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08(2009)01-0011-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一样，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狭义上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形态。从狭义上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问题不外有三，即：事实、观念和价值。“事实”即社会存在，“观念”即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价值”则是蕴涵于其中的社会理想和精神寄托。
1956年，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78年以来，又通过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存在”。对这个基本事实的成因进行分析和客观描述，论证其历史必然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展开的基础。
首先，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依据是“世界历史”进程。“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1]。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恰恰不是来自“社会主义”自身，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只有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才得以形成。但是，中国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却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原因只能到“世界历史”进程中去寻找。人类历史由“地方史”汇合成“世界历史”，在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运动中向前发展。受生产力水平和交通条件的制约，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客观上带来了交往的扩大。当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地方史”或“国别史”逐步融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以后，不论其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都会程度不同地被纳入世界历史的总进程之中，受到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1840年以后，中国自身的发展进程就被资本主义所打断，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历史的“基因”仍然规定着中国社会按固有规律向前发展的轨迹；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扩张给中国带来了挑战和冲击，使社会内部孕育出现代化的发展动力。西方的文明成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交会，使中国改变了“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王朝更替历史周期。交往的普遍化为当代中国社会注入了社会主义的内容，中国历史、革命和文化的优良传统又塑造出社会主义的民族形式。其实，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敏锐地发现，“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2]。在中国，这些“新东西”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为科学社会主义赋予的鲜明的“中国特色”。
其次，中国社会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的结果。马克思划分不同“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代”[3]。社会主义社会将实现全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或者说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但要经过一个“国家所有”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4]。但是，20世纪诞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通过暴力剥夺或者和平赎买方式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并没有把它完全交给“社会”，而是把国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就土地而言，共产党人的出发点也是要实现国有国营。但是苏俄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实践中都没有奏效，因此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形成了“集体所有制”，在苏联的实现形式是集体农庄，在中国则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建立在“两种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深深地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这说明，这些国家还不具备建立理想社会主义的条件。不仅如此，就是这样的所有制结构也存在着束缚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于是兴起了改革。中国在改革过程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它适应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现代化起步晚、生产力水平呈现出多层次性的客观实际。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社会的稳定要求将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资源集中在国家和集体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现阶段消灭一切非公有制经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非公有制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可避免。二者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这个历史任务上实现了统一。在社会分工和这种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只能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因此，社会主义革命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得以确立，改革又使其实现了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发展。
再次，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依据是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长期并存。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代替资本主义的高级社会形态。就这个新社会本身而言，马克思将其大体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时期。尽管他们曾经有过一些急于求成的思想情绪，但还是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必将经历一个把人和环境都加以改造的过程。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并没有出现衰亡的迹象。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及其成果的广泛应用，使当代资本主义获得了继续发展的动力；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力量的成长壮大，迫使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了一定限度的改良，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维护了资产阶级的统治；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具备了比较雄厚的解决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因此，当今世界还处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之中，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还没有终结。而社会主义还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多产生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的解放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尽管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自身的发展程度不仅没有达到理想社会主义的水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处于日趋加剧的综合国力竞争压力之下。社会主义虽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打开了一个缺口，开始了伟大的实验，但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取代，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不懈的努力。在中国，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这个客观实际决定了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初级阶段”还达不到“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水平，而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非资本主义”过程。同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下限”还不能止于现代化的基本实现。因为即便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也不过刚刚达到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依据。
社会主义是解放全世界的事业，“人类解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题。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人类解放的侧重点不同使科学社会主义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但由于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的特殊性而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呈现出新的形态。科学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前提，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线，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构建的理论体系，它的基本概念是阶级、斗争、革命、专政。其他理论都是这条基本线索的展开：必须形成本阶级的政党(党的建设)，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和手段(战略策略)，必须争取农民(工农联盟)，必须处理好与其他党派的关系(统一战线)，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国际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问题，至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更没有进入科学社会主义的视野。但是，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恰恰首先在一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线、以人和社会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目标构建的观念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上是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脉相承的。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前提，社会状况和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生产力本身。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取代封建主义，就是因为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但是当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的时候，就表明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已经对准自己了。这时，革命的时机就来临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国家政权，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5]。按照这个思路认识中国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1956年是从革命到建设的转折点。一方面，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社会发生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到新民主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也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在野党转变成执政党，从领导全国人民以武装斗争方式进行革命的党转变为在和平时期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党；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时代主题也逐步发生了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根本转变。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在巩固革命成果的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然要从革命转移到建设上来。人类解放的主题将具体体现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并在理论上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在实践中出现了良好的开局。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失误，重提阶级斗争，并把它上升到“为纲”的地位，在实际工作中用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的思维、群众运动的方式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造成理论和实际的严重脱节，致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这是把“革命理论”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产生的必然结果。