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亚太论文,走向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一直处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调整的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地区安全形势的演变，二是美国决策者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目标的看法的变化。克林顿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调整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其出发点在适应冷战后变化的地区安全环境，如日本在安全上脱离美日同盟的倾向，朝鲜半岛的核危机，以及中国的崛起。布什政府在21世纪初调整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主要由于保守的共和党人视中国的崛起为美国的主要威胁，将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目标设定为遏制中国改变地区现状的“野心”。但是“9·11”打乱了布什政府的既定方针，反恐成为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首要议题，中国暂时被置于次要地位。然而，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五角大楼又着手推进“9·11”之前就已大致谋划好的军事调整。2004年8月26日，布什总统宣布了美国全球军事力量调整计划。就亚太地区而言，这一调整既考虑到“9·11”后反恐的需要，又带有明显的“吓阻”中国的战略意图。
总体而言，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走向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或曰大战略，它界定了美国处理对外事务的基本思路，包括目标、手段、对威胁的认知和介入的程度；二是美国的亚太地区秩序观，它决定了美国地区战略的基本态势；三是美国对华战略，它决定了美国地区政策的主旨。本文试从以上三方面分析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走向。
美国的大战略与亚太安全战略
冷战后美国的大战略存在着多种选择模式，人们尝试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概括或描述，其中以巴里·波森(Barry Posen)和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所提出的四种模式比较具有代表性。这四种模式是：新孤立主义战略、选择性接触战略、合作安全战略、优势战略。四种模式在分析框架、对主要政策目标的界定、对世界秩序的偏好、国家利益观、所关注的地区重点以及使用武力的原则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1]
根据巴里·波森和安德鲁·罗斯的上述归纳，对照冷战后美国在克林顿和布什执政期间的政策实践，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大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不同。克林顿政府的大战略是选择性接触战略与优势战略的结合，同时带有合作安全战略的色彩。1994年克林顿政府提出“参与和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主张美国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与此同时，该战略又强调这种参与必须是有选择的，应“集中于对我们本身的利益关系最大的挑战，将我们的资源用于我们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2]鉴于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参与和扩展”战略提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应以“预防性外交”为主，包括支持民主，提供经济援助，在国外驻军，同其他国家开展军事交流，在中东和其他地区参加多边军事谈判等。根据“参与和扩展”的战略理念，美国军方提出了“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要求美国的武装力量完成三项战略任务：和平时期的参与，威慑和防止冲突，战斗并获得胜利。在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构想中，在对威胁源的判断上重视地区性强国（如伊拉克、伊朗、朝鲜）的挑战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在安全手段上注重参与和威慑，前者指广泛参与地区性事务，保持与各个国家军队的建设性接触，其中包括与以前的对手和非同盟国建立新的和更合作的安全关系，后者指对所谓的“无赖国家”保持军事压力，防止他们破坏地区稳定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军队建设上强调拥有同时打赢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能力。在这一大战略框架下，克林顿政府的亚太安全政策思路是：加强与中国的接触，强化与盟国尤其是日本的安全纽带，保持对朝鲜的威慑。
巴里·波森和安德鲁·罗斯提出的四种大战略模式比较
新孤立主义战略选择性接触战略合作安全战略优势战略
分析支点最低限度、防御性 传统均势性现实主 自由主义 最大限度现实主
现实主义 义 义和单边主义
主要的国际政治 避免卷入 大国和平 和平不可分割 竞争对手的崛起
首选世界秩序远距离均势均势 相互依赖 霸权
国家利益概念狭窄的有限的跨国的广泛的
地区优先选择北美 工业化欧亚全球 工业化欧亚和潜
在对手
北约撤出 保持 转变和扩大扩大
地区冲突放弃 遏制、有选择性干 干涉 遏制、不加选择地
涉 干涉
人道主义干预放弃 有选择性干涉 几乎不加选择地干 不加选择地干涉
涉
武力使用自卫 选择 经常 任意
