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越关系：历史研究纵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所有关于美越关系的书籍和文章基本上都围绕着一个事件——越南战争。这场冲突成为目前大量而广泛的文献涌现的根本原因。大多数学者都重点探讨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卷入越战最活跃的这一段时期。
有关美越关系的学术研究严重地偏向于美国方面的资料和观点。但没有人可以否认，这场战争的起止深源于越南国土内。如果不理解越南现代史发展的内在动因，确实是无法明白美国在那块硝烟弥漫的国土上最终不能实现其目标的失败原因。
对于所有以美国为中心、范围极广的美越关系学术研究进行分类，并不那么轻而易举，其范围不仅涵盖了外交、军事和政治史的传统研究，还包括了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研究、性别研究、智力与社会研究、文学、新闻学和伦理学等迥异的领域。然而，大多数书籍和文章都特别关注几个核心问题的其中一两个。第一类核心问题涉及美国卷入越战的动因。为什么美国会在军事上干涉越南？为什么华盛顿的决策者逐渐把越南看得对美国国家安全如此重要以至在那里投入超过50万的美军？什么原因致使战略、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或心理等因素的混合力影响了美国人的思想？第二类核心问题是关于美国的战略。为什么美国会选择那种方式的战争？为什么最终会失败？是否采取另一种战略和战术就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最后一类核心问题是对越战的经历和意义提出质疑。在印支的长期挣扎导致了什么后果？对于美国是什么后果？对于越南是什么后果？对于世界又是什么后果？这场战争对于未来提供了什么经验教训？
作者拟对围绕上述头两类问题所展开的争论进行概述，重点介绍意见一致的主要方面和仍在争论中的观点，并且将对于推动这些争论向新方向发展的几本著名论著进行讨论，最后就有关未来研究的潜在发展方面的主要思潮作一总结。
二
有关越战的文献在某些方面呈现奇特的模式。学者们一开始就采取了激烈抨击政府政策的立场，这一立场随着战争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得人心而不断激化和加强。只是在于1975年北越成功地统一了国家之后才出现了修正派思潮，然后这一思潮“为美国政策进行了为时已晚的辩护，而不是对其进行通常的批评”。
早期越战分析家对美国政策进行挑刺时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这些分歧在于他们对美国政策的不同解释。 莱斯利·盖尔布（Leslie
H. Gelb）和理查德·贝茨（Richard K.etts）在1979 年的论著《越南的讽刺》（The Irony of Vietnam:The System Worked,1979）中， 对美国干涉越南失败问题总结了专家们在60年代和70 年代提出的不少于9种的解释。这些解释的范围包涵了从经济帝国主义论到理想的帝国主义论，从官僚政治论到国内政治论，以及从理解失误论和种族中心论到意识形态盲目论和国际关系的权力政治驱动论。换言之，早期学者们都一致认为，美国在越南没能达到其目标，并且都趋向于肯定，美国的干涉铸成了一个极大的政策错误，但是他们则在为什么美国会失败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而且就导致并延续美国进行干涉的几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展开了争辩。
从这些早期的争执性解释中可以发现两种相对立的立场。这两种立场一直到最近仍可以从学术研究中反映出来。一种立场是自由现实主义派观点，认为越战是可以避免的悲剧。这种观点强调，如果美国决策者对美国在东南亚处于危急中的有限利益作出更充分和更现实的衡量，这场悲剧也许可以逆转。这一观点的另一派认为，如果他们认识到美国力量的局限性或者承认越南国内革命的民族主义具有不可阻挡的召唤力，那么美国可能不会有这场战争带来的不必要的痛苦。另一种立场正好背道而驰，有时被称之为极端的修正派立场。这一流派认为，越战是美国寻求世界霸权地位的必要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由于美国经济和战略上的需求，美国不能不在越南和其他地方抵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和当地民族的革命。那么，根据极端的看法，越战并不是一件可以避免发生并将之归咎于政策的失误和理解的失误的事件，而是贪婪的超级大国需要建立全球优势，确保全面服从其意志并且镇压一切违抗其统治的力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70年代末，在共产党军队胜利进军西贡后的几年里，乔治·赫林（George C.Herring）出版了综合前人观点的权威性论著。 