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笔谈）——1.世界眼光与中国特色——2.中国史学如何走向世界——由法国年鉴学派走向世界说开去——3.世纪中国史学的意涵与问题——4.拓展史学比较研究的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走向世界论文,笔谈论文,法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眼光与中国特色
瞿林东
瞿林东，1937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要在两个方面作出新的努力。一个方面是要有新的世界眼光，一个方面是要更加自觉地彰显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将会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并使其以更大的步伐迈向世界。
史学工作者的世界眼光和彰显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关键在于史学工作者高度的自觉意识。
关于世界眼光。依我的肤浅认识，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加以强调。
首先，中国史学家的世界眼光，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司马迁著《史记》，写张骞通西域，到达大夏、康居、乌孙①；又写到张骞见到身毒（天竺）的物品，并打听其所在地等②。范晔著《后汉书》，涉及域外史事甚多，他关于“倭国”的记载，成为今人研究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欧阳修、宋祁撰写的《新唐书》，在《西域传》中写到天竺、师子、波斯、大食等域外风貌等等。③ 正史如此，即使是私人撰述，也多有涉及域外史地的。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杜佑《通典》中引用杜环的《经行记》④，以及元代徐明善撰写的《安南行记》、周达观撰写的《真腊风士记》、汪大渊撰写的《岛夷志略》（原称《岛夷志》）等，都广泛地涉及域外的历史地理面貌。
近代以来，史学家们的世界眼光有了新的发展。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王韬的《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都是史学家们在自觉的世界意识下撰写的世界史和国别史著作，成为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标志之一。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可以说是面向世界的史学。西方的欧美史学，东方的日本史学，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史学，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其次，主体意识的变化。从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来看，史学家们的世界眼光，虽有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但总的说来都是在“以我为主”的历史视野下发生和发展的。而20世纪的中国史学，尽管面向世界的规模扩大了，但“以我为主”的视野却发生了变化，太多以他人为主，即以我们自己的史学去适应他人史学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得与失兼而有之。所得者，在历史观、方法论方面，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失者，中国史学的历史传统和民族风格未能得到相应的发扬，优秀的史学遗产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也有值得后人反思的问题和空间。
再次，什么是新的世界眼光？当世界历史进入21世纪的时候，尤其是中国史学工作者在经历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巨大变革的今天，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世界眼光势必有新的发展、新的取向和新的视野。是否可以认为，这种新的发展、取向和视野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一般性的引进和模仿，走向合理的引进和理性的借鉴。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史学家们在更高的层次上“以我为主”的自觉的世界眼光的反映。换言之，中国史学家已经走过了“拿来主义”的阶段，从而走上择善而取之的路向。这是对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更深刻的认识。
第二，在对外国史学的借鉴过程中，中国史学家在世纪之交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辨析能力，越来越显示出其高水平的学术含量，从对外国史学的一般性介绍走向研究和判断的层面，从而提供了中外史学家真正“对话”的可能和前提。
第三，中国史学家将更加意识到，在考察外国史学的历史和现状时，应当把中国史学的历史和现状作为参照物；反之，在考察中国史学的历史和现状时，应当尽可能地把外国史学的历史和现状作为参照物。这种互为参照物的方法和视野，才是真正的世界眼光。在这方面，中外史学家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发展的空间很宽阔。应当强调的是，对于中国史学的历史和现状，外国同行和公众确有进一步了解、认识的必要。这是外国同行所要做的工作，而中国史学家也应为此提供准确的信息和必要的条件。在这里，所谓“世界眼光”，更能表现出一种平常的心态和实事求是的学风。
第四，新的世界眼光，还反映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即关注世界史学发展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写出了《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就关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探索新概念和新方法、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历史学的新领域，以及国别史、比较史学和“元历史学”等问题作了阐述和分析。20世纪80年代，此书被译成中文在中国传播，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足以表明中国史学家对世界史学发展趋势的关注。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家对“趋势”的关注与日俱增，其具体表现在对“全球史”问题、环境史问题、后现代思潮对历史学的影响问题等许多前沿问题上，都敏锐地作出反应，提出了中国史学家的独立见解。这种对“趋势”的高度关注和学术热情，必将促进中国史学家以更大的步伐参与到对“趋势”的认识和把握的行列，并发挥应有的学术作用。
关于中国特点。诚然，当中国史学家以新的世界眼光看待当今世界史学的时候，势必也会以同样重视和严谨的态度对待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史学，追求历史的真相和发挥其社会功能方面，是其普遍的本质和品格。但由于各国、各民族历史研究的对象与内容都是具体的或特定的，且又多有自己的传统，故而必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风格。就中国史学来说，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的连续性，是中国史学最突出的特点。就目前考古学成果所确认，甲骨文记事是中国现在所知最早的历史记载，《尚书》中有的篇章大致与此时代相仿佛。西周时期，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出现了“国史”的撰述，虽其名称各异，但从《春秋》、《左传》、《礼记》等文献来看，“国史”记事与撰述原则当大致相同。“国史”出于官修，而自孔子据鲁史作《春秋》，则首开私人撰史的先河。此后，官修、私撰连绵不断，相得益彰，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两大脉络。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著史蔚为风气；而唐初设史馆撰写前朝史与本朝史，则把官修史书推向高潮并进而形成制度。这种重视修史的传统，直至明清而不曾中断。史家的层出不穷和史著的丰富积累，为中华文明之连续发展的历史，留下了翔实的记录，成为世界史学史上的宏伟奇观和伟大创造。中华文明的发展不曾中断，记述中华文明发展史的中国史学两千多年来不曾中断，这是世界文明史上所仅见的。
中国史学在两千多年前确立了人本主义传统，这是中国史学之民族特点的又一个突出表现。中国古代史学重视天人关系的探讨，人们在关于“天命”与“人事”、“天道”与“人道”之关系的漫长的思考之后，到了司马迁撰写《太史公书》即《史记》时，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的基础。《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综合而成，史学上称为纪传体。纪传体史书的特点，是以人物为记事的中心。《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行事，表明司马迁不仅认识到而且在历史撰述中充分反映出人在历史中的中心位置。其后，历代“正史”都以纪传体为撰述宗旨，从而贯穿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可以认为，在历史撰述中写出了成千上万的各阶层代表人物的历史活动及其作用，中国史学的这一特点在世界各国史学发展上是罕与其匹的。