在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内，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带有更多的优势战略的色彩。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在新军事革命中独占鳌头，北约东扩和美日同盟的再定义，这些都强化了华盛顿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的愿望。1999年初，克林顿在展望21世纪美国的外交政策时直言不讳地表示：世界各国联系日趋紧密，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要使世界免遭过去曾经经历过的灾难，就必须有一个领导，但只能有一个领导；美国得益于全球化的趋势，更加繁荣，更具有信心，也因此最有能力领导这个世界。[3]根据1997年美国国防部推出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美国战略界对国际环境的基本估计是：作为后冷战时代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2015年之前不会面临像前苏联那样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军事能力的对手，但在2015年以后，将有可能出现一个地区大国或全球匹敌的竞争对手，而俄罗斯和中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对手。这样，为了保持美国在21世纪的独霸地位，美国不仅要对付“无赖国家”的地区性挑战，更要警惕新兴大国的出现。基于这一思路，美军提出了“营造、反应、准备”的军事战略。该战略既重视对付现实威胁，又强调准备应付未来挑战的模式；在战略准备上，从立足打赢两场大规模地区性冲突提升为打赢两场大规模战区性战争。在此背景下，美国在90年代后期开始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和牵制。
布什政府在2001年入主白宫后，全面奉行“优势战略”主导的国家安全战略，致力于塑造美国治下的和平。布什政府的战略思维深受1992年美国国防部炮制的“防务规划指南”的影响。这份在当时的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主持下编写的文件把美国在冷战后首要的战略目标确定为“防止再次出现一个新的对手”，为此，必须防止任何一个敌对国家主宰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2001年9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采纳了这一思路，并将中国视为美国最主要的潜在对手和美国军事战略的首要目标。《报告》称：“在亚洲维持稳定的均势是一个复杂的任务。一个有着可观资源的军事竞争者有可能会在该地区出现。”[4]这里尽管没有明言该竞争者是谁，但“中国”二字已是呼之欲出了。布什政府“优势战略”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谋求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在军事力量的建设上要求以能力为基础而不是以威胁为基础。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Donald H.Rumsfeld)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写道：“这项评估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把防务规划的基础从主导过去思维的‘基于威胁’的模式转变为未来‘基于能力’的模式。这种基于能力的模式更多地着眼于可能如何作战，而不是对手可能是谁或战争可能在哪里发生……这种基于能力的规划模式要求，美国既要在关键领域保持其军事优势，又要开拓军事优势的新领域，并剥夺对手的非对称优势。”[5]“9·11”事件的发生迫使布什政府调整其国家安全日程，将打击恐怖主义列为当务之急，但运用美国的超常实力以谋求和巩固美国优势的基本目标并未改变。2002年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美国在全世界拥有前所未有和无可比拟的实力和影响力。由于我们一贯忠于自由原则和自由社会的价值观，美国的这一地位被赋予独一无二的责任、义务和机会。这个国家的强大实力必须用于促进有利于自由的均势。”[6]尽管“9·11”后各大国对美国表示的同情和在反恐问题上向美国提供的支持使布什政府认识到，国际社会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即各个大国可以和平地开展竞争而不是不断地扩充军备，但布什政府决心要维持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吓阻”潜在的对手放弃扩充军备，不再妄想拥有超过美国或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实力。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认为，“9·11”后美国形成的新的大战略“坚定地维护一个单极世界，在这个单极的世界秩序里，美国根本没有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不允许任何没有美国参加的大国联盟谋求霸权。”[7]布什政府退出被视为全球战略稳定基石的《反导条约》，构建导弹防御体系，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发展先进的军事能力，在反恐的同时积极谋求地缘政治利益，充分体现了这届政府对“力量优势”的崇拜心理。布什政府的“优势战略”还表现在它充分运用美国力量的意愿上。布什政府中的鹰派相信，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打赢它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美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和权力只有通过现实的力量运用才能得到巩固。“先发制人”的安全战略和伊拉克战争就是上述理念的生动反映。
从克林顿到布什，美国大战略的基本目标越来越明确，这就是要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巩固和加强美国的优势地位。美国是后冷战时代无可匹敌的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在综合实力上远远领先于其他力量中心，这一事实使得美国的政治精英们相信，“美国治下的和平”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甚至是国际政治唯一的选择。在手段上，克林顿政府带有新自由主义的色彩，注重运用美国的软实力，强调大国合作，重视国际机制的作用；布什政府则更多地受到新现实主义的影响，强调美国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和充分运用这些实力的必要性，信奉单边主义，谋求绝对安全。布什在2004年的选举中连任，意味着美国的“优势战略”将延续下去。在“优势战略”理念的指导下，美国将对力量对比的变化极为敏感，唯恐其他大国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的上升会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从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看，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和印度的经济高速增长，日本经济的复苏——正在提升亚洲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美国一些有远见的观察家认为世界政治的重心正在向亚洲转移；而在亚洲正在发生的变化中，中国的崛起尤其被认为是影响力量对比的重大事件。[8]对新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美国应该保持对亚太地区事务的积极参与，同亚洲国家发展更加密切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关系。但在新保守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看来，这意味着美国应进一步提升亚太地区在其大战略中的地位，对该地区投入更多的军事资源，威慑和“吓阻”现实的与潜在的挑战者，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鉴于布什政府深受新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今后四年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将充分体现这一逻辑。
