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政治人格与心态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人格论文,心态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屈原固有的历史定位是忠臣。他是遭受谗言、含冤负屈的代表人物，同时作为爱国主义的典型形象受到后人的仰慕。不过，人的认识角度和评价标准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对于屈原，历史上也不乏讥讽者。例如北齐颜之推就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注：《颜氏家训·文章》。另据王利器考证，《颜氏家训》作于隋代，见王著《颜氏家训集解·叙录》。）这表明，评价历史人物必然会杂入评价者的主观因素，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实际上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历史的流程无非是认识主体对于历史遗存的一个持续的再认识过程。有鉴于此，本文把屈原视为古代卿士大夫的典型，采用现代政治文化的政治人格（Political Personality）理论方法，重新评价。 通过剖析他的人格特点，心态特征，探寻他深邃而又孤寂的内心世界。我们将会发现，屈原的政治人格富于个性色彩，在他的内心深处，则固结着恋君情结。这一人格特点与心态特征的相互作用，不仅决定了屈原的悲剧命运，同时，伴随着屈原的政治文化形象的形成，还深刻地影响着古代士人的政治心态和政治选择。
平心而论，与后世士人相比较，屈原的政治人格中蕴含着更多的个性因素。这里说的政治人格，指的是一个人的政治性格特征和政治行为的惯常模式。屈原的政治性格之中，内蕴着明显的个性倾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屈原对于自己在政治生活中应当扮演的角色，所处的位置和应有的政治责任有着清醒的认识。“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注：《离骚》，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8页。）《离骚》开篇伊始的独白就展示了一个身世高贵，品德高洁，才华出众的自我形象，言辞之间充满了自信。屈原将这种自信融贯到实际政治生活中，他确知自己是楚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唯有他才能改除弊端，救治楚国，可谓举足轻重。于是表现出极强的政治责任感：“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注：《离骚》，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12、16、18页。）看上去颇有些“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气概。这种清晰、明确的自我认识是决定屈原政治行为与政治选择的内驱力之一。正是由于屈原有着明确的政治角色自我定位意识，才使他真切地关心时政，忧心如醒。在当时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他深感势孤力单；面对小人弄权，君王昏聩，他确乎体验到了“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注：《屈原贾生列传》，《史记》第8册， 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86页，第2481页。）的孤寂与悲凉，从而给他的政治人格增添了个性色彩。
第二，屈原怀有崇高的“美政”理想和明确的政治期盼，他以自己的理想和期盼作为政治评判标准，用以裁量时政，臧否人物，决定取舍。《离骚》吟道：“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注：《离骚》，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3、15、72页。）显然，屈原向往的“美政”是君明臣忠的尧舜之世。君能举贤授能，臣则勤政爱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注：《惜往日》，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79页。）。 这是他为之奋争不已的政治目标，既是毕生的追求，也是他用以评估现实政治的标尺。然而，屈原的政治目标太富于理想性了，用这样的标尺裁量政治，必然差距甚大，评估的结果只能是满腔的愤懑与遗憾。于是，他慨叹“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抨击当政权贵“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甚至指责君主：“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注：《离骚》，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0、26、35页。）。屈原对时政的不满是否合理姑且不论，仅就他依据的标准来看，他不是盲目地服从君主、屈从当政，或是从众，不是“随其流，而扬其波”（注：《屈原贾生列传》，《史记》第8册，中华书局 1959年版，第2486页，第2481页。），而是以自己认可的政治标准来指导自己的政治认识和政治选择，这不能不说是屈原政治人格中个性倾向的表现。
