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政治关系调整述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60年代初，随着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全面实施，调整政治方面的关系已日显必要，党中央将它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纳入工作日程。本文仅就这一次政治关系调整的起因、过程及意义等作一概述。
调整政治关系的起因
60年代初，调整政治方面存在的某些紧张关系是中央实行的全面调整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经济关系的调整紧密相关。自1958年发起“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左”倾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出现了高指标、“共产风”等种种弊端，经济生活十分混乱，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对此，党内外产生了意见分歧。但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却又错误地发动了反右倾斗争，并进一步将之扩大到全党，波及到社会上，致使党内和社会上政治关系很不正常。这种不和谐的政治关系状况，究其起因，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大跃进”期间党内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严重泛滥。
1957年，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基点出发的整风反右运动，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斗争的猛烈发展没有谨慎地掌握，结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留给人们许多值得思索的东西，从思想上讲，是主观主义重新抬头。这种思想未及克服，而在1958年继续恶性发展，造成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失误，并由此引发了政治关系的紧张。
“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力图打开崭新局面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党在经济建设上受“左”倾思想支配，脱离了客观实际，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结果事与愿违，经济非但没有搞上去，“反而使社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①主观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决策缺乏民主化、科学化。许多重大决策实际上未经民主商议和科学论证，常常是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如像1070万吨钢年产量这个高指标，尽管在讨论中存有不同意见，但最后毛泽东拍板说：“何必拖拖拉拉，干脆一点吧，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年产1070万吨。”这样也就无人再议论了。
第二，“大跃进”期间继续错误地批判反冒进。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认为，1956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和1957年在政治思想战线上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不是反冒进的话，本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就。为此，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人作为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者受到严厉批评，被迫作了公开检讨。毛泽东在批评周恩来、陈云时指责说，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
批判反冒进在党内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尤其是在毛泽东的批评中，把反冒进与社会上的右派进攻直接联系起来，更使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内的同志欲辩不能。以批判反冒进为标志，在南宁会议前后，党内民主生活受到很大损害，集体领导制度逐渐削弱，党内政治气氛陷入不正常状态。
第三，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斗争扩大化。
由于批判了反冒进，党内已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然而到195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使党内许多同志感到原来的做法不对头，开始出来说话。5月26日，一机部部长赵尔陆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当前国民经济出现的一些脱节、失调现象，看来主因还是计划指标高了。”6月15日，薄一波在北京军区作报告时，也提出了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6月17日，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在一次会议上也说：“社会主义，恩格斯讲从空想到科学，我们一年来从科学到空想。”②
在社会上，也有干部和群众产生了很多疑虑。上海市委6月6日曾向中央报告说，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去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表示怀疑，这种情绪并已反映到党内。6月9日，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干部李仲云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最危险的是那种会引起阶级关系尖锐化的比例关系失调，因为这会造成全面紧张”。
有鉴于此，1959年7月2日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然而到会议后期，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形势急转直下，会议由纠“左”变为反右。转瞬之间，以彭黄张周为首的所谓“反党集团”成为人们尖锐批判的对象。一场本属于正常的工作争论被断言为“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随后一场波及全党达半年之久的反右倾运动开展起来。
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给政治关系上带来了严重影响，使党内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党组织，乃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正常的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遭到打击。党内政治关系紧张，党与各方面的联系削弱。此外，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及以往在处理与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关系和宗教、侨务工作上存在并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着消极的影响。
这样，当三年“大跃进”的恶果显现出来，国民经济在60年代初陷入空前严峻的境地，党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时，为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上下一致，艰苦奋斗，共渡难关，显然，就必须全面调整政治关系，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力量。
全面调整的良好开端
1962年1-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一般称七千人大会）。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讲话中承认“大跃进”以来在实际工作中和指导思想上有“左”倾错误，并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源。刘少奇还代表党中央表示，要“老实改正错误。自己揭露缺点，不掩盖。让人家批评缺点”。30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长篇发言，他结合现实生活中的教训尖锐地指出：“如果在人民内部不实行广泛的民主，干部和群众就不敢讲话，正确的意见就集中不起来，就不可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还强调，凡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他认为，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充分发扬民主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周恩来、邓小平也分别就国民经济工作中的错误和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邓小平认为，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而“几年来，由于我们没有搞好民主集中制，以致上下不通气，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严重的现象。”朱德、陈云也分别在山东、陕西省组的会议上重点讲了党内的政治民主生活问题。陈云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危险的”。“在党内不怕说错话，就怕不说话。”应当说，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抓住了违背民主集中制、破坏民主的现象来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确实是抓到了要害。刘少奇在所作的报告中说：“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七千人大会是调整党内政治关系的良好开端。
