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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我国仍将处于战略机遇期
消费结构正在逐步升级，产业转型升级时期加速到来，新型城镇化将形成一些新增长点，区域经济一体化仍处于快速推进阶段，生态文明建设将催生不少新兴产业，制度变革生产力(改革红利)还将大释放。
战略机遇期必须具备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期内的机遇是战略性机遇，即战略层面的机遇；二是期内的机遇是综合性机遇，即表现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三是持续时间较长，至少得5—10年。
按照这三个标准，过去10年确实是我国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我国成功加入WTO，国际反恐战争带来了相对较好的外部环境，出口持续快速增长，国际制造业纷纷向中国转移；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大提高了全社会的生产率；消费结构升级到住行大额消费阶段，汽车进入普通家庭，房地产井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相关行业的发展；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快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生产力大释放；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改革持续释放出较大的改革红利。
同样，按照以上三个标准，未来十年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国际和平发展仍是主流，国际制造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始呈产业链式地向中国转移，在全球产业重组中中国企业有了一些进入高端环节的机会；以新能源技术、智能制造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正在酝酿和突破；消费结构正在由“吃穿住行用”向“学乐康安美”(学习、快乐、健康、安全、美丽)逐步升级，形成新的消费需求空间；工业化处于重化工业阶段上半场向下半场过渡阶段，产业转型升级时期加速到来，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将快速发展；城市化正处于加速阶段上半场向下半场转折阶段，新型城镇化将形成一些新增长点；区域经济一体化仍处于快速推进阶段，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生态文明建设将催生不少新兴产业；制度变革生产力(改革红利)还将大释放。
未来十年面临比过去十年更大的挑战
未来十年，我国将面临七大挑战：国际经济危机持续、全球政治格局重组、全球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中等收入陷阱”、“高成本时代”、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
一是国际经济危机还在持续带来挑战。国际经济危机演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部分金融机构破产；第二阶段是主权债务危机；第三阶段是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目前正处于第二个阶段上，由于最近美欧日都纷纷实行较宽松货币政策，不排除向第三个阶段演化的可能性。国际经济危机真正走出来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全球技术革命取得突破；二是主要经济体的制度变革取得突破。但这两个条件具备还需时日。国际经济危机持续，对我国的出口和对外投资带来了直接挑战。
二是全球政治格局重组带来挑战。全球政治格局呈“东升西降”、多极化趋势，这对我国总体是有利的。但美国实行战略东移、与我国在东亚地区明争暗斗，则不利于我们。随着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上升，国际社会对我国越来越警惕，周边部分国家在美国支持下不断给我们制造麻烦。针对中国企业和产品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越来越多，这给我国的未来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
三是全球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带来挑战。全球性气候危机、资源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一直如影随形，特别是应对气候变暖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压力。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国际减排压力与日俱增，“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已越来越不被认可。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资源禀赋结构属于“多煤、少气、缺油”，资源利用效率低，且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资源能源消耗巨大，资源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成为推动国际资源能源价格上升的重要力量。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本。
四是中国经济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带来挑战。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趋于下降，开始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估计“十三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速很可能下降到7%-8%左右。经济增速下滑，意味着需求要减少，订单要减少，市场要萎缩；意味着很多企业可能要亏损，要破产；意味着就业岗位要减少，就业压力会加大。这些都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挑战。
五是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带来挑战。我国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国际经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往往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能够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只是少数，拉美、东南亚、东欧等地区的很多国家都陷入到陷阱中，长期难以自拔。进入这一阶段后，我国将面临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增加、民众维权意识增强等多方面的巨大挑战。
六是“高成本时代”到来带来挑战。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悄然进入“高成本时代”，生产要素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知识产权成本、物流成本等)全面上升，节能减排成本(含环保成本等)增加，交易成本(含税费成本等)有所增加。“高成本时代”到来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压力，许多高消耗高排放行业面临转型升级压力，出口行业和产品面临国际竞争压力，现有发展模式面临转型压力。
七是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带来挑战。计划生育国策在成功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也使人口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我国过去享受的“人口红利”正在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逐步过去，“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这直接冲击着我国劳动力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影响产品的出口，还不时造成“民工荒”、“技工荒”等，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2013年必须直面的主要难题
面临八大难题：如何控制高房价；如何守住不发生区域性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如何在减税中控制政府的债务风险；如何在控制产能过剩中让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如何在稳增长压力下实质性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在经济泡沫尚未挤出情况下培育新增长点；如何减轻国际经济动荡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如何平稳地推进深水区改革。