第三，屈原在行为选择上总是能够坚持己见，保持政治志向与政治态度的一贯性。在接连遭受打击陷害，政治前途出现巨大转折，命运未卜的境况中，仍然不改初衷，甘心经受挫折，承受厄运，甘作特立独行的“极个别”。“荀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注：《离骚》，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9、31、42页。）屈原始终如一地保持着自己的政治信念和追求，不顾众议，不忌俗见，不被权势所屈，不为利益所动，“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注：《离骚》，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6页。）。这种为了志向而坚持己见，“虽九死其犹未悔”（注：《离骚》，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页。）的铮铮铁骨，恰恰体现了屈原政治人格的个性特征。
据史传记载，生活中的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注：《屈原贾生列传》，《史记》第8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 2486页，第2481页。），在心态上兼具智者的优越感与忧伤情调。他几度被迫离开楚国的政治舞台，但他并不像同时代的庄子那样做了讥世的隐士，也没有经过一番权衡利弊而“痛改前非。”他不在其位，却偏要谋其政，朝思暮想，忧心如焚。这种政治态度和选择倾向显然有别于孔孟之徒。孔孟儒家的政治态度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注：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2页。）；“君子思不出其位”（注：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5页。）。 在政治态度上坚守一隅，循规蹈矩。他们的行为模式则灵活得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注：杨伯峻：《孟子译注》下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4页。）；“天下有道则见， 无道则隐”（注：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2页。）。他们试图在王权和理想政治原则的取与舍中，视天时、地利、政事之邅变而进退自如，故君子“时诎则诎， 时伸则伸也”（注：章诗同：《荀子简注》，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9页。），表现出老于世故的练达。屈原则不然。他不愿在权力和原则之间左右逢源，更不愿为了权力或利益而放弃原则，作政治上的侏儒。他始终保持着志向与行为的同一性，从不在政治原则上首鼠两端。因之，他激愤，他忧伤，他怨望；他满腔聚积着对“旧乡”的深切怀恋，为了楚国，能将个人生死置于度外。“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注：《离骚》，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正是这种政治思维与实际践行的绝对同一引导着屈原政治人格中的个性倾向，使他成了一只“不群”的鸷鸟，孤独地徘徊于“混浊之世”。
然而，屈原的个性是一种不健全的个性，他的政治人格中的个性因素只是表现为某种“倾向”。在屈原的内心深处，聚结着根深蒂固的“恋君情结”，这才是导演这幕悲剧的关键所在。在这里，我们借用了现代心理学的概念：“情结”（Complex），用以把握屈原的政治心态。“恋君情结”指的是一种蕴聚在内心深处的忠君情感，这种情感无前提，无条件，固着于心灵深处，形成对君主不可阻遏的仰慕和思恋，常常通过具体的政治观念和意识表露出来。我们且看屈原的剖白：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专惟君而无他兮，又众兆之所仇。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肬；忘儇媚以背众兮，待明君其知之。（注：《惜诵》，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82、380、379页。）
屈原终生笃奉的政治价值准则是“事君不贰”，“先君后身”，他的人生最高理想就是作君主的股肱之臣。当年他官居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注：《屈原贾生列传》，《史记》第8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86页，第2481页。），这真是屈大夫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惜乎好景不长，屈子一片赤诚换来的却是一连串的打击：楚怀王疏远在前，谪迁汉北；顷襄王黜放在后，贬于陵阳、溆浦。这使他理智上无法理解，感情上难以接受，他感到了极大的困惑、悲哀和沮丧。“何贞臣之无