会后，中央就党内党外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严重的不正常状态进一步作了认真的分析，并分别就一些主要问题果断地作出决策。调整党内外政治关系的工作全面铺开。
调整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党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真诚合作，团结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积极参政议政，献计献策，表现出高度的政治热情。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中央在这方面的工作有所削弱，党和民主党派人士、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间的联系大大减少。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国家情况不甚了解，即使了解一些，也不全面、不系统、不完整。再加上政治气氛紧张，动辄就有可能被批判为“右倾”保守，使有些人有话不敢讲，有意见不敢提，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严重缺陷。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沟通与民主人士正常的联系，1962年3月21日，国家主席刘少席主持召集了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刘少奇在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的基本内容后，坦诚说明了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教训。在分析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时，他指出：“一方面是由于经验不够。另一方面，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调查研究不够，轻信浮夸汇报，未很好同群众商量。”“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严重地损害了民主集中制，上下不能通气。工作中的错误，长期不能发现、改正。”对于造成这个恶果的责任，刘少奇说：“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负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没有责任或者只有很少责任。”
3月23日，在北京又召开了政协三届三次会议。4月18日，周恩来在会上作《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的报告，指出，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更重了，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为了更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周恩来认为，应该在统一战线的内部，提倡在“六条标准”的原则下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彼此讨论、研究、切磋，以求得更好的认识，求得更符合于真理，不断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随后，中央于4月27日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
与此同时，中断近两年的人大工作，此时也有了一些恢复。曾三次推迟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于1962年3月27日在京举行。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了要进一步发扬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加强全国各族人民同党和政府的密切合作。这次会议改变了1961年以来许多重大问题不交人大及常委会议审议的做法，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得到了改善。
许多民主人士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经过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之后，感到中国共产党是光明磊落的，对国家和人民是负责任的。他们重新树立了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毛泽东对此也非常感慨地说，我们还了民主人士的一笔债。
调整知识分子政策
1957年3月，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依照世界观确定阶级属性，断言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整风反右开始不久，知识分子首先受到冲击（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当时全国划定右派分子552877人中知识分子占了一半左右）。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又错误地将知识分子整体划入剥削阶级范畴。在批判“白专道路”和“拔白旗”中，许多知识分子被扣上“资产阶级”、“右倾保守”的政治帽子。整个知识界中，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党有心理隔阂，关系疏远。
为此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改变这种状况。从1959年开始至1964年，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先后分五批给30多万名知识分子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并使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上得到初步安置。
1961年6月，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集了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说：“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他明确反对“一切都套上人性论”，“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指出，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来回答。他要求做领导的人，不要过多干涉，负责任主要是指政治上，但一定要区分清楚，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
6月20日，聂荣臻在向中央所作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对自然科学工作者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是对的，但是不能对红与专问题作片面的甚至错误的理解。不能一看见人家钻研业务，在科学上有抱负，在学习会上少发几句言，就认为是搞个人主义、白专道路。他还强调，要鼓励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的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不用批判大会、贴大字报来处理学术问题。7月19日，根据上述精神，国家科委和中科院党组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14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14条），并上报中央。中央及时对6月20日的报告和《科研14条》作出批示，并提醒全党，要严重注意近年来在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和简单粗暴现象的滋长，以端正方向，正确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要求对反右派斗争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加以清理，凡是批判错了的，一定要甄别，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同时还要求认真执行“双百”方针，一定要使知识分子敢于讲话，畅所欲言，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62年2、3月间，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同时举行。会上科学家们和文艺工作者提出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展开讨论，周恩来等人支持了大家的要求，并针对1957年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受到歪曲，知识分子受到歧视等实际问题，再次强调：“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并理直气壮地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③随后，周恩来在二届人三次会议上作报告时，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陈毅在会上也提出，应该给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科研14条》的制定以及随后制定的《高教60条》、《文艺8条》等的颁布与实施，在当时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困扰科研、教育、文艺工作中的主要问题，纠正了过去几年中“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一些“左”的做法。1958年以来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得到甄别平反，并在生活和工作上得到照顾和保护。这些措施受到知识界的普遍欢迎，对于重新紧密联系和团结知识分子，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起了很好的作用。
