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诞辰二百周年纪念（1799—199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尔扎克论文,诞辰论文,周年纪念论文,二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伟大的智者
巴尔扎克生时反复强调：“一切都具有双重性，都是矛盾的。”由这一哲学理念出发，他奋笔揭穿了世上许多偶像崇拜，比其他作家更为深刻地描写了社会异化这一人类境遇的本质现象。因而，在消灭迷信上，他确是一个伟大的智者。
巴尔扎克毕生都在思考金钱、权力、爱情、自由，乃至民主的异化动向。细读他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乡村医生》《幽谷百合》和《幻灭》等小说，人们就会明了个人怎样在同社会的接触中腐化。因为，社会机体内循环的不是血液，是流动着金水。爱情的危机导致通奸；而至高无上的权力则产生不折不扣的人海妖魔。
巴尔扎克通过现实凝思聚想，展现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在支配社会丛林中的生活。他特别注意到，自然法则有利于淘汰最弱者，恰如高利贷者高布赛克所宣称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拼搏，一如原始森林里强者与弱者的相互争斗，同样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总是以后者的灭亡完结。巴尔扎克的小说没有一篇以令人宽慰的尾声告终，全都收束得十分阴沉。在《人间戏剧》中，读者通常见到的是凶神恶煞得逞，温良宽厚的人受到摧残。在社会丛林里，发财靠横征暴敛、徇私舞弊、背信弃义，甚至谋杀毒害。
在我们这儿，传统的文学批评一直把巴尔扎克视为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同时断定他的世界观是反动的。可是，恰恰相反，《人间戏剧》的作者往往露出康德式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面貌，流溢出浪漫的情怀和象征派的风采。更何况，他受到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思想影响，还特别崇尚瑞典天启论哲学家斯维登伯格的“天路历程”。实际上，他拒绝接受世界已有的既立现状，而相信另一个更美好的宇宙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泰纳称誉他为“民众圣西门”。
无疑，巴尔扎克远非一个圣人。为了向上爬，他曾不惜一切代价。他想发财，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过奢华生活，为此远去撒丁岛，期盼从罗马人未开采完的旧矿中重新挖出白银来。他还突发奇想，要在塞纳河畔的荒山坡上种菠萝致富。不幸，在做生意上，命运女神从未向他微笑过。几度下海，几次险些淹死。政治上，他成了正统保王党人，雄心勃勃，但毫无建树。在需要金钱的重压下，他投身于文学。尽管如此，他不甘腐化，亦不媚俗，他在作品《贝里特里克斯》里瞻望物质世界的“高层”，“超脱粗俗的天国”。在一个私欲横流，为金钱腐蚀的社会里，他想变成自己在小说《幻灭》中描写的达尼尔·阿赫泰斯那种精神纯洁的作家。他满怀爱情，把自己的感情世界寄托在小说《幽谷百合》中。在他的眼里，有超脱尘世生活的地狱和庸俗的现实，也有乌托邦。他展示社会运动，梦想彻底改造世界改变生活。想到这一层，我们就不难理解维克多·雨果在拉雪兹公墓巴尔扎克坟前致悼词时所说：“无论其本人初衷如何，这部异乎寻常的作品的作者都属于革命作家的强大阵营。”
巴尔扎克的革命性在于，正当19世纪小说家们歌咏爱情之时，他却揭露人们也在财富和统治欲里寻求享受。他不玩弄纯艺术的游戏，而着力于揭穿既有道德的伪善。我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巴尔扎克罕有其匹，仍活在我们今天的世界。
20世纪行将结束。在触及当代重要论题时，一些法国社会学家哀叹说，天主死了，普罗米修斯式的幻想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到眼下的世纪末，剩下的唯有金钱及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副产品。金钱酿成的贫困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伦理方面导致了空前严重的后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称文明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因丧失其自远古以来积累的精神价值，实际上显出一种病态。经济主义如瘟疫一般在全球流行。全球化在大面积平整不同的地域，迄今尚无法缩小其负面影响，难以避免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和文化上的清一色。人们似乎在听凭经济主宰一切，任其剥夺社会、道德和艺术诸多价值，人类城邦日益陷入斯丹达尔预感的空虚。这种异化，巴尔扎克早在其《人间戏剧》中有过淋漓尽致的描绘，入木三分的刻画。今天人们还能看到完全为吞金欲支配的葛朗台，把女儿娇宠坏了的高老头和进行金融投机的纽沁根。对最后一种人来说，社会生活就是一场白色战争。战场在商业，而商机则靠竞争。