兮，被离谤而见尤”（注：《惜往日》，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82页。）；“余既不难夫离别兮， 伤灵修之数化”（注：《离骚》，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对于楚王亲近小人，轻信谗言，屈子痛惜不已，时而口出怨望：“惜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注：《抽思》，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 436页。）。“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斋怒”（注：《离骚》，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8页。）；“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注：《惜往日》，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81页。）。不过， 最令屈原痛恨的是那些巧言惑主的君侧群小，于是对受了蒙蔽的君主又寄予了无尽的思恋。“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楫齐杨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注：《哀郢》，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17页。）“惟郢路之遼远兮， 魂一夕而九逝！”（注：《抽思》，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 第445页。）屈原确信自己因忠而被祸是一场误会， 盼望着有一“良媒”能从中穿针引线，化解君臣隔阂；他期待着一朝真相大白，君主幡然醒悟，自己就能回到君主身边。一篇《抽思》，“媒”字三见：“既煢而不群兮，又无良媒在其侧”；“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予之从容”；“路远处幽，又无行媒兮”（注：《抽思》，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43、447、450页。）。 屈原思君之情，于斯可明。
屈原的人生理想是做忠臣，历史上那些遇合相知的明君贤臣令他艳羡不已，真希望这样的好运气能落到自己头上。“汤、禹严而求合兮，絷咎繇而能调”；“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注：《离骚》，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3、117页。）。在《离骚》中，屈子借巫咸之口呼出了自己的心声，恋君之情溢于言表。
屈原的政治人格特点使他在行为模式上表现为积极参与政治，可是，无情的政治打击和压力又令他陷于绝境。他的个性倾向、参与政治的热望与深入肌理的恋君情结扭结在一起，随着境遇的日渐恶化，在他的心中凝成了深重的焦虑。“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注：《抽思》，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32页。）。“郁结纡轸兮，离愍而长鞠； 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注：《怀沙》，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52页。）。“心不怡之长久兮， 忧与愁其相接”（注：《哀郢》，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27页。）。屈原把自己的政治前途、 政治抱负与人生价值的实现看作同一个过程，并且把实现这一过程的关键完全寄托在明君身上。得遇明君，就能大展宏图，建功立业，他的生命价值亦能藉此而兑现。否则，人生不再有前途，生命不再有意义，他就会沉浸在一味的怨望、愤懑和焦虑中一筹莫展，逡巡不前。
从政治文化角度看，恋君情结与忠君观念既相联系，又略有区别。忠君观念作为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道德观念，既反映着某些特定的政治心态，同时又是某些被政治系统和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政治价值及规范在意识上的体现。恋君情结作为一种政治心态，主要表现为政治行为主体的潜在心理活动，一般通过忠君观念表露出来。
在君主政治时代，恋君情结并不是个别的政治文化现象，孟子就曾对这种政治心态做过形象的描述。他说：“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注：杨伯峻：《孟子译注》上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07页。 ）显而易见，“仕则慕君”决不是单纯理性上的敬慕，而是涵融着情感上的仰慕、爱慕和思恋。“热中”二字至为形象，所以孟子说：“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注：杨伯峻：《孟子译注》上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2页。）具体到个人， 恋君情结的形成及其轻重程度取决于多种因素，主要有三点：价值认同，参与取向，情感维系。
价值认同是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体系包括多种价值准则，其中，“君权至上”是核心。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每个政治行为主体对于“君权至上”的认同程度，决定着其政治选择的主导方向，同时也影响着个人的政治行为模式和心态特征。一般情况下，对“君权至上”的认同程度越高，则政治行为主体尊奉君主的虔诚程度就越高，以至从尊君的理性信念向着崇拜信仰转化，信仰的强化则会不由自主地注入情感。正是在这一从理性到信仰的转化过程中，恋君情结渐渐蕴聚而形成。
