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价值“差异性”理论的人力资本认识及其现实意义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异性论文,现实意义论文,人力资本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11-0079-07
一、价值的“差异性”理论
价值的“差异性”理论[1]，包括期差性、域差性以及业差性等三个概念。
首先，关于价值的“期差性”，是对价值概念的一种纵向认识。我们都能够觉察到不同年份(例如今年和去年)1单位的商品价值量往往是不相同的，价值量的这一性质，笔者将之称为“期差性”。其含义是说，如果今年的劳动生产率比去年提高了1倍，那么今年1单位的商品价值量就相当于去年商品价值量的两个单位；如果今年的劳动生产率比去年降低了1倍，那么今年1单位的商品价值量就只相当于去年的1/2个单位。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思想是一致的。②从全社会来看也是一样，即便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与去年相同，如果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那么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若是按照去年的价值来计算也应该增加1倍。当然，按照今年的价值来计算，在量上则与去年相比并没有变化。需要强调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与去年相同，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按照今年的价值标准来计算，去年的商品价值总量按照去年的价值标准来表示，那么，今年和去年的商品价值总量在数值上是相同的。并且，如果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假定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是去年的1/2，那么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也按照去年的价值来计算应该与去年相同。而按照今年的价值来计算，在量上则是去年的1/2。以上分析，在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与去年相同的前提下，我们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表示：
这里所说的商品价值的“期差性”原理，不仅强调了不同年份(例如今年和去年)的单位商品价值量是不同的，而且指出了其“差”在于采用了同一计量标准，即因以某一年的单位商品价值量为计量标准而产生。并坚持了一个基本点：如果各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不变，按照各年单位商品价值量为计量标准的话，商品价值总量不变。另外，明确提出了商品价值的“期差”是可以测度的，由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决定。
为了说明商品价值的“域差性”概念，我们先回顾一下马克思的如下论述：“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更多的价值”，“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3]。可见，各国的单位商品价值量或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呈现的是一种“阶梯”状态，其统一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
假定A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该国单位社会价值)为1，B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该国单位社会价值)为9，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国际单位价值)为3。那么，A国的1小时单位社会价值相当于3小时国际单位价值；而B国的1小时单位社会价值只相当于1/3小时国际单位价值。如果在A国和B国之间比较的话，假定两国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均为100亿小时，那么A国的100亿小时相当于B国的900亿小时，或者B国的100亿小时只相当于A国的100/9≈11.1亿小时。而A国的100亿小时的国际价值为300亿小时，B国的100亿小时的国际价值为100/3≈33.3亿小时。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国直接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量远远大于美国，为何国民生产总值却仅是美国的1/9呢，这也说明中国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要大于9倍。
关于价值的“业差性”概念，我们首先会想到马克思曾经谈到过纺纱工和珠宝细工的例子，他指出由于珠宝细工的劳动和纺纱工人相比是复杂劳动，珠宝细工的劳动在同样多的时间里，会物化为更多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关于商品价值的“业差性”是这样考虑的：不同行业之间，劳动复杂程度不同，劳动生产率也不同，这样在价值创造上肯定是有区别的。不过，我们用单位商品的价值量或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也肯定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因为产品不同，计量单位也不同，试问1千克钢铁和1件上衣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怎么比较？③我们的办法是在不同行业间，各取“平均劳动”1小时来进行比较。
可以选择某一种劳动令其复杂度为λ，就像选择黄金为货币一样，当然这需要一定的原则。我们选择社会平均劳动复杂度，其理由是源于马克思的如下论述：“在每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中，高级劳动都要不断地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例如，把一日高级劳动还原为x日简单劳动”[3]。下面我们把社会平均劳动复杂度λ的计算公式导出来。令
是生产第i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