内容的丰富性和体裁的多样性的结合，也是中国史学民族特点之一。中国有三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自秦朝以后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内容非常丰富。对于丰富、复杂的历史内容，中国史学在历史编纂方面有广泛的创造，以反映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从历史内容来看，唐初成书的《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史部书，按内容分为13类。从史书体裁来看，《春秋》、《左传》开编年体史书之先河，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是纪传体史书的前驱，杜佑《通典》创制度史规模，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立纪事本末体史书之体例，都是源远流长，传承不断。此外，民族史、学术史、传记、史论、史评、史注、史考、长编、笔记等等，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构成了中国史学遗产的宏伟的宝藏。举例来说，如关于纪传体史书，刘知几这样概括它的内容，指出：“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⑤ 又如关于不同体裁的通史所记述的历史内容的特点，章学诚作了这样的概括，他写道：“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至于高氏《小史》、姚氏《统史》之属，则撙节繁文，自就隐括者也。罗氏《路氏》、邓氏《函史》之属，则自具别裁成其家言者也。范氏《五代通录》、熊氏《九朝通略》，标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李氏《南北史》，薛、欧《五代史》，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其余纪传故事之流，补辑纂录之策，纷然杂起，虽不能一律以绳，要皆仿萧梁《通史》之义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别不可不知也。”⑥ 由此可见，把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多样的史书体裁结合起来，以反映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国史学家显示出可贵的创造才能。
中国史书的文字表述，不论在语言艺术方面，还是在文风传承方面，更是鲜明地反映出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春秋》在遣词造句上的用例，《左传》的擅长写辞令，《史记》的写历史场面和种种人物的特征，《资治通鉴》的写战事过程及胜败之机等等，都是准确而凝练，真实而生动。用晦、尚简、两两对照、寓论断于序事之中，是这方面的几条基本经验。⑦
中国史学还有一个突出的民族特点是应当予以重视的，这就是它的理论成就。在历史理论方面，中国史学重视天人关系、古今关系、时、势、理、道的探讨，同时在国家职能、民族关系、人物评价标准、地理条件与历史进程之关系等方面，都有许多真知灼见。在史学理论方面，唐人刘知几所著《史通》、宋人编纂的《册府元龟·国史部》、清人章学诚撰写的《文史通义》等书，提出了几十个史学方面的范畴或概念，显示出了中国史学发展中对于自身反省和总结的自觉性及理论上创造精神。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家不离事而言理和对于重大理论问题的连续不断的探讨，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家的思维方式、语言风格和中国史学发展的连续性特点。⑧
在21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怎样以新的世界眼光看待史学的发展，怎样使中国史学带着自身的民族特点参与21世纪世界史学的建设和创造，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就世界眼光来说，是一种开放意识；就民族特点来说，是一种主体意识。应当强调的是，在当今中国史学的发展中，如何在世界眼光的视野下合理地彰显中国史学的固有特点，既使中国史学的特点有其连续性的新发展，又使外国同行对中国史学的特点之本来面貌有基本的了解，这对于中外史学的交流和对话，是非常重要的。
注释：
① 参见《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参见《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同前引书。
③ 参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上》、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 参见《通典》卷一九一《边防九》，中华书局1988年版。
⑤ 《史通·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⑥ 《文史通义·释通》，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⑦ 参见刘知几《史通·叙事》，同前引书；白寿彝《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第86～91页；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条，岳麓书社1994年版。
⑧ 参见拙著《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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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如何走向世界——由法国年鉴学派走向世界说开去
张广智
张广智，1939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中国史学如何走向世界？这自然是一个“宏大话语”式的论题，需要汇聚各方智士仁人之识见，我个人多年从事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由这个题目自然地想到了法国年鉴学派。
有道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法国年鉴学派走向世界的历程可为证明。1919年，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赴法国东北部边陲地区新建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任职，10年后他俩创办《年鉴》杂志，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立意要“拥有自身所固有的精神与个性”，是为年鉴学派的创立。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即在年鉴学派创立的初期，他们还只有默默无闻的几个人，遑论走向世界了。在传统史学的汪洋大海中，就像人们所形容的那样，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玩具船”，然而它后来却成了改变世界史学发展方向的“航空母舰”。
风靡当今国际史坛的年鉴学派的一些著名的史学理念，如总体史理论、长时段理论，以及重视精神状态史的研究等，稍加考察，就不难发觉它们都是深深扎根于法兰西的学术文化传统的，这至少可以追溯到新史学的“近祖”伏尔泰那里。我们不是可以从布罗代尔的宏著《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中找到伏尔泰的名著《风俗论》、《路易十四时代》的深刻影响吗？这正如当代最负盛名的史学史家伊格尔斯所说：“它（年鉴学派）始终保持一种独特的法国现象。”但年鉴学派在二战后却迅速地走出了国门，并迎来了辉煌时期，在国际史学界产生了与日俱增的世界性影响，在当下中国，更成了学界引进西方史学的一个热点。由年鉴学派所奠定的史学新范型，也无疑成了20世纪西方新史学发展的主流。