参与取向指的是，每一政治行为主体对于自身在政治系统中的位置和作用的自觉程度不同，因而参与政治的具体态度和选择表现不一样。一般说来，政治角色自我意识的自觉程度越高，则政治参与的主动性越强；反之亦然。在高度自觉的积极政治参与取向的引导下，政治行为主体会广泛、深入地参与到政治运作中去，以至成为政治系统中的重要成员，甚至成为政治核心人物，作了君主的左膀右臂。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与君主的接近或直接交往，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心态难免发生变化，在君臣之间的政治关系中注入情感因素，使之除了怀有对君主的服从和敬慕观念之外，还在内心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崇拜和思恋。
情感维系是说，政治情感是决定政治心态的主要条件之一。按照通常的理解，政治情感指的是政治行为主体对政治的直观评价和内心体验，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基于血缘条件、姻亲关系、社会地位、职业活动范围、个人的政治际遇或经历、以及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等诸种因素，人们对于置身其中的政治系统或对政治领袖形成不同的情感倾向。就这个意义上看，个人对君主，或对“君国”的情感维系是恋君情结形成的主要动因之一。
具体到屈原，他对“君权至上”的认同程度既深，又具有积极的政治参与取向；他与楚国君主有着极亲近的血缘关系，属于“同姓之卿”；他的政治活动范围就在君主左右。因之，对于屈原来说，恋君情结的形成是不言而喻的。政治心态是政治文化的隐型部分，深埋于政治行为主体的内心之中。屈原的一生之所以坎坷，他的政治人格的个性存在之所以残缺，他的人生归宿之所以悲壮，均可以沿顺着恋君情结这一心态特征找到答案；也就是说，恋君情结是影响屈原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的深层心态支点。
如果从政治人格特点来看，屈原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是个性与时代的冲突，或是个体与群体的矛盾。屈子对此有过觉察和表露：“不量凿而正枘兮，因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注：《离骚》，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7、35、36、37页。）依照屈原的人格逻辑，他很有可能从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和猛烈抨击，而逐渐转向某种疏离或否定，从而走上一条与君主政治相左的路。然而，在恋君情结的作用下，屈原之个性与时代的冲突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它的表现形式被相应地弱化了。屈原把抨击的目标集中在君侧群小身上，对君主则有怨望而无怨愤，有痛惜而无痛恨。他的所有不满和抗议，恰如鲁迅所言，“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注：《鲁迅全集》第6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页。）。他也曾想过远走高飞， “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注：《离骚》，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7、138页。）。 可是在情感上，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依依难舍：“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注：《离骚》，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36页。）。
一言以蔽之，屈原政治人格的个性倾向被恋君情结紧紧缠住，使他难以形成逆向思维或超前思维，在认识上走出君主政治的荒漠；也难以在行为上作出忠君殉国之外的选择。事实上，屈原人格特点和心态特征的交互作用反而强化了他的政治依附性，凝成了热切的明君期盼，促使他一心一意地皈依楚王，忠心不二。然而，他的明君期盼越热切，潜在的失望情绪就越加重。一旦期盼彻底破灭，他也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所以屈原要自沉汨罗。哲人其萎，赍志以没，悲夫！
