面行去。我们的人生态度，果然能做到这一步吗？我们现在不必替科学邀过情之誉，也不必对于人类前途过抱悲观，我们可以说科学在人生态度的影响，是事事要求一个合理的”，而“世界真正的科学”无不是要“服从人道的法律令，推广生命的领域”的。[48]这里“真正的”三字颇堪玩味。盖如果说人道的力量根植于科学之中，杀人的力量又何尝不是由科学发生？1943年，任鸿隽便说：“此次世界大战，凡参加战争之国家自无不乞灵于科学以磨砺其杀人之工具。”[49]不过，20年代初他似乎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试图用“真正的”三字将不愉快的一面切出“科学”的范围，以为自己心中的科学正名，恰表明其下意识里对科学是否即能引导人类走向美和善是不那么自信的。因而他这次说科学以求真为“本能”，自有特别深意。盖“科学破产论”认为科学缺乏高远之思，才带来“一战”的大灾难，讲“精神”便可离此危险更远一些。
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爆发，不少“科学派”视此为保卫科学的重要一役。而不少人表露了与任鸿隽同样的思路，首先划清科学与单纯的物质文明的界限，如丁文江便反复争辩不能把“物质文明的罪名加到纯洁高尚的科学身上”。[50]任鸿隽则一方面承认“科学有他的限界，凡笼统浑沌的思想，或未经分析的事实，都非科学所能支配”，故“人生观若就是一个笼统的观念，自然不在科学范围以内”。但另一方面，“科学的职务，就在要分析及弄清楚这些思想事实上”，而人生观的“一大部分或全部分，都可以用科学方法去变更或解决”。具体说来，科学可以通过改善物质生活见解改变人生观，其自身又“可以发生各种伟大高尚的人生观”。由于其目的在求真理，故科学家不但可以“打破物质界的许多引诱”，也能“把荣名界限及一切社会阶级打破”。[51]
这里的态度和1922年演说中的看法是一致的，而语气上更决断。盖既然要出头为“科学”应战，便不能不斩截。且任氏也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他讲科学的方法是“无所不能”时，特别提请“读者注意”，自己“说的是科学方法而不是科学万能”。(15)这一提示颇堪回味。在“科学”与“科学方法”之间做出区分，显然是针对“科学破产论”，因这样一来，杀人武器便可以由属于“科学”这个大范围内的其他因素负责，而作为科学本质的“科学方法”仍是好的，但这也恰说明他自己心中已接受了对“科学万能论”的批评。故“科学派”的要角之一陈独秀对任氏的表态便很不满，说“表面上在那里开战，暗中却已投降了。”[52]陈氏自认为已经掌握了最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当然自信，也就一下子察觉了任氏心中那份微弱却不是不重要的迟疑。
1927年，任鸿隽再次撰文批评把科学当作“物质文明”的见解，“好像科学就是饱食美衣、骄奢淫佚的代名词，同中世纪的欧洲人以研究科学就是与恶魔结了同盟一样的见解。其实科学虽以物质为对象，但是纯粹的科学研究，乃在发明自然物象的条理和关系。这种研究，虽然有应用起来以改善衣食住的可能，但是在研究的时候，是绝不以这个目的放在眼前的。”因而，科学研究者“只是要扩充智识的享受，而得到精神上的愉快”。[53]这里从精神享受层面切入，与理学家的“乐道”非常相似。值得注意的是，他数次批评对于科学的“物质主义”看法，而着意把科学向“精神”的层次提升，正表明他在为“利”争取社会“位置”的同时，内心中仍是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儒家信条所左右。
1931年，任鸿隽又一次旧话重提：“欧洲以来，吾国人士栗然作科学破产之惧。发之者不过一二神经过敏之人，和之者遽奉为先知灼见，几若日中必昃，夏尽而秋，为势之无可解免者。此大误也。夫科学为一种开明之势力，人群进化，亦唯向开明路上前进。谓科学有返于野蛮之结果，蔽罪科学，乃并此引导人类由暗入明之一线光明，一切吐弃毁灭之，则亦未免本末倒置之甚矣。今请略述科学研究之国际趋势，以见大战以后各国提倡科学之盛与其关系之大，俾关心世道学术之君子，知所选择焉。”其实彼时科学破产的观点早已成为“死老虎”，而任氏还要说者，可知“科学有返于野蛮之结果”长期以来都是他的一块心病，而他也一直密切关注着战后欧洲的局势，结果发现不但各国“提倡科学之盛”，亦出现了科学国际化的趋势。
任鸿隽认为，这也是由科学的性质决定的。科学有“普遍性”，“在此处以为然，在彼处亦无不然”；同时又有“广大性”，“每一问题，以观察范围之所及愈广，而研究结果之确度愈增”。一个问题要解决，“尝须求其原因于数千年数万里以外”。观察范围愈广，答案也就愈完备。即使是地质学这样带有地方性的学科，也不是一国之学术团体所能完成者，“故国际合作之事，乃为势之所不容已”。由此“可见科学在性质上、组织上，皆有扩充之势，无萎缩之兆，有调和之机，无冲突之患。彼以欧战为科学罪，并以是卜科学之将衰者，是未知当今科学界之趋势者也。”(16)
因为有了最新的“证据”，任鸿隽这里的底气要足得多。科学既是超国界的真理和全人类的智慧结果，则不但不是世界大战的罪魁，实际上正指向一个“四海一家，永远和平”的未来。这是自清季的无政府主义者以来“科学”为中国人所向往的一个重要的心理上的潜因。对于饱受外人侵凌的近代中国人来说，“大同”总是好的，何况科学就性质而言乃是中国人一向喜欢的“理”而非“力”（尽管事实上常体现为“力”）呢？这样一来，科学也就一步步地由“求真”走向了“明道”。
三、结论
一般多注意到，任鸿隽对中国传统学术常常持明确的批评态度，而他一生致力的科学宣传工作，也常被认为是与“传统”对立的。本文则试图表明，中国现代学者的科学观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并非不可相容的。一方面，任鸿隽对于传统学术的批评本身就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具体又特别偏重于“宋学”一路）；另一方面，在以“道”拟“真”的同时，他也常以“明道”之眼观“求真”之学：他宣称科学的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根本还在“精神”，努力把科学向更为超越也更为通达的方向提升；同时又强调科学不过是“常识训练”，离不开“日用事物之间”。这都使得他所谓“科学”处处与“道”相类，也恰表明“科学”并非如他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在此处以为然，在彼处亦无不然”的“普遍性”概念，而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注释：