年鉴学派史学之走向世界，令人不胜歆羡。回顾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坛，不管是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的“兰克学派”，还是活跃于40年代前后的“战国策派”，乃至一时很显扬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有哪一个学派可与法国的年鉴学派相比，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派呢？可以说一个也没有。这实在是很令人深思的。年鉴学派之成为世界性学派，启示我们：一个民族真正能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立足，应当在全球意识下发展体现本民族特色的新文化，越是发扬这种具有个性特点的民族新文化，就越能为多样性的世界文化作出贡献。对于一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的关系，也应当作如是观。年鉴学派实现了它最初的史学旨趣，把“拥有自身所固有的精神与个性”发挥到极致，在这一点上，对时下要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和中国历史学家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我个人觉得，当下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其社会大背景非常有利，这要比当时年鉴学派的处境还要好一些。自晚清至民国、至新中国前期（1949～1978），迄至中国新时期，再也没有比晚近二十多年来的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伟大变革更令人意气风发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极大增强，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国际地位，这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史学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经济的综合实力常常与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相挂钩，而其国际政治地位之高低又往往与它在世界上的学术声望有关联。如果稍稍了解一下中国学者自1980年及这之后（第16、17、18、19、20各届，每5年召开一次）参加的历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虽则它依然是欧美史学界一统天下，但情况也悄悄地在发生变化，并给我们传来这样的信息：（1）国外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和中国史学呈加强趋势； （2）在全球史的研究中，研究者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的宏观体系，并逐渐成了一种新的学术趋向；（3）在西方学界的那些“顶级理论”中，中国不再是一个“想像的异邦”，而是日渐成了他们叙述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是否就此对中国史学之走向世界作出很乐观的判断，从而放弃自己的努力呢？显然不能。我个人以为，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不妨借鉴一下年鉴学派的经验，应当充分发扬本民族的史学特色，并为此矢志不渝而又代代相沿。下面我想就此略抒浅见。
其一，为了发扬本民族的史学特色，就必须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这自然是老话新议。
先贤梁启超曾云：“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最近，笔者在台湾讲学，见到各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室都在醒目的位置放着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与在世界各大图书馆见到的情景一模一样，这不由得令人欣喜。当然，在这宏富的传统史学遗产中，其中有一些已不适用于今日，但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却蕴含着丰富的智慧、特有的思想，这些智慧不会因时而亡，而那些卓越的思想也不会因时而废，值得我们史学工作者去认真地发掘。比如瞿林东教授近年来致力于发掘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理论遗产（历史理论的、史学理论的），发觉它成果丰硕，一改人们对中国古代史学在认识上的偏见。这种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且不盲从习见而又刻意创新的例证是不胜枚举的。只要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具有这样的信念，中国的传统史学不仅会面貌一新，而且这种创新的民族史学的个性特点，必将在国际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我一直这样认为，中国史学之进步，需要借助内外两股力量的推动，这里所说的“外力”，即是要借助与吸纳域外的一切优秀的史学遗产；这里所说的“内力”，即是中国史学自身的优秀遗产。对于老祖宗的东西，墨守陈规是没有出息的，那么丢掉它而数典忘祖就对了吗？也不对。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重提年鉴学派的经验。当费弗尔和布洛赫在创建年鉴学派的时候（1929～1945），他们在猛烈批判传统史学的同时，恰又批判继承并超越了这种传统，从而萌发出体现法国史学个性特色的总体史理念等富有创意的新见。年鉴学派以后的发展或转型，也都体现出这样的特征。为此，我们需要的也是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继承传统是为了给史学发展以信心，超越传统是为了给个性创造以空间，舍此别无他途，除非你排斥创造，孤守闭塞。
其二，为了发扬本民族的史学特色，就必须正确对待域外史学，我这里主要说的是西方史学。
毋庸置疑，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尤其是现当代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中西史学自19世纪末以来的交汇，也对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且看：中西史学的直接碰撞发生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伊始，借助东邻，给我们传来了域外（西方）史学的最初信息，并由此激发了世纪初中国的新史学思潮。“五四”以来，中国学人跨出国门，留学欧美成为时尚，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接受洗礼。30年代前后，随着欧美留学生的归国，西方史学竞相东来，而西方史学名著、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论直接输入中国，并在30年代前后出现了中西史学交汇的第一次高潮。平心而论，当时的中国史家，对世界史学尤其是西方史学并不隔膜，有的还很熟悉，如何炳松、傅斯年、姚从吾等一批留学欧美的学人。即便在战火纷飞的40年代，西方史学依然与中国史学交互错杂，互有牵连，这种在特殊岁月里出现的“开放性学术氛围”，导致“战国策派”学人群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直接引入，他们对当时西方史学的前沿理论（如斯宾格勒、汤因比所倡导的文化形态史观）一点也不陌生。50年代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国外史学的引进，不过此次路标转换了，前方的标识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而对西方史学则采取一概排斥与粗暴批判的态度，这种做法最终进一步疏离与拉远了与西方史学乃至国际史学的距离。“文革”的来临，则彻底地关上了中西史学交流的大门。从1978年开始，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迎来了20世纪中西史学交汇的第三次高潮，中国史学又一次与当代西方史学“牵手”，开始步入国际史坛，自此不断地发出中国历史学家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还是比较微弱，与我们这样的一个“史学大国”的地位还不相称。
通过以上简略的叙述，我旨在说明现代西方史学与中国史学的互通、互介、互学、互访是不可或缺且意义深远的，并从中可以看出，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激励或制约后者走向世界的一种力量，当不可小觑。毋庸否认，现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与趋势，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国际史学发展的前瞻性与典范性，无疑对我们史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世界具有借鉴意义。但是，正如我多次说过的那样，我之所求，未必是人之所予；人之所予，未必是我之所求。总之，对西方史学的亦步亦趋、盲目崇拜同五六十年代所采取的一概排斥、简单粗暴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在这里，绝不能丢弃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对此，不容赘议。
就当下的中国史学而言，有一点还须在此补白。为了进一步畅通中西史学对话的渠道，我们还应正确理解与摄纳当今西方学界各种流行的“话语”（Discourse）和“范型”（Paradigm），比如轴心时代、核心与边缘、构建与颠覆、文本与解读等等。一方面，我们当然不必为了赶时髦，为了生搬硬套这些译名、术语，刻意从中国本土史学中截取材料，削足适履，使史学研究变成一种新的“洋教条”，甚至弄成一副不中不西的样子。但另一方面，为了积极参与国际史学间的交流或对话，我们又需仔细弄清西方学者这些“洋名”的本义。不过，当今重要的是，应当突破用西方史学中的“话语”或“范型”来宰制中国史学，在史学研究工作中，力求开拓与创新，走出我们自己的路子。比如令人困惑多年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与争辩后，终于觉察到不应套用西欧历史发展的“范型”，而应另谋新途。这并不容易，但唯其如此，才需要中国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一如当年年鉴学派为了创立自己的史学特色，而不懈世代努力那样。
