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创造力研究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造力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5
文献标识码：A
今天，在创新已成为时代主旋律的情境下，关于创造力的培养与开发便日渐成为教育者与管理者的神圣使命与职责。应该说，关于创造力的培养与开发已不是什么新鲜命题，在各级各类研究或教育机构中都已一定程度地有所涉猎，但对于创造力这一问题的认识仍似乎多是来自于“本土”的理解与争论，而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创造力研究动态却缺乏系统了解。本文拟对西方的创造力研究动态作出述评，以期能对国内有关创造力的研究、培养与开发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平台。
1 当代西方创造力研究——对历史上神秘主义创造观的根本否定
创造力研究(creativity research)源起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美国。从其起源来看，主要来自于以下两条途径：一是来自于对科学技术、特别是技术发明领域的特殊关注与研究；二是来自于理论探索途径，亦即心理学家们对人的创造力问题的理论探索。[1]而在创造力研究正式展开之前，在有关创造力问题上普遍弥漫着一种神秘主义色彩，如认为创造力是神赐的，或认为创造力乃某些个体的特殊天赋或遗传素质的产物（高尔顿），抑或将创造力视为仅仅是性本能的升华作用（弗洛伊德）等等。
当代西方创造力研究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特定的实用主义哲学的背景、对实验心理学传统的继承，是时代自然科学飞速发展大背景下的产物。
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于1950年发表的“创造力”著名演说具有开创意义。在吉尔福特看来，创造力只不过是与人类智力相关的某种能力，并且如同智力一样，它也由多种因素建构而成。由吉尔福特所开辟的“创造力结构理论”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便是采用科学实证的手段来对创造力进行研究。而且，吉尔福特关于创造力研究的理论充分体现了假设论证、因素分析、模型操作等科学方法的魅力。[2]
首先，吉尔福特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假设论证的基础之上。他在《创造性才能——它们的性质、用途与培养》一书中，专门有一章的标题为“从假设到创造性才能”，充分显示出了其创造力研究始于假设的思想。例如，他在南加州大学“能力倾向研究方案”中就采用了这样一种假设，即认为存在着若干种（抑或很多种）可区分的有关能力，如对问题的敏感性、观念的流畅性、思维的灵活性、观念的首创性等。研究还设想，创造力不仅只局限于极少数有天赋的人，而可能是在不同程度上广泛分布在全体人口中的。[3]
如果说提出假设仅仅只是奠定了创造力研究的理论前提的话，那么，适宜于检验假设的因素分析方法则是他所采用的具体研究手段。甚至可以认为，吉尔福特关于创造力研究的理论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巨大影响，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的因素分析方法在使用上所具有的相当大的普适性，并且这种因素分析方法为定性科学的定量化研究开辟了一条新思路。[2]吉尔福特在其指导的“能力倾向研究方案”中，运用因素分析法将事先假定的许多能力因素一一分析证实并加以分类。其研究结果表明，每一种能力都由三个方面——运演、内容和产品所组成。由此，吉尔福特提出了其著名的六面体“智力结构模型”。还模型包括5种心理过程或运演，即认知、记忆、发散性加工、辐合性加工和评价；信息的内容有5种，即视觉图形、符号、语义和行为信息以及听觉内容信息；而信息产品则有6种，即单位、门类、关系、系统、转化和涵义。因此人的基本能力共有150种之多。[3]
吉尔福特进一步发现，许多能力因素可能都与创造性表现相关。他的研究结论是：“创造力是指种种基本能力的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是随不同范围的创造性活动而不同的。每一种基本能力都是一个变量，个体以一种连续不断的方式分布在不同的点上。”换句话说，吉尔福特通过采用因素分析等手段表明了“人人都有创造力”这一当代西方创造力研究的基本观点，从而彻底打破了往昔流传的认为创造力乃少数“天才”所拥有的结论。
除了因素分析这种比较具体的科学手段之外，模型建构的思路在吉尔福特的创造力结构理论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他的智力结构模型将影响创造力的因素采用分类方式来加以区分，并认为所有这些因素作为一个整体对创造力有所影响。模型方法是现代科学的重要研究工具，在吉尔福特创建的当代西方创造力研究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吉尔福特运用假设论证、因素分析、模型建构等方法来研究创造力，明确反映了当代西方创造力研究可用科学手段来测量研究的科学的创造观。该种创造观是对历史上种种神秘主义创造观念的根本否定。
