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学创新与发展的内在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3)12-0038-06
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党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政治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政治学的创新与发展。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在恢复重建的三十余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面临着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寻求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创新方向，推动中国政治学不断深入发展，既是中国政治学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政治学这门学科在当下亟需解答的命题。
一、中国政治学创新与发展的基石：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特点
政治学作为“研究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社会主要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的科学”[1]，在研究对象上所关涉的领域往往都是事关全局的大事，同时体透着厚重的价值意蕴。抱持“价值中立”的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没落已经用事实证明，政治学研究者不仅无法祛除价值因素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干扰，而且“价值中立”本身也难以真正将政治学研究引向科学的结论。这要求政治学研究者的立场和态度必须鲜明地表现出来，“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以其科学的方法、客观的态度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为中国政治学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2]因此，谋求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创新与发展，首要在于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理论，而坚持和继承的前提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内容有一个基本把握，也就是要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原理与基本特点，寻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政治学基本理论的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不是现成的，经典作家虽然有丰富的关于政治问题的论述，对社会政治现象与政治活动也有深刻的理解和透彻的分析，但是总体来讲对政治学理论问题进行相对集中或系统论述的论著并不多，更多的是散见于不同时期的诸多论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撰写了大量政治分析的论著，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庭》、《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论国家》、《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邓小平文选》中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论述、胡锦涛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论述等，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作过许多重要的阐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得以不断地丰富、完善和发展，我们需要把握其中的内在一致性和逻辑关联，寻求其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基本原理。如果我们不能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就无法真正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一致性，不仅表现为基本原理方面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而且表现为基本特点方面的融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其中所包含的政治理论与政治思想，无不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特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之所以具有科学性，是因为它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能够客观、现实地揭示政治的本质，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政治分析的根本方法，能够揭示政治现象发展变化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批判的，认为政治现象是不断发展的，而认识政治现象的目的在于改造社会政治，推动社会政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之所以具有实践性，是因为它是在人们的政治实践活动、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活动中创立、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不断发展的。[3]
二、中国政治学创新与发展的前提：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历程与创新精神
谋求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创新与发展，必须以创新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为指导，这就要求理解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是如何体现时代特征，在传承中所体现出的不断创新、不断超越的理论品格。
与马克思主义一样，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学的理论品格也应该是与时俱进的，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中蕴涵的政治学理论，是一个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从而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的典范。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4]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毕生注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新情况，始终根据科学和实践的新发展来不断补充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种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和实践，为后代马克思主义者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其代表性作家都结合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及本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推向时代的新高度。列宁在创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苏维埃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毛泽东在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领导中国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邓小平结合时代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特征，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蕴含着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新要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成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地领入二十一世纪；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党中央面临新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关于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事关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过程中不断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新成果。由此，在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孜孜探索与不懈努力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形成。
中国的政治学工作者，尤其是高校政治学的工作者，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理解其理论品格的前提下着眼于中国政治学的创新与发展。我们知道，高校是一个知识生产的重要机构，而知识生产与一般的生产不同，其价值在于不断提高知识增量而不是简单的重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校就是通过知识的生产、流动和应用来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的。在此意义上，着眼于创新与发展，既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创新与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知识生产本身的规律性要求。这也就是说，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所蕴含的政治理论与政治思想，必须在全面准确地把握它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以它为指导去分析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实践，对其加以理论说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提供更多更为丰富的内容，从而不断推动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可以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可能一成不变，必定适应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博采众长，不断向前。”[5]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我们必须充分阐释和深入挖掘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因为离开了这一点就有可能迷失方向，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绝不能停留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阐释和挖掘上，更为重要的是还要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观察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着眼新的实际，使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真正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我们深化政治学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尤其是政治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新课题，用新的政治学理论指导新的政治实践，否则就会丧失活力。
