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安全两难”与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出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安全两难”概念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国际紧张、对立和冲突的生成机理的最著名概念，大概是“安全两难”(Security delimma)。据该概念的提出者约翰·赫兹(John Herz)的界定，凡在国家间“共处但未结成较高的统一”的场合，或在缺乏“可以对它们施加行为标准、并且由此保护它们彼此免遭对方攻击的较高权威”的场合，总是存在着安全上的两难问题：每个国家始终担心被对方侵害，因而为求得安全势必尽可能地追求实力或权势，而这又会使对方感到不安全，从而也尽可能地追求实力或权势以防不测，结果就进一步加剧了原本的安全担忧。这一恶性循环，源于国际无政府（亦无有效的共同行为标准）状态中国家间固有的互相猜疑和惧怕，其中包含着敌意和紧张滋生的逻辑必然，并且在没有制约因素的情况下显然难免步步升级为对抗或冲突。
安全两难概念有其不容忽视的简单化和片面性弊病。它完全不考虑各种制约国际矛盾、缓和国际对立甚至促进国际合作的主客观动因，夸大了安全问题上互相疑惧心理在国际紧张、对立和冲突形成方面的重要性，因为现实的重大利益抵触或竞争更经常地构成更深刻的敌对根源。不仅如此，用“安全两难”模式来看待国际对立还往往会有道德相对主义或道德等同论之弊，即认为双方俱受安全动机和关于对方意图的错误疑惧支配，而无是非好坏的区别，而事实上这些区别往往是存在的。但另一方面，“安全两难”的确是国际关系中的常有形势，作为其由来和主要特征的互相疑惧也的确是构成国际紧张、对立和冲突的常见缘由，有时甚至可以是主要缘由。因此，安全两难概念，不失为考察相关国际政治局势饶有价值的一项理论参照。
二、东亚国际政治中的“安全两难”
在当今世界，东亚（本文包括印巴次大陆和西太平洋）无疑是“安全两难”局面显现得最广泛、最突出的一个区域，虽然中近东在这方面也很靠前。在二战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朝鲜半岛南北部之间的关系差不多一直可称为“安全两难”的一大经典实例。朝鲜就其相对于自身人口和财力规模而言拥有世界首屈一指的庞大军队，其对先进武器的可谓倾其全力的追求，多半是源于韩美同盟的军事实力及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引起并不时加剧的安全疑惧。在韩国与其美国保护者方面，对朝鲜的疑惧可以说同样强烈，并且同样导致军事安全戒备的不断维持和强化，为此韩国付出的人力财力以及政策注意力，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大概绝无仅有。不仅如此，半岛的“安全两难”还有一个不时引起人们注意的附版，即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安全两难”。日本维持着美国以外居于世界最前列的军事开支规模和几乎最先进的常规武器系统，其设定的功能固然不能相信主要在于以朝鲜为假想敌的自卫，但如果认为想象中的朝鲜军事威胁不是保持和加强日本武力的一大动因，肯定也不符合事理。反过来对于朝鲜方面，这一东邻宿敌拥有的强大武力会如何加剧其安全担忧，并且在韩美军事同盟之外进一步刺激其备战冲动，亦属可想而知。在另一端，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同样已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敌对提供了“安全两难”的另一个范例，尽管历史宿怨和对于克什米尔的争夺构成彼此安全疑惧外至关重要的敌意源泉。无论是数次印巴战争，还是竞相追求外部支援的印巴外交角逐，或是近年来彼此针锋相对的印巴核武器研制和核爆试验，都同“安全两难”机理密切相关，都有力地增强了次大陆国际疑惧和反疑惧、作用和反作用的恶性循环。诚然，人们不应当忽视朝韩、印巴以及日朝之间时有的缓和试探与相关的对话或谈判，但也应当在怀抱真切希望的同时，审慎地试目以待。