自然，巴尔扎克生活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人类社会本质上并没有改变，捞钱的欲望还更加普遍化了。基佐先生的名言成了履行公民义务的座右铭。依世俗之见，不成功，就是对社会有罪。获得成就，被视为唯一的敬业标准。仍旧像巴尔扎克时代一样，最弱小者注定要消亡。今天，社会里存在一类“濒危人种”，多为过于迂腐，拘执某些精神价值的知识分子。他们处境艰危，可人类尚没有意识到应该救护这一种人。各国不惜耗费巨资，拯救的是老虎、熊猫、鳄鱼和大白鲨等“濒危动物”。
往往，人类行动陷于不觉悟。一旦为异化的意识所惑，就在求发展中将科技与生态对立起来。生态体系乃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而今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人们不由得想到巴尔扎克。不应忘记，早在近两个世纪以前，他就提醒那些热衷于谈“进步”的人，指出人类需要“另一种进步”。于今看来，人们至少过早地给巴尔扎克扣上了“保守”，或散布“世界末日”的帽子。目下，“进步”的异化恰恰证明《人间戏剧》的作者不愧为一位清醒的，具有特异洞察力的哲学家。因此，当代作家谢尔盖·杜布罗夫斯基今年初在回答法国《事件周刊》询问时说：“巴尔扎克的写作极具个性，超越历史150年。”
现在，全世界都在大谈发展。发展成了一种新的救世神话。倘若巴尔扎克还活着，他或许会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展呢？须知，发展也具有两重性，也是矛盾的。发展之中包含着种种异化因素。如果人类不能恰当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就很难说会开辟一个新的纪元。从这一角度来看，今天重读巴尔扎克的《人间戏剧》，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宝贵的教益，避开白色死亡，踏实地展望人类生活的未来。
他属于全人类
“有思想的人，才是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国王左右民族不过一朝一代，艺术家的影响却可以延续好几个世纪。他可以使事物改观，可以发起一定模式的革命。他能左右全球并塑造一个世界。”（《论艺术家（一）》）在巴尔扎克离开我们一个半世纪的日子里，当我们审视这段历史时，尽管不能说他为现实重塑了一个世界，但不容置疑的是，他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世界”。作家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那些叱咤风云、权重一时的国王们，他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时代，是一位永远能给人类以智慧启迪的伟大的艺术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以毕生精力谱写的“未完成的交响曲”——《人间喜剧》，气势恢宏，余音不绝，成为人类文艺史上的奇迹。
巴尔扎克属于那类具有非凡洞察力和非凡想象力的作家。正如勃兰兑斯指出的：“巴尔扎克不仅仅是一个观察者，他还是一个透视家。”独特的天赋，使巴尔扎克的创作忠于现实，又穿透现实；忠于历史，又超越历史。在无数精确琐屑的细节后面，在一张张被情欲扭曲的面孔后面，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也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人们获得的不仅是认知的满足，更是哲学的感悟和审美的愉悦。因此，当我们走进《人间喜剧》深处的时候，我们常常感到，对于巴尔扎克那颗硕大的头颅来说，现实主义这顶桂冠总是显得小了一点。把巴尔扎克过分狭隘地局限于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范围内，是在中国青年读者中引起逆反心理的原因之一。
进入20世纪，巴尔扎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时间，巴尔扎克式的小说，似乎大有被送进“古物陈列室”的架势。但是，巴尔扎克早就坦然地宣称：“艺术家的精神是远视的……他与未来对话。”（《论艺术家（二）》）他深信自己不会成为历史的陈迹，他在深入观察现实的同时，已把“远视”的目光投向了“未来”。事实上，直到今天，他所列举的“清单”上的“恶习”，还远远没有清除；他所揭示的“现金交易”的人际关系，有增无减；他所剖析的形形色色的灵魂，依然投射出奇异的光芒……因此，当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远在东方的中国人却会惊异地发现，我们今天仍然多么需要上一个世纪的巴尔扎克，中国的现实现在多么急切地呼唤自己的巴尔扎克！
