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熊彼特主义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区域经济论文,彼特论文,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理论”，并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书中加以运用和发挥，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理论体系。新熊彼特主义是近20多年来以熊彼特创新理论为基础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涉及多学科的理论体系。一般习惯上把遵循熊彼特思路的研究及形成的理论称作“新熊彼特主义”或“新熊彼特理论”，其代表人物包括Nelson、Winter、Freeman、Dosi和Rosenberg等。新熊彼特主义认为，科学、技术和创新都是经济的内生因素，他们在更广泛的层次决定了经济的变化。该理论突出量变到质变、动态非均衡的分析方法，以有限理性、创新机制、突破原有条件限制的视角，提出了技术推动和技术、制度与产业结构相互关系的演化增长理论；发展了企业能力理论；对产业、金融、公共部门及相互关系和作用的研究构建了基本的理论框架，描绘了创新和不确定状态下政府的责任。目前，“新熊彼特主义”在研究风格上已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分支文献：更形式化建模的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和经验性研究的创新体系理论。本文将从相关区域经济要素、区域经济聚集和扩散、区域经济增长以及演化经济地理学等视角的静态和动态分析来探讨新熊彼特主义是如何对区域经济学进行研究的。
一、新熊彼特主义对区域生产要素及其供给与需求的研究
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经济行为的区位以及生产要素和产品的流动。区域的发展存在着很多的相似或相异，在同一个国家依据经济状况的不同，区域可能有相当的不同，但在不同的国家区域却有可能相当地相似。新熊彼特主义则关注不同区域的多样性的增加和减少过程，研究区域发展和增长的源泉，回答为什么不同的区域在多样性的形成、模仿和增加上会有差异?什么是经济和制度结构?地区能够通过哪些经济和制度结构保持和增强它的竞争地位等(Boschma & Lambooy,1999)。这些研究体现在新熊彼特理论对生产要素、区域供给和需求、创新和技术变革、聚集和扩散等要素的动态和静态效应的研究中(Werker,2007)，这对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都是一个新的推进。
(一)区域生产要素及要素乘数效应
当我们去解释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时，我们可能考虑影响它的静态因素，如生产要素禀赋；也可能考虑影响它的动态因素，如引起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历史要素；也可能考虑静态和动态因素的结合，如产业结构的发展；当我们从一个时间点去考虑时就是一个静态的因素，当它在一个时间段发生变化时，就是一个动态的因素。新熊彼特主义认为，一个区域的要素禀赋包括生产要素和基础设施，他们通过对这些要素的静态和动态分析来解释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1)古典理论中的生产要素是指土地、劳动和资本。从静态的角度看，地区状况的不同是因为要素禀赋的差异，如土地作为生产要素通常是固定的，这种分析不足以很好地解释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实际上，从动态的视角看，生产要素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如：如果人口增长，劳动力要素会随之增长；人力资本要素代表了知识在人身上的根植与积累(Malecki,1997)，它能够促进区域内的知识传播，同时也将知识传播到区域之外(Breschi & Lissoni，2001)；资本要素也会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因为资本可以累积成资本存量，就像一个机器系统的增添、替代和更新一样。(2)基础设施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增长密切相关。如：“正式或非正式制度”这样的基础设施，它提供了选择机制，比如像习惯一样的成文法规，这些机制反映了区域不同集团的利益关系，并随着时间而变化着；治理结构、公司合营机构等基础设施是由政府提供的，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而在具有强大地方政府的国家，区域制度是很重要的；像信息通讯网络这样的基础设施，不仅影响了生产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运输成本，而且决定了其能否顺畅地与外界保持联系，良好的信息通讯联系和良好的交通运输设施可以使厂商定位于一个地区，如：由于共享R&D设施，可以同时在世界各地销售其产品，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它们不仅影响了生产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运输成本，而且能够带来区域聚集；像教育和R&D这样的基础设施，不但提供了不同的技术和创新性知识，还维持和创造了人力资本和吸收能力，引导了企业在各自区域的定位，并由于区位的相近形成了集聚优势(Howells,1999; Malecki,1997)。