三、中国政治学创新与发展的重心：凸显学科的学理性和开放性
长期以来，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有一种不良现象，那就是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往往只是通过简单地经验认识去得出结论，由于缺乏学理化的论证或科学化的解释，往往沦为空洞的说教。这一现象尤其滥觞于对党的一些论断和中央的一些政策用简单注解的方式。如果政治学研究不能以充满理性的语言去描述政治现象，那么它就与人们的一般性直觉没有区别，从而也就丧失了它作为一门学科的意义，中国政治学的创新与发展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对于政治学缺乏学科意义的误解是有前车之鉴的。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进行院系和专业调整，政治学、社会学等一些今天看来是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学科被取消了。基本理由有两点：一是认为政治学、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二是认为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辩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就可以了，用不着再有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6]以后，这些学科才开始恢复和发展。尽管这些年政治学、社会学发展得比较快，但总体来讲，中断的几十年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影响了中国政治学、社会学的繁荣与发展的进程。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之所以如此曲折，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长期被否定，抛去当时的历史因素不谈，恐怕与中国政治学的学理性研究不够突出不无关系。我们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绝不是以马克思主义取代或取消各门学科，而是用它来保障和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与发展。当下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在此之外显然还有学科的划分，只有每个学科都创新与发展了，才能谈得上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与发展。对于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理应而且可以用学科化的方式来学理性地表达，不断增加解释力和说服力。例如，政治学工作者，尤其是高校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对于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既要坚持宣传，更要从学科的角度、学理化地论证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增强其吸引力、说服力、穿透力和感染力。事实上，通过学理化的科学论证方式，对于帮助人们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践加以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既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比如有些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只要以学理化的方式从逻辑上稍加分析，就完全可以辨别出来加以剔除。
与此同时，谋求中国政治学的创新与发展，还应该凸显学科的开放性。时至今日，政治生活的日益复杂对于政治学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传统的政治学已经不能满足对于当下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的需要。中国政治学的求新求变，一方面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路径去推动政治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在于中国政治学应该表现出开放包容的姿态，不但不拒斥新兴学科的涌现，而且还应该积极地与之交融并更新知识谱系，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实际上，政治学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在撇离其他学科的情况下得以实现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使用社会学的方法与视角，对古希腊的城邦制度进行考察。近代的政治思想家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运用了地理学、气象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资源去分析政治现象。而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这些交叉学科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也恰恰说明创新性地汲取其他学科的营养对于政治学发展的助益。当下，还有一些政治学的前沿交叉学科正在涌现，如政治考古学、政治人口学、政治语言学、政治人类学、政治传播学、政治动力学、民族政治学、政治心理学、生物政治学等。与国外的进度相比，这些交叉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还比较滞后，在专业人才培养和研究方法使用上都存在较大的局限性。[7]因此，中国政治学创新与发展的重心应该向更新学科的知识结构上倾斜，特别是高校和其他政治学研究机构应该在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上下大力气。对于具备其他学科背景并有志于政治学研究的科研人才，我们应该积极引导并鼓励他们把其他学科的知识作为政治学的研究资源；对于可以扩展政治学研究视角的其他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我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在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育中开设相关学科的基本课程；对于一些已经在中国政治学界发展得比较成熟的交叉学科，我们应该考虑设立专业甚至成立院系。同时，我们对于中国政治学原有的学科设置也应该进行更为合理的布局，通过对政治学学科的创新性安排来推动政治学发展。以比较政治学为例，其在西方政治学学科体系中的位置非常重要，但是在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中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但“比较政治作为二级学科纳入高校政治学学科建设，对充实和完善政治学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8]近年来，一些高校开始增设比较政治专业或设立比较政治系，应该说是中国政治学在创新与发展的道路上一些有益的探索，也是应该继续努力的方向。
四、中国政治学创新与发展的抓手：注重研究方法的坚守与多元
中国政治学的方法论在三十余年间的发展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方法论的基本框架业已大体完成。总体看来：一是基本架构了政治学方法的理论体系；二是政治学方法的切入视角趋向多元；三是政治学方法在实证方法特别是计量方法的使用比例升高；四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进路日益清晰；五是对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译介和本国政治学方法论的著述均有提高；六是方法论的内容更加丰富。[9]但是在中国政治学的方法论领域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基本方法的弱化，另一个则是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尚显单一。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它们就会成为中国政治学前行的桎梏。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注重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坚守与多元，就可以凭借它们为中国政治学创新与发展提供有力抓手。
中国政治学的创新与发展能否体现出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说到底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能否取得创新与发展，而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和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就会有什么样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也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也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坚持、创新和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条件，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也需要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最根本的方法，它要求辩证地、客观地认识和分析政治现实，从一定的历史条件出发考察政治现象，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去探究政治发展的动因，指出政治活动和社会物质存在之间的矛盾和内在联系，透过现象看本质，真正提示政治现象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唯物辩证法是总的研究方法，在这一总的研究方法之下还有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和利益分析方法等。所谓阶级分析方法，就是在考察阶级社会中的任何政治现象的时候，都应该找出它所体现的阶级关系，从本质上深刻提示政治现象的阶级本质。基于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认为政治的实质是阶级关系；所谓经济分析方法，即从政治归根结底是经济的反映，物质的生活方式制约着政治生活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认识和分析政治现象的规律性。基于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历史分析方法即从政治现象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角度进行研究，探讨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发展的规律性，并预测政治现象的发展趋势。基于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并将最终走向消亡；所谓利益的分析方法，即从利益的角度分析人们结成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和政治社会关系的动因，分析政治的内容和特性，揭示不同社会背景、不同社会阶级、社会群体、社会集团乃至个人之间政治关系变化及其发展变化。这与经济分析方法与阶级分析方法是相通的。