对人、对人的命运的关注，贯穿着巴尔扎克创作的始终。他要写时代、写历史、写社会。无疑，这是人的时代、人的历史、人的社会；或者说，是时代的人、历史的人、社会的人。他要写环境、写情欲、写败德。无疑，这是人的环境、人的情欲、人的败德；或者说，是写环境如何造就了人、情欲如何支配着人、败德如何腐蚀着人。朗松在他那本文学史的开山之作《法国文学史》中，对巴尔扎克评价并不高，但他也十分敏锐地指出：“只有人使他感兴趣，一切描写都不离开人，一切描写都是为了揭示人。若要问到他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只能回答，他是描写社会关系和人类本性的画家。”而20世纪文学，无论其观念如何变异，形式如何出新，它所探讨的核心问题，仍然与巴尔扎克所关注的“社会关系”和“人类本性”有着明显的承传关系。
新小说派的权威人物布托尔说过：“窥其全豹，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作品的丰富性和所体现的勇敢精神，远远超出了迄今为止我们对它的准确价值的判断。对于我们，这简直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巴尔扎克作品的革命精神，远非浮浅的、断章取义的阅读所能理解。它所具有的新意，一部分已在19世纪得到了系统的展示，另一部分，则是在20世纪最富独创性的作品中才产生了回响，而这种丰富的创造力还远远没有穷尽。”
正是基于巴尔扎克艺术精神的丰富性和永恒性，我们说：巴尔扎克属于19世纪，更属于一切时代！巴尔扎克属于法兰西，更属于全人类！
巴尔扎克过时了吗？
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巴尔扎克是否过时，他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是否有误区？
我以为巴尔扎克非但不过时，而且今天似乎比已往对我们更有现实意义。因为巴尔扎克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目前有某种类似之处：同样处在新旧交替的转轨时期，同样有变革时期必然产生的种种冲突、混乱，同样是一个问题很多却又充满活力，既有许多腐败现象而又在向前发展的社会。巴尔扎克那种发人深省的、充满睿智的观察，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现实。巴尔扎克属于那种有大智慧的人，他的描述往往能激活读者的思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历史眼光和思想中包含的辩证法。他看到人世的不完美，却能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种不完美。因此，无论他的批判揭露多么毫不留情，他的作品的基调却不悲观。有人认为巴尔扎克对资产阶级的看法有误区，意思是巴尔扎克所批判的的某些东西恰是我们今天存在且似乎需要加以肯定的。我以为并非巴尔扎克有误区，而是某些年代我们对巴尔扎克的评价有误区，以致许多人以为巴尔扎克的价值仅仅在于抨击了资产阶级。其实巴尔扎克对资产阶级的分析相当全面、客观。他描写了各种类型的资产阶级，既有坑蒙拐骗者，也有诚信待人者，并没把他们全都写成坏蛋，更没有否定其历史作用。不错，他厌恶资产阶级暴发户，对随着资产阶级得势产生的种种丑恶现象作了比其他作家更无情、更深刻的批判揭露，可这又有什么不妥呢？难道因为我们周围有类似的现象就不宜批判吗？人类社会是在自我批判中前进的，如果不敢正视和批判社会的弊端，人类社会怎能得到改善？巴尔扎克揭露丑恶，是要“以嘲笑来匡正世风”，何况他的批判始终贯穿着社会的、历史的分析，他有足够清醒的头脑超越自己的反感，充分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活力与进步，且在作品中明确肯定资产阶级“推动了全省的工业化，给地方带来繁荣”，以致“君主政体的寿终正寝在百姓中引不起丝毫同情”（《老姑娘》）。
巴尔扎克的诞辰距今已经200年，一二百年的距离其实相当短。 他笔下的人物，有许多还生活在我们周围。高老头还在溺爱子女，葛朗台还在琢磨金钱怎么生怎么死的秘密，拉斯蒂涅、吕西安等还在生存竞争中体验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悲哀，贝姨还在受着嫉妒心和报复心的折磨，赛查·皮罗托还在破产中挣扎，戈迪萨尔正在口若悬河地推销商品……巴尔扎克的思想完全是现代社会价值观的体现，他有许多想法在当时是十分超前的。莫洛亚甚至说他的某些思想走在科学之前一个世纪。至于他的艺术，特别是塑造典型的艺术，更是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巴尔扎克是人性的伟大探秘者。他看到了而且力图表现出现实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人的心灵的全部复杂性；他不仅提示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写出了人的性格的各个层面。因而在他笔下从来没有简单化概念化的形象，人物无论主次，个个鲜活生动、血肉丰满，既有很高的概括性、普遍性，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因而能超越时空，永远给人现实感和新鲜感。
