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与贫困：埃尔夫瑞德#183;查特曼的小世界信息行为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信息论文,贫困论文,瑞德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97(2015)06-0067-12 DOI:10.13366/j.dik.2015.06.067 1 前言 贫困是指人的物质资源匮乏或基本生活需要不能得到满足的状态，或者说是缺乏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后，信息和知识缺乏极大影响到个人的发展机会，“信息贫困”(information poverty)的概念也得以衍生。什么是信息穷人，信息贫困是否一定与经济贫困相关？生活于社会边缘和底层的人群需要什么样的信息，他们如何看待信息，他们的信息获取、分享和使用行为是怎样的，他们的信息世界是什么样的？从文献回顾来看，有关城市穷人和其他弱势人群的信息需求、信息获取渠道等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例如，布拉德利·格林伯格(Bradley Greeberger)和布伦达·德尔文(Brenda Dervin)1970年代对城市穷人信息交流行为(包括媒介需求、媒介使用和对媒介态度)的研究[1-3]，托马斯·奇尔德斯(Thomas Childlers)1975年对美国信息穷人的研究等[4]。但是，有关穷人和社会边缘人群信息行为的专门和系统的研究大多是由埃尔夫瑞德·查特曼(Elfreda Chatman)所完成的。 查特曼(1942～2002)对信息和穷人的关注和研究兴趣深深地根植于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经历。1971年，查特曼在美国俄亥俄州扬斯敦州立大学获得了教育学本科学位。1972～1977年，查特曼在俄亥俄州的扬斯敦鲁本的麦克米兰公共图书馆工作，担任图书馆延伸服务项目(the library extension program，project outreach)负责人，并主要开展服务穷人的活动项目。这期间，1976年她在美国凯斯西储大学获得了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关注于公共图书馆管理[5]。此后，她继续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图书馆和信息研究学院攻读博士，1983年获得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为“信息扩散：低收入工人阶层研究”。正是在关注穷人的延伸服务项目的工作经历，影响了她选择这一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对此，查特曼曾提到，“当回顾研究相关文献时，我发现，尽管有不少有关穷人信息需求和使用的研究，但是只有很少文献(大多来自传播领域)关注了信息和贫困，关注点也主要围绕穷人和大众媒介使用。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穷人很少使用纸质媒介而大量使用电视，他们的特点即生活在贫困的信息世界中。但是从我的经历来看，我感觉对于信息贫困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例如，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因素影响了穷人对日常信息的需求和使用，以及信息在他们的社会世界中如何扩散。我们也不知道，在贫困环境中意见领袖对日常信息的传播起了什么作用，如果有起到作用的话”[6]。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查特曼先后调查了失业黑人女性、美国南部某大学的女性清洁工、生活在老年公寓中的退休女性等人群，探究她们的信息需求、分享、使用等行为特征。这些研究基本都是在查特曼所称作的“小世界”生活(Small world life)或“小世界”情境(Small world context)中进行的。根据查特曼及其同事的相关论述，“小世界”可以理解为一个拥有共同观念和问题、语言和风俗，社会规范(social norm)和世界观(world view)的社会群体。在这个世界中，成员拥有共同的意识，即“谁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谁不重要；哪些观点是相关的，哪些是毫无意义的；谁可以信任，谁要避免”[7-10]。简而言之，小世界就是一个具有相似想法的、居住在清晰界定的地理空间中的小规模社群[11]。1990年代后期以来，查特曼在前期对穷人和弱势人群信息行为和信息世界研究总结和反思基础上，深入到信息贫困形成原因和机制的探讨，构建了信息贫困理论(theory of information poverty)。之后，她进一步延伸和深入到对一般情况下的“小世界”信息行为的概念化，提出了圆周生活理论(theory of life in the round)和规范行为理论(theory of normative behavior)。 