亚太秩序观与亚太安全战略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走向也会受到决策者的地区秩序观的影响。由于各个地区条件的差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各个地区的运用不尽相同，由此产生了各种形式的地区安全战略。决策者对某个地区的看法和设想（即地区秩序观）决定了地区战略的基本态势。从理论上看，美国的亚太秩序观包含了如下一些选择：（注：Harry Harding,"Contending American Views of the Asian Security Order,"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ecurity Affairs,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Tokyo,January 24-25,2001.除了这里提到的4种地区秩序观外，Harry Harding还提到了第5种——“遏制中国”，但作者认为它与“同盟体系”在政策理念和手段上基本相同，故将二者合而为一。）其一，太平洋共同体。美国将扩展在亚太地区的合作关系网络，与各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开展广泛的合作，并通过建立正式的地区机构使这些合作制度化。其二，美国主导下的大国协调。美国将与亚太地区另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保持良好关系，加强合作，共同处理地区事务。其三，同盟体系。美国将主要依靠它在冷战时代建立起来的同盟安排，如美日、美韩、美澳同盟，同时发展同一些国家如新加坡、印度甚至越南的安全合作，来处理地区安全事务，牵制乃至遏制力量上升的中国。其四，均势政策。美国将同本地区多数国家维持良好关系，而不是拘泥于传统的同盟安排。在必要时，美国将建立特定的联盟以处理特定的问题。美国的政策目标是制衡那些谋求在本地区扩张其力量和势力的国家，防止损害美国利益的联盟的出现。
美国在实践中寻求什么样的地区秩序，取决于美国决策者对国际格局、美国的力量和亚太地区形势的综合认识。自二次大战以后，美国的亚太秩序观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各不相同。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从两极格局的视角来看待东亚，因此遏制共产主义是其主要的政策目标，而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是美国在该地区主要的秩序安排。6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和美国国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决策者如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再把世界看成是美苏两家的天下，而是开始以多极眼光看世界，表现在亚太地区，就是认识到中国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美国在继续保持双边同盟体系的同时，同中国改善关系，通过战略大三角来牵制前苏联。这样，在70和80年代，美国的地区安全安排是同盟体系和均势体系的结合。冷战的终结要求美国以新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亚太地区。老布什政府审时度势，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构建“世界新秩序”的构想，然而却没来得及推行。克林顿政府在第一任期之初提出了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口号，但亚太地区的多样性使华盛顿扩展民主和美国价值观的雄心饱受挫折。在第二任期内，克林顿政府转向更加现实的大国协调路线。美国重新定义了它与日本的安全同盟，以确保日本不会在后冷战时代脱离日美安全体系；另一方面，基于与中国“全面接触”的理念，克林顿政府积极改善对华关系，谋求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合作。这一时期美国的亚太政策思路，是以中美日共同处理地区安全与经济事务为基调的。随着小布什在2001年入主白宫，美国的亚太政策思维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布什外交与安全班子的重要成员如沃尔福威茨、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等人基于他们在冷战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和对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强烈的不信任感，强调美国的亚太政策应以巩固和扩大美国的安全纽带、牵制乃至遏制中国为主旨。这样，美国的亚太地区秩序观又回归冷战时期的同盟体系。“9·11”事件冲击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同样影响了美国的亚太安全政策。美国一方面基于地缘政治考虑加强同有关国家的安全纽带，另一方面也谋求建立广泛的反恐联盟；在对中国保持战略防范和牵制态势的同时，也寻求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合作。