总之，新熊彼特主义认为，静态生产要素导致了要素乘数效应，这些要素的可积累性导致规模效应递增，这意味着生产要素的自我增强过程，也将导致动态集聚效应；不可累积的生产要素，例如具有特定品质的土地，也能够促进集聚效应，这是因为它们能够为生产提供区域优势。可见，新熊彼特主义将基础设施、科学、技术和创新等生产要素视为是经济的内生因素，这些内生因素既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它们在更广泛的层次决定了经济的变化。这解释了区域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原因。
(二)区域需求、供给与区域产业发展
新熊彼特主义认为，区域需求和区域供给是一个区域产业发展和成长的重要推动力。(1)区域需求取决于一个区域内的私人消费，也取决于企业的输入，企业在输入时实际上是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从而成为区域需求的一部分。区域需求能够产生集聚效应从而促进区域增长是因为：一是运输成本降低的愿望可以让生产处于靠近消费者的有利地位；二是区域性市场的规模经济和学习效率对企业具有吸引力，因为区域性市场大，且可以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受益于规模经济和学习效应；三是如果该区域市场能够提供具体的知识、区域性需求、甚至能更早地获得消费者偏好信息，那么该区域就会吸引其他企业带着他们的技术和人力资本坐落于这个区域，并由于可能产生的聚集效应而使生产者更加具有优势(Audretsch,1995; Werker,2007)。(2)区域供给是一个区域产业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产业的发展意味着企业向社会提供了产品和服务。当从区域供给的角度来看待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时，基于产品周期理论的分析方法显得非常有用(Montobbio,2002; Werker,2003)。这个理论证明了一个产业的发展会经历不同的阶段，产业特征会随着产业的生命周期而发生演变。其第一个阶段是新兴产业阶段，特征是生产要素的不同组合和对不同技术设计的产品进行大量的试验；当产品进入标准化和有效率的生产过程时，就进入到成熟阶段；这两个阶段的产业通过不同的方式与其他企业和科研组织建立联系、促进创新等来对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增长做出贡献。Vernon(1966)提出了一个关于生产从世界的一个区域转向另一个区域的理论：新近发展的技术首先被引入到最先进的区域并带来了完美的效果。当技术逐渐成熟，为减少劳动成本，生产往往会被定位在世界上一些欠发达的地区。当技术变得更加自动化，生产又会被重新定位于一些世界上发达的地区，因为在那里，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容易获得。Vernon的方法实际上是从区域的动态聚集与扩散效应来阐释了区域经济的创新与发展。聚集效应源于收益递增，因为累积和自我增强的过程促使一个专业化的区域成为一个高科技的区域，当生产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转移时，知识扩散方式的反聚集效应成为其主要的因素(Boschma & Lambooy,1999)。
二、新熊彼特主义对区位与企业创新及其关系的研究
创新和技术变革是新熊彼特主义特别关注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区域经济学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回答区位的重要性问题，特别是创新和区位的关系问题，创新在一定的区位中是如何产生的？地理的邻近性是如何影响互动学习与创新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新熊彼特主义对区域经济学的重要贡献。
(一)区位与创新
普遍的传统观点认为，地域毗邻可以促进知识共享，也因此有利于互动性的学习和创新。就像马歇尔所说，一个地区的知识外部性仅适用于那些位于区域内部的公司，而不适用于区域之外的公司。因此，一个区域内的所有公司通常会得益于知识溢出。
Feldman(1994)认为，知识的地理集中有利于信息搜寻、增大搜寻强度和任务合作；地理实际上是一个为新产品商业化过程提供所需不同知识的要素；创新是一个由多维空间因子决定的复杂地理过程；他以美国各州数据为基础，对创新的空间模式、区域创新能力、技术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了数量分析；最后从企业和国家两个层面提出了创新的政策建议。
Boschma(2005)站在批判性的角度来看待邻近性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过多或过少的邻近性对学习与创新都是有害的，因此，为了保证机制的正常运行，参与者与组织机构之间的邻近性既不能太远又不能太近。(1)地理邻近性的重要性不能单独来评估。邻近性的概念包括五种邻近性，即认知的邻近性、组织的邻近性、社会的邻近性、制度的邻近性和地理的邻近性。其中，适度的认知邻近性(即以开放态度吸收新观点的能力)是互动学习过程发展的前提。其他四种邻近性则被看作可以将参与者内部以及组织机构联系起来的机制。(2)地理邻近本身既不是学习发生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它很可能通过强化其他类型的邻近性，从而促进了互动学习。(3)由于地理邻近性可能产生“锁定”(Lock－in)而对创新有负面的影响，所以过度或者缺乏邻近性都有可能对互动学习与创新造成伤害。(4)通过组织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制度邻近性与地理邻近性单独或者联合起来，以开放态度来吸收新观点，同时将不同的办法(如组织、社会、制度和地理方面)有效地协调和控制，为解决协调、合作和锁定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法。