①近年来在这方面最为系统的一套成果是路甬祥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基本不出上述范围，其中邹大海编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著目录》第3册是一部很有用的参考书。
②如郭颖颐(W.Y.Kowk)《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2部《科学话语共同体》，三联书店，2004年，等。
③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物质的兴起：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倾向》，均收《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特别是218-223、226-227、236、323-343页。另参考罗志田《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160-189页。
④历史学家金毓黼对科学的了解便（部分）通过任鸿隽的介绍。1920年9月7日金氏在日记中留下了读任氏著作的记录，特别注意到培根的思想“具有卓见，确为真理”。《静晤室日记》第1册，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108-109页。又，20世纪50年代，熊十力出版《体用论》后，专门向任氏请教其中有关“小一群与成物的关系是否错误”。事见熊十力《明心篇·答任叔永先生》，《体用论》（熊十力论著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292页。
⑤对任鸿隽的研究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反映任氏一生事迹的有赵慧芝《任鸿隽年谱》，《中国科技史料》第9卷第2、4期，第10卷第1、3期；杨翠华《任鸿隽与中国近代的科学思想与事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上册。有关任鸿隽对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影响，参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有关任鸿隽的科学观，前揭郭颖颐书第5章多有涉及；关于任鸿隽与中国科学社，参张剑《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特别是335-346页；关于任鸿隽与四川大学，参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第3章，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此外，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丁子霖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把丁文江放在“士大夫阶层的继承者”和学习过西方思想的“学者”这“两种世界的中间”地带加以考察，与本文关注的问题有相近之处，但这部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著作对中国传统观念通过何种方式影响了现代科学观的分析尚不足。
⑥本段和上段，任以都：《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张朋园、杨翠华、沈松侨访问，潘光哲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98、120页。
⑦见任鸿隽致胡适（1916年8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3页。
⑧钱澄之：《田间文集·陈官仪诗说》，转引自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327页。
⑨转引自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12页。
⑩关于吴稚晖等人的看法，参考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229-230页。
(11)本段和上段，均见任鸿隽《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原刊《科学》第2卷第12期（1916年12月），收入樊洪业、张久春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113、112、114页。
(12)详见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48-349页。
(13)编者：《再版弁言》，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上海：中国科学社，1934年，无页码。此文未署名，但该书系任鸿隽所编，《初版弁言》也是任氏所写，至少反映了任氏看法。
(14)任鸿隽：《〈科学〉发刊词》，原刊《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14页。按文章原标题为《发刊词》，无作者名，此处标题系《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的编者所加。
(15)任鸿隽：《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303页。按郭颖颐书云任鸿隽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看法“必然是以坚信科学万能为基础的”（前揭郭书104页），似未对任氏自己的声明予以足够重视。
(16)以上两段，均见任鸿隽《科学研究之国际趋势》，原刊《申报》1931年10月10日增刊，《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430-4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