伟人的火炬永远不会熄灭
《人间戏剧》对于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作了全面而且深刻的解剖，描绘出那些虽然已经消逝，但在人类进步历史上永远留存的生动场景。那个时代的法国正处在历史变动的关头，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由封建社会脱胎而出，它注定了要经历一个漫长的由不完善而趋于成熟的过程。巴尔扎克用深刻的文笔写出了金钱万能（用我们现在的话叫“一切向钱看”）所造就的人世间的种种罪恶，唱出了属于已经过时的封建社会和正在成长的资产阶级社会的那些上层势力必然走向没落和崩溃的一曲令人心碎的挽歌。他也隐约地表达出对新兴的工商社会将能够摆脱罪恶轨道给人们带来比较和谐的幸福生活的期盼。他的伟大贡献将为整个进步人类所珍视而永垂不朽。
巴尔扎克早在150年前就已经进入历史， 成为世界文学艺术画廊中的永恒陈列。但我们不应该把他的影响只局限在历史的领域。就我们中国人的体验来说，由于整个20世纪所经历的漫长而艰辛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始终处在新旧交替急剧的社会变革之中，类似巴尔扎克笔下《人间戏剧》的场景实际上也曾不断地在中国重视。特别是这些年在消除封建社会的影响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可以经常地看到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些人物和故事正活生生地在我们的身边上演。看来，巴尔扎克作品的生命力远远超越了他生活着的19世纪，而且还将超越我们生活着的20世纪。
雨果说得好：一个伟大的人物离去了，但会有新的伟大人物出现来接替他。伟人的火炬永远不会熄灭。150年来， 世界各国有良知的作家们不断地在为巴尔扎克的《人间戏剧》写作续篇。《人间戏剧》在法国场景之外，已经有诸如东西欧场景、南北美场景、亚非澳场景等等陆续问世。我最感到高兴的是《人间戏剧》的中国场景也在我们的现实主义作家们的笔下不断写出。像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 茅盾先生的《子夜》、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等等，不就是最为出色的《人间戏剧》的中国场景吗？它们已经在中国与世界建立了自己的影响，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作家对巴尔扎克最有意义的纪念。
很重要的一点
真正的文学，永无过时这一说；真正的作家，永远焕发着强烈的生命力。巴尔扎克1799年出生在法国的图尔城，200年过去了， 我们还在这里纪念他、研究他；还有出版社出他的书，还有读者买他的书，这才是真正的不朽。
巴尔扎克逝世后的150年以来，世界文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辉煌的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对于今日还在写作的作家来言，已经是具有相当古典意味的文学了；时下新锐的年青一代，或许对近年去世的作家杜拉的名字，感到更亲切一些。这种缺乏对西方文化系统学习的现象，与十年文革所造成的隔阂，不无关系。因此，和年青作家谈论高老头、葛朗台、拉斯蒂涅、邦斯、贝姨的话题，恐怕会像“白头宫女话玄宗”那样的生疏了。
然而，回顾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形成、发展、生长、壮大，几乎每一过程都受到欧美、包括旧俄、日本等文学的深刻影响。巴尔扎克的作品，鲁迅先生早在1934年的《花边文学》一书中，就给了极高的评价：“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他的结论是：“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
无庸置疑，从那个时期起，在中国文学界，巴尔扎克便是一个响亮的名字。本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先是北平为中心，后是上海为中心的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无例外地从西方文学中汲取营养，提抉技巧。我们这一代人在学习写作之初，巴尔扎克的作品曾经是我们手不释卷的范本。他作品中逼真传神的写实手法，汪洋恣肆的史诗场面，壮观浩瀚的人物画廊，锐利深刻的思想锋芒，都是我们努力企及而始终也难以达到的高度，但他和他的作品对我们一代人的启蒙作用，和今天流行的新小说派、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对当代中国新兴作家所产生的吸引力一样，都是不能低估的。