如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于1958年的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脉络将一目了然，但是这中间却横亘了一个日益僵化的“苏联模式”，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20年的停滞不前，原因就在于“继续革命”。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恢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围绕着如何“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问题展开了它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人”。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中国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社会主义新社会中，社会成员便从“阶级”还原为“人”，即使剥削阶级也已经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及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人为本”。这意味着全体社会成员已通过革命从等级制度和阶级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不是在社会主义“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也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产生的。因此，它在经济、道德等各方面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从理论上说，全体社会成员已实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是国家的主人，但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制度必然产生事实上的不平等，使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阶层。社会关系既有合作的性质，也有冲突的性质。由此便引申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实现社会和谐的途径无非是革命和改革。目前，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这说明社会矛盾完全可以通过改革的途径加以解决，没有进行“继续革命”的必要。社会矛盾也失去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意义，因为可以按照“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来解决。党、政府和公民都应该受宪法约束，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法治化。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发扬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由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阶级、斗争、革命、专政，也就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确立为契机，转化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人、和谐、改革、法治。通过和谐、改革、法治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社会活力，维护社会稳定，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党的指导思想层面的集中体现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内容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6]党的基本路线也是国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它包含目标、途径、保证和动力等四个要素。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现代化不等于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则源于现代化的进程，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建立在现代化的基础之上；现代化的目标应该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有机统一，以保持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致性；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呈现出阶段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阶段性目标。“小康社会”实际是理想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形态，是通向理想社会主义的桥梁。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由此决定其核心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现代化的保证是“四项基本原则”，以此为经济建设提供制度环境、领导力量、政权基础和思想来源，规定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实现现代化的动力是“改革开放”，以此使社会主义不断实现自我发展和完善，充满生机与活力。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实践中的体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条基本线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为纽带，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解释”中国社会与“改造”中国社会的有机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价值层面要回答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有什么用”、“有什么好处”，亦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什么。它既是一个客观存在，又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基础上的主观判断，也是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一种精神寄托和期待。“价值”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保持内在的统一和同质性。
在科学社会主义视野中，社会主义价值就是“人类解放”的理想。人类解放不外乎是实现“自由”和“平等”。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自由和平等的愿望始终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只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了实现这一理想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启蒙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把“自由”和“平等”的意义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并找到了实现这一理想的现实道路。“自由”就是摆脱“资本”的统治，实现个性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平等”就是消灭阶级。一旦阶级被消灭，“人”就不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私人”，而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到那时，“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7]。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首先追求的是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有助于推动这个历史任务的完成。因此，中国革命才被赋予新民主主义性质，并成功地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在一段时间内，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总的来看，走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8]。邓小平指出：“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9]“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10]有位美国学者也客观地指出，如果资本主义在中国复兴，带来的后果又会是怎样呢？鉴于历史经验的证实，我们能够有把握地预测到：稳步攀升的失业率；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和不断升级的地区紧张；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伴随而来的社会动荡；生活在永久性贫困和绝境中的人口数量的激增；不断加剧的生态灾难；一个非政治化的公民，瞬间就成了种族或宗教煽情下的牺牲品，变得放浪形骸、麻木不仁[11]。尽管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20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12]。直接原因当然在于党的指导思想的失误。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说明，仅有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实现自由、平等的要求。人类社会向这个理想演进的过程如此漫长，以至于今天还只能把它看做是历史的趋势而不是现实。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要守望自由和平等的精神家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野中，“自由”仍然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围绕这个目标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有助于节约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同占有基础上，有计划地合理地组织社会生产，不断缩短谋生时间，延长自由支配时间。他们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向世人展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工人阶级不仅要摆脱人统治人的状态，还要摆脱“物”的束缚。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好处“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13]。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技术进步节约的劳动时间以及由此创造的剩余价值，却无偿地被资本家利用和占有了，而且资本家为了节约建筑物把工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有害健康的场所，一切对工人来说能使生产过程合乎人性、舒适或至少可以忍受的装置，“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会是一种完全没有目的和没有意义的浪费”[14]。所以，只有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使一切生产部门用最合理的方式逐渐组织起来，使生产者“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这就是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要遵循这个基本线索。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实行的“双休日”工作制度，节假日的增加，劳动环境的不断改善，就是“人类解放”的生动体现，就是实现全面发展的前提。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野中，“平等”就是“共同富裕”的要求。虽然剥削制度的消灭不能立刻带来社会差别的消亡，但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应该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判断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是，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标准是价值尺度与历史进步尺度的有机统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正是在于防止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爆发剧烈的阶级冲突。“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6]。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了、多数人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又不是平均主义，而且也不能一步到位。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是在承认社会差别的存在、尊重事实上不平等的前提下，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法制调节收入差距，通过适当的政策措施把差别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当然，共同富裕是相对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没有一个达到共同富裕的“临界点”，只能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共同进步的历史过程中体现出来。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基本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如何关乎民族的兴衰成败。价值目标、奋斗目的、行为规范是民族精神的基本要素。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断言，如果人只受经济动力驱使的话，那么将不会有足够的刺激力来生产超出本能必需的产品。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甚至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归结为欧洲宗教改革所产生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但不否认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巨大能动作用。列宁甚至说唯物主义者最“唯心”，即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但也有和其他文化矛盾冲突的一面。在世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环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在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结合中展示自己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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