其三，为了发扬本民族的史学特色，译书仍是当今之要务。
梁启超说过：“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当然，在现时代，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穿梭东西，驰骋中外，熟知天下，但译书的意义还是无可替代，就像电视不可替代广播，图像不可替代文字。因此梁氏之论不仅于今日中国之自强，而且于今日中国史学快步走向世界，仍是醒世之语。个人以为，人类正是凭借译书，可望建立一座通向“大同世界”的“巴别塔”（通天之塔）。
我在这里所说的“译书”，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西书中译”。对此，自新时期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不必在这篇短文里一一胪列。当然，即使这样，这方面的工作也还有不少缺陷，一方面是一些并非名著的中译，好像“拣到篮里就是菜”，找几本洋书中译就组成什么“译丛”，这种“滥译”实际上是对学术资源的一种浪费。此外，有些已有很不错的中译本名著，也拿来重译出版，这也是一种浪费；另一方面是有不少空白亟待有人去做，如近现代西方史学大师兰克，迄今为止竟没有一本德文原著的中译本，这就为我们研究近现代西方史学带来了困难。又如，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作品，其中译本也有大量的空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种参考系，如果将它们组合成一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文库”之类“集体亮相”，这对于我们的史学研究是颇具参考与借鉴价值的。另一层意思是“中书西译”。这方面的工作实在令人失望。这是我要借《江海学刊》一角大声疾呼的。请问中国古典史学名著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有哪一部已全译成西方学术界可以流畅阅读的西文版，恕我孤陋寡闻，这恐怕是凤毛麟角啊。而近现代中国大师级的史家（比如王国维、梁启超或傅斯年、陈寅恪等）的名著，则就更少西译了。
以上所说的两个层面，都与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紧密相关，后者（中书西译）尤甚。我们通常说，西方学界对中国史学不很了解，有的是很不了解，这是事实。无论是19世纪的黑格尔以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或20世纪的西方学者巴特菲尔德之类所认为的中国史学缺乏近代西方科学中的理论思维，他们的皮相之见实在是缘于他们对中国史学的不了解。事实上，从孔子到乾嘉时代的史家们，中国历史学家的历史理论完全可以与西方自维科以来的历史思维相媲美。那个武断的巴特菲尔德不是在了解了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些情况后，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吗？我个人觉得，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让国际史学界了解中国和中国史学，因为了解是交流的基础，了解是对话的前提。当然，了解是彼此的，我不是说当下中国学者对国外史学就很了解了，但相较而言，国外（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更不了解。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人们往往乐于称道18世纪西方学界的“汉学热”以及中国思想文化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但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也归之于中国儒家经典的西译（有拉丁文、法文等译本出版）吗？
最后，还是回到年鉴学派上来。我们回顾法国年鉴学派走向世界，是为了借鉴这一学派的成功经验，努力发展与发扬本民族的史学及其特色，迅速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从而进入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前沿，在强手林立的世界史学界中拥有自己的位置，这真是任重而道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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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史学的意涵与问题
戴晋新
戴晋新，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
近年来，史学界对21世纪的中国史学出现了各种思考，如从整体观察，当然可视为当前史学界学术水平的集体反映。就具体而言，“21世纪中国史学”一词的认知与提法还有可以讨论的空间，本文就此提出几点个人的看法，野人献曝，目的不在褒贬，而是希望能发挥一些澄清的作用。
关于21世纪的中国史学，我想从四方面来谈：（1）语意上的认知，（2）史学史的认知，（3）21世纪应有的史学史观点，（4）21世纪中国史学的展望。
语意上的认知
“21世纪中国史学”由“21世纪”、“中国”、“史学”三个词汇组成，这三个词汇本身以及彼此联结时出现了一些歧义，有待厘清。
“史学”与“历史”的区别以及彼此间的关系，我想不必辞费，这里讲的史学当然是指探索历史的这门学术，而非指被探索的历史现象。史学一词虽可定义，但实际指涉范围往往有广狭之别，它可以泛指与历史知识有关的各方面的内容，除了历史知识本身，也包括影响历史知识的各种因素，如教育、制度、风气等；它也可以窄一点，指历史研究的各方面的具体成绩；它还可以更窄一点，专指与历史认识有关的思想、观念、理论、方法、流派等方面的内容。如果采第一义，它的范围甚广，包括了史学界的种种，像学术风气、人才培养、学术制度等都可纳入；如果采第二义，它的思维重点常是统计式的，表现的方式往往是目录学式的，例如各种或繁或简的史学年鉴、研究概况综述等；如果采第三义，即所谓狭义的史学，就像大家说“新史学”时所指的“史学”，它的思维重点在掌握史学的求新与突破，想表述的是历史思想、观念、理论、方法、流派等方面的内容与特色。逻辑上广义可涵盖狭义，实际上取舍轻重有别，自然指内涵有所不同。在各式各样有关21世纪中国史学的论述中，其所谓的史学，分别对应或笼统涉及上述三义的情况都存在。例如有些人谈到营造历史研究的社会环境与条件，就属第一义；有些人讲到未来应注重发展哪些历史研究领域，多属第二义；有些人说到继承发扬传统史学特色，便涉及第三义。史学涵义指涉不同，关心的问题自然就不一样。
“中国史学”的“中国”，可以指中国的文化，也可以指中国的现实存在状态，当然也可以兼指两者。所谓“中国史学”，可以指“中国式”或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史学，它是深具文化识别意义的专有名词，常与“西方史学”对立使用；它也可以仅指史学在中国发展的情形，在类如国际历史学年鉴的资料中作为“中国之部”；它还可以含糊地兼容并包，既指现实状态也指文化类别，既泛指中国的史学状况也专指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史学。第一义的重点在区分与掌握史学的文化特质，所谓中国史学，是指有别于其他文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第二义不强调史学的文化识别问题，以为时至今日，史学内涵已放诸四海而皆准，史学就是史学，所谓中国史学只是在讲中国史学界的种种，非谓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史学；至于兼容两义的第三义，它的问题很清楚，就是含糊其义，指涉不够明确。
“21世纪”本来只是时间单位，指20世纪之后的一百年；但它也是一个时代名词，这就牵涉复杂的世界史概念，代表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当它连接中国史学，成为“21世纪中国史学”这样的复合名词时，它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指20世纪中国史学后续百年的发展，其视野将不出当下中国史学的现实与趋势；它也可能包含了对中国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认知，以及对人类史学发展的认知，指的是中国史学在人类历史新阶段的处境与表现，将“21世纪中国史学”置于宏观的时代观念中思考，这样问题就复杂得多，对于什么是21世纪中国？什么是21世纪史学？什么是21世纪中国史学？都有重新提问的空间。
学术名词往往不只是字面上的当然之义，它蕴含了认知与诠释上的种种可能，对于“21世纪中国史学”而言，不同的认知产生不同的问题意识，不同的问题意识反映不同的认知，这正是我要强调的。
史学史的认知
从史学史的角度看21世纪中国史学，存在跨文化与异时性的问题；跨文化实际主要指的是跨中国与西方，异时性指的是从传统到当代。拿19世纪以前任何一个世纪的中国史学与正在发展中的21世纪中国史学相比，其中“中国史学”四字的文化意涵实大不相同；前者是单一文化体的传统中国史学，后者则可能是跨文化的当代史学，也可能只是西化了的史学。不论是跨文化的还是单一文化体的史学，讨论起来都需要跨文化的与异时性的考察，从跨文化的比较与史学史自身的发展来看，可以将传统与当代的中西史学作如下的组合与区分：
1.传统中国史学与传统西方史学两者的意涵与彼此关系。
2.传统中国史学与当代西方史学两者的意涵与彼此关系。
3.传统中国史学与当代中国史学两者的意涵与彼此关系。
4.当代中国史学与当代西方史学两者的意涵与彼此关系。