查特曼长期研究项目的特点即尝试发展一个独特的小世界情境中的日常信息搜寻和分享理论，小世界概念是其研究和理论构建的核心和情境基础[12]。尽管这一概念并非她原创，但这并不影响其理论贡献。社会学中的“小世界”模型，也被称为六度分割理论，描述了个人通过仅有的极少数熟人，与外部更大世界保持联系。通过六到七个人，某人就能够与世界上任何其他个人建立联系[13]。小世界理论曾经被应用到研究决策[14]、社会结构分析[15]以及社会网络分析[16]中。还有研究关注小世界如何为个人控制自身生活提供一定的可预计性[17-20]。查特曼对“小世界”概念进行了细化，用它来描述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如何影响个人与信息交互，但是与上述社会学研究者不同，她并非研究个人利用社会网络可能达到的社会延伸程度，相反，她探究的是小世界对个人信息获取所设置的障碍。她的知识框架主要来自社会学(如知识社会学等)，如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的局内人(social insiders)和局外人(social outsider)概念[21]，怀特的“社会规范”概念等。局内人即属于某个特定生活世界的人，他们是设定社会规范的人，正是局内人决定是否将在特定社会交往中新的参与者包括进来。局外人是某生活世界(或社会阶层和群体)界限之外的人，他们是那些发现自己是社会局内人之外的人[22]。查特曼所持的观点即，局内人/局外人的结构是由小世界群体自身社会交往行为等所创建的，正是小世界的这一结构导致了最严重的信息获取屏障。 查特曼的研究为后世学者从事社会弱势人群等日常生活信息行为研究、信息不平等和信息贫困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方法论资源。国内已有一些学者介绍、引用或评述过查特曼的学说，例如大陆学者于良芝[11,23-25]、肖永英[26]，台湾学者叶乃静[27]、高雅慧[28]等。但是现有介绍对查特曼小世界理论演化内在之间联系，以及其理论检验、局限批判和进一步发展等阐述不够系统深入。本研究旨在回顾查特曼有关穷人和社会边缘人群信息需求和信息获取行为的研究过程，并对其小世界信息行为理论体系进行评述。具体内容包括：第一，查特曼小世界理论的经验研究过程，她是如何关注社会底层人群的信息行为和信息世界的，她做了什么样的实证研究及其研究观点。第二，小世界理论包括哪些理论、哪些核心概念和命题。第三，小世界理论对社会现实的解释程度、有效性、局限和新发展。 2 查特曼小世界信息行为理论的经验研究过程 查特曼的学术生涯可以分为两部分，前期阶段主要从事大量的田野调查，并运用较成熟的社会学理论，如扩散理论(diffusion theory)、意见领袖理论(opinion leadership)、疏离理论或称异化理论(alienation theory)、满足理论(gratification theory)和社会网络理论等，分析失业女性、清洁工人、老年人等弱势人群的信息行为和信息世界。这些调查实践为她学术生涯后期提出信息贫困等理论奠定了扎实的经验研究基础。 2.1 运用创新扩散理论和意见领袖理论研究失业女性的信息分享和扩散行为 1980年代早期到中期，查特曼运用信息扩散、意见领袖以及闲暇时间使用理论，研究了工作或就业信息在工人阶层穷人中是如何扩散的[6,29]。查特曼访谈了50位加州伯克利地区参与综合就业和培训法案项目的失业女性。她将就业信息看做是一种创新，并相信通过追踪这类特定的和穷人亟须的信息类型，可识别阻碍信息扩散的原因，减少穷人的信息沟。该研究发现，就业信息是一种特殊的高度有价值的信息类型，这类信息与普通信息相比不可能在信息分享链条中持久。一方面，工作信息的价值受时间影响，它只在扩散最初阶段有效，一旦扩散就很少再有用，扩散的越多，信息的价值越低，即工作职位招满了，信息就对其他人没有用了，其他人就不再需要“采纳”该信息。另一方面，尽管被调查者知晓工作信息主要通过人际交流渠道，但是这些渠道多是在工作环境之外，他们在工作环境中并不分享此类信息，激烈竞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社会孤立感使得他们在工作环境中不分享工作信息。查特曼得出结论，应用创新扩散理论对就业信息扩散解释力有限[30]。为此，查特曼又采用了意见领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这是因为她对“谁能成为穷人的信息提供者充满好奇”。意见领袖是“最能意识到最新信息，是在既定社会环境中将信息扩散给其他人方面最有影响的人”，她认为意见领袖对及时、有用信息的传递将很有帮助。研究发现，在贫困领域的确存在意见领袖，意见领袖趋向于掌握着他们认为更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很少分享这类信息，以增加自己得到这些工作的机会”[31]。这种更知晓及时和有价值信息的人(或阶层)对信息的保有行为，成为查特曼后来发展的信息贫困理论的重要假设之一。 2.2 运用社会疏离理论和满意理论研究低技能女性清洁工的信息需求和信息行为 1980年代后期查特曼选择了美国东南部一所大学的女性清洁工作为研究对象，调查了她们的日常信息搜寻行为[32-33]。