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挤压和利润非挤压：理论与实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润论文,实证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9-0047-08
利润挤压论的较早版本可以追溯至俄国数学家查洛索夫早在1910年的观点。在后续的研究中，莫里斯·道怖、安德鲁·格林、鲍勃·萨特克利夫、拉夫特·博迪，以及詹姆斯·克罗蒂等学者对该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一定努力。托马斯·韦斯科普夫则为(劳工实力增强所导致的)利润挤压论提供了详细的经验证明，从而使得这种理论更加令人信服。早期的利润挤压论者把利润在国民收入份额中的降低即利润份额的收缩视为利润率下降的直接因素，而利润份额之所以收缩是因为收入分配发生了有利于劳方的变化。对此，学界历来争议颇多，谢赫、克拉克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或层面对这种理论进行了批判。因此，从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角度重新审视“利润挤压”有助于厘清学界的一些争论与模糊认识。接下来本文将对利润份额的理论和经验文献进行简要梳理，然后以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为例，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该部门利润份额的演变及其原因进行理论和实证解析，对美国经济是否存在利润挤压及其原因给出初步的理论解释。
一、文献综述
根据这个公式，利润率与利润份额和产出资本比成正比，利润挤压论者往往认为，利润率的下降主要是由利润份额的下降所致。[1][2][3][4][5][6]根据导致利润份额下降的主导因素不同，可以把利润挤压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劳工实力增强造成的利润挤压；第二种是生产率拉低的利润挤压。
1.劳工实力增强造成的利润挤压
劳工实力增强(或失业后备军耗尽)所导致的利润挤压理论把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过程中劳动市场的变化视为资本积累和利润率下降理论的核心。这种观点的较早版本可以追溯到俄国数学家查洛索夫早在1910年提出的观点，查洛索夫不同意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视为利润率下降的原因，而是认为，“资本家不会采取可能降低利润率的技术。同时，随着第一部类资本有机构成由于技术进步而提高，两大部类的不变资本要素都将变得便宜，剩余价值将得到增加。唯一能够引发利润率下降的，只有工资的上涨。”[7](P112)莫里斯·道怖(Maurice Dobb,1962)[8](P95—96)从理论层面比较具体地表述了利润挤压的思想。为了说明利润下降的趋势会压倒反趋势，道怖设想了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相对过剩人口大量存在。此时剥削的范围与资本积累以同样的速度扩大，利润率的降低不一定发生。如果其他情况不变，资本有机构成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另一种情形是相对过剩人口不多。在这种情形下，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张和可利用的剩余劳动力接近枯竭，资本家对劳动力的竞争需求会造成工资上涨的趋势。资本积累势必会超过剥削范围的扩大，资本的单位利润率也必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动与利润率的下降有关，而这种变动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剩余劳动力相对缺乏造成的。
利润挤压研究的集大成者当属安德鲁·格林、鲍勃·萨特克利夫、拉夫特·博迪以及詹姆斯·克罗蒂。格林和萨特克利夫(Andrew Glyn & Bob Sutcliffe，1972)[1]以英国为例分析了战后资本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及其原因，并运用这一思想解释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经济的普遍停滞。他们认为，二战前，繁荣时期较高的企业开工率和就业率意味着利润率也较高，那时剩余劳动力较多，即使工资增长率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也能通过提高商品价格加以补偿。但是二战后，英国熟练工人不足，工会更强大，工资不断上涨。此外，世界市场的扩大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得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企业更加难以通过提高价格转移上升的成本，结果造成利润率趋于下降。[9](P304)
博迪和克罗蒂(Raford Boddy & James Crotty,1975)[6]分析了战后美国经济利润率周期变动的原因。他们认为，在经济扩张阶段的后半期，劳动力越来越稀缺，这种偏紧的劳动力供求格局增加了劳动者的谈判筹码，对劳动者的阶级斗争有利。因此，失业劳动后备军就会耗尽，剥削率降低，工资总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工资份额上升意味着利润份额减少，利润份额的减少导致利润率下降，根据这种观点，避免充分就业是保持利润率水平的必要条件。
托马斯·韦斯科普夫(Thomas E.Weisskopf，1979)[2]为“劳工实力增强所致的利润挤压”提供了更为详细的经验证明，从而使其更加令人信服。他的实证研究发现，利润挤压的短期机制可能是解释战后美国经济中利润率周期性波动的最重要原因。至于利润份额为什么会下降，韦斯科普夫将其归结为战后较低的失业率，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低失业率使得工人的谈判能力增强，劳动份额增加，最终导致利润份额和利润率下降。
利润挤压论的上述观点在学术界历来饱受争议。安瓦尔·谢赫(Shaikh,A.,1987)[10](P116—117)指出，只要工人阶级通过斗争赢得高工资，他们就会加快利润率的下降，但是这种效应是有限制的，因为实际工资的上升受到生产率提高的限制，没有哪个公司可以持续承受上升的单位劳动成本(实际工资的提高快于劳动生产率)。因此，只要关于工作长度和强度以及工资的阶级斗争对于实际工资的水平和利润率非常重要，那么这些斗争就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内在(的利润率下降)趋势所规定的界限内运动，这些趋势是阶级关系的结果，是以剥削为典型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克拉克认为，“由于没有将(利润挤压导致的)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而是归因于工人阶级的要求。在工人阶级大众缺乏社会主义觉悟的情况下，这种理论可以轻易地被用来反对工人阶级，得出改良资本主义的甚至是反动的政治结论。”①