赫林利用了各类一、二手资料对越战进行了至今最完整的阐释。其著作《美国最持久的战争》（America's Longest War ）详细地论述了美国在越南的努力从一开始就铸成了大错和发生了误解。他个人的看法并不完全靠拢于自由现实主义阵营的一些欠思考的观点。他坚持认为美国在越南执行的“灾难性”政策，“主要不是决策者判断的错误或个性扭曲的错误”。相反，他认为，美国的干涉是一种世界观和遏制政策的“一个合乎逻辑的产物，即使不是必然的产物。遏制政策曾被政府内外的美国人在二十多年里从未认真地加以思考而接受下来”。换言之，越战不能被视为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而轻易地处理，也不能被解释为必然的事件，它是自“遏制”本身具有先天不足以来，至少从美国官方把它应用于东南亚以来，一种不合乎逻辑的全球战略所导致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赫林的著作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它既反映又重新塑造了学术界和非学术界的越战研究专家已经形成的观点。虽然赫林的自由现实主义观点继续遭到来自左派的反对（在80年代初之后还遭到右派的反对），但其著作仍不失为主流思潮的范例。
最近一本对美越关系研究较有成效的著作是加利·赫斯（Gary R.Hess ）的《越南和美国：战争的起源和遗产》（Vietnam
and
theUnited States:Origins and Legacy of War,1990）。赫斯以自由现实主义的立场为基础，同赫林的主要论点完全没有分歧，只是更多地注意到在这场战争中的越南一方。他明确地阐明：“要评价美国在越南的作用，了解越南历史和文化是非常基本的”。但由于他主要是研究美国外交史的专家，因此他指出的问题仍然是美国中心论。赫斯提出几个因素的混合作用可以充分地解释为什么“如此一个相对弱小而不起眼的国家”对“美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列举了这几个因素：“一种把共产党国家列强进行对抗视为‘零和游戏’并且把东南亚国家当成潜在的‘多米诺骨牌’的全球战略；告诫人们制止侵略的重要性的‘历史经验教训’，而由此把越南看成是共产党国家列强‘考验’西方国家意志的另一个场所；美国的承诺与‘信誉’的相应增长，而这两者致使美国认为若置身于事外就相当于放弃其世界领导地位；美国传教的历史使命促使领导者及百姓和军人都把在越南的活动看作是实现西方理想的一次机会”。
根据自由现实主义流派的观点，美国对充其量只是一场越南人的国内战争的干涉，在那时应当可以避免；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对美国的安全或名誉不会带来多大的损伤，因为没有什么可见的利益处于危急中。无论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或尼克松当时的决定是多么地有目标和慎重，稍微明智一点的领导人也许都会更小心地衡量可能会出现的危险和好处——然后决定不实行军事干涉。
这种基本的看法为大量有关一般性论述美越关系和特别是论述越战的著述定好了论调。虽然80年代出现的保守派对自由现实主义流派的一些核心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但实际上一点也没有影响自由派观点在学术主流界中受到广泛认可的地位。保守派对自由现实主义立场的批评最多就是啃了一下边，它并没有正面对其中心立论提出直接的质疑，更谈不上提出相对立的观点，只有极端的修正派如同在60年代和70年代一样提出了最严厉的最有深度的、也最有挑战性的相反观点。
最完善地提出修正派立论的是加布列尔·科克（Gabriel Kolko ），
其论著《一场战争的剖析：越南、
美国以及现代历史经验》（Anatomy of A War:Vietna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odernHistorical Experience）出版于1985年。科克把美国的干涉看成是， 由于美国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大国的地位，因而产生一整套结构性动因而产生必然的结果。美国的政治经济对日益增长的贸易和投资场所的需求，对获得更多重要原料的外部来源的需求，以及对进一步加强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同第三世界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一体化的需求，促使它走上了与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相碰撞的道路。科克认为，“华盛顿企图指导和加强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一体化的野心”成为“必然导致其在1950年后干涉越南冲突的最重要原因的目标”。在他看来，象在越南发生的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期内必然会在某一地点发生。科克认为，“这几乎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事件，而是现代美国野心、力量和弱点的合乎逻辑的产物”。