她使用了希曼1959年提出的疏离理论[34]的五个概念作为理论框架。这五个概念为：无力感(powerlessness)，即感觉无力掌控自己的生活；无意义感(meaninglessness)，即缺乏智识能力解决问题；孤立感，个人缺乏相应的支持系统来解决他们的担忧和问题；社会疏离感，感觉被其他人疏离；以及无规范感(normlessness)，即缺乏社会规范或行为标准，为了达成既定的目标，对社会规范所不允许的手段有高度期许且认为是必要的。该研究通过参与观察和访谈来搜集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在清洁工行为中存在无力、孤立、无意义和自我疏离感，但是，无规范感并不明显，而且与之相反，清洁工所在的社会和工作环境，特别是社会规范，通常阻碍着清洁工的信息获取和交换。他们的信息来源主要限于电视和偶尔阅读报纸，他们将来自个人经验的信息看做是最为可靠的，而来自外部世界(即局外人)的信息被认为令人质疑的，通常被忽略，这是因为局外人的信息被认为与他们的小世界的常识性实践不相容。尽管他们有关健康、大学规章制度以及就业福利的信息需求没有被满足，但是清洁工之间也很少在工作环境中交流分享此类信息，有限的交流也多集中在与所需求的信息无关的事情上，例如，抱怨过多的工作量，需要增加工资，以及有关监管者和同事的一些八卦消息等。基于上述方面，查特曼认为疏离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她所观察的清洁工人群的信息行为现象。清洁工人具有共同的无力感、无意义感、孤立感、自我疏离感，这意味着信息贫困研究需要考虑导致信息被接受的条件或状况，以及个人对信息有效性的认知。 为此，查特曼再次调查了清洁工人，运用满意理论分析其社会世界和信息行为，以回答“为什么穷人不积极搜寻信息，以及不能或不认为能从那些看起来有帮助的信息来源中获益”[7]。她回顾了满意理论的相关研究文献，发现如下六个理论假设假定了穷人如何满足其生理、社会、精神需求以及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认知。①小世界生活。社会底层群体的世界观更为狭窄和局部，他们对非所在社会世界的信息不感兴趣。②低期待和相信运气。穷人对自身成功的机会有着更低期望，这阻碍了他们积极寻找机会，而将成功归于运气和命运。③第一层次的生活方式。穷人通过和他们社会经济地位类似的人了解生活圈内重要的活动事件。④有限的时间视野。穷人对时间的认识不同于中产阶层，他们更多关注当下。⑤局内人世界观。他们将其所在社会世界看做是非常局部的、具体的、不可预测的，以及通常充满敌意的。⑥在大众媒介使用方面，特别是电视，被作为满足生活逃避、刺激和幻想的工具。该项研究发现，满足理论很大程度上能恰当地解释清洁工人的信息行为，该理论帮助回答了什么因素界定了穷人的问题情景并影响了他们的信息获取策略。被调查者的确获取一些有关工作晋升和转变的信息，但是并没有也不进行能改善他们境况(或者说小世界生活)的长期规划。其次，他们认为得到提升的机会微乎其微，因而也不做任何事情提升工作机会。他们相信提升取决于老板的赏识(低期待和相信运气)。再次，所接收的信息必须来自易于获得的、来自个人经验的或熟悉的渠道(即第一层次的生活方式)。第四，他们关注点在于日常习惯性生活，对于任何未来提升不抱什么希望(比较狭窄的时间视野)。第五，他们关注地方事件，信任自己，对于非自身社会网络中的成员通常持不信任感(局内人世界观)。第六，他们使用电视的目的主要是消遣、打发时间，或者作为转移注意力的途径[7]。总之，他们的信息需求主要根植于关注当下现实的生活方式，这似乎与这一生活圈子之外的信息不相关。因而，尽管低收入群体经常觉得需要信息来应付日常生活，他们并不积极从他们生活圈子之外的来源获取信息[11]。 综上，疏离理论使查特曼认识到穷人的自我认知和感觉，如为社会接纳还是被边缘化可能导致信息贫困。满意理论则支持了上述个人认知是由“小世界生活”所塑造和影响的，而这些认知反过来塑造和影响了穷人对信息的获取和接受。这两项研究使查特曼意识到“小世界生活”对解释信息贫困是有帮助的，这点还没有为其他理论所关注。 2.3 运用社会网络理论研究老人公寓退休老年女性的信息世界 1990年，查特曼开始从一个与以往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信息贫困。在上文提到的研究中，她所选择的人群多是经济上贫困的人群，她在研究中试图发现经济贫困是如何影响他们的信息搜寻和使用的。但是，她发现这一样本选择存在缺陷，正如她后来提到的，“在我的早期研究中，我受到一些学者的影响，他们倾向于认为经济贫困与信息贫困相关。但是在我的研究过程，我发现这种联系并不一定正确”[8]，社会孤立和自我满足，可能比单单经济贫困更直接与信息贫困有关。为了进一步验证她的假设，查特曼选择了居住在老人公寓的退休女性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该群体拥有中产阶层的收入，“是一群脆弱且为社会孤立的群体”[35]。查特曼进行了近两年的民族志研究，观察和访谈了55位居住在美国南部某称作“花园塔”的老人公寓中的女性，她们“多是寡妇，都是基督徒，除了一位是拉丁族裔外，都是白人”[35]。