2.生产率拉低的利润挤压
“生产率拉低的利润挤压”理论把生产率的降低视为工资份额上升，进而利润份额下降的主要根源。为了更清楚地表达这一思想，我们不妨先对工资份额②进行数学分解：
沃尔夫的实证分析显示：劳动生产率在1947-1958年的平均增长率为2.2%，1958-1967年上升至3.1%，在1967-1976年却跌落到0.4%。因此沃尔夫得出如下结论：名义(实际)工资份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60年代中期以后生产率的突然下降，而资本家对劳动生产率下降做出的反应是削减劳动报酬的增长率，但是降低的速度不够快。至于生产率下降的原因，沃尔夫认为是一系列偶然因素诸如能源价格水平上升、劳动力快速增加、研发支出下降、劳资双方的摩擦增多、工人的动力减弱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上述观点，弗雷德·莫斯利(Fred Moseley,1990)[11]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生产率在1965年以后的确大幅下降了，不过生产率下降对剩余价值率有负效应，对资本有机构成有正效应，二者综合在一起对利润率产生的是负效应。不过，利润率在1947-1977年下降的最重要原因是非生产性资本与可变资本比率的增加，生产率的下降对利润率的影响很小。安瓦尔·谢赫(1987)指出，正是资本盈利能力的下降间接导致了生产率的下滑，因为生产率的下降直接起因于资本积累率的下降，而积累率下降的根源在于获利能力的下降。[10](P122)
接下来我们以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为例，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金融企业部门利润份额的演变及其原因进行理论和实证解析，对美国经济是否存在利润挤压进行经验验证，并对利润挤压的类型进行辨析。
二、实证分析
K表示非金融企业部门现价非住宅净固定资本存量，π表示包括资本消耗和存货价值调整的税后利润。S表示剩余价值，除了包括利润π，还包括税收③、利息(包括杂项支付)以及监管雇员的非劳动收入等非生产性支出，即S=π+U。这里，U表示非生产性支出。净产出y等于剩余价值S与可变资本v之和。
美国的统计年鉴并没有报告与可变资本相对应的统计指标，只公布了一组总体的数据，即所有雇员年劳动报酬数据。由于雇员既包括生产雇员，也包括监管雇员，直接把这组数据作为可变资本似乎有失妥当，因为它并没有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而这正是被韦斯科普夫和沃尔夫所忽视但是对于计算可变资本却非常关键的地方。我们认为，可变资本除了包括生产雇员的劳动报酬之外，还应该包括监管人员的劳动收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管理雇员也是“总体工人”的一分子，但是，“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12](P368)因此，管理人员的收入也包含剥削的成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管理人员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进行恰当区分，我们的处理方法如下：(1)鉴于非金融企业部门生产雇员小时薪酬数据缺乏，我们假设非金融企业部门生产雇员的小时薪酬与制造业部门生产雇员的小时薪酬相同。(2)假设监管雇员小时劳动收入与生产雇员的小时薪酬相同，超出部分为剥削收入。因此，可变资本的计算方法是用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所有雇员年劳动小时数④乘以制造业部门生产雇员的小时薪酬W。
1.战后利润率的转折及利润挤压
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美国经济增长的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国家干预以及各种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各种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缓和迹象，美国经历了一段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根本对抗性的矛盾，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矛盾的对抗程度必然会逐渐加深，到了20世纪70年代，实体经济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反映在利润率指标上就是利润率的上升势头逐渐发生逆转(见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20世纪60年代的前半期，非金融企业部门的税后利润率呈大幅上扬态势。但是，从1966年开始利润率步入下行通道，进入70年代后，利润率在低水平徘徊。根据我们的经验分析，非金融企业部门的税后利润率从1966年的9%回落至1982年的3%，在不到20年里，降幅达2/3。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的利润率只有4.2%，利润率的大幅收缩减弱了宏观经济增长的动力。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不停顿地追逐剩余价值是资本唯一的目的，没有剩余价值，没有利润，资本就失去了积累的刺激和动力，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资本积累放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工人失业，市场凋敝，还出现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这一令主流经济学理论非常尴尬的局面。不少学者认为，这一轮利润率的下降是利润份额的降低所致。[6]其基本逻辑为：在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时期，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造成劳动后备军减少，偏紧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工人的谈判实力增强，由此导致工人实际工资过快增长，造成资本收入在国民净收入中所占份额减少，进而导致利润率下降。
为了甄别利润率下降的直接原因，我们根据前面给出的利润率公式以及利润份额和产出资本比的经验数据，计算了利润份额和产出资本比对非金融企业部门税后利润率r波动的贡献率。结果如表1所示。
我们的经验研究发现，利润份额在此期间的确回落了近6个百分点，对税后利润率下滑的贡献率为63%，而产出资本比解释了另外37%的下降。我们的结论支持了利润份额收缩导致利润率下降的观点，但是利润份额的下降是不是源于劳工阶级的实力的增强呢？