为了找出成熟地区的集群原因，Boschma & Terwal(2007)通过分析南意大利Barletta制鞋产业区企业间的知识关系，再次分析了邻近性与创新之间传统观念的缺陷：(1)一个区域内所有公司都受益于知识外部性观念而忽视了公司内部知识创造的重要性，无视公司间存在吸收力和经济能力差距的事实，高估了外部联系作为关键知识来源的作用。(2)聚类分析应该从企业层面进行考察，而不是把企业当成一个黑箱子(Maskell,2001)。(3)在区域内部建立联系是很重要的，但与非本地企业建立知识联系的企业比没有建立知识联系的企业更具有创新性。(4)具有高吸收能力的企业与非当地企业有更多的联系，其业绩也可能更好，这表明，吸收能力通过非当地联系间接地影响企业的创新表现。这项研究表明，从演化论的视角更有助于我们研究地理邻近对集群区域创新过程的影响(Boschma & Frenken,2006)。
Criscuolo & Verspagen(2008)利用来自欧洲专利局专利审查员检索报告的信息以及构建的欧洲和美国专利活动的数据集研究发现，地理距离是降低知识流动可能性的一个主要因素，地理距离对此有负面影响；认知距离、时间和战略等因素对引用这个行为有重要影响。Weterings & Boschma(2009)通过对荷兰中小软件公司的电话调查中所搜集的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空间邻近、组织间面对面互动与创新之间并没有通常假定的那种直接联系。尽管空间邻近与客户交流次数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但与客户的空间邻近却不能使这种面对面的互动提高软件公司的创新绩效。其他类型的邻近形式，如组织、社会的邻近能够在不需要空间邻近的情况下为交换知识提供必要的信任(Breschi & Lissoni,2003)。
(二)创新与企业发展的推动力
创新的产生与发展推动着企业的发展并推动着区域的动态进程(Werker,2007)。在一定的区位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那么，创新是如何产生的？企业为什么创新？它的产生与选择是如何推动着区域的动态发展的？这是新熊彼特理论对区域经济学的重要贡献。
新熊彼特主义视角下的企业创新过程，一是企业对“新奇”的搜寻；二是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学习与适应；三是企业对新奇的采用和惯例化。Nelson & Winter(1982)认为，企业和R&D组织机构通过不断地累积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而获得了这些有限的资源，并尽可能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来开拓创新。由于企业所累积的生产要素的不同造成了它们之间创新的差异性以及在解决问题的方案中制度和程序等机制选择的不同，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依靠自身力量来创新开发技术是很困难的。在很多方面，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区域的竞争力不单是依靠自己内部的开发创造能力，更多地依靠的是获取和利用其技术知识边界之外的知识和技术的效率。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产品周期的缩短以及技术复杂性和市场不确定性的提高，都促使了企业去获取企业外部甚至是区域外部的知识和技术资源。那么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是决定他们所需要的要素哪些从内部生产、哪些要素应从企业外部甚至是跨区域获得。Howells,James & Malik(2003)基于对英国一系列重点企业和机构的基础研究中关于知识和技术外购的应用情况，分析了一些常常在技术知识外购中被忽视的关键因素，包括：时间因素、空间因素、把技术外购看成是一个动态和重复的过程等。
Schwerin & Werker(2003)探讨了制定和实施一个“学习型”创新政策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创新促进结构的改变和区域经济增长，并推动社会经济变革。创新的产生和传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由静态的政策观念所引导的。
Aghion et al.(2005,2006)从分析竞争是如何通过影响产业组织进而产生创新行为来研究区域竞争效应的。研究发现，竞争和创新间、竞争与垂直整合间都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他们认为，产品市场中适度地增加竞争，会使生产者通过改善它的未整合的供应商的外部选择权而减少其整合的动机，从而提高其创新的动力；而过于激烈的竞争会促使生产者整合，因为过于激烈的竞争会让未整合的供应商获得大部分的创新盈余。
Corrocher,Malerba & Montobbio(2007)利用专利和专利引用方面的资料，通过考察创新指标(创新活动集中度的测量、创新者阶层的稳定性、新近创新者、创新的普遍程度以及作为创新来源的参与者等)，研究了信息通信技术领域中的创新模式，说明了不仅企业及其他非企业成员(如大型和研究中心)是创新过程的重要因素，而且跨区域、跨部门、跨技术的知识库与创新普遍性都是创新过程的关键因素。这项研究拓宽了熊彼特创新模式的概念，并把它推向了更广义的系统创新的范畴。