则表示第i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系数，
表示生产第i种商品所投入的全部劳动量，
则为第i种商品所形成的社会劳动量，因为
是一个必须满足的条件，由此可知，必须取
。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行业间商品价值的差异性的问题了。
假如生产第i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3，生产第j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
=6，生产第k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
=0.5，那么，第i种商品的劳动1小时，相当于第j种商品的劳动的0.5小时，第k种商品劳动的6小时。如果，社会平均劳动复杂度λ=4，第i种商品的劳动1小时可以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3/4小时，第j种商品的劳动1小时可以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3/2小时，第k种商品劳动可以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1/8小时。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就是抽象劳动时间。讨论到这里，现在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由于价值的“差异性”所引起的相对价值量的源泉问题，这一点可以用劳动复杂度的理论予以解释。首先，价值的“期差性”作为价值量时间维上的纵向变化，例如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若是按照去年的价值来计算也应该增长1倍，意味着劳动复杂度也提高了1倍。横向上的商品价值“域差性”的概念，作为价值的“差异性”在空间维上的变化，其背景是各国劳动复杂度的不同。而产业间的商品价值的“业差性”，反映着不同行业之间的劳动复杂度差异。
二、对人力资本概念的本质认识
首先区分一下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概念。简单劳动力只相当于理论意义上人力资本为零的人力资源。④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关于劳动力的含义，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的物质表现”[3]。
马克思说：“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就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3]。
这里所说的“普通劳动力”，应该是社会平均劳动力，由于在当时其教育费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便“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当然，在当代，即便是简单劳动力，其教育费也不能被认为是微乎其微的。对于复杂劳动力来说，马克思看到“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劳动力的复杂程度与教育费成正比。只是，马克思并没有把随着劳动力的复杂程度而增加的教育费看做投资。
我们把这种随着劳动力的复杂程度而增加的教育费称之为人力资本投资。我们将强调如下观点：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本的载体。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的基本属性之一，属于人力资源的质量问题，所有的人力资源都拥有人力资本，从量上看只存在多少的区别，不存在人力资本为零的人力资源。对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的概念混同，还表现在对人投资的内容上。非教育(包括技能训练)性的对人投资，例如卫生保健等，应该属于人力资源建设，不能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
还有一种说法：所谓人力资本，就是指人作为资本而存在，具有资本的功能。与此相对应的另一概念是货币资本，即出资人的资本。在现代企业运营中，货币资本是被动性的资本，而人力资本是主动性的资本，货币资本没有人力资本推动是运转不起来的。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本，应该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可变资本，不过将之与现代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概念硬行等同了而已。但是，可变资本意味着预付资本中用于劳动力资源的资本，即便把在职培训等包括进来，也不能等同于人力资本投资。只是，这里提到人力资本是主动性资本，货币资本没有人力资本推动是运转不起来的，触及到了人力资本的重要特性之一。⑤作为一种投资，人力资本应该具有资本性质，与物质资本一样要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即取得平均利润，这是人力资本的一般性。而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则在于：劳动力与资本重合在一起，这属于一种二重性。
所谓人力资源，指劳动力资源，即一定年龄段(通常为18—60岁)具有一定智力和体力的人口，是人口的一部分。人力资源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指标。人力资源的质量体现在智力和体力上，包括知识、技能、经验、健康等。其中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的存量就是人力资本。天赋虽然同人力资本形成有很大关系，但是却不是人力资本问题，属于人力资源质量问题，构成提倡优生原则的前提之一。贝克尔区分了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以及一般技能和特殊技能。这是对于企业内而言。如果我们把范围扩大到全社会，可以提出一般教育和特殊教育，以及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的概念。一般教育与一般能力的形成相关，特殊教育与特殊能力的形成相关。这样，可以考虑，一般教育与一般能力属于人力资源投资问题；特殊教育与特殊能力属于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把一般能力归于人力资源，把特殊能力归于人力资本，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两者之间的界限是会变动的。