2 当代西方创造力研究的发展——强调以认知研究为特色
自从心理学的认知方向于上世纪中叶兴起以来，它所提供的基本理论假设与研究手段迅速渗透进了创造力研究领域。创造力的认知研究途径以其横断学科的优势、信息加工的方法乃至其所使用的计算机模拟技术，为认识创造力、为创造力研究同其他相关领域之间的沟通，为研究、检验创造力结构的理论模型，提供了新视角。
应该说，创造力的认知研究特色起始于吉尔福特。吉尔福特一反当时流行的认为创造力仅为少数人具有的观念，指出创造力是由个体的种种基本能力所构成，而这些构成创造力的基本能力又受到智力结构中的种种因素所制约。例如，经吉尔福特实验验证的若干种“观念流畅性”能力都被置于“发散性加工运演”这一类别；有关思维灵活性种种能力的最共同之处则都涉及到“转化”，而且大多数都属于“发散性加工运演”这一类别；有关“观念首创性”能力的测验分数与“语义转化发散性加工”中的“转化加工”有关。因此在吉尔福特看来，与创造力大小直接相关抑或创造性思维的实质与核心乃是智力结构中认知的“发散性加工”与“转化”等因素。所谓“发散性加工”(divergent production)，是指个体根据自己的记忆储存，以精确的或修正了的形式加工出许多备择的信息项目，以满足一定需要。而“转化”(transformations)则是指一项信息所发生的任何一种变化。由此可见吉尔福特工作的认知研究特色。
吉尔福特之后，托兰斯(Torrance,E.P.)对这种以强调认知研究为特色的创造力研究路线又作了进一步发展，例如他对创造性思维的研究，特别是其著名的创造性思维测验TTCT(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等，都体现了这一基本特色。通过测验，托兰斯提出了其创造能力、创造技巧与创造动机三者兼备才能产生创造行为的创造力结构模式。在托兰斯看来，创造能力是与智力、人格密切相关的基本才能；创造技巧是在创造活动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方法与技能，如创造性解题能力、创造的具体技巧及专业技巧等等；而创造动机则是使创造能力从潜在状态转化为现实状态的动力。托兰斯与吉尔福特相比，可以说已从较为具体和机械的智力结构模式中解脱了出来，而从宏观上来整体把握有可能影响创造力的大致方面，并且更加强调左、右脑功能相结合或理性能力与非理性能力相结合。也就是说，托兰斯一方面加深了创造力研究的认知研究特色，延伸了创造力的认知研究路线；另一方面他还突出了吉尔福特虽已提出、但却未能详细论证的有关人格特征的方面，如将创造性人格也明确列入了他的创造力结构模式之中。
如果说较早期的吉尔福特和托兰斯的研究体现了心理学的认知研究路线，那么，近年内甚为活跃的斯腾伯格(Sternberg,R.J.)的研究，则在这一方面有了更为长足的发展。他所提出的“创造力三侧面模型”(three-face model of creativity)表明有三个方面与创造行为的产生有关。其中，第一个方面是严格认知的，此即创造力的智力(intellectual)侧面，包括“成分智力”(componential intelligence)、“情境智力”(external intelligence)和“经验智力”(experiencial intelligence)三方面。其中，“成分智力”是核心。此即所谓的“智力三元理论”(triarchic theory of intelligence)。第二个方面是智力风格(intellectual styles)侧面，亦即一个人是如何使用其智力的。一定的智力水平可能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一个人使用智力的风格与其智力水平同等重要。斯腾伯格认为，“智力风格是联结智力和人格这两方面的桥梁”，可从心智自我管理(mental self-government)的功能(functions)、形式(forms)、水平(levels)、范围(scope)和倾向(leaning)等方面来理解。他已不完全受制于一般的认知研究模式，而是强调了“认知风格”这一颇具特色的方面。第三个方面便是人格(personality)侧面。斯腾伯格认为，某些人格特征比起其他人格特征来，更加有助于创造行为的产生。如：容忍模棱两可的情境(tolerance of ambiguity)；克服困难的意志(willingness to surmount obstacles)；成长的愿望(willingness to grow)；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适度的冒险精神(moderate risk-taking)；渴望认可(desire for recognition)；愿意为认可而工作(willingness to work for recognition)等等。
与吉尔福特和托兰斯相比，斯腾伯格对于创造力人格特质层面的研究更为看重，人格侧面已成为影响创造力的三方面要素之一，并且对于人格侧面的探讨也已涉及到了多个角度，而不象托兰斯主要只是集中于创造动机问题；也不象吉尔福特，只是将动机与气质等人格因素作为影响创造力的非主流因素一般性地涉及。但总的来看，斯腾伯格的创造观仍然是以强调认知研究为基本特色，而并非以人格特质研究为主。