Jensen,Johnson,Lorenz & Lundvall(2007)根据2001年丹麦DISKO调查结果，比较了两种创新模式——以正式的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和应用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和创新(STD)模式和以非正式的学习过程和经验基础为依据的实践、应用和反馈(DUI)模式。结果表明：那些结合了两种模式的企业比只采用一种模式的企业更有可能研发创新，那些专注于科技研发的企业可以通过促进非正式学习的措施和方法来获得同样的收益。非正式的学习促进了知识溢出，也促进了创新的空间聚集，从而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
Audretsch & Niebuhr(2010)利用1998-2005年间德国地区的横截面数据，研究了创业活动的决定性因素。结果也表明，文化的多样性对技术导向型初创企业有着正向的影响，人群的多样性比企业多样性更有利于创业。因此，以高水平知识和文化多样性为特征的区域，较之其他区域能为技术导向型初创企业形成一个理想的孵化器。
三、新熊彼特主义对区域经济的空间聚集与扩散的研究
新熊彼特理论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用了全新的方法——聚集因素和非聚集因素来阐释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基于动态过程的区域经济性质的变化是新熊彼特主义分析的核心。
(一)从知识溢出的视角研究聚集经济
新熊彼特主义的假设是异构代理、非正式和正式机构的结合以及系统的力量驱动区域的发展和成长，而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来源于聚集和扩散的因素，同时也是区域竞争优势的来源，这意味着区域的发展和增长以及区域的差异是基于聚集和扩散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聚集经济是如何促进创新的？
新熊彼特主义论证了知识溢出在聚集经济中的重要作用。Audretsch & Lehmann(2005)检验了在区域间是否存在创业知识溢出理论。证据表明，在知识方面做出了更大投资的高校以及在知识上有更多投资和更多产出的区域都会创建更多的科技型企业，这说明创业知识溢出理论不仅在行业层面存在，在地区层面也存在。知识溢出传播机制的组织层面是新企业的创立。M.Kelly(2009)认为，知识具有大量隐形组件以至于知识的传播可以通过私人模仿而发生。一件新的商品可以使国内生产商将一些新的特征加进他们的产品中去或者借鉴并适当改造这种商品的生产流程而获得创新。贸易量的大小决定了知识网络的规模，技术知识能够以多种方式通过贸易来传播，贸易量的渐进增长与创新的激增密切相关，技术进步率取决于共用相同知识网络的创新人群的规模。Bacchiocchi & Montobbio(2009)通过使用从欧洲专利办公室获得的6国(法、德、意、日、英、美)1978-1998年间的数据来比较大学、公共研究机构的专利和公司的专利对外传播和逐步淘汰的过程。研究认为，在跨越所有时滞的情况下，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专利比公司专利更多地被引用；专利引用的滞缓研究表明，来源于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专利的知识传播得更快。
(二)对聚集经济具体形式的研究
新熊彼特主义认为，产业集群、工业园区、学习型地区和创新型环境都是描述和分析集聚现象的，它们都是相同或垂直型中小型企业的集中(Boschma & Lambooy,1999; Malecki,2003)，都强调创新作为区域关键驱动力的重要性。它们由于共享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这些元素包括文化、规则、习惯以及私人创新代理和辅助性私人机构之间的关系等而具备竞争优势，甚至可以促使相邻地区演变成为创新活动和繁荣的地区。在关于纽约市成功的服装产业集聚区的调查中(Rantisi,2002)，新熊彼特主义非常充分地体现在高水平的设计师的相互促进、规模生产和知识交流中。
Boschma & Lambooy(2002)通过使用意大利的经验数据研究分析工业区不断发展的演化动态过程，说明工业区的演变主要是通过组织对结构变化的调整来实现的。研究认为，第三意大利的工业崛起主要是依靠一个不断发展灵活的动态的中小企业网络，通过同一阶层的信任关系而非权利或者相互依附的垂直关系来实现相互协调。当地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降低了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便于知识的交流传播。工业区具有两大特征：网络组织和集体学习过程。网络组织和区域聚集之间有着正向的关系，网络组织将许多小型企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不断增强其实力，这两大因素对于工业区在过去的成功有着重大的贡献。
Visser & Boschma(2004)通过对马歇尔式工业区和动态工业区这两种空间集聚模式的研究表明，学习往往被局限于特定的区域，因此，跨区域的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步伐也有所不同。在不同区域背景下学习的约束和风险往往是不清楚的，它往往与相关产业或企业的空间集聚过程相关，这形成了本地锁定和持续新奇的差异。而区域网络作为全球价值链中全球网络和有效整合的重要平台，可以有效弥补锁定风险。因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空间集聚对学习和创新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以及如何避免本地锁定。