5.当代史学的意涵。
这样的对比未必周延，但有助于思考“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史学史意涵。这里用“传统”与“当代”这两个词形容史学，很难严格定义，主要取一般性和相对性的意思。传统是相对于当代而言，传统西方实际包括古典、中世纪以及近代，传统中国则指与西方接触以前。传统中国史学与传统西方史学是不曾交流各自发展的史学，是不同文化下的史学，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传统中国史学与当代西方史学，这是异时又异文化的对比。传统中国史学与当代中国史学，在时间上是延续的关系，但是当代中国史学西化甚深，实际并非一脉相承，存在类如嫁接的关系。当代中国史学与当代西方史学，同为当代，但实际西方史学居于强势的地位，当代中国史学在西化之余，正努力想保有或创造一些自我。当代史学，理应包含中、西以及其他文化的史学，但是如果不加以定义，它实质上通常与当代西方史学同义。
史学系因人对过去的认识而产生，人对过去的认识是一种意识、一种态度、一种思维，与产生它的文化不能分割，它本身也就是那个文化的构成分子。简单地说，不同的文化孕育不同的史学；同样追求真实，讲求证据，古代希腊人与古代中国人便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希腊人的真，近于抽象与真理；中国人的真，近于现实与道德；希腊人的证据，近于法庭辩诘之结果，中国人的证据，贵在引经据典。很多人主张，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体，它的史学传统与特色理应继续存在，乃至发扬光大，因此谈到21世纪中国史学，很强调传统、遗产、民族及固有文化的问题，他们所说的中国史学显然是指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史学，而且也坚信这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史学仍有其生命力。不过，也有人认为时至今日，知识爆炸，信息迅捷，学术文化交流日盛，中西史学已经合流，当代的史学已是一种共同的学术，有共同的学术观念、规范与语境，史学已跨出文化畛域与此合而为一，成为普遍性的“新”史学，在这种认知下，谈21世纪中国史学，主要是“史学在中国”的问题，而不必强调“中国式史学”的问题。
所谓“史学在中国”，意谓：
1.中西史学合流后已发展出当代史学共同的学术语言与标准，讲到中国的史学即用此语言与标准去检视，例如编一本国际史学年鉴的中国之部。
2.史学在中国除了研究中国历史，也能研究其他历史课题，并达到前述标准。
3.这共同的标准有多少中国式的史学内涵并不重要，当然这并不排除史学在中国有新的研究典范与学派的可能性。
而所谓“中国式史学”，则意谓：
1.不同的文化孕育出不同的史学，传统中国史学有非常明显的文化特质。例如：由于相信历史能够或应该如实书写，因此特别重视历史编纂、书法、修史制度；历史理论与历史的知识论似乎相对薄弱等等。传统中国史学的文化特质仍然影响21世纪的中国史学。
2.当代中国史学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能否展现自身文化特质？所谓自身的文化特质是指什么？是传统特质的保持与发扬还是新特质的建立？
3.无论如何中国史学一定要有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史学在中国”并未排除有中国史学特色的可能，“中国式史学”则以中国史学特色为思考前提，两者差异明显，但经常被混为一谈。21世纪的中国有史学，中国有21世纪的史学，这都不是问题；但有没有一种既“21世纪”又“中国”的史学，则是另一问题。
21世纪应有的史学史观点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认为关注21世纪中国史学，最重要的就是世界性史学史观点的构建，否则眼光投射之处不免各说各话，跳脱不出20世纪以来中西史学交会后的种种框架。所谓世界性的史学史观点，就是用宏观与客观的眼光看待不同文化的史学，它不只是西方的，也不只是东方的，只有这样才能符合21世纪的时代概念与史学发展。当然，这个世界性观点尚待构建，而且很不容易，个人浅见至少应包括以下三点：
（一）史学史课题观念的辩证。史学史的第一层意思是学术史，即重视史家、史籍、修史制度等所谓目录学式的史学史。史学史的第二层意思是由学术史到思想史，即重视史学的思想内涵及相关的内、外缘因素。史学史的第三层意思是由思想史到文化史，即重视史学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意涵。① 世界性的史学史观点应能包括和反映这三个层次的问题。
（二）跨文化的比较。史学既是文化的产物，史学的比较自然与文化的比较有关，怎样进行跨文化的史学比较？茹森（J
rn Rüsen）在一篇题名为《跨文化比较史学的一些理论趋向》② 的论文中曾经提出以下的问题：（1）为什么要理论，（2）什么样的理论，（3）比较历史学的几个论点，（4）应比较些什么，（5）同时性比较的展望，（6）关于历时性比较的一些问题，（7）新的问题。并且对共时性比较与历时性比较作了具体的说明，共时性比较包括：（1）历史记述的文化习俗类型，（2）史学著述的类型，（3）形成历史意识的条件，（4）形成历史意识的内在策略及运作方式，（5）历史意义的格言，（6）历史学的表现手段、形式及种类，（7）历史定向性功能；历时性比较则强调建立具普遍性功能的分期标准，例如以时间观念与史实证据观念为核心标准所划分出的史前、历史、史后三期，及传说、示范、发展、批判四型。他的论点集中在历史意识的各种表现，值得参考。总而言之，通过跨文化的比较，才能认识人类历史意识与史学思维的广度与深度，建立宏观而客观的史学史视野。
（三）重视史学本身真实的历史，建立清晰的史学观念史与明确的史学语言。人类的历史意识是不断发展的，有异文化之别，也有古今之别，世界性的史学史观点应统而观之，将与史学有关的观念、思想、理论、方法等以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态度条理澄清，对每一个与史学有关的思想单元都能指出它的历史位置与意义，对重要的史学现象、史家、史著等，也能在上述前提下提供宽阔的视野与周延的解释。例如刘知几说“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于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③，“如《穀梁》、《公羊》者，生于异国，长自后来，语地则与鲁产相违，论时则与宣尼不接，安得以传闻之说与亲见者争先者乎？”④ 这种史料鉴别观念似与19世纪兰克以来西方史学重视史料区分的观念已十分相近。又如明代已有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数千百年之登场者，编贯之；更聚数千百年之观场者，同异之；作者、述者互在存亡疑信之中……大抵钩描缋藻，古人借之以不死者居半；感愤发抒，借古人以自写者居半。”⑤ 这种论点似已接近后现代思潮对文本的观念。又如格兰特·哈迪（Grant Hardy）对司马迁的研究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在一篇题名为《一个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能对现代西方理论有所贡献吗？——论司马迁的多重叙事》⑥ 的论文中，他指出《史记》五体与西方传统史学的编纂方法十分不同，从不同的视角不只一次的叙述同一事件，而且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也并不完全一致，在西方史家看来，这似乎对历史真相有某种程度的忽略，可是司马迁在他的叙述中又经常显示对事实真相的关注。格兰特·哈迪的解释是：与西方史学一元化的叙述相比较，司马迁自相矛盾的叙述在许多方面能更加准确地反映过去。司马迁特有的历史观念是承认史家和证据的局限，提出多重解释的可能，并集中于道德的省察，对西方人来说，这是混合而陌生的，司马迁的叙事理论也许为那些寻求逃避传统史学著作模式的现代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同时他还提到尽管司马迁的叙事方法看上去经得起路易斯·明克（Louis Mink）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结构主义理论的检验，但是用西方的理论去解释一部植根于非西方历史编纂传统的著作终究并不恰当。这些例子对世界性史学史观点的建立应有所启发。
经由跨文化的比较与史学自我辩证形成的世界性史学史观点，是21世纪史学发展应该努力的方向，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看待人类的史学史，包括其中的中国史学。
21世纪中国史学的展望
才刚进入21世纪，要展望未来整个世纪的史学发展，以今日世变之速，恐怕是不可能的，以下所言只是个人对几个问题的响应。
有些人强调中国史学国际化的问题。毫无疑问，21世纪全球化的趋势将持续下去，国际文化交流日盛，中国史学很难故步自封，必须走出去，在国际史坛上争一席之地，这样，它要融入国际，就要与国际接轨，又必须能与国际史坛互动。因此，第一，21世纪中国的史学不能只研究中国历史，它也能研究世界史以及各种史学课题，并且达到国际标准。第二，它的重要研究成果能以国际通行的语言与方式传播，简言之，不只是要翻译西方与非西方的史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也要翻译中国的史学作品到国际上去，形成真正的交流。第三，能经由中西史学的对话建立世界性的史学史观点与论述，赋予中国传统史学应有的地位，反思中国当代史学的角色扮演。中国的整体条件日益进步，教育与学术制度也渐与国际接轨，兼以思想相对的开放，网络时代的来临，中国史学的国际化是可期的。
