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与外国记者的交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人与论文,中国论文,共产党论文,外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外国记者广交朋友，借外国记者之笔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绩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辉战绩。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由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正式出版，在数星期内就销售了10万册以上，两个月内连续印行5版，供不应求。不久，这部著作被译成中、法、德、俄、意、西、葡、日、蒙、瑞典、印尼、荷兰、哈萨克、希伯来、塞尔维亚等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
斯诺关于红区的报道引起了轰动效应。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利用外国记者进行对外宣传的重要性。1938年6月，周恩来在武昌珞珈山寓所约见斯诺，畅谈中国抗战形势，并“一再感谢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中外的影响，使广大读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揭穿了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希望他继续真实地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情况，欢迎他到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去采访。斯诺表示很高兴，愿意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报道”。（注：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154、221页。）
在国统区，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成员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并与一些著名记者交往频繁，如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窦登、杜尔亭、费希等。为了防止外国记者为中共所联系与影响，拍发对中共有利的消息，国民政府除加强新闻检查外，还对那些与中共联系密切的外国记者进行监视，如斯诺于1939年7月抵达重庆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密电军委会政治部，“认为他与八路军有密切联系，应进行监视，并随时通报其活动消息”（注：张克明、刘景修《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华活动纪事》，《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第127、112页。）。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还曾密查爱金生等记者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关系，结果发现这些记者与八路军办事处的接触均为采访性质，并没有什么疑点。
中国共产党还热情欢迎外国记者访问解放区，对他们的采访给予全力支持和帮助。从抗战爆发到1939年秋，史沫特莱、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卡尔逊以及斯诺等都先后访问过延安。史沫特莱著有《打回老家去》、《中国在抗战中》等，她为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以及为伤病员争取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改变部队缺医少药的状况做过不懈的努力。卡尔逊自抗战爆发后来到中国，以18个月的时间游历了中国各地。1937年12月，经斯诺的介绍和美国海军少将奥弗里茨司令的批准，在获得国民政府军用许可证之后，卡尔逊踏上了西北之旅，以一个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到内地考察八路军的作战方式。他在八路军的作战区域走访了几个月，回到汉口后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他们讲述了他在游击区的所见所闻。他的著作《中国的双星》后来在美国出版，着重介绍了八路军和敌后游击区的情况，热情地赞扬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并称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为“新中国的试管”。鉴于卡尔逊如此热情地宣传中共领导的部队及其战略战术，蒋介石再也没有批准过任何一个外国军事观察员去访问八路军了。继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著有《西行漫记》之后，他的夫人于次年接踵而至，著有《续西行漫记》，影响很大。1939年9月中旬，斯诺再度来访，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谈。毛泽东与他畅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中国的民主运动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并准确地预见到未来形势的发展。斯诺报道后，“毛泽东的见解在重庆引起了反响”。（注：埃德加·斯诺著《为亚洲而战》，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38页。）不久，陕甘宁边区就被国民党军事封锁了。斯诺的这一次访问，成为这一时期外国记者对延安的最后一次访问。此后，中国共产党与外国记者之间的联系就主要靠重庆、香港两地的办事处了。