那么，在第二任期内，布什政府将在亚太地区推行什么样的安全安排呢？新保守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思想理念决定了布什政府既不可能采纳“太平洋共同体”的地区秩序观，也对传统的均势体系不感兴趣，而是推行以同盟体系为主、以大国协调为辅的路线。具体来说：首先，美国将继续推进海外军事部署的调整，增建新的军事基地，使美国的军事力量更接近潜在冲突地区，提升美国对本地区发动军事打击的能力。其次，美国也会继续加强同传统盟国和新的安全伙伴的纽带，甚至试图组建“亚洲小北约”，使冷战时代以来以双边同盟为基础的安全安排转向多边的集体安全体系，以便更有效地牵制现实的和潜在的对手。第三，美国地区安全战略的支点是日本。在军事上，美国将把日本作为抑制从朝鲜半岛到中东地区“不稳定弧”的指挥中心和后勤支援中心，改造美日同盟以进一步提升美日安全合作的水平；在地缘政治上，美国也会视日本为平衡中国上升的力量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伙伴。第四，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如朝鲜半岛问题上，美国将不得不奉行大国协调的路线，谋求其他非盟国尤其是中国的合作。鉴于朝鲜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布什政府甚至有可能通过将围绕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机制化的办法来处理与朝鲜半岛有关的安全问题，如削减常规武器和导弹的部署，建立朝鲜半岛新的和平机制等。[9]
就中长期而言，还存在着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大国协调倾向进一步上升的可能性。虽然谋求单极优势仍将是美国的基本战略目标，但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结构多元化的现实决定了美国在手段上必须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除了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的因素外，下列发展也会促使美国在地区安全政策上寻求更多的大国协调。一是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自身力量的局限性，不得不依赖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中、日、印、俄）的合作，以应对亚太地区除中国外的安全挑战；二是随着中美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加深和合作领域的扩大，美国对华政策进一步向务实方向调整，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这样美国将更多地视崛起的中国为处理地区事务的伙伴，而不是战略上的对手。
对华政策与亚太安全战略
鉴于中国在东亚的重要地位及其力量的不断上升，美国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将界定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主旨。从基本理念和政策主张看，美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在这个问题上分为三派，即“遏制派”、“合作派”和“接触派”。
“遏制派”采纳了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认为中国随着力量的加强将不可避免要谋求在东亚的霸主地位，从而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新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代言人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imer)认为：“在21世纪早期，美国可能面对的最危险的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主国”，因为中国“几乎肯定会用经济实力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机器，而且出于合理的战略原因，它一定会寻求地区霸权，就像19世纪美国在西半球所做的那样”。他认为，要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美国就必须设法放慢中国经济的增长，以延缓中国的崛起。[10-p543]米尔斯海默是从现实主义的最基本的命题——国家谋求权力、大国谋求霸权——得出上述结论的。另一位颇有影响的美国学者、“文明冲突论”的创始人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则从文化和权力两个角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分歧和冲突，这既是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又涉及到权力这个根本问题，“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中国作为东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大国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亨廷顿主张，为阻止中国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美国需要调整与日本的安全同盟，与其他国家发展紧密的军事联系，加强美国在亚洲的驻军以及能够用于亚洲的军事力量。[11-p254,259]
“合作派”也是从现实主义思维出发，但它认为美国要实现其在欧亚大陆或东亚的战略目标，必须同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其著作《大棋局》一书中认为，美国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的真正的全球性大国，能否保持其对全球事务的支配权，取决于它能否保持其在亚欧大陆的主导权，而要保持在欧亚大陆的主导权，美国就必须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在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观”中，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应该成为美国的“远东之锚”。[12-p201、251、255]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则认为，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存在着力量的两极平衡。中国在东亚的大陆部分拥有优势的军事与经济地位，而美国则控制着东亚的海洋部分，两个大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安排了一定的和平秩序，共同建立起安定的地区秩序”。[13]布热津斯基和罗斯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前者着眼于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认为美国必须同欧亚大陆的几个主要力量建立大国协调，才能使其欧亚战略得到实施；后者则承认美国在东亚的力量的限度，指出中美均势的现实决定了美国必须与中国合作才能维护本地区的稳定。虽然二者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但重要的是他们均认为中国是美国实现其战略目标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强调美国要同正在崛起的中国建立合作关系，而不是对中国实行遏制。