许多人关心中国史学特色的问题。要谈这个问题，不妨先做一个激烈的提问：在人们生活日趋全球化的21世纪，如果中国越来越全球化而越来越不“中国”了，还有什么中国特色可言？如果史学已经不中国了，还有什么中国式史学？当然，传统中国文化有它的特色，传统中国史学也有它的特色，但这是过去。类似的看法并不陌生，在2005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中，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即说“现在的中国史学还保持了中国传统吗？从全球的角度看，我不得不说没有”⑦。事实上当代中国的史学从观念、语境到书写形式都已相当程度的西化或“全球化”了。史学的特色植根于文化，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如何？中国文化又将如何呢？宏观一点地看，人类的历史从古代、中世纪、近代到20世纪，世界历史的本质是在变化的，21世纪面临全球化与世界史的重构是很难避免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21世纪的中国将会如何？中国的史学又将会如何？这是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传统中国史学有特色，但是它与当代史学的关系是断裂的、延续的、质变的？还是蜕变的？可能这四种情形都有。从传统中寻找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重新认识，重新诠释，赋予新的生命，这是有些人正在努力的工作。成果如何尚难论定，但不失为值得鼓励的尝试。不论是面对全球化还是传统中国，21世纪的中国都需要一些自我的新特色，或者说新传统。中国史学的新传统或新特色，最后还是要由具指标意义的大师与学派来呈现。真正的大师走的往往是条与众不同的路，在他出现之前，实在也不知他在何处。
学风问题也是经常被提到的热点。直接的原因，是对现况的反思以及半世纪以来的感叹，学术风气最重要的是端正，然而现实中常有些不良的学风。风气问题有点抽象，也有点复杂，往大处说，与时代风气有关；往小处说，与学术社群的自律有关。大家能看到与感受这个问题，但探究原因与解决的方法似乎谈的不够，往往只能谈到学术制度与学术纪律，即使这样，也是一言难尽。学风包括很多，从最低的法律规范、道德门坎到风习、风尚、风格乃至所谓志气都是，良好学风的树立真是谈何容易？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里，即使有典范，也只能令少数人景从；在价值数据化的社会里，质与量正在做不公平的竞争；在价值物质化的社会里，精神要战胜物质也太难了。风气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观，价值观与社会条件、时代氛围有关，学术风气要超越时代风气，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恐怕很不容易找。
史学由史家创造，史学的盛衰与人才有绝对关系，因此人才培养的问题也常被讨论。史学是一种积累性的学术，就是有天才也需要培养，史学工作者先要学会做一个工匠，能操作史学的规矩方圆，然后随他的资质与造化看看能否成家。关于如何培养人才与建立培养环境，史学界已有许多意见，但最后要培养出怎样的人才呢？瞿林东先生不只一次地提到他对21世纪中国史学人才的憧憬，似可作一代表：“21世纪的中国史学，要造就出一批能够同世界各国史学家对话的新型的史学家，这些新型的史学家，应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中国学问的根底，应对世界历史和外国史学有相当的了解，应在专精的基础上努力向通式发展，应具有较高的古代汉语的修养、现代汉语的表述水平和外国语水平，应善于和外国同行合作而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⑧ 这个论述主要还是着眼20世纪中国史学人才的优缺点所作的反思，反映了对现实情况的关注。瞿先生并未具体谈到人才培养的方法，但是乐观地相信“富有追求德、才、学、识之优良传统的中国史学，一定会创造出来这样的人才局面”⑨。如果21世纪中国的史学人才在制度上能有此局面，当然是可喜的现象。我个人则除此之外，对能开宗立派的大师仍有所期待。
结语
史学的发展与整个时代条件、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也与史学本身的辩证发展过程有关，更与史学工作者对以上两类因素的响应有关。时代条件、社会背景包括很多，举其大者如经济生活基本情况、教育文化整体水平、信息传播交流条件、学术思想自由程度、国际合作交流管道、学术发展政策品质等都是，在21世纪之初，衡量这些条件，能看到的多较过去的半个世纪令人乐观，这些条件的正面发展可以维持史学发展的基本面。史学本身的辩证发展，意思是史学反映时代的需要、反映前一阶段史学留下来的问题及后续发展，反映史学工作者对史学不停的各式各样的思考。它一半是客观的，问题摆在那儿等着去解决；一半是主观的，有赖史学工作者的自觉，当然，史学工作者自觉水平的条件本身也是主、客观因素参半。这个问题牵涉复杂，但主要还是史学史的视野问题，21世纪中国史学，它要反映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历史，它要响应20世纪中国史学留下来的问题，它要思考它在世界史学史与中国史学史中的地位。史学工作者的响应，指的就是史学工作者与历史对话并对他的时代提问，特别是具有史学史意识的提问。史学工作者能不能提问与前述两大类因素都有关，这里将它独立出来，是强调史学工作者的主体性，即使在相同的条件下，伟大的史家与一般的史学工作者提问能力还是不同的。史学的路途是长远的，路途上的里程碑并非自然发生，而是有人去建立的。迈入21世纪，在管理思维挂帅的学术评鉴制度下，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在想什么？除了致力专业、撰写论文、争取项目、指导学生之外，对史学的憧憬与理想是什么？是否禁得起史学史的检验？
关于21世纪中国史学的问题，个人以为还是要回归到史学史的立场与观点来讨论，史学是人对过去的态度与认知，史学史是人对认知过去的再认知过程，中国史学史是中国人对认知过去的再认知过程，21世纪中国史学在追求与当代世界史学同步发展之际，是否还有什么中国特色？应该从整个人类的史学史去考量。我们不妨设想，将来的史学史写到21世纪，“中国”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是一般国家地区的史学发展概况呢？还是必须予以特殊处理的文化史课题呢？
注释：
① 有关史学史课题观念演变的问题，我在拙作《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通史书写结构取向的演变》（《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中已有引证与论述，此不赘。
② Jrn Rüsen：《跨文化比较史学的一些理论趋向》，收入魏格林、施耐德主编《中国史学史研讨会：从比较观点出发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176页。
③ 《史通·史官建置》。
④ 《史通·申左》。
⑤ 钟惺：《史怀·邹序》，万历刻本。
⑥ Grant Hardy,Can a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an Contribute to Modern Western Theory? in History and Theory,February 1994.译文见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1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0页。
⑦ 卜正民：《西方史学在中国的遗绪》，《“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交流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2005）。
⑧ 瞿林东：《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第5期。
⑨ 瞿林东：《我看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求是学刊》2000年第1期。
［责任编辑：潘清］
拓展史学比较研究的空间
周一平/王嘉川
周一平，1949年生，扬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嘉川，1971年生，扬州大学副教授。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间的联系、依赖日益增强，互相认识、了解的愿望不由自主地产生。历史及其发展的比较、文化及其传统的比较、经济及其生活的比较、政治及其制度的比较、社会及其结构的比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着，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制定相应的对策、政策，共同发展。
史学比较研究是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史学研究的成果要走向世界、被世界认可，需要消除某些偏见，这需要进行比较研究。
比利时史学家皮雷纳说：“惟有比较方法可以减少史学家间种族的、政治的与国家的偏见。史学家局限于国家民族史狭小范围内，其种族的、政治的与国家的偏见，不可避免地使其陷于泥淖之中，无法真正了解其所研究的历史，因他无法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相会通。许多史学家缺乏公平，不是由于先入之见，而是由于知识的不足。沉淫于欣赏自己的民族，必然夸张其创造性，而将本为模仿来的，认为系其独创。对其他民族不公正，由于不了解其他民族，知识的闭塞，使其易于为由情绪所建立的偶像所欺骗。”① “比较历史的研究，能缩短民族间的距离，能使历史的全貌呈现。”② 消除某些偏见，克服文明误解、文化误读自然就易于走向世界、被世界认可。
史学研究的成果要走向世界、被世界认可，需要提高各方面的价值，提高公信力，增加时效性，而比较研究可以使这些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