在当今东亚国际政治中，意义特别广泛和深远的是中美及中日之间的“安全两难”，虽然同时存在的彼此协调甚至局部合作因素使之以多少是以“缓解了的”而非“激烈的”方式存在。在此不必重述中国对美国及日本所持的颇为严重的安全担忧，也不必指出这一安全担忧的合理性。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及日本的对华态度、政策和舆论很大程度上受对华安全疑惧影响，不管这疑惧在中国看来是何等离奇，也不管“安全”实际上大半意味着保持美国的战略——政治超强地位和霸权式优势，这同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理解的安全很不相同。在体现这种安全疑惧方面，兰德公司最近发表的《解释中国的大战略：过去、现在和未来》(Michael D.Swaine and Ashley J.Tellis,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Past,Present,and Future)很有代表性。它提出两组原因，来论述一个真正强大起来的中国很可能采取咄咄逼人的强权态势。第一组原因出于中国本身的历史经历，包括：中国对于自己古昔辉煌的历史记忆和重获先前显赫荣光的复兴渴求；中国雪洗鸦片战争后百年民族耻辱的强烈意愿；中国再创传统的“华夏中心世界秩序”的支配欲望；中国关于自己在历史上的外部安全主要由能够控制周边战略地带的强大国家力量来保证的信念等等。至于第二组原因，则主要在于国际政治中的重要疑惧法则和决定强国兴衰、驱动霸权争夺的“权势转移”(power transition)机理，即(1)“世界政治中的正常竞争迫使每个国家不断追求增长国力国势以保持安全”；(2)“新兴强国在力争重构现存国际体系以更好地支持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要求的同时，往往采取咄咄逼人的政治态势”。后一机理被认为也同安全疑惧密切相关，因为这疑惧会使兴起中的强国“以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涉及使用武力的咄咄逼人行动，来保护自己节节增长的（权势）资产免遭别国可能的掠取”。如果将此类“中国威胁”言论仅仅看做是蓄意的反华宣传，那就太简单化了。它们虽然绝非真理，但在相当大程度上出自真实的对华疑惧。不仅如此，有的疑惧者自己也明白，这疑惧会驱使美国作出自认是反应性的反华行动，而这些行动反过来只会加剧中国的被威胁感，导致中国“为准备招架衰落中的头号强国可能发动的任何‘预防性战争’而更加速积累力量的努力”。这就是想象中的“激烈”形式的“安全两难”。
安全两难还多少存在于中国与印度、中国与若干东南亚邻国之间的关系中。撇开宿怨和目前虽已搁置但毕竟尚未解决的边界争端不谈，中印两国相邻、又都是逐渐兴起中的巨型强国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安全两难”之形成至少不易避免。近年来印度政府高级官员曾多次公开声称存在“中国威胁”，以此作为印度研制核武器和战略导弹并大力扩充常规军备的理由之一。可以肯定，这样一类言论同其西方对应物一样，部分地出于真实的安全疑惧，虽然事实上中国既无任何扩张行为，又无任何扩张意图。在中国人关于印度发展前景的揣测方面，大概也有着中长期性的安全担忧。凡其邻国，谁能对一个正在建立核武库和节节扩充军备、同时又拥有庞大国力基础并怀抱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印度感到安全放心？至于中国与若干东南亚邻国之间的“安全两难”，仅就力量对比及其发展趋势而言似乎并不存在，因为这里的安全疑惧乍一看来只是单边的，即东南亚小国隐约地惧怕中国（这惧怕同样离奇但真实）正在成为一个兴起中的巨型强邻。然而，考虑到关于中国版图的南海诸岛屿的实在和潜在的争端，就可以理解中国会在相关的主权、领土完整和自然资源方面持有的安全担忧，何况外部大国可能利用南海问题，刻意增加中国在总的地缘战略处境方面的困难。
三、出路：东亚区域安全体制