上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方法，是我们必须坚持和继承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在总体上仍然偏重于定性研究，而且这种定性研究也不完全是严格意义上的演绎推理和规范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学研究停留在用简单的预设来得出武断的结论，“思维和视角相对模式化，并且‘人文化’气息较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却涉及较少，即使是运用现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其运用能力也与国外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由此导致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整体规范性和科学化程度比较低。”[10]因此，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的同时，还应该不断拓展研究视角，丰富研究方法，以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去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创新与发展。这可以在两个维度内展开：一是借鉴和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二是批判地借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如政治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理性选择分析方法、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等。比如，阶级理论分析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由此产生的许多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如阶级与阶层的关系，各阶层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协调等问题，在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还需要用阶层的分析方法，否则就难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新实践。而且，中国政治学的创新与发展不应该在孤芳自赏式的封闭状态下进行，“政治学研究同任何其它科学一样，不能故步自封，必须面向世界，敢于引进外国政治学的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验证，以便参考、借鉴。”[11]我们需要与西方政治学界对话，需要以全球化的视野去看待政治生活的变迁。那么，我们就不能无视西方政治学界在发展期间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实际上，中国政治学在“补课”阶段也的确注意到并开始借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如博弈论、控制论、信息论等。但是从目前来看，我们对于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借鉴并不成功。在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使用上，要么是缺乏对中国具体国情的审慎考虑而照葫芦画瓢地生搬硬套，要么是在未能了解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理论内涵的前提下一味地趋附学术时尚而导致的画虎类犬，真正具备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理论素养的政治学研究者并不多。由此可见，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需要向纵深发展，需要充分而深入地借鉴并掌握其他学科以及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上，完成中国政治学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统一，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统一。
五、中国政治学创新与发展的面向：以理论建构与现实关照并重
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应起码具备两方面内容：“一是时代精神的主题化，即把时代性的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升华为某种基本的哲学理念；二是基本理念概念化，即以逻辑化的概念体系表述相应的理论内容。”[12]中国政治学起步较晚，其理论体系的搭建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就其创新与发展而言，至少有两个不容回避的面向，即理论建构与现实关照。
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后的一段时期内，其理论建构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西方政治科学作为参照系的，有大批学者对政治科学进行深入研究，一系列西方政治科学的代表性著作纷纷得以引介，一些中国学者在政治科学领域的优秀成果也相继问世。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横空出世，在西方政治学界掀起了政治哲学的复兴。也许是因为学术资源交换上的时间差，中国政治学界对于政治哲学的关注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形成规模。西方政治学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科学，再由政治科学到政治哲学，这种理论转型经历了上千年的积淀。而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系统开展也不过三十余年，可以说，中国政治学界面对西方政治学界的转型在理论准备上是措手不及的，我们对于政治哲学的研究还基本驻足在对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引介和理解上。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当务之急在于深化我们对于政治哲学的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政治科学在中国已经过时了，西方政治科学的发展也仍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理由中断对政治科学的研究。而是因为政治科学本身存有理论“盲区”，对于政治价值、制度伦理、何谓善的生活等形而上的问题，政治科学并不能提供解释。而政治哲学的功能则能够弥补这一理论“盲区”，对这些问题一一作出回应。结合中国政治学的研究现状，“我们必须对政治价值体系、国家的伦理诉求、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基础等更具前提性和根本性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进而形成中国自己的但又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哲学理论，用政治哲学思维形成我们自己关于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图景’，并以此参与世界秩序重构的历史进程”。[13]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首先是要学习并理解西方政治哲学的逻辑与进路，但又绝不能仅仅是为西方的政治哲学家添加注脚，更重要的是抒发中国政治学人的理想情怀，提出原创性的政治哲学理论，与西方学者进行理论平等的对话。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一方面可以吸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粹，另一方面需要挖掘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智慧，尽早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当代西方的政治哲学总体上仍然只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较量对决，而且有意舍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或使之边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强调的阶级分析方法与立场及其人类解放论，不仅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及其社会文化的总体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仍然是当下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主题。”[14]
理论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实践，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政治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也离不开当今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国政治学在理论建构的同时也不能离开对现实的关照，关键是要用发展的政治学理论去分析与指导当代中国新的政治实践，既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说明和阐释新实践，又要用充分总结和概括新的实践，将其上升到相应的理论高度。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是治国安邦、经世致用之学，它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学术价值，更重要的在于其应用价值。纵观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规律，即它是在不断解决人类生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中体现出自身价值的，也是在解决这些重大实践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作为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它的政治发展和变革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自己的特殊性，面临的许多问题既是史无前例的，与其他国家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这意味着，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既不可能在故纸堆中、也不可能在国外的理论中寻找到现成的答案。这种现实，既是对当代中国政治学的一种挑战，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难得机遇。只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密切关注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及时回应政治实践向理论提出的问题，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面临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答，就会获得理论创新的动力，不断推动政治学的发展与创新。[15]当下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虽不致说缺少现实关照，但有的属于应景之作，有的仅从一般性的意义上泛谈，还有一些研究的问题意识并不突出，其中规范性的实证研究尤为匮乏。“由于实证研究不规范，政治学研究难以从鲜活的政治实践中提炼出理论，政治理论远远滞后于政治变革的需要，无力解释当前政治生活。”[16]中国政治学的创新与发展在现实关照这一面向，一是要对中国现实的创新性需要作出积极回应，如社会管理创新、政党制度创新、民主机制创新等，二是要在研究层次上作出创新性的扩展，从宏观与中观研究延伸至微观研究，从对整体主义的关注延伸至对个人主义的关注，对诸如基层治理、个体政治行动的逻辑等微观政治现象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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