虽然细心的读者当然能够注意到科克与赫林在某些分析和阐释的各异观点上有着共同之处，但是他们对美国干涉越南——以及美国的撤出和失败的主要辩解是根本对立的。自由现实主义对越战的观念是，它是一场不恰当的恐惧心理和认识上的失误导致的偶然悲剧，这一观念是难以同极端的修正派对这场战争的看法相调和的，因为极端的修正派把越战看成是美国追求全球霸权的必然结果。这些对立的观点在学术著作中造成了一条基本的裂痕。
三
学者们对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深卷入东南亚的阐释十分广泛。然而，在一个基本点上是存在着共识的：几乎所有的专家现在都同意，美国在40年代末对法国承诺义务源于美国对范围更广的冷战目标的慎重而有目的的考虑。但这些目标主要是以经济为特征还是战略、意识形态、政治或心理因素的产物，至今仍然是主要的争论焦点。
安德鲁·洛特（Andrew J. Rotter ）的《走向越南之路》（ThePath to Vietnam: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Commitment toSoutheast Asia,1987）是研究美国早期卷入东南亚的其中一部研究最详细的著作。洛特以威廉·阿普曼·威廉（W.A.William ）提出的传统修正派理论为框架，设定美国寻求开放的世界决定了它要求东南亚必须稳定和重新构造，因为东南亚同西欧和日本这些中心地区具有重要的经济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必须预防共产主义的危险“病毒”。用洛特的话来说，“美国战后努力重建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在东南亚，特别是越南，这种努力起了关键的作用”。
但是，难道美国的动机就仅仅是或主要是经济目标吗？或者是否还有其他同等重要甚至更有影响的考虑因素也制约了美国的行为呢？这些关键问题产生了众多的不同研究方法和侧重。 例如， 罗伯特·布林（Robert M.Blum）强调美国在东南亚承诺义务的政治背景，认为国内对谁“丢失”了中国这一辩论加强了杜鲁门政府要在越南实行一种更为积极的政策的倾向。麦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对美国占领日本的研究颇有造诣，认为美国对日本经济复苏这种占据主导地位的义务承诺促使美国干涉越南。但他也注意到，那种政策的战略因素同其经济因素是密不可分的，遏制苏联及1949年后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的优先考虑因素与经济的优先考虑因素都同等重要，甚至超过经济因素，这一点对美国政策的形成也起很大的作用。加利·赫斯和乔治·赫林等专家的著作也更多地倾向于对美国最初向法国作出义务承诺的做法作多种不定的分析。
上述学者总的来说承认，修正派所提出的美国干涉越南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企图将东南亚正在形成中的国家的经济同西欧和日本这些核心地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的观点是恰当的。但他们并不一定是把那种政策解释为由物质需求所决定的政策。关于美国最初卷入越南的争论不是那么简单地可以得到解决，因为这一问题本身颇为复杂，也具有非常丰富的材料证明。确实，从这一随意的缩影就能够看出美国外交史领域中存在的基本裂痕。
美国在50和60年代期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逐步加深卷入印支的问题也引出了大量的著述，并带来同样的争议。探讨这一总论题的学术著作范围广，也多样化和复杂化，但大多数书籍和文章都集中讨论几个美国政策中转折性问题：艾森豪威尔政府对1954年法国人在奠边府失利的反应以及在同年的日内瓦会议上的作用；肯尼迪政府对战争不断升级的取向；约翰逊政府在1965年春对进行全面战争的勉强承受。
几个令人迷惑不解的简单问题构成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的基本轮廓。学者们提出的问题是，什么被理解为利害关系的因素得以说服美国政府动用了几十亿美元和上百万美军？更准确地说，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各政府如何作出导致美国日益卷入印支的决定？学者中最基本的分歧不在于美国的决定是否明智，因为在过去几年里几乎没有什么人为那些决策作辩护了，其分歧却在于一些学者相信美国干涉的不断升级是由于一系列不恰当的恐惧、理解的失误或判断的失误所造成的结果，而针锋相对的另一些学者则确信美国的干涉归结于帝国的冷战逻辑思维，用布鲁斯·克明（Bruce Cumming）的话来说， “越战对于支撑世界各地的边缘地带是很重要的。”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政策的争论十分激烈，这一争论对研究50年代期间的美越关系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第一浪潮的艾森豪威尔研究的修正派觉得早期批评家对艾森豪威尔的评价太过苛刻，并引证艾森豪威尔精明地避免在国外实行干涉活动为他外交成功的标志之一。他反对干涉奠边府的果断决策是这些学者指出的基本事例。学者们尽管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最终都称赞艾森豪威尔的慎重。