(三)从区域创新系统的视角研究聚集经济
新熊彼特主义改变了传统的创新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而忽视地理空间联系的问题，把创新研究与地域结合起来，主要体现在对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NIS)的研究中，这个概念是1987年英国学者Freeman在研究日本技术政策和经济绩效的基础上，发现日本的产业政策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在日本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而提出来的。创新系统方法，也叫区域网络方法，来源于国家创新体系方法(Howells,1999)，它除了来源于Freeman为首的20世纪70、80年代的经验研究外，就是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经济学。新熊彼特主义和经济学中的演化主义传统是分析国家创新系统的坚实的理论基础(Lundvall et al.,2002)。
新熊彼特主义认为，在对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以及在丰富产业集群、区域创新体系和知识溢出的研究文献中，区域创新系统和区域网络系统是一个重要的实证研究工具。因为它们研究组织内部之间相互关系的演化，对区域间和跨区域的机构间知识流动进行经验性研究，特别是在研究组织间相互作用和知识流动的载体很难以一种更加量化的方式进行实证评估时，这种动态网络分析的方法，类似“优先连接”(Preferential Attachment)的概念对研究起着重要的应用性作用。在这些网络里，通过专利合作和发明合作来鉴别组织内部间的相互作用，各种创新主体之间、科学家之间、大学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最终决定了新知识、新技术产生的速度和方向；它除了强调创新代理机构、支持性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及机构之间的关系外，更强调导致区域的创新和繁荣的区域结构要素；它研究中小企业和支持性机构的区域集中；研究在区域中对企业起着作用的规则、决定他们成功与否的因素以及组织内部之间相互关系的演化等。因此，区域创新系统和区域网络系统方法是从中观层面分析产业演化和区域经济演化的重要研究领域。一些学者也从这个视角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Brusoni,Prencipe & Pavitt(2001)通过对飞机引擎控制系统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来探讨知识专业化生产在公司组织以及边界中的影响。研究认为，通过掌握更多的知识，综合性技术公司能够使松散的设备、零部件以及专业化知识的供应商网络相互协调和整合。网络能够使公司从整合与专业化的优势中获益。Verspagen & Werker(2004)通过调查数据研究技术创新经济团体中合作和互动的网络结构后发现，这一领域的网络可以被称为不断扩张的无尺度网络，网络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优先连接”，即指那些新进网络的成员会具有与这一领域已经有较高声誉的学者建立联系的倾向，并且该网络领域存在一个单一的完整的核心团体，这说明作为新兴领域的技术创新经济是围绕着一批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学术带头人组成的。Romijn & Caniels(2011)运用演化创新理论探讨了从2005年初开始的麻风树生物燃料实验如何向产业化生产和创新系统发展。研究发现，在演化变异和选择的作用下行业得到了发展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拥有创新主张这两个过程是导致显著变化的核心；而相当的技术能力、持续的投资、政府的支持、经济竞争力、环境和社会(道德)的可持续性、不断演化的管理控制系统等是发展和维持这个创新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是，这种动态网络理论在组织内部的运用上仍然缺乏一种地理上的维度。而经济地理和区域经济学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上为其做出重大贡献。Terwal & Boschma(2009)指出，区域网络研究需要我们回答产业集群内部以及产业集群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如何被组织的，时间和空间的网络是如何演进的，区位与网络绩效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是怎样的等问题，而网络分析技术将有助于理解哪种跨区域连接在经济关系中更重要，因为，基础网络数据研究可以产生一个详尽的、超越区域、连接区域的更宽泛的网络系统来揭示一个真实、完整的空间创新网络结构。
四、新熊彼特主义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