1992年，她出版了《退休女性的信息世界》一书，在该书中，查特曼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退休中产老年女性的信息世界，重点关注在有限和紧密网络中的人群。查特曼的观察单元是网络而非个人，目的是确定在该网络层次中信息传递的重要原则。但是，查特曼发现，社会网络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她所观察到的退休老年女性的信息行为。相反，与获取信息相伴随的社会风险阻碍了她们获取所需要的信息。例如，即使是在自身所在的社会网络，她们也不会冒险向别人暴露自己健康方面的真正问题，以免被他人知道自己身体虚弱、需要被照顾，这样她们就不能再居住在老人公寓。这一风险导致在这一人群信息交流和获取中存在了不信任和隐秘行为[35]。正是在这一研究中，查特曼提出了她后来建构的信息贫困理论的两个重要概念“隐秘”(secrecy)和“欺瞒”(deception)。 3 小世界信息行为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通过应用创新扩散理论、疏离理论、满意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研究穷人或社会边缘人群的信息行为，查特曼发现上述理论无法完全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同时，在这些研究过程中她日益发现了小世界生活与信息贫困的相关性。1995年和1998年，查特曼和其北卡—教堂山大学的同事发表了《知识沟、信息获取和穷人》等文章[37,10]，对“小世界生活”进行了研究总结，将之描述为“功能失常的生活世界”，必须由该世界范围内的成员诊断，与低收入和低社会地位生活相关的是缺乏社会联系，这要比仅仅缺乏教育和金钱为信息获取带来的障碍更大。在“小世界”理论框架指导下，查特曼陆续提出了信息贫困理论(1995，1996)、圆周生活理论(1999)和规范行为理论(2001)。 3.1 信息贫困理论 1996年，查特曼总结和反思了之前有关清洁工、退休老年女性等研究发现，提出了信息贫困理论[8]。为了解释信息贫困，查特曼运用了前文提到的默顿的“局内人”和“局外人”概念[21]，以此为基础阐释了该理论的四个核心概念和六个理论命题。这四个核心概念为：隐秘、欺瞒、冒险(risk-taking)、情形相关(situational relevance)，查特曼将这四个概念作为定义贫穷生活世界的基础。隐秘，指贫穷者有隐秘的倾向，不易与他人分享信息，因为他们担心一旦信息交流后，会对自己不利，这样的倾向也会影响他们接受别人的建议或信息。欺瞒，指贫穷者通过提供误导或错误的信息来隐瞒真实状况，这导致他们对获得信息之相关性持不确定感。冒险，指对贫穷者而言，他们很少通过与自己生活世界外的他人互动获得信息，因为他们比较不易相信他人，会认为与别人分享信息是一种冒险。冒险这一概念借鉴自创新扩散理论，但这里指信息被采纳或接受的可能性。情形相关，强调的是信息的实用性，指信息会选择性地被贫穷者接受，该信息必须与穷人日常生活问题或所当下关注事物相关。这一概念与德尔文的“意义建构”模型相联系，强调了信息的意义建构性。 以这四个概念为基础，查特曼提出如下六个理论命题，作为信息贫困理论框架。①被界定为信息贫困的人认为他们自身缺乏任何能够帮助他们的信息源。②信息贫困部分与阶层分化有关，即信息贫困的状况受到那些掌握着信息获取途径的局外人的影响。③信息贫困由自我保护行为决定，自我保护行为用来回应社会规范。④无论是隐秘还是自我欺骗都是自我保护机制，这一机制来源于不信任感，不信任别人会有兴趣或能力提供有用的信息。⑤被界定为信息贫困的人，通常不会冒险暴露自己真正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带来的负面结果要远大于可能得到的好处。⑥新知识被有选择性地引进穷人的信息世界。影响这一过程的条件为信息的相关性或实用性，即信息要能够回应或解决日常问题和担忧。 由上可以看出，查特曼将信息穷人定义为，“那些认为自身缺乏任何可能帮助他们的途径”的人。查特曼对信息贫困的界定，不仅仅着眼于缺乏信息获取，还包括了个人在所生活的社会规范中自我对信息的认知。社会规范决定了从外部信息源接受什么样的信息。信息穷人并非是没有任何信息可获取、可利用，相反，是个人不认为能获取的信息在实际中对自己有用。同样，查特曼还将信息贫困界定为“部分上是与阶层分化相关的”，即信息贫困的状况受到信息获取方面拥有特权的局外人影响，但是正是局内人的相应行为，特别是社会规范影响下的“自我保护行为”(如隐秘、欺瞒、拒斥等)导致了信息穷人自身与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以及外部世界之间的隔离。 3.2 圆周生活理论 在信息贫困理论发表后，查特曼意识到两个核心概念需要进一步研究，即“社会规范”和“自我保护行为”。她将社会规范定义为由小世界所界定的“适当的”社会行为，自我保护行为定义为“个人希望表现得正常或者不引起别人对自己的关注”，这就导致了“谨慎地避免将自己的真实状态暴露给其他人”[36]。为此，查特曼寻找另外一个可以验证其信息贫困的环境。她选择了美国东北部一所最高级戒备的监狱，在狱内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民族志研究，观察和访谈女性服刑人员的生活。