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依存与国际合作——反思经济自由主义对冷战后和平前景的预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国际合作论文,战后论文,前景论文,相互依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自由主义是西方自70年代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重要理论流派，该理论中对所谓国际经济相互依存有助于促进国际合作的论述，常常被西方学者所引证，并对国内学界形成一定影响。本文考察“相互依存”对国际政治的现实和预期价值，并对经济自由主义就冷战后世界和平前景的预测作一批判性解析，旨在阐释相互依存对促进国际合作从而增进国际和平功效的有限性。
一、经济自由主的逻辑
经济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是在对新现实主义的挑战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最具意义的批判是质疑现实主义的国际观（以国家利益至上、国际无政府状态、权力平衡和各国自助学说等内容为核心），而经济自由主义则是选中了自由的“国际经济体系”和“经济相互依存”为切入点，分析它们对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的作用。具体而言，经济自由主义提出了以下重要原理。
首先，与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观赋予政治、军事安全以优先地位的观点相反，经济自由主义者十分倚重国际经济层面的维和效用，认为获取和平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各国都致力于国内经济繁荣的国际经济体系。在他们看来，现代国家的行为动机主要出自实现国内经济繁荣的愿望，为此，各国的领导人都把国内公众的物质利益置于其它各种考虑（包括安全考虑）之上，这对于自由民主制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在那里决策者们面临着更大的、要确保国内人民实现经济福利的压力。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建立在自由经济基础上的国际经济体系将使国家获得在经济上的满足，从而增进国际和平，因为一个经济上富足的国家更少有通过战争掠夺财富的动机。
其次， 经济自由主义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经济相互依存（economic interdependence）。理查德·库珀曾指出，相互依存表现为国家间增长的对外经济关系的敏感性，其产生机理是相互需求，其前提则是互付代价。“相互依存”相对于“独立存在”和“依赖存在”而言，它指称国际关系体系中不同角色的互动影响和制约关系。这种互动影响和制约关系，取决于相互依存的密切性和对称性，以及相互依存者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注：这方面的典型分析，可见基欧汉和奈《权力与相互依存》一书中对“脆弱性相互依存”和“敏感性相互依存”的讨论。）根据新现实主义者肯尼思·华尔兹的理解，相互依存被认为是“国家之间互相易受影响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一方都成为另一方在经济领域里的主人”。（注：SeeKenneth N.Waltz:"The Myth of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in Charles.P.Kindelberger,ed,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1970),P.205—223.）
经济自由主义者在提出相互依存概念后认为，国际间相互依存的程度愈高，单个国家在国际上就愈不至于采取欺骗或冒犯的行为，以免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并损害依存双方的共同利益。因此，相互依存促使各国开展合作，正如“相互确保摧毁”迫使核国家进行对话一样。
第三，经济自由主义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套国际机制或组织（如各种经济共同体，贸易组织和金融组织），来确保相互依存发挥其促进繁荣与稳定的作用。这些机制或组织将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一是有助于监督各有关成员是否履行了自己的合作义务；二是可以支持各国克服由于向国际市场开放而带来的短期困难（short-term problems）， 从而避免个别国家出自本国狭隘利益而采取的有损于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行为。
二、国际合作的困境与相互依存
经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摈弃了认为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难于达成国际合作的传统观点，转而强调国际经济相互依存及由此而建立的一套国际经济机制（或组织）的效用，认定它们有助于促进国际合作，从而增进国际和平。
经济自由主义者对国际经济层面的青睐基于以下几点认识，一是各行为者预期相互依存能带来绝对的收益和国内经济的繁荣；二是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来自其他行为者的惩罚性报复，三是基于相互依存而建立的国际经济机制（或组织）可以对各行为者提供信息、规则乃至物质的支持。（注：Robet O.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Discord in the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P,1986),P.92—93.）由于上述原因，相互依存的各方才在国际社会中倾向于合作而非冲突。但事实上，他们忽视了现代主权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一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二是一个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互动的系统；三是相互依存下各方获益的不均衡状态。这样的国际环境会对国际合作带来不容低估的挑战。（注：Michael Mastanduno:"Do Relative Gains Matter?America's Response to Japanese Policy"in David A Baldwin,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lism:Contemporary Debate ( New York:Columbia UP,1993),P.250—266.）