巴尔扎克短促的一生，正好经历了法国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拿破仑帝国、路易十八封建王朝和老拿破仑侄儿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共和国。他的庞大史诗《人间喜剧》，就全景式地反映了这一剧烈动荡的社会变革时期从巴黎到外省、从贵族到平民的法国社会生活。如果赞美《人间喜剧》写出了一份形象化的法国19世纪的历史，巴尔扎克是当之无愧的。
作家不是史学家，文学作品也并不承担史实的任务，但是，假如作家的的良知，与大多数人的心情融合在一起；他的理智，与社会跳动着共同的脉搏；他的创作，和他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紧紧扣合在一起，在时间的沉淀过程中，给后人留下一份历史的印迹，这岂不是在纪念巴尔扎克这位文学大师诞生200周年的时候， 值得我们中国作家为之思考的事么？巴尔扎克之所以永远，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时代呼唤我们的巴尔扎克
多年来，我国读书界不少人常视巴尔扎克为“传统”的典型、“古物”的代表，在新陈代谢、除旧布新的一代风气中，似乎该将巴尔扎克弃之如蔽、抛入垃圾箱了。但是，传统并非垃圾，传统属于历史，后人无权割断历史。尤其是我国在此时期，经济大潮涌动，然而市场并未成熟，法制还不健全，金钱功能被推到了空前重要的地位，使久视“金钱”即“铜臭”的中国人目瞪口呆。虽然今日的中国和巴翁当时的法国，既有时代的区别，又有制度的不同，然而历史现象往往出现重复，《人间喜剧》的故事似乎重现于我们眼前：人们在金钱狂潮中俯仰沉浮，金钱关系在改变和重组着一切，面对金钱，社会呈现出它的善善恶恶，我们身边的生活中不断演出的一幕幕活生生的悲喜剧，竟和巴翁笔下的故事有那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思想解放了，国门打开了，价值观念更新了，人际关系改变了，大家这才发现：巴翁当年关注和提出的问题仍然存在。他的生命虽早已作古，但他的书并未过时，他还活在他的书中，也活在我们心中。他的作品也成了今日中国人的一面镜子。作为一个文学巨人，巴翁有三条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一.要有批判意识。金钱虽然具有两重性， 正如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但作为一个记录历史真实的书记官，作家绝不可无视金钱的负面能量。它常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潜入进来；又像魔鬼一样青面獠牙，吃人不吐骨头。巴翁侧重描写了金钱关系，即金钱和人性的冲突，我们通过《人间喜剧》，应当探讨什么才是作家心目中健全的人性。
二.不要媚俗，走自己的路。巴翁当年在浪漫主义热潮的峰尖时期，敢于批评浪漫主义旗手雨果，尽管他对文学前辈雨果十分尊重。倘若他只跟着雨果亦步亦趋，恐怕早被历史尘埃埋没了。他的创新经验，对今天的我们仍有启迪。巴翁的时代早已过去，我们时代应当产生我们的写实作家，时代也正在呼唤我们的巴尔扎克。超越前辈不是否定前辈，而是在旧基础上的创新。
三.要有哲学家的头脑。 人们把巴翁和萨特都称为哲学家：巴翁是具有哲学意识、哲学头脑的小说家，萨特更是可堪称为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且具有文学家与哲学家二名兼得、名副其实的“双学位”。巴翁在《〈人间喜剧〉前言》中阐发的“艺术整体观”，充分展现出他过人的哲学头脑。他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他有系统；他看到了细节，同时也看到了联系各个细节的规律；他抓住了真实，就因为他抓住了整体。正如萨特说的：“一个作家必须是一个哲学家。自从我认识到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成了对作家的根本要求。”这话有理。
巴氏研究视野应该拓宽
自从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外各种批评方式随之引进，极大地开阔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思路，即便社会学的批评，也有着较大的变化；但我觉得，在巴尔扎克的研究上我们似乎始终没有在原来基础上向前迈出一步，至少是没有迈出较大的一步。在教学中也是如此，老师无法突破原来的框框，学生也因此觉得没有什么新鲜感。是否巴尔扎克的作品真的已经过时，不再吸引当今的读者？并非如此，我始终认为，巴尔扎克的作品是有永久魅力的，但我们的评论往往发掘不够，没有更好地引导读者去看看真正的魅力所在（当然读者有自己的鉴别能力，但又不能否认评论者引导的积极作用）。这魅力不只是表现在他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细节，更重要的是他以如椽的巨笔，深刻而细致地再现了金钱支配下“人性”的复杂化，尤其是那些被金钱泯灭了“天良”的“扭曲人性”，并加以有力的批判。