尽管查特曼希望这一研究能为理解信息贫困增加更多视角，但是调查结果却发现监狱女犯人生活在一个运行良好的信息世界中。为此查特曼提出了圆周生活理论以解释一般情况下的小世界的信息行为。 圆周生活指，每个人都生活在“大概”和“不确定”中，但是却在个人可以接受的程度内这样的现象。虽然生活中充满不确定性，但多数人将它视为理所当然，对发生的事件也常视为合理、可预测和有规律的。这个理论包含四个核心概念和六个理论命题。这四个概念为：①小世界，指特定世界中的成员有共同的心智、信念、语言和风俗，这些将成员结合在一起，形成共同的世界观。因此，成员对谁重要、谁不重要，哪些理念是普遍可接受的，谁可信任、谁无法相信等有共同认知。②社会规范，指在小世界中出现的习惯性模式，目的在让处于世界中的人们有种平衡感，除了成员行为被标准化外，它也提供了共同的生活方向感和秩序感。③世界观是小世界中成员共同持有的信念、风俗、语言，以用来评价行为和解释世界。它提供一种价值系统让成员结合在一起，也可能改变成员的行为。④社会类型(social type)，指依个体特色区分不同社群，属于某社群的成员不是被视为局内人就是被划为局外人。这种划分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判断公共行为的标准，以预期人们的行为。社会类型的划分由小世界的社会规范所决定，标志着个人获取和使用信息的能力。例如，查特曼发现她所观察的女犯人按照某种特定特征为其他犯人分配社会标签。反过来，社会类型又为个人赋予了社会角色，提供了所期待的公共行为。例如，狱警监督犯人，实施监狱规则，拥有额外权力与犯人分享或不分享信息。根据上述核心概念，查特曼归纳了圆周生活理论的六条理论命题：①小世界概念对圆周生活很必要，因为它使小世界内其他人合法化(主要是局内人)，他们设定了行为的界限；②社会规范使个人行为接受公共监督，决定行为包括信息行为是否合适；③合适行为创建了世界观，包括语言、价值、意义、符号，以及将世界观纳入某时空的情境；④对于大多数人，世界观决定了圆周生活。这种生活在绝大多数时候是可预测的，除非关键问题发生，成员没有必要寻求信息；⑤圆周生活中的成员不会跨越小世界界限去寻求信息；⑥只有当下述情况发生时，个人才会跨越小世界信息界限去获取信息；信息被认为是关键的；信息被公认为相关的；圆周生活被认为不再起作用[9]。 圆周生活理论是信息贫困理论的延伸，并超越了信息贫困理论。查特曼认为观察圆周生活对于理解小世界情境中信息行为非常重要的。承认信息对于小世界中个人的意义，理解共同的看法“什么是相关的、什么是不相关的”，这些对理解小世界的运行都是非常关键的。查特曼的圆周生活理论强调了她的信念，即信息行为是关于意义构建的，意义构建是由情境推动的。为此，有学者评论查特曼的“圆周生活”展示了情境对影响个人信息获取的重要性，一个人所处的情境决定了她或他的信息视角，并进而影响了信息使用或非使用行为[38]。通过将信息行为研究的关注重点从信息需求转向社会情境，查特曼的圆周生活理论提供了一种方式理解人们在所处“小世界”情境下的信息行为。在小世界里很多事情会被视为理所当然，且多数是可预测的，因此，除非有特别事件发生，如非常重要、或与生活正常运作有关，否则他们不需要寻求信息。 3.3 规范行为理论 2000年，查特曼又提出了规范行为理论，该理论是对圆周生活理论的进一步细化和延伸。规范行为是给定情境中所期待的、常规的行为。规范与社会公认行为相关。规范行为理论用来解释生活中的例行事件，描述享有相似文化空间的人们每天的真实情况，该理论为理解一般小世界的行为，包括信息行为提供了理论框架。这个理论也包括四个核心概念：社会规范、世界观、社会类型和信息行为。前三个与圆周理论中的概念相同，信息行为指的是小世界中的人们看到或表现出适合某些特定情境的行为，这受到社会规范驱使。这样的行为模式也提供一种可预测的、例行的、可管理且接近真实世界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查特曼提出五个理论命题：①社会规范是社群成员顺从的标准，顺从的目的是为了表现出公众期望的行为；②社群成员选择顺从是因为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情境下是符合社群规范的；③社群成员的世界观为常态价值观所形塑，并影响成员看世界的视角；④社群成员的信仰或信念，会影响成员的行为；⑤人们的信息行为是为了回应真实世界的状况，人们建构真实世界的意义会影响其决定获取信息或回避信息，也即人们维持规范性生活的看法，会影响其信息行为。社会规范、世界观、社会类型、信息行为都是对小世界形成及小世界结构(即小世界内外交往机制)的界定，信息行为是根植于小世界的，小世界与信息行为之间相互作用[36]。 查特曼以食土族妇女这一特殊群体为例论证了其规范行为理论。对于她所研究的食土女性来说，食土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文化和社会现象，而非营养问题，这些女性非常需要有关胎儿和育儿的信息和指导建议，但是却选择隐瞒她们食土行为的信息，这是因为分享这一信息将暴露出她们是食土者。对此，查特曼指出，她将与这一群体相关的这些问题放在更大的理论框架“规范行为”下是因为，对这些研究对象来说，他们的信息行为都可能是在其“规范性”情境下进行的……文化和社会规范，影响了人们选择积极回应、被动回应、回避或忽略信息等行为方式。