除斯腾伯格之外，其他一些人的工作也具有一定代表性。如郎利和琼斯主要集中于直觉方面的研究。[4]他们在提出自己的见解之前，首先评论了与直觉有关的三种理论，如阿达玛(Hadamard,J.)的“科学直觉理论”(theory of scientific insight)；奥尔森(Ohlsson,S.)的“重新建构理论”(restructuring theory)以及塞蒙(Simon,H.A.)的“熟悉和选择忘记理论”(theory of familiarization and selective forgetting)，并否定了所有这三种理论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郎利和琼斯不同意过去的理论主要基本问题空间搜索，过于强调记忆的作用。他们认为，记忆只是直觉的基础，除此之外，他们还特别强调类比(analogy)在记忆中的意义，并认为直觉更可能发生在解题者认识到面临的新问题与已解决的问题之间存在着类似之时。进一步说，直觉主要依赖于类比回归(analogical retrieval)，并且这种回归发生在问题解决的明朗阶段。另外，由于回归通常是由一些外部事件所提示，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将直觉理论建立在了“扩展行为”(spreading activation)的概念之上，而“扩展行为模型”能够解释外部事件是如何接触类比的。可以说，郎利和琼斯关于创造力研究的整个过程始终都是围绕“类比回归”而进行的，而与之成对比的便是他们关于人格特质研究的相对不足。
斯堪克基于人工智能的创造力研究有类似于郎利和琼斯之处，他们对创造力的理解都极大地依赖于类比概念，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子过程之中。第一是搜索过程(search process)，它包括发现一种以前使用了许多次的标准解释(explanation)；第二是改变过程(alteration process)，它修正并适应了原来的解释，即允许最初来源于某一情境的解释与另一情境的解释相关。斯堪克注意到：创造力来自于在那些最初并不打算应用解释的地方应用解释。因此，他认为创造力依赖于两种主要因素，即：一系列用于获取唤醒(reminding)的方法，以及一系列采用唤醒而适用于一种新情境的方法。斯堪克认为，“构建解释”是创造力的本质，因为解释实际上预测出了有关事件是如何发生的。而创造性解释由于可以通过机械过程予以发现，因此设计一些其输出为创造力的机制应是可能的，至少在原则上是可能的，亦即在创造过程背后必定有这样一些算法(algorithms)存在。故而，斯堪克的目的是要将创造力作为一种机械过程(mechanical rrocess)的输出来进行研究，或者说他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人工智能的基础之上。斯堪克将创造力作为一种机械过程的输出来进行研究的模式，几乎与行为主义心理学将人视为一架简单机器的道理如出一辙，亦可见其忽略人性或人格研究的弊端。
约翰逊·赖德提出的创造力理论与其他人关于创造力问题的研究有些相关但又有所不同。他认为，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意志的选择，并在一种心智设施上用于产生这种选择。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创造过程的关键是自由意志(free will)——因为要想成为有创造性的，就要在可选择的方法中进行自由选择。约翰逊·赖德还考虑了有关创造力的限制(constraints on creativity)问题，因为没有限制的东西是没有创造性的。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他提出了“创造过程的计算理论”(computational theory of creative processes)，该理论假设了在计算力(computational power)和创造新观念的当前需求之间的一种关系。为验证该假设，他探索了音乐创造力这个特殊领域，并以计算程序来说明。可以说，约翰逊·赖德的工作是关于创造行为有可能通过计算机制加以操作观点的例证。
可以看出，当代西方创造力研究所遵循的正是一种与“问题中心”(problem-centering)有着严格区别的“方法中心”(means-centering)的原则。所谓“方法中心”，即是指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器、技术、程序、设备以及方法，而非其疑难、问题、功能或目的。在思考的最高层次上，“方法中心”体现为将科学与科学方法混为一谈。其强烈倾向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过高看重数量关系，并将其视作目的本身。持“方法中心”论的科学家往往不由自主地使自己的问题适合于自己的技术而不是相反。
当代西方创造力研究便可以说是“方法中心”原则的典型例证，在其研究中所具有的一个明显倾向便是过高地看重数量关系，并将其视为目的本身，竭力追求尽可能的纯客观，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将科学目标与科学手段之间的主次关系颠倒了过来。尽管这种情况目前已有一定程度的改观，如创造力研究的学者们已认识到他们目前所坚持的方法论原则存在着一定弊端，但其目标却是尽可能完善这些方法，而不是将现有的方法论原则改头换面或取而代之。例如，与严格意义上的认知科学家们将人性的各个方面放入括弧之内相对比，创造力研究者们虽然提出了所谓“计算的矛盾”，但却仍然认为对人类行为与思想模式的计算描述是完全可能的。[5]所不同的是，他们希望认知科学的最终目标应能提供一种有关人类如何创造的比较有说服力的科学描述。[6]