前已述及，税后利润和非生产性支出之和为剩余价值，而净产出等于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之和，因此，利润份额可以分解为：
或者是非生产性支出份额上升都会减少利润份额。就1966-1982年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而言，劳动份额
增加了3.2个百分点，其中实际工资增长率为1.68%，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1.31%，表面看来劳动份额的上升是因为实际工资的增长率过快。实际上，在1958-1966年，实际工资的增长率为2.43%，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3.31%。所以，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实际工资，1966-1982年的表现都不如1958-1966年，但是相对于实际工资，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幅度更大一些，前者下降了不到一个百分点，而后者下降了两个百分点，所以，劳动份额上升的真正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大幅下滑而非实际工资增长过快。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战后的科技革命暂时告一段落，伴随着技术革命高潮的消逝，科技创新对劳动生产力的促进效应趋于减弱。第二，福特主义生产组织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效率、稳定性和协调能力，其生产率开始下降。[13]非生产性支出份额是另一个影响利润份额高低的关键因素。1966-1982年，非生产性支出份额增加了3.1个百分点，就非生产性支出份额的各个组成部分来看，管理人员非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了4.5个百分点，利息份额增加了3.5个百分点，而税收份额下降了4.8个百分点，因此，驱动非生产性支出份额上升的要素为管理人员的非劳动收入以及利息支出的增长。总体来看，1966-1982年非金融企业部门利润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的大幅下降，管理人员收入的过快增长以及利息支出的上升。因此，我们的实证研究并不支持“劳工实力增强造成利润挤压”的观点，倒是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美国经济的确存在“生产率拉低的利润挤压”。
2.新自由主义时期利润率的回升与“利润非挤压”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罹患“滞胀”怪病，趁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之机，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抬头，并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学说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学界普遍认为，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目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施行大大削弱了劳工阶级的力量，使得强资本、弱劳动的局面进一步恶化，进而导致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利润份额日趋增大，而利润份额的扩张推动了利润率的回升。从图2中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税后利润率经历了一个较大幅度的回升，税后利润率r从1982年的3%上升至2006年的6%，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利润率的平均值达到5.52%，比70年代的利润率平均值高出约1.3个百分点，利润率的回升增强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其不但从“滞胀”危机中走出来，而且迎来了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并存的“新经济”时代。
图2 非金融企业部门税后利润率，1982-2006年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对利润率的数学分解表明，产出资本比和利润份额都对利润率的回升做出了贡献。产出资本比的贡献率为18%，利润份额的贡献率为82%，可见利润份额的增大对税后利润率的回升起到了关键作用。利润份额在此期间上升了4.6个百分点，利润份额的增长主要发生在1982-1984年，1990-1997年和2001-2006年。因此，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典型的“利润非挤压”时期。
那么推动利润份额扩张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我们知道，决定利润份额变化的直接变量为劳动份额和非生产性支出份额。如果二者同时下降，或者其中一个下降的幅度大于另外一个增长的幅度，那么利润份额都会增加。1982-2006年，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劳动份额下滑了12.9个百分点，劳动份额的下滑源于实际工资的停滞和劳动生产率的回升。在这一时期，非金融企业部门生产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率仅为1.1%，不仅远低于1958-1966年的2.43%，而且低于1966-1982年经济下行时期的1.68%。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增速为2.1%，比1966-1982年的水平高出约0.8个百分点。