首先，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自身乃是国家之间竞争与冲突的温床。在迄今缺乏一种有力的类似“世界政府”制约力量的状态下，国家使其民族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职责，仍有可能驱动它采取一些对其他国家不利的措施，甚至作出与普通人的道德观格格不入的举动。
其次，经济自由主义者过分强调国际经济相互依存以及国家寻求经济福利的动机。国际政治的现实则是，每一国家都运行于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双层轨道中，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前者将统帅后者。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无政府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国家总是要首先关注其安全利益。对国际政治的考虑是任何国家的决策者们所关注的第一要义。在这方面，经济自由主义过分强调“低政治”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而贬低“高政治”的作用。
第三、妨碍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是依存双方均有收益，而是各自收益的多寡，这是经济自由主义至今未能解释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双方均可获益就会产生合作的需要。但是，国家作为独立的行为体，若考虑到自己从合作中所获比对方会更少，它仍有可能采取不合作行为。即使在长期盟友之间，经济合作领域内相对收益的考虑也会给相互依存条件下国家的合作行为构成阻碍。
再者，相互依存的增长同样可能导致摩擦与敌视，尤其是当其中的一方认定另一方不正当或不公正获益的时候（正如日美关系或日韩关系中所出现的情况一样）。 （注：Aaron L. Frieberg: "Ripe
forRivalry:Prospects for peace in Multipolar Asia"in Sean M.Lynn- - Jones ed,America's Strategy Choice,1997,MIT,Press,P.19.）由于相互依存不对称性的必然特点，依存各方都将倾向于争取摆脱自身的脆弱性。不对称的相互依存构成了一方对另一方形成权力的基础，在危机时期，严重依赖他国提供关键性资源的国家将十分恐惧于别国切断供给或采取讹诈行为，这样，它们就可能极力争取对资源供给的政治控制，从而引发依存各方的冲突，并可能在根本上断送合作的机会。换言之，相互依存更有可能导向国家之间更激烈的竞争，而不是合作。
现实对于相互依存价值的最大讽刺莫过于发生在20世纪的两次令人不快的历史经历。从19世纪末到1914年，欧洲见证了高水平相互依存的自由经济秩序，但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德两个对外经济依存关系脆弱的国家在危机来临之时所寻求的是侵略性的军事政策。也许有人会说，冷战期间，相互依存的发达世界经历的是一段和平稳定的时代。但是，布雷顿森体系在各国自保政策的压力下土崩瓦解，以及六、七十年代爆发的美元危机和石油危机恰恰暴露了战后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之脆弱性。值得指出的是，冷战的“长和平”更多的是缘于两极对峙时期特殊的国际政治背景，与此关联的是，冷战的结束则可能预示着一个更加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三、冷战后经济自由主义对和平的乐观预测
基于对相互依存和由此而建立的相关国际经济机制（或组织）对促进国际合作功能的理解，经济自由主义者对冷战后世界和平的总体趋势作出了乐观的预测。在欧洲，他们认为一个扩大了的欧洲共同体将有助于维系欧洲的和平，因为这个一体化组织的扩大将使包括东欧在内的全欧各国人民分享更大的经济馅饼（economic pie），并因此润滑东欧政治迁演的进程，而美国和苏联（俄国）则是这个欧洲——大西洋共同家庭的松散联系者。（注：Jack Snyder:"Averting Anarchy in thenew Europe"in Sean M.Lynn- - Jones ed,the Cold War and After(the MIT Press,1991)P.136.）在亚太，经济自由主义者盛赞随着经济相互依存的加强，通过互益机制，贸易将增进和平，由此而建立的各种多边组织则将对维持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起到关键性作用。
正如前文所述，经济自由主义者夸大了相互依存和有关国际经济机制（或组织）的维和效用，殊不知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首先考虑的是追求其安全利益，其次才是经济福利和民主价值。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只是国际政治中的一极，如果依存各方政治关系僵化，政府很可能限制乃至毁掉已经建立起来的经济联系。正如人类在最近两个世纪中的历史经历所启示，当对安全的焦虑强烈到一定程度时，即使是较高水平的经济相互依存和相关国际机制的存在也不可能保证和平。
就冷战后的欧洲而言，其乐观的和平前景与其说主要来自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及其深化（即一体化），不如说应归功于欧洲在冷战后处于不断重塑中的政治与安全安排，以及基于共同利益而发展起来的较为成熟的内部关系。如果既没有苏联（俄国）的共同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是潜在的），又没有美国作为欧洲“守夜人”（night watchman）角色的存在，西欧国家之间也许将重现恐惧与猜疑。（注：See Josef Joffe:"Europe's America's Pacifier"in Foreign Policy,NO.54( Spring1984),P.64—82.）同时， 为维持相互依存而建立的国际合作也可能受到新的挑战，因为这些国家可能百般考量产生于国际合作中的获益不均衡和自主性流失的问题。
在亚太，政治和安全问题困扰这一区域国家的现象尤为明显。冷战时期所遗留的一系列久悬未决的热点，发展水平和制度选择的差异、以及普遍缺乏的互信一道，成为阻碍亚太地区国际合作的最主要樊篱，更遑论这一地区几对主要大国（日俄、俄印、日印）之间经济联系的缺乏。新近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则不仅适时地暴露了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所掩盖的脆弱性，而且给经济自由主义者所大加颂扬的国际经济机制的维和效用以沉重一击。
综上所述，国际和平与稳定首先是取决于国际政治与安全层面的安排。经济自由主义试图论述国际经济因素，尤其是相互依存和相关国际经济机制在促进国际合作从而增进和平方面的关键性作用，尚不符合当前国际政治的现实。由于相互依存具有导致国际冲突的内在倾向，因而它不能成为解释国际和平稳定原因的有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