一是如何控制高房价。高房价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其波动牵动着全社会的敏感神经。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但近期房价又在冲高，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2013年若要真控房价，就必须下决心通过土地制度、财税制度、货币制度等深层次改革挤掉房地产泡沫，但这会增加政府债务负担和引发金融风险等。若不真控房价，则房价还可能继续冲高，损害政府诚信，威胁社会稳定，并造成巨大的后遗症。如何在“高空中玩钢丝”把握好平衡，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二是如何守住不发生区域性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守住不发生区域性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说明我们对经济形势的严峻性有清醒的认识。金融风险的累积往往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泡沫的形成；二是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恶化。2013年我们必须挤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泡沫，压产能过剩，以便为实现没有水分的增长创造条件，但这会加大银行、信托等金融行业的风险。如何把握好这两方面的平衡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三是如何在减税中控制政府的债务风险。在扩大内需、改善民生、扶持中小企业的大背景下，减税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在土地财政减少的情况下，减税进一步减少了政府收入，而政府的大多数支出(国防支出、教育和福利保障支出、公共建设支出、行政事业支出等)则呈刚性增长趋势，由此造成政府收支缺口的拉大。虽然今年可增加一些财政赤字，但是有限度的，因此很多地方政府面临债务负担不断增加的压力。如何控制由此引发的政府债务风险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
四是如何在控制产能过剩中让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在政府主导经济体制、GDP导向考核制度下，制造业产能过剩已成为一大顽症。在国际市场低迷、国内经济增速下滑的新形势下，产能过剩矛盾变得尖锐起来。2013年加大控制低水平产能过剩力度已别无选择，但控制产能过剩是有代价的，将使那些产能过剩行业中本已生存困难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很多中小企业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而这些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渠道，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如何在控制产能过剩中不至于让过多的中小企业死亡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五是如何在稳增长压力下实质性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建设是十八大报告的一大亮点，其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前和今后长期的战略任务。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国内资源环境压力持续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落到实处，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而要实质性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之中，改变GDP导向的考核体系，将地方政府从主要抓经济工作中部分解脱出来，这会对稳增长带来一定冲击。如何将稳增长与节能减排结合起来，也是一个难题。
六是如何在经济泡沫尚未挤出情况下培育新增长点。连续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积累了不少经济泡沫，经济泡沫不可能长期平安保留，必须要挤掉。挤掉泡沫无非两个路径：一是逐步挤掉；二是快速挤掉。前者需要高超的调控技术，后者存在巨大的风险。2013年如果不能达成快速挤掉泡沫的共识，则泡沫将继续保留，我们必须继续在泡沫中维持经济的增长，在泡沫中努力培育新增长点。而新增长点培育与经济泡沫是有冲突的，即经济泡沫的存在不利于新增长点的形成和生长。故如何在泡沫中培育新增长点将是一个难题。
七是如何减轻国际经济动荡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尽管美国“财政悬崖”问题暂时解决，但留下了一些后遗症，欧债危机还在持续，日本经济风雨飘摇，新兴经济体普遍经济下滑，新一轮全球性通货膨胀扑面而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中东等地区局势仍然不稳，2013年国际经济依然可能动荡。这对我国的出口、对外投资等都会带来不小的影响。如何在国际经济持续动荡中站稳我们的脚跟，减轻其带来的冲击，不可不重视。
八是如何平稳地推进深水区改革。改革无疑是应对挑战、解决难题的根本出路，但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要啃硬骨头了，要触犯既得利益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深水区的改革共识和合力较小，阻力和障碍较大，把握各方利益平衡的难度较大，操作风险较大。2013年加快推进改革已势在必行，没有退路，如何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减少社会震荡，维护经济社会稳定，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唯一出路是加快推进全面改革
面临新形势，我们只能痛下决心，加快推进全面改革。
改革优于政策。政府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是制定政策和推进改革。在短期政府往往偏重于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房地产政策、消费政策、投资政策、出口政策等。但从过去多年的经验来看，政策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时反而带来新的问题。如货币政策造成通胀、房地产政策加剧房价波动、消费政策寅吃卯粮、投资政策带来投资大跃进等。因此，2013年我们应更多从长远着想，主要依靠改革来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让政策尽可能归于中性。
改革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唯一出路。这是过去三十多年实践反复证明的真理。我们之所以取得较好的发展成就，核心原因就是推进了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渡过“八九风波”后的困难、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等，原因也在于我们适时推进了改革。2013年我们面临上述诸多难题的挑战，出路也在改革。今后还会有更多难题等着我们，还是要依靠改革来化解，舍此别无他途。
“不改革则死路一条”。二十年前，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到的“不改革则死路一条”仍然言犹在耳。不改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形成；不改革，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实现；不改革，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就不可能形成；不改革，“五位一体”建设就不可能顺利推进；不改革，就不可能形成持续的新增长点；不改革，2013年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就不可能化解，社会稳定就难以保障。
改革有风险，但也有希望。就像《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所说，改革也有风险。尤其是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改革的难度加大，阻力增加，风险也随之增加。但不改革则风险更大。在改革与不改革之间，我们只能选择改革，毕竟改革能带来希望，改革能化解矛盾，并最终降低风险。
总之，面临新形势，我们只能痛下决心，加快推进全面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