生产工人实际工资的停滞与美国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密不可分。新自由主义信奉和推崇私有产权、市场秩序和个人自由，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追求资本的利益最大化。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过剩资本自由流动扫除了贸易壁垒，美国的跨国公司力图把加工制造环节向海外转移，以把本土的过剩资本与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结合起来，这一过程导致美国的产业逐渐“空心化”。崔学东指出，“脱工业化使得大量新增就业岗位来自低工资、低福利、高流动性的服务业。服务业的工会化和集体协商程度非常低，工人要么选择低工资，要么失业。”[14]为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政府把矛头对准工人阶级，各种保护工人利益的法律被取消和修改，集体谈判趋于分散化，大量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工会被解散，结果导致工会权力弱化以及工会成员率大幅下降，在上世纪70年代还有将近25%的工人参加工会，但是到21世纪初，这一数字低于13%。[15]另外，随着里根入主白宫和公司院外游说集团对国会的威胁，联邦最低工资的法定水平竟冻结了七年多，结果实际最低工资直线下降，从1979年的5.81美元(按1994年美元)跌落到1989年的4.00美元，10年下降了几乎1/3。虽然法定最低工资在1989年到1991年有所提高，但随后又被冻结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16]米歇尔等三位经济学家估计，美国拉大了的工资差距中约有1/3应归因于工会的削弱和最低工资购买力的下降。[17]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私有化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但是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经济政策却把更多的普通工人推向市场，结果造成这个群体的就业和收入越来越缺乏保障，他们被迫接受更高强度的工作以及更低的工资水平。
劳动生产率的恢复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起与新自由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是分不开的。首先，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投资增速加快，信息处理和设备软件的投资占整个私人非住宅设备和软件投资的比重从1980年的30%提高到1990年的43%，到2000年，几乎占到了一半的比重。IT设备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以年均14.2%的速率增长，在后半期高达20.2%。信息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并迅速向其他产业行业部门扩散，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一同加速。其次，在新自由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在劳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这种灵活生产和团队工作的方式本身就有提高工作强度、加快工作节奏、减少工人数量的特点。另一方面，弹性工资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及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造弱化了劳工阶级的谈判地位，迫使工资在相同的薪金水平下接受更大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8](P145-158)
非生产性支出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急剧增长，1982-2009年，非生产性支出份额增长了8个百分点。非生产性支出份额的上升抑制了利润份额上升的幅度，如果非生产性支出份额在此期间保持不变，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利润流向非金融企业部门，进而利润份额和利润率回升的力度也会更大。分析非生产性支出份额的构成不难发现，管理人员非劳动收入份额在此期间增加了8个百分点，利息份额降低了2.3个百分点，而税收份额增加了2.4个百分点。所以，这一时期非生产性支出份额的增长大多来自于管理人员非劳动收入占比的增加。这与新自由主义时期管理层和普通生产工人的收入差距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恰好对应的。总体来看，劳动份额的下降是这一时期利润份额上升的直接原因，具体来说，劳动生产率的回升和普通生产工人实际工资的停滞降低了劳动份额，同时提高了利润份额。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利润份额的缩减直接导致了税后利润率的下降，美国经济出现了一段“利润挤压”期，其深层因素是科技创新不足引发的生产率下滑，管理人员收入的过快增长以及利息支出的上升。因此我们的实证研究并不支持“劳工实力增强造成利润挤压”的观点，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确实存在“生产率拉低的利润挤压”。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信息技术推动的生产率回升以及生产工人实际工资的停滞提高了利润份额，进而推动了利润率的增加。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一方面极力主张限制普通生产工人收入增长的步伐，另一方面却将新创造的巨大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上层管理人员。这种偏爱精英人士的分配格局不仅严重限制了普通大众的实际消费能力，而且抑制了利润份额与利润率上升的力度和速度。为拉动经济的增长，美国不得不依赖透支消费和金融泡沫，通过各种形式的金融创新去刺激消费和资产投资，以缓解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所以，这种建立在两极分化之上的利润率增长与经济繁荣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其内部潜藏着一系列严重的危机诱发因素。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然后向全球蔓延，至今仍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尚未走出危机的阴影，这表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急需一场全面而彻底的变革。
*在写作本文时，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向笔者提供了一些未发布的数据，数据起止时间为1958-2006年，在此表示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①克拉克的分析详见杨健生：《经济危机理论的演变》，第150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②在净国民收入中，利润份额与工资份额之和为1。
③公司收入税。
④此组数据由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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