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本的唯一载体。人力资本不能脱离人力资源而单独存在。人力资本的显著标志是它属于人的一部分，体现出一种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人类的，表现在人的身上；另一方面，它又是资本，因为它是未来满足或未来收入的源泉或两者的源泉。没有人能够把自己同他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分开[4]。人力资本的每一种要素，都无法独立于人力资源，这同任何物质资本都是不同的。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的基本属性之一，属于人力资源的质量问题，所有的人力资源都拥有人力资本，从量上看只存在多少的区别，不存在人力资本为零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通过人口的生育、养育而形成。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嗓音、容貌、身高甚至运动能力和智商等，因为这都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在先天因素上人们并不是平等的，这就算是“上帝”的不公平吧。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但是我们不能“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⑥超人的天赋(天生的金嗓子，2米以上的身高，以及智商150以上的天才等)毕竟是极少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同等的工作能力并非天然特权而是通过后天的教育、训练以及个人努力和实践而形成的，这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的表现。早在孔子的时代就已经知道了“有教无类”的道理，并且有了“曾参愚笨”的宝贵经验。
人力资本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先天的，而是经过投资而形成的。并且人力资本只能通过对人投资(无论何种形式)而形成，这是人力资本的最基本的性质。与物质资本不同，人的能力是一种变量，可能具有甚至连自己也不清楚的潜力，在某个特定的方面，也可能相反，从而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更大的或然性。把人的劳动能力视为一种变量，进而把人的劳动能力看做是可塑的，是整个人力资本理论的根本前提。人力资本的投资者有时与其载体人并不一致。人力资本的投资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组织或政府。当人力资本的投资者与其载体人不一致的时候，人力资本的投资便产生产权主体和产权对象的二重性。
从经济法的角度看，资本的产权是所有权的一种，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支配权四项权能，反映人与人之间在占有、使用、收益和转让资本活动中的相互关系。与资本产权相关的有三项要素：(1)产权主体，(2)产权对象，(3)产权效用。人力资本的产权分析，当然也离不开这些视角，不过人力资本产权还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在分析中必须予以重视。有人认为，只要有人身自由，人力资本就天然属于个人所有，这是不准确的。个人固然是人力资本的唯一载体，却不一定是其人力资本的完全所有者，这是因为人力资本的投资者与其载体未必一致的缘故。
在现代社会，人本身不能成为产权对象，但是，人力资本作为无形资产的一种，其投资者具有一定的使用权、收益权和支配权这三项权能。当然，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者来说，这三项权能都不能是完整的，都必须与人力资本的载体人共同分享。从企业来看，人力资本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工作前的学校教育以及工作期间的由自己投资所形成的知识、技能归本人完全所有；第二，由企业投资、提供时间脱产进行培训所形成的知识、技能主要应归企业所有(其投资者具有相当大的使用权、收益权和支配权)；第三，在工作中所形成的知识、技能，企业和本人共同所有。
人本身虽然不能成为产权对象，但是人这种资源具有可再生性，是一种“活的资源”，通过持续有效地开发，可以不断地提高其存量，使之成为一种长期资源。所以，人就成为了人力资本的投资对象。
人力资本与人体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的占有权天然属于其载体人。知识存放在无生命的著作、光盘或电脑中，和输入到有生命的人脑中，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因为人力资本是活的无形资产。说人力资本是活的无形资产，不仅在于人力资本的载体人是有生命的，而且在于，知识输入到有生命的人脑中以后：(1)在某些方面会形成载体人的技能；(2)输入到人脑中的知识不会像光盘那样一成不变，不仅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淡化甚至遗忘，而且也会带来创新。
知识创新尤其是当代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的人，不仅是知识的一种存储器而且是知识创新的源泉。知识创新基于创造力。创造力是一个人产生新思想、新观念，用新方法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德国心理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论证了这样一个命题：人性本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6]。吉尔福特认为：“创造性再也不必假设为，仅限于少数天才，它潜在地分布于整个人口中间”[7]。美国心理学家奥托也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惊人的创造力”[6]。总之，创造能力是普遍存在的，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原则上每个人都有能力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产生创造性的设想，创造性的进行设计。
一般说来，人的创造能力与其知识存量，也就是说与其所受的教育或训练以及实践经验成正比。因而，创造能力也可以部分地被视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产物。