“安全两难”是国际政治中的常有形势模式，是构成国际紧张、对立和冲突的一类常见缘由，而东亚差不多遍布“安全两难”。不仅如此，在东亚诸多安全两难当中，中国处于其内的超过一半。换句话说，如果不论其他因素，中国便是东亚各国中未来安全境况几乎最成问题的一个国家。因此，争取大大缓解（甚至基本上跳出）“安全两难”，对东亚区域安全和中国安全有根本意义。关于多边国际体制的理论提供了最一般的指南。用该领域的著名理论家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的话说，多边国际体制之所以能够大大缓解安全两难，概而言之是它们“提供了一种塑造期望的框架”。“它们允许人相信将不会发生冲突。它们延展未来的朕兆，减轻安全两难的激烈程度。它们缓解现实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的无政府状态效应……国际体制限制了无政府状态并使之稳定下来，其时人们便能够去形成和平的期望。”这些方面的作用结合起来，可以“创造出一种稳定的和平期望在其中发育形成的气候”。在当今世界上，有两个部分地重叠的地区——北大西洋地区和中、西欧已在比较特殊的历史、经济和政治文化条件下形成了很成熟的内部多边安全体制，以至在其成员互相间的关系中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已成为甚至难以想象的。在中、南美洲和非洲以及某些次区域地区（包括东盟框架内的东南亚和中、俄、哈、吉、塔五国协定框架中的中亚边境地区等等），也已有了发育程度各不相同的多边安全体制，对维护区域和次区域内部的和平与安全作出了不等的贡献。差不多可以说，唯独在东亚全无区域安全体制，哪怕是胚芽形态的，而且谈得上初步成熟的次区域安全体制也近乎空白。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很可能使得存在众多“安全两难”格局的东亚成为新世纪前期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因此，争取逐步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安全体制应当成为所有有关国家（特别是有关大国）头等重要、并且相当紧迫的外交任务。
如前所说，这一任务对中国的中长期安全有根本意义。中国的地理位置和东亚的地缘政治构造，连同其他基本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因素，决定了对中国安全的实在或潜在威胁是多方位的。所有这些威胁不是正在、就是将有可能严重影响中国的安宁，分散或干扰中国的战略部署和资源投向，从而或多或少地损害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富强前景，并且很可能给我们造成难以预料的数难并发的战略困境。因此，中国需认真考虑寻求通盘的缓解甚或解决办法，即在于逐渐形成东亚区域多边安全体制，中国作为东亚大国在其中参与发挥全面主导作用。如果这一体制得以创造并逐渐发育，中国面临的至少很大一部分实在和潜在威胁就会随之渐趋淡化甚或消退，区域内重大国际争端则可以被纳入有利于中国安全和区域共同安全的和平制度中去处理。当然，像其他一些国际体制一样，东亚区域安全体制对中国很可能也有不够有利或不利的方面，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鉴于中国的中长期安全环境的严重困扰，仅靠传统的国家自助(national self-help)无法根本解决，反而可能加剧多项安全两难，因此东亚区域安全体制对中国肯定利大于弊；第二，中国已经有经验、有能力用区别对待的战略和策略来处理东亚区域安全体制包含的种种问题，能够做到明辨得失，趋利避害。
最后应当指出，东亚区域安全体制可以、也应当与一系列同样尚待创设或发育的次区域多边安全体制共存，并且在必要和可行的范围内把它们中的某些整合进来，同时与它们中的另一些建立结构和运行两方面的制度化联系。在错综复杂的东亚，如果没有次区域体制，全区域体制就很可能是空中楼阁，一部即使创设出来也难以有效处理众多次区域安全问题的笨拙装置。但更重要的是，如果只有次区域体制，那么涉及全区域多类问题、多个国家并且具有全局意义的中美间“安全两难”（长远来说可能还有中日、中印间“安全两难”）就难以得到足够缓解甚至真正处理，而且中国仍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上述很不利的安全环境和战略处境。不仅如此，由于东亚的几乎所有次区域“安全两难”都直接涉及外部大国，因而除非把它们全部包括进来，否则次区域安全体制本身无法独自制度化地处理其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