布洛克认为，比较就是假设—验证—再假设—再验证的过程，不断的假设、验证，直到得出令人满意的、可信赖的精确解释。比较方法是一种间接的实验方法。③ 即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结果。穆尔认为比较史学研究方法有三方面的优点：（1）可以导致提出非常有用的问题，有时还能提出新问题。（2）可以从反面大致地检验已被接受的历史解释。（3）也许可以推导出新的历史结论。④ 即比较研究可以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使史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梁启超认为比较可以辨史实（事实判断）、析原由（因果判断）、明得失（价值判断）。⑤ 这些大家的概括，基本反映出了比较研究在提高史学研究各方面价值中的功用。通过比较研究加深研究的深度、广度，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公信力，无疑就增加了研究成果各方面的价值，增加了被认可、被传播的系数，自然也就易于走向世界、被世界认可。
回眸世界史学界，被世界认可的著作往往是在比较研究中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是这样，韦伯的著作是这样。再如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汤因比《历史研究》是比较了多种文明后写成的；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弗兰克《白银资本》是比较史学方法的成功之作；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研究分析了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情况， 概括出政治现代化的四个阶段和七种类型，被誉为比较史学的“光辉范例”。⑥ 这些著作，在中国也已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并被认可。而当代中国大陆似乎还没有能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被广泛认可的史学著作，没有扎实比较研究的基础应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史学研究的成果要走向世界、被世界认可，必须重视史学的比较研究。
史学比较研究是中国史学取世界史学之长补己之短、去己之短的必由之路
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是一个认识世界史学的过程，也是一个与世界史学接轨的过程，只有完成接轨才能实现走向世界。而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接轨的一个核心课题就是互相取长补短、取长去短。这就需要对自己的长和短、别人的长和短有清楚、准确、全面、足够的认识，这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去己之短的前提和基础。这种取长补短、取长去短的认识过程、实践过程，无疑是可以通过史学比较研究实现的。
中国的传统史学有数千年的历史，有一些优良的史学传统，但与西方史学相比较也存在不少的缺点。
有的学者比较了中西古代史学对“历史”的认识，指出：中国古代对“史”所作的规定，是记载君主的言与行，即“史”必须为君主和权力服务，是政治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规定了历史记载必须满足君主的各种历史要求，并为现行权力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提供权威的历史证明。人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均需依据权力而定性。史家不需要具有“主体”的批判性和独立性，它只需要史官的效忠性和服从性。“主体性”作为与之格格不入的东西受到专制制度的全面排斥和严厉压制。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对历史学家个性和思想的摧残是极为严重的。它使得历史学家一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就失去了自我，变得不再是自己，不再有人格、尊严和良知。在古希腊，“历史”一词的含义是“调查得来的知识”，它还包含有“研究、探索”的意思。这规定了“历史”是积极、主动地去调查、询问、探求，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去记载、叙述、保存；是史家个体自觉地追求真理的表现，而不是为政治或党派服务的工具。史学精神包含有法的精神，即客观、真实、公正，并产生“历史审判”的观念，是批判的、理性的。西方传统史学精神包含双重平等性规定：一、所有人是平等的，二、所有国家和民族是平等的。正因为如此，西方历史著作很早就杜绝了对君主的崇拜和对权力的迷信，并彻底根除了对国家（特别是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特别是自己民族）的神化和狂热。⑦
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哲学家、史学理论家及历史哲学、史学理论著作不断涌现，汤因比《历史研究》，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卡尔《历史是什么》，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勒鲁瓦·拉迪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勒维《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奥克肖特《经验及其模式》，加登纳《历史解释的性质》，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雷克斯·马丁《历史解释：重演和实践推断》，雅斯贝斯《历史起源与目标》，格鲁内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威廉·德雷《历史哲学》，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勒戈夫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伊格尔斯《20世纪的历史学》，波克《20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而中国只有《史学概论》、《史学方法论》之类的书，或对西方历史哲学翻译的书，以及编辑的《西方历史哲学读本》、《西方历史哲学导论》类的书，而没有“中国历史哲学读本”、“中国历史哲学导论”，没有什么可介绍到世界去的并在世界产生影响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著作。究其原因，或许与中国传统史学消极影响还没有被彻底清除、“短”还未完全被补、被去有关。
学习西方史学的长处，清除中国传统史学消极影响，完成史学传统的现代转换，建设中国史学新传统，是当代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接轨的需要。
取长补短、去短，与世界史学接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了解、跟上世界史学的潮流。当今世界史学潮流是什么？从2005年在悉尼举行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内容可以看到：“以反映全球化而进行的文明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已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潮流。概括起来，这一趋向有以下几个新的特征：首先，文明的研究更为注重人类与自然之间互动的状况，环境史的兴起便是标志之一。其次，文明的单位已经与以前呈现明显的不同，以往东、西方的概念已经为人所大大突破……最后，对文明的观察，也从原来注重民族、国家的兴亡，转而注意社会与国家、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交涉和牵制。”⑧ 注重人类与自然之间互动，环境史的兴起，正是当代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论产生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甚至政治问题的必然反映。中国正在普及的科学发展观、制定的一系列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政策正是这一世界潮流的反映。注重社会与国家、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交涉和牵制研究，是当代世界社会现代化、民主现代化潮流的必然产物，中国正在建设政治文明，推动民主政治发展，推动社会发育、成熟完全与此合拍。无论从跟上世界史学发展潮流出发，还是从史学为中国现实服务出发，中国史学研究增加人与自然关系史、环境史、社会与国家、民众与政府之间互动史的内容，都是取长补短、取长去短的重要任务、重要内容。尽快补缺、补短，可以推动中国史学加快发展，加快与世界史学接轨，也可以推动中国史学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中国史学界只有主动迎接世界史学新潮流，积极与世界史学新潮流对话，真正与世界史学新潮流互动、交流，中国史学才能融入世界史学，实现与世界史学接轨。