查特曼进一步强调，信息研究者必须理解，个体是基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小世界生活情形或社会规范来对待信息，回应信息和回避信息等不同的行为方式可能同时存在于个体理解和对待信息的行为中，信息研究者需要考虑这一行为连续体，而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将个体分为信息用户和非用户[36]。 2001年，查特曼与其同事合作将规范行为理论应用到虚拟社区和女性书商的研究中。正如加里·伯内特(Gary Burnett)和保罗·雅格(Paul Jaeger)指出的，通过在上述信息富有世界中验证她的理论观点，查特曼的规范行为理论尝试拓宽她的小世界概念的应用范围，从极端信息贫困的情境中，发展到具有较少限制的环境中[39]。但是，也有学者批判了查特曼等将小世界概念应用到虚拟社区和女性书商的信息世界中，认为在信息富有环境下的人们有权力和有能力选择是否超越他们的小世界进行行动[50]。对此，伯内特和雅格认为，这种信息富有的环境仍旧代表了小世界，这是因为“他们的日常活动和兴趣局限于他们自身的小世界环境及其规范中”[39]。为此，他们指出，查特曼的规范行为理论可以用来理解一般社会信息获取。首先，社会类型、世界观、社会规范概念影响何种信息进入到小世界中是被允许的、被接受的或者可供成员获取利用的，与小世界社会规范及其成员世界观相冲突的信息是不被信任的，并被认为是危险的、不精确的、无用的以及通常被忽略或抵制的[25]。其次，规范行为理论界定了人们获取根据小世界的社会规范和世界观描绘的信息所需要的活动和机制。规范行为的四个概念为LIS研究者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去理解来自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具有不同的信念的人们，如何获取和处理信息[41]。 4 查特曼小世界信息行为理论的贡献、局限和新发展 4.1 查特曼小世界信息行为理论的贡献 从最初对穷人和弱势人群的信息需求、分享和使用行为感兴趣，到发现小世界生活与信息贫困的关联，再到对一般情况下的小世界情境下的信息行为的概念化，查特曼最终创立了“小世界”理论框架，解释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人们使用(在很多情况下是不使用)信息的方式。查特曼的三个理论创建是个逐渐深化和一般化的过程，解释了小世界信息行为的三个方面。首先，她的信息贫困理论认为信息贫困与小世界生活中的社会交往行为有关。与以往研究将信息贫困归结于经济贫困解释不同，她引进了新的视角——“小世界生活”，回答了信息贫困并非一定与经济贫困相联系，相反很大程度是与小世界的独特社会规范、文化和态度紧密相关[32,5]。这些规范不仅决定小世界成员对信息需求的感知、对信息渠道的选择，以及对信息价值判断，而且规定着正常行为(包括信息行为)的标准与范围、局内人和局外人的界限。生活在小世界中的局内人出于自我保护、不信任等原因，经常对外部世界采取隐瞒或欺骗等信息封锁行为，他们也很少自觉地从外部世界寻求信息。这种信息隔阂或交流屏障是导致弱势“小世界”信息贫困的主要原因[23]。其次，她的圆周生活理论延伸了我们对什么因素导致了个人寻求小世界情境之外信息的理解；最后，她的规范行为解释了，正是我们在小世界情境中的规范行为使得我们能处理所面对的大量信息[33]。尽管查特曼提供了数个版本的有关小世界的概念化，但是在其规范行为理论中做了最全面的阐述。规范行为理论尝试使小世界概念有更为广阔的应用，超越了探究穷人的信息行为而延伸到所有处于“小世界情境”下的人群[43]。 查特曼小世界理论的有用性在于，它具体解释了人们在社会环境和社会交往活动中处理信息的不同方式。查特曼对社会弱势社群、小世界情境和社会规范等的关注，在信息行为领域的最大贡献是将传统的人类信息行为以“认知视角”为主导的研究模式，转向“社会(交往)为主导的模式”[23]。在1980年代，查特曼开始研究的时候，图书情报领域信息行为研究对象多是科学家、学者等专业人员，主导研究范式是认知范式，即关注从界定问题到查询信息到判断相关性的认知过程，以及驱动信息行为的心理和认知因素。尽管1980年代有一些有关普通市民的大型调查，但是多是采用问卷调查的量化研究，缺乏对相关人群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入质性研究。查特曼改变了已有信息行为理论对情境因素的超越，开始把个人视作特定情境(小世界)中的个人，认为个人行为(包括信息行为)遵从小世界的世界观和社会规范，必须以小世界的生活体验为参照才能得以理解。在理论借鉴方面，她放弃了传统研究对个人认知和心理的观照，而从社会学借鉴相应理论框架。在研究方法方面，她采用了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开创了人类信息行为的社会学研究范式[23,26]。尽管，唐纳德·凯斯(Donald O.Case)等学者曾经批评过质性方法的某些缺陷，但是查特曼的研究方法对于深入理解社会底层等特殊人群的信息行为无疑是更为恰当的方法[5]。 4.2 对查特曼理论有效性的检验和应用 遗憾的是，查特曼因为癌症于2002年去世，没有能够对她提出的小世界理论进行更多验证、修正和拓展，特别是在规范行为理论上，发展不够充分。