由于人力资本的反应方式和形成方式上都与其载体人密不可分，因此即便人力资本的载体人不是投资者的场合，他实际上也用自己的身体(我们不妨可以理解为“身体股”)同时参与了这一投资行动，所以也就天然地构成了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产权主体。于是，当人力资本的投资者与其载体人不一致的时候，会出现二重的产权主体，相应也便有了人力资本收益权的二重性问题。
从人力资本的反应方式来看，由于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人的一体性，无论其产权是否完全属于载体人，其支出都要取决于载体人的主体性。人与机器不同，如果是机器的话，合上开关便会按照设定的程序运转；而在人的场合，即便是根据指令而动，也需要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人也有可能不听使唤，或反命令而行，或甚至宁死不从。这也就是哲学家在认识论中所说的“思维的至高无上性”。从而，人力资本的支出，不能仅仅视为投资所形成的资本的支出，其中还包括其载体人的合作或努力。这是载体人对其人力资本收益要求分享的根据之一。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人力资本本身没有主体性，而是取决于其载体人的主体性。
人力资本对其载体人主体性的依赖，不仅表现在反应方式上，而且表现在形成方式上。如果没有载体人的努力，人力资本投资难以顺利实现，人力资本不会顺利形成。因此，人力资本不能仅仅视为由投资而形成，其中也包括载体人的贡献。这是载体人对其人力资本收益要求分享的另一个根据。如何使人力资本的潜在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涉及所谓“激励”理论。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无须激励，厂房设备也无须激励，人力因素就非激励不能尽其全力。这是由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决定的。这也就是哲学上常说的“主观能动性”问题。
总之，人力资本依赖于其载体人的主体性，其载体人的主观意志直接影响其产权效能。竞争环境不同，人力资本的支出也不同。并且，人力资本是创新的源泉。一般说来，创造能力与知识存量成正比，所受的教育或训练以及实践经验越多，创造能力越强。从而，人力资本的支出，不能仅仅视为投资所形成的资本的支出，其中还包括其载体人的努力。这是载体人对其人力资本收益要求分享的根据之一。如果载体人不接受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投资就不能实现；如果载体人不做出努力，人力资本的形成就会打折扣。因此，即便是人力资本的形成也包括载体人的贡献。这也就是载体人对其人力资本收益要求分享的另一个根据。
三、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微观上来看，由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收益，如果不考虑创新，都应该属于劳动收入。而创新，例如一项新的技术产品，是不能用发明者的工资来衡量的。⑦创新属于生产要素领域，另外，现代的创新或发明，与爱迪生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往往需要极大的配套资本予以支撑。这些问题都不属于本文的探讨范围。
本文感兴趣的是人力资本的宏观经济贡献，相关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尽管明塞尔曾指出人力资本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来理解[8]，但是他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探讨。明塞尔游移在一种循环的因果关系之中：人力资本既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也是它的一个结果。当然，他认识到了物质资本量越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其对称命题是：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越高，物质资本的贡献也越大。他由此而提出的人力资本与低技能的劳动相比和物质资本具有更大的互补性假说，是饶有兴味的[8]。
从全社会来看，按照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c+v+m=w，人力资本的增长只能体现在可变资本v上，可是，即便是v增大了，也不过说明资本有机构成的降低，意味着一种技术退步，怎么能体现出经济增长呢？这需要我们跳出传统思维的桎梏！
价值的“期差性”理论，作为价值的“差异性”在时间维上的深刻反映，可以在纵向上清晰地分析这一点。例如，假定基期年的产出为
；下一年的产出为
。在这里，假定由于技术进步的要求，不变资本c增长20％，从100单位增大到120单位；与此相适应，假定人力资本也同步增长20％，体现在可变资本v从50单位增大到60单位，剩余价值率不变，那么，从表面上来看，总产出也只不过增长20％而已。实际上，
=240单位，是按照下一年的价值基准来体现的。如果用基期年的价值基准来看问题的话，就比较明显了。注意，根据技术进步的路径，产出的增长速度一定高于资本的扩张速度。也就是说，当资本扩大20％的时候，总产出的增长肯定大于20％。假定基期年的产量为
=100，那么下一年的产量一定会有
＞120。从而，如果按照基期年的价值基准来衡量，这一年的单价将小于基期年的单价2单位；而如果按照下一年的价值基准来衡量，下一年的总价值将大于240，即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的)大于20％。我们说，这种经济增长来自于人力资本的推动。因为，根据劳动价值论，只有可变资本是价值的源泉。⑧
现在需要强调一下，伴随着上述可变资本的增大并不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与此相反，劳动力投入有可能减少。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增大呢？可变资本可以表述为v=wL，其中，L是劳动力投入，而w是工资率。人力资本的增长反映在工资率的上升上。如果工资率不能充分反映人力资本的增长，那么，将会挫伤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前文提到，全社会人力资本的不断形成，将引起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降低，这将阻碍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是一个马克思所没有分析过的重要经济现象，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统计资料却显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时，社会资本有机构成反而越来越低。这种现象成为用传统的理论无法解释的战后三个经济学之“谜”其中的一个。把人力资本问题导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以后，将之作为复杂劳动力来认识，就可以解释这一点了。