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经济增长规律和影响制约因素的理论。以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为主要代表的一般增长模式认为经济增长受自然条件、劳动力素质、资本数额等资源以及技术水平要素的制约。这些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涉及经济因素，同时也包括一些地理特征。新熊彼特主义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是把聚集力和扩散力因素结合起来放在一个理论框架下去解释区域增长问题，特别是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差异。他们认为，产生区域经济增长不同的原因是区域是否集中，而导致区域聚集和扩散效应产生的是从发达地区传播到不发达地区的技术知识。
早期工作中被我们称为“经济增长的技术差距理论”(Fagerberg,1987,1988)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正式的增长理论没有认识到技术创新和扩散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作用(Fagerberg,1994)。Fagerberg &Verspagen(2002)通过对经济增长的演化途径——近期信息通信技术彻底革新的案例研究表明，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很有可能和通信技术在世界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关，这说明彻底的革新对经济增长的变化是重要的。
Caniels & Verspagen(2001)建立了模拟模型通过考虑区域水平的差异来研究代理的异质性(Heterogeneous Agents)，该模型用知识产生、扩散以及阻碍知识扩散的区域边界解释了区域经济增长差异。Metcalfe(2002)通过讨论增长计算法，创新、市场和体系之间的关系研究了经济增长和知识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熊彼特主义将经济视作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由各部分聚集到一起的实体(Aggregate Entity)，能更清楚地看到知识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上的微观多样性，这是熊彼特主义用经济和社会中现存的制度模式不断告诫我们进步与突破之间的联系，因此，我们的任务既不是复制，也不是模仿，而是发展这种观点。他强调微观行为和市场的协调作用以及其他制度流程的多样性是理解知识增长关系和知识增长效应的途径。
Montobbio(2002,2005)基于异质公司在不同经济领域的聚集行为，建立了一个标准的仅仅聚焦于一个单一行业的动态模型，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结构变化和总的生产率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研究显示，要了解区域结构的变化，必须建立反映排序和选择基本理论的聚集机制；要了解所选企业的综合效应，必须了解区域市场的特征，它取决于一个区域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具体地位，取决于替代区域的产出增长和平均单位成本；区域收入弹性对总生产率的增长也显示出积极的价值。根据不同区域之间的技术强度的不同，具体的技术和研究过程的特征会对技术投资、创新和出口市场收益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因此，结构变化的过程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总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和方向的关键组成部分，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且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轨迹的重要因素。这个模型表明，如果一个区域“靠近”有相对较高的输出增长或者有相对较高的平均单位成本的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就会增长得更快。他认为，结构性的变化(也即是经济区域结构在技术和贸易活动中的改变)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且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轨迹的重要因素。
此外，新熊彼特主义还利用专业数据、建立模型从分析创新能力、技术知识、创业活动、创意阶层和区域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来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展示了经济增长是如何依靠知识积累以及通过在位企业和创业活动对其扩散的。Audretsch et al.(2008)采用了一个结构方程模型、利用西德310个县的样本分析创新能力、技术知识，创业和区域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效益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作用。积极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区域创业资本。创业是知识外溢的一个重要渠道，创业资本在区域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和积极的作用。