迎接世界史学新潮流，积极与世界史学新潮流对话，需要有学术大师引领，需要有一批学者参与，学贯中西，擅长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学术大师、这批学者必备的基本素质。
中国的史学比较研究应加快拓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史学比较研究有了发展，论文发表了一些，但专题著作还很少，像杜维运《中国史学史》、《史学方法论》等作了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著作，在中国大陆还不多见。何平在2004年发表文章说：“我国至今仍未形成一个比较史学流派，比较史学也未被建立成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专门的比较史学刊物也并未出现。”⑨ 几年后这样的状况仍未改变。而美国1958年创刊了《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in Society and History）（季刊），1970年创刊《历史交叉学科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杜维运在2006年版的《史学方法论》中仍说：“‘比较史学’一词，在中国并不流行。”⑩ 意即在台湾不流行，在大陆也不流行。这应该是事实。总的来说，中国史学比较研究与世界比较史学的发展还是有较大的差距的。
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必须加快比较史学研究的发展。加快比较史学研究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拓展比较史学研究。拓展比较史学研究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比较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比较研究有非全面性、相对性的局限，往往只重视某一个特点、某一个侧面的比较，比较也容易附会，只有拓展比较研究的广度、深度，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比较研究，才能克服比较研究中的相对性、局限性。
拓展史学比较研究要做很多功课，至少要先做好以下功课：
一是历史比较研究向史学比较研究发展。历史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要认识历史发展的特点，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要探讨历史发展规律，就需要进行比较研究。如前所说，没有比较研究，其成果的价值、认可度是有限的。巴勒克拉夫也说“不考虑西方的影响便无法理解亚洲的近现代史”，“不考虑亚洲对西方的影响便无法理解西方的历史”。(11) 历史比较研究要发展，如从历史细节比较研究向历史主干比较研究发展，从同类比较研究向不同类比较研究发展，从中国历史前后比较研究（古代、近代、当代比较研究）向中外历史比较研究发展。历史研究的发展有赖于史学研究的发展，对于当代中国史学界而言，史学的比较研究更需要发展。从历史比较研究向史学比较研究发展，对中国史学发展有更重要的意义。
二是中国史学比较研究向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发展。史学研究向比较史学研究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史学潮流。比较史学研究如何发展？中国的史学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来说也是不能忽视的。如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代史学、中国当代史学的比较研究，如中国封建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比较研究，如大陆史学、台湾史学、香港史学的比较研究，这些史学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但是，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史学的取长补短、取长去短更有价值，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更重要的意义。史学比较研究，更需要进行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比较研究，与日本史学比较研究，更需要进行中国传统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传统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比较研究，更需要进行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制度与西方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制度的比较研究，以便使中国史学取长补短、去短，以便中国旧史学传统的改造，新史学传统的建设，让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三是史学比较研究向跨学科比较研究发展。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自上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不断异军突起。如新政治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文化史学、环境史学、城市史学、家庭史学、心理史学等等。这些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是不同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影响的产物，是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心理学等与历史学相互渗透、结合的产物。这些新兴学科的产生和日益增多，反映了当代“知识整化”的趋势，同时也为史学比较研究指明了新的拓展方向——跨学科比较研究。
要发展跨学科研究，就必须先发展跨学科比较研究。要认识其他学科的长处，找准与其他学科的结合点，就需要将本学科与其他学科进行比较研究。跨学科比较研究显然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基础。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要发展，就必须先发展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由此，历史学与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的比较研究要进一步发展，历史学与文学、美学、哲学、法学、新闻学、教育学、（当代）地理学、民族学、宗教学、和平学、人学、死亡学、行为科学、未来学、预测学、创造学、统计学、科学学、思维科学……比较研究都可以发展，以取各学科之长，进行新的“科际整合”，以建设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
如文化学注重实地调查、整体研究、结构研究等；如统计学强调数量性、社会性、总体性、具体性、广泛性，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大量观察法、分组法、综合指标法等；如新闻学强调重要性、接近性、新鲜性、真实性等；如思维科学、创造学提倡灵感（顿悟），创造性思维强调求异性、多向性、有丰富想像力，常以不合逻辑的和违反常规的形式出现，突破了一般逻辑思维和一般经验、知识、模式的局限，强调辐射思考（亦称分殊思考）、辐集思考、相似思考、反向思考、分合思考等。历史学可以吸取这些学科的长处，推动历史学新分支学科的产生，推动史学的新发展。新历史统计学、新闻历史学、创造历史学、灵感历史学，完全有可能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再如和平历史学（历史和平学）、唯美历史学（ 历史美学）、唯人历史学（历史人学）等等，也完全有可能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建设。
积极开展史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将创造出新的史学分支学科，创造新的史学潮流。与其做一个史学潮流的追赶者，毋宁做一个史学潮流的创造者，做一个世界史学潮流的引领者，占据史学发展的制高点，这正是中国史学家发展中国史学、发展世界史学应负、应担、应尽的责任。
注释：
①②⑩ 详见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82、257页。
③ 详见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305页。
④(11) 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80、249页。
⑤ 详见王秀青《梁启超：史学比较方法的倡导与实践》，《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1期。
⑥⑨ 详见何平《比较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践》，《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
⑦ 雷戈：《“历史”的文化阐释——中西方史学精神之比较》，《学术月刊》2000年5期。
⑧ 王晴佳：《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