诚然，我们不能不看到巴尔扎克有社会学家、军事家、经济学家的天赋，但他毕竟首先是一个艺术家、作家，他看待社会和反映社会的视角不同于历史学家和军事学家。作为一个文学家，他首先关心的是人，着重描写的也是人，尤其是人的心灵的历程及其复杂变化。我们常说《荷马史诗》是那个时代的百科全书，这不错，但它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价值，首先是“诗”而不是“史”，荷马也首先是诗人，而不是历史学家。诗人反映现实的手法跟历史学家描写时代的方式不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也一样。的确，我们在教学中时常听到学生说巴尔扎克的作品不怎么吸引人，但每当他们谈到巴尔扎克笔下这些人物形象时，又不能不被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导演出来的悲和欢、爱和恨深深打动，不能不惊叹这位伟大作家观察人心的细致、深刻和独具匠心，敬佩他出神如画而又丰富多彩的描绘；同时还仿佛觉得，他所描写的人和事，从现实生活中也可以找到某些影子。高老头的父爱，他临死前的悲天悯人，拉斯提涅的追求和堕落，葛朗台的吝啬等，仍然是人们谈论不休的话题，觉得他所讲述的并不是两百年前的故事，而似乎是发生在我们生活周围的真实事件。社会的风俗各个时代都不相同，而人心的变化，千万年都可能有某些相似的轨迹，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人能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引起共鸣，并进行深刻反思的原因。
让我们共同分享巴尔扎克丰富的精神财产
1840—1847年期间，巴尔扎克在位于塞纳河畔山坡上一座幽静的房子里居住并构思创作了《人间戏剧》。这里充满乡间风情，远离都市喧嚣；现在，设在这里的巴尔扎克博物馆还保留着作家本人和体现其创作环境的许多纪念物：从事写作的人都知道文化环境，但物质环境同样会对创作产生影响。巴尔扎克博物馆还是一个研究中心，是巴尔扎克研究会和巴尔扎克之友协会的所在地。我们定期举办一些展览，安排讲座和朗诵会，有时候还进行戏剧表演。这里为研究人员准备了资料丰富的专业图书馆。除了书籍——巴尔扎克著作的初版和各种版本及评论、关于作家生活时代的参考书、论文等等，博物馆还珍藏有巴尔扎克的书信、手稿与作家的生活或作品直接有关的绘画、图画、照片或版画等。
作为一个博物馆，巴尔扎克故居应该保存历史的足迹，但这项工作只有面向未来才有其意义。因此，博物馆的工作重心是帮助人们理解巴尔扎克的著作，揭示其意义，进而吸引人们去阅读和再阅读巴尔扎克。从这个角度来看，纪念巴尔扎克诞辰200周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因为，纪念一个作家可以突出强调其作品的价值，把它们作为典范介绍给后来人，并且解释它们为什么具有典范性。这样的纪念活动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从一部作品得出其普遍性，与当代价值观念相联系，使之具有现实性，对当今生活起到作用。实际上，各种纪念活动也是对作家的考验。许多作家经受不住这种考验，完全被遗忘了。巴尔扎克的境遇并非如此。不仅在法国，人们举办很多纪念会，而且这一活动远远超越了国界。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塞尔维亚、乌克兰——当然还有中国——都在纪念巴尔扎克。巴尔扎克200周年诞辰不仅仅是一个纪念日，而且标志巴尔扎克卷帙浩繁的作品获得新生，显示出它们充满生命力，具有现实意义，虽历经岁月磨蚀却光彩依旧。
巴尔扎克并不了解中国。他关于《中国和中国人》一书的评论表现了他对这个国家的兴趣，同时也显露出他对中国了解甚少。在他以及19世纪初几乎所有法国人眼里，这是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外邦。偶尔，在《人间戏剧》中，人们也会发现些许商人们带回来的中国商品，它们通常是优质和奢华的同义词，如丝绸、纸张、漆器、屏风画、瓷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具有几千年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但这一点在当时几乎都是未知的。在《剥夺》一书中，德丝帕尔侯爵夫人说她丈夫只埋头于研究中国历史，视为患病。中国是如此遥远陌生，因而几乎难以相信它存在。譬如，《驴皮记》中说：“这类梦想不无媚力，全然不像冬天晚上聊天，谈什么离家去中国云云。”说“到中国去”，就是胡思乱想、异想天开；“从中国回来”，就像《莫黛斯特·米尼翁》中的主人公之一夏尔·米尼翁那样，则意味着复活。1843年时，巴尔扎克还在疑惑：“真有中国这个国家吗？”
然而，我们今天正是在巴尔扎克目光未及的地方，隆重地纪念作家的200周年诞辰。还有比这更好的例子来说明巴尔扎克作品的普遍性吗？他的作品不只属于某一个民族。这笔丰富的精神财产当然应该与所有希望拥有它的人共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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