此外，证据还表明，在知识上的高投入对基于创业的知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新知识的产生是区域经济效益提高的主要决定性因素，而由创新型的企业家基于新知识去发展新产品和新工艺的能力和意愿是另一个重要因素。Boschma(2009)用欧洲7国500多个区域的专业数据，分析了“创造性的阶层(创意阶层)”的区域分布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创意阶层是城市和区域进步的关键推动力，创意人群不仅产生新奇的想法，而且能增加经济的活力，从而在地区中产生创新企业。一个地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氛围、就业机会、创意阶层的职业以及在区域层面上的创业等因素，对于这些人在一个区域的分布具有很强的正向作用。Braunerhjelm & Audretsch(2010)建立了一种模型展示了经济增长是如何依靠知识积累以及通过在位企业和创业活动对其扩散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了企业家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创业是一种机制，它可以作为新知识外溢的一个渠道，因而增强知识投资的效应，即使大部分企业家并不从事研发活动，但他们依然能够通过一种类似于熊彼特主义的方法来利用开拓知识，不断增加创新强度并促进经济增长。
五、新熊彼特主义对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研究
广义的演化经济学(具有演化思想的经济学)源于凡勃伦(Veblen)，狭义的现代演化经济学源于熊彼特。熊彼特是演化经济学的非常重要的灵感来源，他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演化经济学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Nelson & Winter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及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将演化经济学的方法引入到经济学中，他们指出，“‘新熊彼特主义’这一名词是我们整个分析方法的适当名称，正像‘演化主义’一词一样适当。为了成为‘新熊彼特主义’学派，我们才成为演化主义理论家，因为演化主义思想为我们详细说明和正规表述熊彼特主义观点提供了一种可以工作的分析方法。”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存在”(静态)即既定资源配置效率的经济学而言，演化经济学是研究“生成”(动态)即经济增长动力的经济学。在现代演化经济学经过20多年发展后，国际经济地理学界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试图将演化主义的思想全面贯彻到经济地理学中的新动态，即经济地理学的“演化主义转向”(EvolutionaryTurn)。新熊彼特主义的代表Boschma & Lambooy于1999年发表的《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地理》一文标志着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诞生。
新熊彼特主义在对演化经济学研究中，不仅对报酬递增和路径依赖理论做出了杰出贡献，还包含对地理空间的研究热情，他们在研究新老产业区、创新系统、学习型区域和产业集群的过程中，发现了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地理之间关系的理论价值。如Schamp(2008)就讨论了经济地理学中的共同演化概念。他们在研究经济活动空间的变迁过程中，强调基于演化主张之上并欢迎一切研究方法来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演变，更多地使用一些来自生物学的概念，如遗传、变异等，经常使用“选择”、“新奇”、“适应”、“报酬递增”、“变迁”、“学习”和“路径依赖”等来解释空间演化，其理论焦点聚集在经济活动变迁的动力(微观、中观和宏观)，主张动态变化。
新熊彼特主义对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要是从中观演化层面分析企业进入与退出及产品的生命周期。他们认为，企业选择区位的行为最好通过分析企业组织惯例来研究，它们是在过去的历史中形成的，并对企业未来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企业路径的打破主要是因为不满意于现有的业绩和模仿学习，而这一行为的变化具有不确定性。产业/区域的空间变迁动力是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与其他学派不同的是，演化经济地理学继承了来自演化经济学的熊彼特主义思想，承认破坏性创新的作用，同时认为新企业的成立是这种创新的重要方式。演化经济地理学与其他经济地理学都研究区域经济的差异，都承认区域差异是长期演化过程的结果，这一过程具有锁定性。不同的是，演化经济地理学家认为企业根植于本地环境文化和区域制度之中，同时又受到长期以来形成的固定思维约束，从而必定产生锁定效应。由于成功是基于个体历史经验的积累和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的结果，因此模仿他人或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注定是困难的。