当时，有一些在国统区新闻战线上的中共地下党员奉组织之命与外国记者和其他人员交往，向他们传递有关中共抗战的信息，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破坏国共合作的真实情况，争取他们主持正义。1940年春，军统特务制造成都“抢米事件”后嫁祸于中共，借机封闭《时事新报》、《捷报》和《新华日报》营业分处，以“煽惑群众，指挥抢米，破坏治安，阴谋暴动”的罪名枪杀朱亚凡，逮捕罗世文、车耀先等中共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多人。中共成都市委当即发表宣言，说明此事“系奸人暴徒破坏抗战，破坏国共合作，破坏中央地方团结之阴谋，共产党不仅与此事无关，且坚决反对制造此类事件的奸人”（注：《中央关于成都抢米事件经过的通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351页。）。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刊物发表社论短评“声援成都市委和暴露反共投降分子之无耻阴谋”（注：《中央关于成都抢米事件经过的通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351页。）。当时在成都《时事新报》、全民通讯社的中共地下党员陈翰伯本来奉组织之命，和成都一些外国人有交往，向他们宣传一些党的主张。他把这件事的真实情况对在成都的一些外国人讲了，那时华西坝住着许多外国人，“他们听了都非常气愤地说，这是百分之百的法西斯主义”（注：陈翰伯《在白区新闻战线上》，《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9辑，第19页。）。同时，陈翰伯把抢米事件的经过、内情写了个详细的报道，寄给重庆的周科征（中共地下党员，全民通讯社社长）。周科征将其改写成英文稿，托人带到昆明去交给合众社的记者，希望通过外国的电讯和报纸，把这件事的真相揭发出来。虽然这封信不幸落入特务之手，但也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在对外宣传上的积极态度。平时与外国记者的交往可以在关键时刻发挥突破国民党新闻封锁的作用。
在周恩来、廖承志的领导下，香港、重庆两地办事处人员广泛地与外国记者交朋友，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周恩来与外国记者之间的联络员是龚澎，她“经常到外国记者下榻的招待所来，手提包里装着复写的最新延安新闻广播稿”（注：【美】费正清著、赵复三译《中国之行》，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而外国记者们在官方新闻发布会上听到的只是政府对中共的攻讦，并且每天还要和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机构作斗争，对于中共方面的新闻报道当然十分欢迎。
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领导人也经常约见外国记者，与他们欢宴、长谈，请他们发表中共方面的消息。1940年12月中旬，斯特朗从苏联回国，途经重庆，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同她长谈了几个晚上，向她详细地介绍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历史和现状，国民党两年来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投降和内战的阴谋，预言即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并把一篇长达26页的文章和其它一些文件交给她。谈话结束时，周恩来对斯特朗嘱咐道：“这些材料暂时不要发表，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注：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154、221页。）。皖南事变后，廖承志在香港、周恩来在重庆分别约见斯诺、白修德，向他们说明事变的真相。斯诺立即通过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作了详尽报道。与此同时，斯特朗在美国收到一封未署名的航空信件，信内附有中共重新组建新四军的正式命令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加紧法西斯化的15点阴谋计划的正式声明，信中称：“发表你所知道之事的时机已经到来”（注：张克明、刘景修《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华活动纪事》，《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第127、112页。）。《纽约先驱论坛报》、《美亚》杂志分别发表了这些材料和斯特朗的分析性文章。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龚澎、陈家康等冒着生命危险逐一造访各国使馆、记者，向他们说明事件的真相和中共的观点。一些外国记者就向国民党中宣部明确表示，如果不让他们报道国共双方的观点，他们就拒绝发表蒋介石的讲话。“他们公开蔑视审查制度，将全部消息航寄到香港去发表。结果，全世界都知道了事实真相，而不单是听国民党提出经过仔细窜改的说法”（注：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页。）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国际上的广泛同情，蒋介石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
中国共产党人还尽可能地聘请外国人做顾问，认真地听取他们的意见，改进对外宣传报道。英国人林迈可任新华社英文广播部顾问，负责英文改稿。该部的编辑原则为“团结自己，争取朋友，打击敌人”，以此为依据，该部选择最重要的、最有国际意义的新闻稿件进行编发，其消息真实、准确，对战果的统计数字精确、细致，文字清晰易懂，使听众、读者易于理解。但那时的稿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尚缺乏客观性、全面性。国际友人林迈可诚挚地希望中共改进对外新闻报道，与博古多次谈论，阐述这样的观点，即：“不断地对政敌使用辱骂性词句的习惯对海外听众是有副作用的，反对国民党要用可靠的事实讲话，有说服力的论证比简单而过激的陈述更为有效。”（注：【英】林迈可著，齐军平、谢胜建译《抗战的中共》，《河北文史资料》第20辑，第55页。）后来他将这些意见写成书面材料，说：新华社的一些对外新闻报道看上去“使人觉得这不过是宣传家有意挑选的有利于自己的事实”，而且“各分社的记者常常误以为自己在为一个会相信他报道中所说的一切事情的读者而写作，而实际上他们是为那些对于中国形势不甚了解甚至抱有怀疑敌视态度的读者而写作，因而报道常常不能适应国外读者”（注：刘云莱著《新华社史话》，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这些中肯的意见后来被总社传达给各分社，成为大家学习业务、改进工作的重要参考。
中国共产党人抗战时期与外国记者广交朋友，充分地利用他们所在的外国新闻机构进行宣传报道，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并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外交策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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