屈原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杰出代表。他那富于个性色彩的政治人格，积极的政治参与行为模式，忧国忧民的政治责任感和锲而不舍的理想追求，代表了士人精神中最优秀的层面。后世士人讴歌屈原，或是把他奉为践行理想政治的楷模，或是把他引为命运舛错的知己，所谓“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心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注：《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当生活中的屈原渐渐积淀为文化形象，作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种典型人格展示给后人时，它所产生的影响力和强制力是巨大而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屈原的形象为那些富于理想、勇于追求的士人提供了可参照的人格范式，规定了行为的限度。后世士人大多是孔、孟的信徒，他们祖述尧舜，宪章汤武，文则替代圣人立言，行则践履圣人之道。他们的人格理想是实现“内圣外王”。与屈原相比较，他们的政治人格或多或少地受到儒家的理想化共性人格——圣人的制约，他们可能具有的个性因素不同程度地被削弱。表现在政治行为上，他们少了些屈原的义无反顾，多了些孔、孟的老于世故，常常在理想政治原则和君权之间左顾右盼，踌躇不决。不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后世士人也不乏富于个性者，他们也程度不同地具有相对清醒的政治角色自我意识，“往往讽议朝政， 裁量人物”（注：《顾宪成传》， 《明史》第20 册， 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032页。），直言敢谏，甚或不避生死。典型者如汉末清议诸君，明末东林党人。当他们人格中的个性倾向与时代或官僚群体发生冲突之时，他们也会慷慨激昂，义愤填膺，表现出高尚的气节与道德情操。屈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行为模式，对于他们来说，既是某种精神驱力，又意味着选择的极限。在屈原形象的激励下，少数个性倾向比较鲜明的士人会表现出积极的政治参与取向，做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有时也会做到不在其位，而偏要谋其政。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屈原毕竟是高不可攀的。刚烈如屈大夫者尚且忠君殉国，何况后世大一统王权专制下的芸芸众生！因之，他们的积极参与取向被牢牢地限制在狭小的忠君范围之内，他们的选择总也超不出屈原的范式。至于多数个性倾向不那么鲜明的士人，他们虽然也有政治参与的愿望，具有某种程度的政治责任感，可是他们往往“戒慎恐惧”，最怕“因忠而被祸”。个性倾向与时代或官僚群体的冲突一旦累及身家性命，他们就会思葸不前。要么归隐山林，“苟全性命于乱世”；要么竭力磨去棱角，甘心作了政治侏儒。
其二，屈原的心态特征给后世士人提供了心态范式。在秦汉以后的历史流程中，屈原的“恋君情结”心态特征伴随他的人格形象一并传延下来，构成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深层积淀。当然，后世士人政治心态的形成，要受到其个人所涉身处地的具体条件的制约，包括具体的价值认识、参与取向和情感维系诸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随着中央集权君主政治体制日趋完备，“君权至上”的价值观念日益泛化，君权崇拜衍成了普遍的社会意识，这都为恋君心态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屈原的人格形象及其心态特征已经融入了传统政治文化，成为促成后世士人政治心态形成的文化条件之一。如果说，屈原是传统士人的政治人格摹本，那么，后世士人对屈原越是敬仰和钦佩，越是把屈原引为知己，视为忠君爱国的典范，就越有可能受到其心态范式的影响。事实上，后世士人的心态特征并没有超越屈原的心态范式。我们以晚明东林党人为例。东林党的领袖人物大多富于个性，在他们的内心，则蕴结着不同程度的恋君情结。当他们遭受政治重压，含冤被逮之际，他们仍然忠心不改。如缪昌期：“臣受命于君，岂以风雨雷霆二其心哉”（注：《从野堂存稿·卷六中·与周绵贞》，《乾坤正气集》本。）。李应升：“臣罪应难赦，君恩本自宽”（注：《碧血录》卷上，《知不足斋丛书》本。）。周顺昌：“弟忽罹死，所谓雷霆雨露，均属圣恩。在臣子只应欢喜顺受”（注：《周忠介公烬余集·卷二·与孙钟元孝廉书》，《借月山房汇钞》本。）。杨涟：“涟以痴心报主，不惜身家”（注：《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下·狱中绝笔》，《正谊堂全书》本。）。其中，高攀龙最有代表性。他在被逮之前投水自沉，《遗表》中明确表示“从屈平之遗则”，显然他是以屈大夫为榜样的。因之他特别表明忠君之念，至死不渝：“君恩未报，愿结来生”（注：《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清康熙刻本。）。这些生死之际的内心剖白正是他们恋君心态的真实写照。东林党人尚且如此，其他士人可想而知。仅就这一点而言，传统士人的个性倾向再鲜明，他们也不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君主政治反对派。
在中国古代社会，士人的政治命运和前途有多种，但屈原及其后继者们却注定要做忠君爱国的祭品。他们的选择较之隐遁山林者、混迹市井者或钻营官场者要高出一筹。然而，他们本应更加丰富多彩的政治人格却被恋君情结紧紧地钳制住，至使他们沉浸在绝对忠君的情怀之中，无法摆脱。忠君情怀如同一个巨大沉重的梦魇，压在他们的心头，遮蔽了他们的良知和灵性，阻遏着他们的视野和思绪，拖住了他们的手脚。结果，一代又一代，一圈复一圈，士人们总也走不出“反贪官不反皇帝”和希冀“好皇帝”的“鬼打墙”。只是到了19世纪末叶，当民主革命的洪流席卷中华大地，屈原的后继者们才有可能从忠君的梦魇中醒来，在共和国的新天地里伸展他们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