此外，她经验研究所选择的样本多是美国社会中处于非主流、边缘化的群体(如多为黑人女性群体，一些处于极端社会孤立的状态，如监狱服刑人员等)，这样的样本选择本身带有特殊文化背景。这就使得人们对其理论在其他人群，特别是其他社会文化中应用和借鉴的有效性产生疑问。后续学者为此进行了不少讨论，推动了查特曼理论的应用、检验和发展。其中，围绕信息贫困理论和圆周理论的讨论、检验、应用和批判最多，规范行为理论较少。 一些学者对信息贫困理论和圆周生活进行了应用和检验，但是在经验研究中较少直接运用查特曼提出的核心概念，而较多关注了其理论命题。其中，代表性的应用如赫斯伯格和斯莱戈的研究。赫斯伯格2000年深度访谈了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西雅图和北卡州格林斯博罗地区收容所中25位流浪父母的日常生活信息需求、信息查询行为和信息来源，研究以查特曼“信息贫困”理论为框架。赫斯伯格认为其研究结论不支持查特曼的第一条命题，被调查者不认为他们缺乏信息，也没有人提到他们的日常问题是缺乏信息导致的，相反，被调查者报告说有太多的信息，但是他们最担忧租不到房子。此外，研究也未发现隐秘行为[44]。但是，这一结论似乎恰恰支持了查特曼的观点，即要从关系决策的信息质量而非信息数量来理解信息贫困。2002年，赫斯伯格进一步调查了居住在西雅图和北卡州格林斯博罗地区的流浪人群的社会网络与信息传递，21位流浪者参与了该研究。研究结论确认了查特曼有关信息贫困的一些假设，例如流浪者通过隐秘和欺瞒等自我保护行为，感知到的危险暴露情况，以及信息与日常生活的相关性程度，来接受新信息和知识[45]。 弗兰克·斯莱戈在新西兰进行了两项低收入群体的健康信息获取研究，尝试在跨文化情境中应用查特曼的信息贫困命题。第一项研究调查了阻碍新西兰环太平洋族裔女性使用宫颈癌筛查服务的因素，以改善该类服务应用。研究发现，该族群偏好从人际渠道而非大众媒介获取宫颈癌筛查服务信息，他们抵触大众媒介信息的原因是，大众媒介在宣传他们族群时，通常强调他们是社会问题群体。被调查者强调，广告信息必须宣传说宫颈癌筛查对于所有女性都是有好处的，而不仅仅是针对某个群体。但是，与查特曼所调查的低收入群体多处于极端社会孤立状态不同，这一少数族裔群体没有个人孤立感，相反他们过着联系紧密的社会生活，其中教堂是社会中心，牧师是重要的意见领袖。他们能够接受来自外界局外人信息，但是这些信息首先需要通过他们的文化规范过滤才能被认可[46]。第二项研究访谈了20位新西兰人，他们都是城市低收入者，研究更具体地使用了查特曼的6条信息贫困命题作为理论框架，指导访谈提纲设计和访谈数据编码。研究发现查特曼的三个命题不被支持，即缺乏帮助来源、由于阶层分隔而故意扣留信息、选择性的吸收信息和新知识，只有一个命题被强烈支持，即守秘和不愿意暴露真实问题。“查特曼所发现的某些行为特征在本研究中未发现，尽管这些行为和态度本来可能是她所调查人群的典型特征，但是并不一定是其他地方信息穷人的特征。我们认为查特曼所界定的行为可能是那些处于受威胁环境中的人们更可能有的一些特征……而不是那些并非感觉自己处于危险境地的人群所具有的特征”[47]。斯莱戈的两项研究表明了信息贫困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可能有不同的特征，甚至在同样的文化或社会，在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中也有不同的特征。这就需要进行更多的经验研究来验证查特曼的理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两项研究也支持了查特曼的观点，即信息贫困与社会情境相关而非一定与经济贫困相关。 4.3 对查特曼理论局限的批判和发展 查特曼的小世界信息行为理论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批判，并启发了他们发展新的理论。例如，尼尔·波洛克[41]曾质疑查特曼的信息贫困理论，认为信息贫困是更为复杂的问题，不是四个概念和六个命题所能完全解释的，他批评查特曼的研究“将社会交流简化为情形相关性问题以及世界观下的社会网络问题，而非是有关权力的问题”，以及查特曼的社会学立场将物质、语言和经济因素放在次要的位置。波洛克还指出信息贫困理论的某些观点不一定能站得住脚，若将小范围人群孤立的信息经历延伸到世界范围内更大的信息贫困人群中，与信息贫困相关的因素，如隐秘和欺瞒，可能不能界定信息贫困的各个方面。 吉姆·汤普森[42]认为在回答信息贫困问题方面，查特曼在其他学者主张的信息基础设施(数字鸿沟视角)、贫困亚文化和个人态度两个视角之外，提出了第三个视角——“小世界”生活，但查特曼基本未考虑前两个视角，如信息基础设施丰富还是贫乏等对信息获取的影响，她主张建立整合了三个视角的信息获取综合模型，用之来分析更广范围内的社会信息获取现象。而就整个社会信息获取来看，伯内特等认为，查特曼的理论尽管在考察某微观的具体社会情境中的信息行为方面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在区分一个小世界和另外一个小世界界限上，就失去了其应用价值。尽管查特曼的确尝试将其关注点扩展到信息贫困的情境之外，但她很少关注各个小世界之间的交互，以及小世界与环绕小世界的外部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交互。