演化经济地理学是以演化经济学思想为基础，在时空约束条件下探讨经济行为主体空间或地理变化的经济地理学说。演化思想为分析产业空间集中的出现和经济的空间差异提供了有益的模型和解释；同时也由于地理是创新的重要维度，它能够为创新或空间活动的差异提供独到的视角。演化经济地理学的主要领域为产业、网络、集群、城市和区域的演化，包括信息通讯技术、创新系统、企业家精神、创新城市等的演化研究，这有助于研究新产业的空间锁定、地理临近和集体学习关系、技术与区域发展路径等问题。在实证研究方面，演化主义在地理空间的很多问题上，如产业空间演化、老工业区复苏、城市增长、区域竞争力和区域差异的演化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展；创新系统研究与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开始相互交叉；关系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地理学、制度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地理学也出现交叉的迹象。Boschma & Frenken(2006,2009)提出，地域制度应被视为是与组织惯例相交的，因为每一个地域都以不同的惯例为特征，而且每一个公司可以将其惯例运用于不同的地域背景中。在制度经济学方法中，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被归因于地域间的制度差异。然而，制度与组织惯例此二种途径可以结合在一个动态框架中去研究组织惯例的空间扩散。可见，经济地理中将制度方法和演化方法相综合的研究方法是很有前景的。
六、未来研究发展方向
新熊彼特主义对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和推进是它更多地关注造成区域发展与增长的聚集和扩散过程的共同演进，着重于解释区域发展与增长的动态过程。由于新熊彼特主义视角包括一些非正统的方法，它经常带有一些跨学科的元素，包括地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原理，同时也涉及其他一些非纯粹的经济问题，如信任、声誉、历史事件、地理禀赋等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因此其研究范围非常宽泛，这对于确定区域的功能和发展、区域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等特别有用。因此，从新熊彼特主义视角研究区域经济学，未来应着重关注：
1.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去研究区域与区域竞争力。要把区域视为一个有意义的实体，在概念和实证层面上多做研究。区域内部的多样性是世界经济的永恒特征。区域独特的知识库最终将失去它的稀缺性与独特价值(Boschma,2004)。其竞争力会依赖于其不断产生的新变化来夯实其自身的经济能力，弥补区域多样性受冲击的影响。因此，当分析互动学习与创新过程时，实证分析必须决定选择何种空间层次来分析动态过程的发生，以及这些过程对区域有何种程度关系。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考虑不同空间规模对区域竞争力的影响。另外，还需要从实证的角度研究制度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探讨不同区域背景对企业发展的制度性影响。
2.加强对邻近性等区位问题的实证研究。准确定义邻近性的概念和分类，采用动态的方法评估各种邻近性之间的关系及其重要性，通过实证研究解释到底怎样的邻近性组合对于互动学习和创新是必要的；到底地理邻近性对无形知识的流动有无作用；不仅从单一的企业层面而且要从二元关系层面检验空间邻近、面对面交流和创新三者间的关系。这样我们将更容易观察到面对面互动、空间邻近与合作等内部组织关系的特征。
3.研究并确认知识溢出传播的实际机制。我们需要选取企业集群，通过对其进行更长时间段的动态比较和详尽的实证研究，研究知识转化和创新活动与不同的区域和国际机构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探讨：知识溢出的空间维度是什么？受地理范围的限制吗？区域的学习和创新跟区域在国际产业链中的竞争力是否相关？在全球价值链整合时较高水平的区域集群管理的重要性是什么？对工业区的发展和前景有怎样的影响？
4.深化对区域创新网络的研究。我们需要分析：微观层面的承载力和宏观层面的邻近效应是如何影响公司间网络的空间配置的；网络结构、网络渠道、网络连接的特性以及网络构成的动态程序化因素是什么？如何将技术创新经济学的网络结构与其他学科领域的网络进行系统性分析等。在这种研究中，寻找经验网络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5.深入探讨创新和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将真正有创造力的工人同其他变量联系起来分析？是否当地存在的高等教育和有创意的人群对区域的增长有所贡献？是拥有大量创新阶层的城市或区域会表现得更好，还是拥有创新阶层更具生产力的地方更好，或者是二者的结合？创业与创新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对于一个区域和城镇发展来说具有什么意义？是否由于创新阶层的联合补偿了技能的缺陷从而加强了相应的知识溢出，从而增加了一个区域的经济效益？所有这些针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持续影响的问题都需要在实证研究中去分析。我们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区域的包容性、创新阶层的出现和区域增长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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