然而，最近一些研究扩大了研究面，致使对艾森豪威尔的所谓慎重与明智提出了很大的怀疑。在这方面，有两本著作特别具有价值。乔治·卡欣（George McT. Kahin ）的《干涉》（Intervention: How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1986），爆出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扶持吴庭艳南越政府中起了作用这一事实。卡欣把支持吴庭艳的决策称作美国在越南整个三十年冒险行为中最致命的，也是最愚蠢的决策之一，那个决策正是为未来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埋下了种子。大卫·安德逊（David Anderson ）的《成功设下的圈套》（Trapped
bySuccess:The Eiso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Vietnam,1953—61，1991）是目前关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越南政策的最综合性论著，同样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肯尼迪政府在加深美国对越南干涉中所扮演的角色已引起学术界更大的关注。大多数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肯尼迪的决策导致干涉的不断升级，但并不是急剧的升级，他把美国同南越更加紧密的联系留给了后任，但这联系仍然是有限的。然而，在其他几乎所有很关键的问题上，学者们都各有不同的见解。这些问题包括，肯尼迪决策背后的指导思想、越南对美国整体外交政策目标的意义、吴庭艳政权和越共“叛乱”双方的本质和力量、美国在反对吴庭艳政变中的确切角色以及吴庭艳倒台后对西贡政权和美越关系的稳定所产生的更广泛的影响。
关于为什么美国会干涉的问题，在解释上的基本分歧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对历史资料的不同处理方法。自由现实主义派尤其注意美国政府内的决策过程。他们得出的结论主要基于对众多已经解密并供学者参考的备忘录、电报、政策文件和会议记录的详细阅读。外交史研究的传统方法是根据这样一种非常合乎逻辑的命题：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当时官方所说的最重要的东西，尤其是那些在闭门会议上所表达的东西以及私下发表的讲话和评论。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内的决策者们在他们经常商讨越南政策时很少谈及实现东南亚一体化的需要或日本经济复兴的重要性。按照这种评估资料的方法，上述的这些因素都不可能是影响美国政策和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极端的修正派会反驳道，无可争议的设想对形成政策决定也有很大的影响。美国的总体目标和需求同较大范围的世界体系相关的一些设想，是如此普遍地得到官方和私人机构的上层人物的接纳，以至没有必要明言。因此，那些核心思想的相对重要性难以简单地从辩论期间它们被提及的次数多少这些记录来推断。如果上述说法真的有道理，那么历史学家如何确切地查实这些设想呢？换言之，历史学家能够运用学术研究的哪种方法，如果他们倾向于相信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跟说出来的东西一样对政策制定具有显著的作用的话？
布鲁斯·克明（Bruce Cumings）认为， 理论——特别是世界系统理论提供了可靠的指南。他在评述美尔温·雷夫勒（Melvyn Leffler）的《权力的优势》（A preponderance of Power）时相当明了地说明了这一情况。克明把此书与托玛斯·麦考密克（Thomas Mocormick）作对照，他说后者的研究具有更优胜的分析观，因为丰富的世界系统理论观点指导着麦考密克；相比之下，雷夫勒的著作缺乏理论的充实。他说，《美国的半个世纪》的分析法优势，“向那种认为只有在档案中才能发现证明的观念提出了质疑”。
四