近年来，伯内特和雅格通过将查特曼的小世界理论和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交往理论相结合，提出了“信息世界理论”(theory of information world)[44,49]，不仅用之来解释小世界微观层面的信息过程和社会过程的交互，而且，还解释在宏观社会层面二者之间的交互[25]。该理论关注五个社会元素，社会规范、社会类型、信息价值、信息行为和边界，从小世界日常生活、中间层的公共领域的社会机构，以及整个社会的生活世界和支配生活世界形成的力量，这三个层次来考察信息行为[48]。 国内于良芝教授在长期研究信息不平等和信息分化过程中，对查特曼的小世界理论多有反思、批判和发展。小世界理论是一种中观层次理论，从贫困的生活世界来探究信息贫困原因和产生机制，但是就信息贫困和信息世界本身而言，正如于良芝教授所指出的，很少回答了“信息”之贫的程度[27]，而在查特曼的论述中，尽管数次运用到“信息世界”这一术语，但是都是从社会世界的信息方面来论述的，其小世界概念同样如此，并没有真正论述“信息”世界。这一局限再加上查特曼研究的质性取向也导致不可能从量化指标的角度更精确测量何为信息贫困或信息穷人[49]。于良芝教授通过在国内对农民、城市低收入者等群体的经验研究，提出信息穷人的“信息层面之贫”主要表现为三个维度：缺乏机会和自由增强自己的信息资源基础；信息实践范围和类型有限；有限的信息资产和信息赋权能力[24]。其次，于良芝认为，信息贫困和信息不平等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查特曼小世界理论在对信息贫困或信息不平等发生机制理解上存在解释力局限，该理论虽然在认知视角之外提出了个体在特定生活情境下的意义建构对信息行为的塑造，但依然局限于强调个体主观能动性方面。她认为，需要建立一个整合了社会结构和个体能动性双重视角的整体性理论。基于上述方面批判，她提出了“个人信息世界”(information worlds of individuals')的概念和理论框架[50]。她将个人信息世界定义为：由空间、时间、智识三个边界限定的信息主体活动领域，在这里，信息主体通过其信息实践从物理世界、客观知识世界、主观精神世界的信息源中获取信息，汲取信息效用，积累信息资产。她认为，个人信息世界概念框架能更好界定和测度信息穷人、信息不平等概念，以及更好解释信息贫困的发生。她认为信息贫困的发生是因为，信息主体受资源、机会、社会流动、教育模式等因素的限制，只能构建狭小的个人信息世界边界，而狭小的个人信息世界边界又反过来限制信息资源的获取和利用。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信息世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井口”效应，让身置其中者只能接触部分可及信息源。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信息保障不断改善的情况下，被保障者的信息贫困却常常保持不变的现实。 查特曼的理论同样还启发了凯伦·费舍尔(Karen E.Fisher)的“信息场”(information ground)理论的提出[5]。查特曼的“小世界”理论和费舍尔的“信息场”理论都是对人类信息行为发生情境的论述。从空间上看，前者强调了空间的限制性，后者强调了空间的开放性。从社会因素看，前者强调了小世界的社会规范对信息获取和分享带来的阻碍，后者强调了其他人同时在场为信息的偶然获取和分享带来的机会。两位学者的理论构建取向尽管相反但却呈现互补性[12]。 尽管查特曼理论引起了学者的兴趣和重视，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现有研究中仍然以提到或简单引用为多，经验研究中应用和检验查特曼理论(尤其是核心概念)的研究并不多，在跨文化背景中的实证研究更是缺乏。不少学者尽管意识到其理论解释力局限，但似乎都没有在查特曼理论基础上进行评估、修正，而多是另辟蹊径发展新理论框架。 5 结语 本文详细的综述了查特曼小世界信息行为理论的研究过程，以及小世界理论的核心概念。查特曼不仅是图书情报领域构建新理论的典范，而且更注重理论联系实践。在她大多数的研究文献中，理论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都是希望能更好理解公共图书馆的非用户群体，理解他们的信息需求和信息获取、分享行为，从而为改善公共图书馆服务提供建议[9]。尽管查特曼的小世界理论在理论解释力、样本和方法论上都存在一定局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查特曼理论对于研究贫困和社会边缘人群的信息行为，以及其他处于“小世界”情境下的人群的信息行为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框架和经验。她在人类信息行为研究中，将研究传统从认知范式转向“社会”方式上也作出了里程碑式贡献。 (收稿日期：2015-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