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执政党廉政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廉政建设论文,理论和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424(2003)01-0022-05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而执政党的地位，却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许多新的考验。对此，毛泽东曾不无忧虑地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1](P1438)那么，如何避免这种现象在党内滋生漫长，又怎样才能够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真正走出“革命——成功——怠惰——失败”这个支配了中国几千年兴衰成败交替周期率的怪圈，就成为毛泽东在长时期内深深思考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由于亲自参加并直接领导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深知旧政府是怎样灭亡和新政府是怎样建立起来的道理，因此，他不仅要求全党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而且还在实践中试图通过下面一系列切实可行的途径，达到加强执政党廉政建设的目的。
第一，从严治党，对党员干部进行经常性的廉洁自律教育。建国初期，毛泽东特别重视党风和廉政建设，把从严治党，搞好党风廉政建设与政权的兴衰成败紧密联系起来，重视对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进行反腐倡廉的教育，以提高全党的抗腐蚀能力。
首先，毛泽东从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性质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权力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结合起来，深刻阐明了为人民谋利益和廉政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为大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廉政还是腐败，这是共产党同国民党、人民政权同反动政权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志。他反复强调党和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用来为人民服务，特别在执政的情况下，更不能脱离群众，因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2](P460)他要求全党不仅要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2](P420)而且还要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偏向，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并殷切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1](P12)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2](P420)
其次，用整党整风这种形式来加强对党员干部进行反腐倡廉的教育，即通过整党整风，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员干部防腐拒变的能力，以克服党内骄傲自满、贪图享受、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违纪的现象；通过开展马列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对马列主义有进一步的认识，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与理论水平，为教育党员干部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3](P660)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第二，发动声势浩大的反贪运动，彻底揭露和严厉惩治腐败。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权要想得到巩固就必须及时清除权力机构中的腐败分子。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确有“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4](P191)在这样的情况下，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果断地发起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4](P191)同时，他还强调：应“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5](P155)这有力地提高了全党对反腐败斗争的认识。为使运动开展得卓有成效，毛泽东还亲自抓了一批大案要案，特别是对那些参加革命早，在革命战争年代立过大功，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贪污分子，坚决惩治，毫不手软。如对大贪污犯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署专员张子善，毛泽东就顶住了党内高级干部的说情风，坚持对两犯处以极刑，震动了全党和全国，表明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惩治腐败，维护党和政府廉洁的决心和勇气，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反对腐败的信心和斗志。在“三反”运动中，据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未包括军队的数字）。经核实，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共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5](P144-145)
随着“三反”运动的开展，日益明显地暴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行为中的绝大多数是和社会上的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密切相连的。于是，1952年1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决定开展“五反”运动，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4](P192-193)这样，“五反”运动的开展和随后进行的整风运动就使得“三反”运动与整党、机关建设、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等有机结合起来了，从而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制度上巩固了“三反”运动的成果，使得“三反”运动结束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党内的腐败现象大为减少。
第三，建立健全反腐败的监督机制。毛泽东认为，执政党要为人民执掌政权，就必须为政清廉；而要为政清廉，就必须有必要的民主监督机制作保证，否则，既不能做到为政清廉，也无法达到为人民执掌政权的根本目的。事实上，民主监督的实质就是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因为权力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如果权力不受限制，就会被用来谋取私人利益，侵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要保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就必须对权力实行必要的监督和制约，使其运行科学化、规范化和合理化，防止权力的畸变和滥用，避免腐败行为的发生。不过，一般来讲，在监督体系中，内部监督最直接、最具有约束力，只有搞好内部监督，才能增强接受外部监督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自觉性；而外部监督只有通过执政党内因的作用，才能对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据此，1949年11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县以上、军队团以上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相继成立。1955年，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中共中央又做出了《关于建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成立了中央到地方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各级监察委员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党内重要的监督机构，对打击与惩治违法违纪行为和各种腐败现象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毛泽东还相当注重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1950年4月，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中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三反”斗争的基础上，又为党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明确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政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型，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4](P254-255)从这里不难看出，毛泽东反对党内腐败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同时，也透露出他想通过法律的途径反腐败的思想。
第四，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要领导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没有众多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根本不可能的。为此，毛泽东主张实行德才兼备和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所谓德，主要是指干部的政治态度、政治本质和思想作风；所谓才，主要是指干部的组织领导能力和业务水平。当然，德才兼备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在战争年代，对干部德才的要求是：干部必须“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6](P277)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仍然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提出了又红又专的方针，认为“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2](P471)在这里，红是政治标准，即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专是业务标准，又红又专是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在强调按德才兼备标准选拔和使用干部的过程中，毛泽东又提出了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这就是“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3](P471)他认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百年大计，是一项战略任务，因此，我们的党就不但要善于培养干部，而且也要善于爱护干部。他根据党的干部工作经验，总结出爱护干部的五项措施和办法，即及时指导干部，不断提高干部，经常帮助干部，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关心和照顾干部的实际困难。关于教育干部，毛泽东指出主要是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第一是个人和党的关系，要求干部必须坚持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原则；第二是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要求克服干部中存在的各种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第三是干部之间的关系，要求干部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关系、互相支援，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团结一致。毛泽东指出，只有关心和爱护干部，才能使干部安心、积极地工作，健康地成长，也才能真正为党培养和选拔一批经受起各种考验的各级有用人才。
第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毛泽东多次讲过：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共产党是执政党，必须经常地整顿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防止脱离群众，防止腐败变质。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严于律己，洁身自廉，其自律的人格作风堪称一代楷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虽然是党的领袖，国家的元首，但他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作风。据他的卫士们的回忆，五六十年代，他只有两套比较好的衣服，一套是参加开国大典的礼服，一套是访问苏联时的礼服。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经常穿着带补钉的衣服，有一件睡衣上补了67个补钉，另一件睡衣上有59个补钉。他睡的是硬木床，枕的是白布荞麦皮枕头。全家人的伙食费，包括招待客人的开支，平均每天只有3元。他一贯坚持原则，从不以权谋私和插手亲属、朋友、同学的工作安排，只让他们找当地政府量才使用。他对亲友和同学的关心，只是让他们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尽其所能，决不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给他们特殊照顾，更不准他们做特殊公民。他对子女从不溺爱，总是严格要求，从不让他们搞特殊化。毛泽东的这些行为也深深地影响着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董必武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使其成为廉洁奉公的模范。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党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勤政廉洁的一代新风，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党风、政风、军风、民风，永远受到后人的称颂。
其实，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由于腐败蜕化变质导致失败的教训屡见不鲜，真可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杜牧著名的《阿房宫赋》结尾处也写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作为开国领袖的毛泽东，之所以对执政党的廉政建设如此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其目的无非就是想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汲取历史的教训，能够经受起执政的各种考验，以担负起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在毛泽东看来，党风的好坏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如果党风好了，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如果党风不好，就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对；而人心的向背又直接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好坏，甚至关系到革命和建设的成败。有鉴于此，毛泽东特别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P1438-1439)现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还十分繁重，因此，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加强执政党的廉政建设就显得愈益重要。这一点，我们从毛泽东所作的诸多论述中，应该得到有益的启示。
收稿日期：2002-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