上述由人力资本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当速度不快的时候，年与年之间的感觉有时可能并不明显；但是，在进行国际比较的时候，就会立刻令人深有感触了。早在2000年就有人看到美国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量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但是，其GNP却一直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中国直接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量远远大于美国，但是，GNP却仅是美国的1/9[9－10]。这需要用横向上的价值“域差性”的概念来进行解释。价值的“域差性”，相当于商品价值的“差异性”概念在空间维上的拓展。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国直接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量远远大于美国，为何国民生产总值却仅是美国的1/9呢，这也说明中国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要大于9倍。
由此，我们还可以来建立一个人力资本的国际比较指数。令
表示按照第i国(地区)劳动者数平均的GDP，令
，则
表示第j国(地区)对第i国(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指数。例如1997年，以美国为100％，则日本为102.3％，德国为94.6％，法国为100.7％，英国为78.8％。再如，2001年，以澳门为100％，香港则为165.1％。以按照劳动者数平均的GDP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国际比较指标的理由是，GDP是一个生产性指标，劳动者人均GDP显示出该国(地区)劳动者的生产能力，能够反映出人力资本存量的水平。与此相关的指标，例如人均工资则具有局限性，因为不能反映一个劳动者能够提供多少剩余劳动的能力；而人均GDP则认为是从全人口出发考虑问题的，不能充分反映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其实，如果按照劳动者人均社会总产值来考虑问题，效果会更好，但是在目前的统计制度下，只好割爱了。
存在于不同产业间的价值的“业差性”概念，作为价值“差异性”的一种综合性体现，可以对不同产业间人力资本状况进行比较。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随着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的增大，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应该会给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相应的收益(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原则)。但是，市场有时会出现失灵，政府有可能进行不当干预，经济制度有可能存在各种缺陷，所以即便不考虑人力资本投资对象的特殊性所带来的风险等问题，其收益也不是确定的，这意味着一种效率损失。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这里提出一个命题：一个完善的市场，取决于一个合理的权力配置结构。
总之，劳动价值论适用于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并且，能够克服人力资本理论固有的一些狭隘性或缺陷，从新的视角来认识问题，并且有可能形成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
收稿日期：2011-09-20
注释：
①在2011年8月于东北财经大学召开的“中国经济转型期劳动经济问题”学术研讨会上，东北财经大学张凤林教授及其他参会学者惠赐了许多宝贵意见，并指出了几处笔误或疏漏，使得本文得以完善。为此，谨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②马克思说：“每一种商品(因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种再生产可以在和原有生产条件不同的、更困难或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2]。
③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单位并不是单纯的时间单位，而是：h/d。其中，h是时间单位，例如小时等；d是使用价值计量单位，例如，公尺、吨等。
④只在理论意义上存在人力资本为零的人力资源，实际上任何人力资源所含有的人力资本都应该是大于零的。
⑤不过这一看法来自费歇尔。费歇尔首先指出人力资本是“主动资产”，而物质资本是“被动资产”。
⑥马克思语。不过，一个人所拥有的先天条件，即体力、智力等，对他所能获得的人力资本在速度和数量等方面是有一定影响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企业在考虑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时，有必要对投资对象进行筛选[5]。
⑦例如，有人做过统计，袁隆平的水稻科研成果在我国大面积推广应用后，从1976—2006年累计增产2.6亿吨，按每吨1 000元计，相当于2 600亿元。去掉成本之后，这种收益也不是能够用工资来衡量的。
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和日本的物质资本已经损失殆尽，不少学者认为两国的经济复兴需要很长的一段时期，可是这两国却在短短的几年中实现了经济重建并且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只有人力资本理论才能够予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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