对理论和事实处理的不同方法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献具有相当大的裂痕——有关美越关系的文献也必然如此。尽管这条裂痕永远无法弥合，但研究美越关系的未来学者肯定会努力地缩小分歧。例如，他们应该考察某些问题和课题，使他们本身更直接地与自由现实主义派观点和极端修正派观点相接合。他们可以通过推进和证明那些位于理论和经验之间的连接性假说，在理论为主的研究方法和资料为主的研究方法裂口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有关美国在越南的干涉逐步降级的文献，特别是研究1968年春季攻势之后引起的国内与体制危机的著作，是说明上述问题的极好事例。科克的《一场战争的剖析》概括地表明了，1968年的美元／黄金危机与约翰逊政府后来作出的限定派遣美军最高人数以及同北越开始谈判的决定具有共生的关系。以前的学者，无论是自由派还是极端派，都几乎是完全忽视那种关系。现在，他们都普遍接受科克的先导性研究，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被科克提出了资料论据来论证其观点所打动了。决策者确实大量地讨论越南的僵局对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及华盛顿同它的最重要的盟友的关系所带来的影响。资料论据的重要性是如此地关键，以至没有人可以忽略它。
关于美国干涉的逐步降级方面的、范围更大一些的议题，毫无疑问地仍然是专家们激烈争论的焦点。美国开始撤出越南的痛苦历程主要是现实地考虑到帝国的损失代价太大的结果吗？那么“春节攻势”代表美利坚帝国已达到顶点了吗？简言之，这一理论正确吗？从科学的观点来讲，“春节攻势”迫使美国“拖延了很久后才真正面对事实”。
世界系统论学者告诉我们，所有霸主到了某一定点时必然会面临权力的极限。根据科克的观点，1968年“春节攻势”正是美国的极限点。这种理论框架足以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在“春节攻势”后的行为吗？这一复杂的议题需要做比目前所做过的更深入的历史考察。例如，私人机构的上层人士如何对“春节攻势”之后的越战作出反应？他们的看法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为什么改变？虽然有无数关于美国在越南干涉的研究，但没有一本专著是探讨美国商界、工业界和金融界对越战的态度和利益的演变。也没有一本专著考察美国劳工或其他利益集团的态度和利益关系。甚至国会和公众对越战的舆论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系统的关注。虽然关于传播媒介在越战中的作用的研究受到广泛的关注，但一些根本问题，如传播媒介在越战时期在美国社会的作用以及传播媒介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尚未得到充分地解决。
除了科克和其他一小部分学者外，大部分专家在分析美国干涉越南的起源与过程并抨击美国干涉越南政策时，就好象政策制定者是在某种奇怪的与美国社会其余部分隔绝开来的状态下进行操作。我们需要了解更多有关国家与社会关联的东西——这是社团主义学派的一个重要见解。科克对“春节攻势”的见解并不是终言，而是为越战学术研究开辟了重要的新路子。
越战的越南人一方是整个战争最受忽略的方面。我们需要了解更多有关美国与越南——南北双方相互作用的本质。我们还需要更充分地探究越南现实情况与美国目标和行动之间的关联性。越南的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的行为？美国达到了多大程度的目标？要考察这些问题，研究者必须具有越南和美国两方面的相当程度的专长，但目前很少有学者具备这种专长。
最后，继续研究越战的国际关系，包括在这场战争中的其他角色的作用，如苏联、中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尼和澳大利亚的作用，也可以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越战。其他国家的利益、担忧和野心必然影响了战争的进程以及主要的交战双方达到其目标的能力。更大的国际体系也对越战产生了不定的机遇和制约。随着长期封闭的中国和前苏联的档案慢慢地开放，中苏两国的越南政策也许会更加明了。然而，一部真正的越战国际关系史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概而言之，美越关系的文献，范围很广，种类繁多，主要倾向于关注一个事件而不是相互的关系。浩瀚的学术研究都是由这一事件而引起的，这些研究导致了争论，带来了信息，也产生了难题。然而，在大部分主要的议题和问题上至今尚未达成共识。造成学者们分歧不一的裂痕不可能弥合。但其中一个颇有希望的研究领域是对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研究。此外，美越关系研究必须充分地考察美国和越南双方的历史，否则，我们对越战的描述将仍然属于美国资料和美国观点的产物。（摘译自 Warren I.Cohen,Pacific Passage, 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