可以看出，创造力的研究者们在其研究过程中虽已明显地将其视野有所拓展，如认为应将有关人的因素以及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因素考虑在内，但却仍然坚持以实证的研究传统或认知的研究方法为根本，并在此前提之下来努力协调各方面因素之间的关系以进一步完善方法。因此，它对人的创造或创造力的看法始终是建立在纯自然科学视角的基础上的。这样的创造观自然会认为，离开了因素分析、测量评估、数理统计等科学的或数字的方法和手段来研究创造，便违背了科学的基本原则，是不可取的。但人的创造不可能离开人的主体性作用，而对人的主体性方面又难以单纯依靠数理方法来进行有效处理，这便构成了当代西方创造力研究长期以来无法摆脱的理论困境。
3 当代西方创造力研究的理论困境——有关科学主义倾向问题
关于“科学主义”概念的涵义一向有许多争论，但不论是何种定义方式，其实质性内涵所指的都是科学可以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思想，亦即所谓的“科学万能论”。
按照创造力研究的观点而论，当然并不存在从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角度来看待科学的价值与作用的问题。但出于西方心理学发展史的渊源，以为只要基于科学手段就能解决有关创造力研究中一切问题的思想，在创造力研究中却是甚为明确的。诚如有学者所指出，这种将任一领域的问题都采取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手段来处理的做法，也是一种科学主义，即“学术科学主义”(academic scientism)。[7]本文正是在此意义上认为，当代西方创造力研究正是存在着这种“学术科学主义”倾向的问题，可以说，这也正是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根源。
首先，在有关创造力本质问题上，由于片面注重因素分析与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而导致消解人的主体性的偏颇。
创造力研究的这一问题首先应归因于实验心理学研究传统的深刻影响。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的实验心理学自从诞生之日起，便一直竭尽全力摆脱哲学思辨的束缚而向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看齐。这种过于注重分析、实证的研究方法一路发展下去最终导致了如行为主义心理学那样以客观、实证的研究方法来消解人的主体性的偏颇。创造力研究肇始之时，正是行为主义获得极大发展之时。而与其几乎同时兴起的认知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尤其继承了行为主义的研究路线。这种情况在创造学中得到反映也是符合学科发展的时代特点的。事实上，在行为主义传统根本反对研究复杂心理与意识现象等情况下，吉尔福特等心理学家毅然承担起研究人的创造力这种复杂问题的重任，已是心理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而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着我们所说的“学术科学主义”倾向，也是自然而然之事。
其次，在有关创造的具体问题研究上过于“原子论化”，而导致忽略人的整体性特征与人的巨大潜能作用的偏颇。
例如，吉尔福特将创造力看成是具有150个基本要素的智力结构中的一些相关要素的种种基本能力的组合方式。斯腾伯格的创造力结构模式当然比吉尔福特的模式复杂得多，但实质上仍然是将创造力分解成众多的结构或不同层次的诸多复杂因素，而对人格特征则只是把它当成对诸多智力因素有影响作用的一个侧面来看待。对于创造力的这种“原子论化”的、过于注重分析的研究方法，虽有利于对创造力的科学理解，但难免忽略了创造乃为人之创造以及应从整体人的人格发展来看创造等重要特征。
第三，在对创造性思维（如直觉）问题的研究上，过分强调科学性与可操作性，而导致以机械论观点来看待人的创造现象的偏颇。
在此方面，郎利和琼斯、斯堪克、约翰逊·赖德等人的研究便是典型例证。郎利和琼斯认为，认知模拟的建构能够增进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因而他们便主要采用类比回归的方法来研究直觉。斯堪克的目的是将创造力作为一种机械过程的输出来进行研究，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建立在人工智能概念的基础之上。而约翰逊·赖德则提出了创造过程的计算理论，他的工作可以说是关于创造行为有可能通过计算机制加以操作观点的例证。
当代西方创造力研究的这种学科内部的科学主义倾向，可以说是造成其理论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在此意义上，以人为本的整体论创造观对于创造力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应是具有启示性意义的。
收稿日期：2003-03-11；修回日期：2003-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