“接触派”则是从新自由主义的思维出发，认为美国可以通过“改造”中国使之成为美国的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对美国对华政策拥有重要影响力的“接触派”相信，美国可以通过与中国的积极交往，推动中国政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使中国在价值观上与美国靠拢，与此同时，美国还要将中国纳入现存的国际体系，使其接受美国主持制定的游戏规则，从而在对外行为上表现出“负责任”的态度。与“遏制派”不同的是，“接触派”拒绝了中国将不可避免成为美国的对手这一宿命论的观点，强调一切取决于交往的过程——美国如何与中国交往，以及中国如何对美国做出反应。另一方面，“接触派”也不同于相信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将不得不与中国合作的“合作派”，而是认为只有在美国成功地“改造”了中国之后，两国才能成为真正的合作伙伴，在同中国的接触过程中，美国必须对中国保持警惕和防范，在必要的时候还需要施加压力。
从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来看，克林顿政府对华推行以接触为主的政策，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积极同中国交往，推动中国政治的自由化，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同时保持对中国的防范和威慑。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美国国内保守势力的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更趋强硬。布什政府执政后，有意推行“遏制＋接触”的政策，在安全上遏制中国，在经济上与中国交往。虽然“9·11”事件和朝鲜半岛的核危机迫使布什政府调整对华姿态以谋求中国在反恐和朝核问题上的合作，但布什第一任期内，在安全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是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美台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的发展，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安排，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竭力阻止其他国家（尤其是以色列和欧盟）与中国开展军事合作，等等，都是该特征的反映。
展望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有两个结构因素不可忽视：一是美国要继续谋求和巩固其优势地位，二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将进一步增强。这两点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将在自由主义的接触路线和现实主义的遏制路线之间动态性地调整，而调整的时机和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在可预见的将来，“合作派”所倡导的中美战略协调的构想难以成为现实。只有当中美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或者美国政治精英真正接受多极化的世界观时，美国才会认真考虑中国的战略伙伴地位。就布什政府第二任期而言，其对华政策仍将是“交往”与“吓阻”的混合。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美国需要通过对华交往以促进其利益；在安全领域，保持对中国的吓阻与牵制，辅之以有选择的合作与有限的接触。发展对华关系不会成为布什政府亚太政策的优先考虑，但如何在安全上平衡和牵制中国的力量，将是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核心课题。
结语
从长远看，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包括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如何在台独势力日趋猖獗的背景下处理台湾问题，如何面对南北朝鲜走向和解的趋势，以及如何应付东亚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政治与安全变化。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既是基于中国崛起的方式，也是基于崛起的力量内涵，但是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设计更多是考虑到中国会以一种破坏性和非稳定性的方式崛起。如果中国以传统的大国争霸的形式挑战美国，美国应付这种挑战也许会更加得心应手；但是当中国以一种和平、合作和建设性的方式崛起时，它将给美国决策者过时的思维方式和陈旧的政策套路带来棘手的挑战。在台湾问题上，过去四年布什政府的亲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怂恿和鼓励了陈水扁的台独路线，陈水扁的连任和制宪日程意味着今后四年将是两岸关系的一个高风险期。在此情况下，美国要么继续支持陈水扁，从而不惜冒被卷入一场台海军事冲突的风险，要么切实奉行反台独立场，放弃“以台制华”的冷战思维。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虽然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朝核问题，但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是南北朝鲜的和解趋势。这个趋势的发展将改变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版图，并给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带来重大挑战。最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意味着本地区的国家也会寻求更多的政治与安全合作，而经济、政治与安全关系的深化势必重塑东亚国际关系。在此背景下，美国长期以来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无疑将被大大削弱，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将不得不进行更加现实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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