改进民族工作和调整宗教政策
1958年以来，民族、宗教工作在某些地区和个别问题上确实存在错误，其表现“主要是不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忽视民族特点，忽视宗教问题的民族性、群众性和由此而来的长期性，忽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特点，忽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个别地方是损害了少数民族的这种权利，对团结上层的工作也大大放松了，有的地方采取了严重违反政策的手段。”“没收了许多民族上层的浮财、底财和房屋，斗争和逮捕了一些上层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如青海平叛斗争中，过分强调军事打击，忽视政治争取，错将归降人员加以捕办。对寺院中的敌情也估计不当，打击面过宽。据统计，当时错捕错判人数占捕判总人数的84%。④
同时，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有批判过头、斗争过火的行为。在不少地区，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下降的幅度相当大。青海1960年与1957年相比下降20.2%，云南下降19.57%，广东海南下降46%。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也受到某种干涉和限制，部分喇嘛、阿訇还俗、还乡，一些地方群众的宗教生活被迫转入“地下”。这些都对民族工作造成严重的困难，使民族关系出现混乱，民族、宗教感情，乃至党群、干群、军民关系等受到严重伤害。
1962年4月21日至5月29日，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委在北京召集了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中央民委针对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坦率地承认，他们是负有责任的。对于这些问题和错误产生的原因，5月15日，会议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表示，几年来，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新问题，调查研究很不够，情况不明，对中央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坚持不力，有些问题也处理得不适当。在撤销自治地方的问题上，1958年讲过有些自治县已经或即将同邻近的县合并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且同意了某些自治县可以合并以至取消。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公社化的步骤问题上，讲过有些地方可以不经过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直接实现人民公社化，赞成了某些地方“一步登天”的作法。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对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和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的界限，根据实际情况研究不够。在废除宗教方面的压迫剥削制度的过程中，虽然再三讲了要把宗教中的压迫剥削制度同宗教信仰分开，但在实际处理寺庙等问题上是注意得很不够的，是有偏差的。
报告提出要在今后5年内“调整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调整各民族内部各民主阶级和阶层间的关系，加强工农联盟，加强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以便调动和发挥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逐步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并提出了首先要研究解决的10多项比较重大的问题及处理意见。
报告在提出的处理意见中着重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错了的，都应根据中央的指示，认真地、迅速地甄别平反。把有民族感情和民族主义思想倾向的人，或者是把其他的缺点错误，当作民族主义批判了的，或者确实批判错了的也要甄别，凡是应当平反的必须坚决平反。”报告对不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作法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并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改正意见，要求“各自治地方更要注意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地区的党委应该特别注意培养提拔少数民族干部中的优秀分子担任党委书记和党委部门的领导工作。应该让少数民族党、政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深入了解本民族的情况，及时地无顾虑地反映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在团结少数民族上层民主人士的问题上，报告提出应“主动调整同上层的关系。有关当地工作中的重要事情，要同上层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并要求“在生活待遇上，对他们加以照顾。”6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一报告并指出：“应当让同志们知道，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是长期的，必须进行长期的经常工作，才能逐步实现。如果不看到这种长期性，不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不照顾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在工作中就势必要犯错误。”中央要求各地有关部门，要认真检查解决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强调：“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必须长期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应该按照群众宗教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意见，处理少数民族宗教上存在的问题，让群众的宗教活动恢复正常。”
不难看出，这次民族工作会议的召开，比较全面地清理了1958年以来发生的“左”倾错误，调整了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初步理顺了民族关系，使民族工作得以重新恢复和加强，这对于增进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安定人民生活和促进经济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调整侨务政策
调整侨务政策，扭转侨务工作在政治上的被动局面，是这次政治关系调整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建国后，约有40万侨居海外的同胞怀着一腔热血，纷纷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大都工作积极，学习进步。
他们不仅对国内的经济建设起了促进作用，同时，对于促进海外华侨的团结爱国和影响侨居地人民与我国和平友好，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全国各地各部门、各级政府在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团结教育广大归国华侨、侨眷和归侨学生，安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方面，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即使是在调整国民经济，压缩城镇人口的时期，中央也对他们采取了“予以适当照顾”，尽量安排在城镇，“一般不动员上山下乡”的妥善政策，使他们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中央对他们的关怀。
但是，在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中也存在着比较突出、比较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海外关系”问题。这是中央巩固和扩大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极大障碍，也是影响政治方面和睦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1962年5月25日中侨委在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所说：“我们发现有不少地方和部门，不加具体分析地把归国华侨、侨眷、归侨学生在国外的家庭和亲友关系，一律作为‘资产阶级关系’或‘复杂的政治关系’看待，扣上‘海外关系’的帽子，而滥加怀疑和歧视。”甚至规定，“凡是“海外关系”的人，一律不能入党入团，不能参加工会，不能当积极分子；有的学校对归侨学生的入学、实习限制很严，将政治、经济、外贸、财贸、新闻等系列为“机密”专业，规定不准归侨学生报考。有的学校还不准学工科的归侨学生下厂实习；有的部门将那些在国外有家庭亲友关系的归侨干部，当作精简下放的对象，或任意调动他们的工作；有的归侨干部虽在工作上有优异的成绩，政治表现也很好，人事部门也不让提拔重用。有的归侨干部被选为先进生产代表，亦不让出席会议；有的单位对归侨干部的婚姻乱加干涉，有些人还因此受到批评，有的单位任意扣拆归侨学生和归侨干部的信件；有的单位在历次运动和政治审查中，把那些和国外亲友有关系的人，列为批判斗争或追查的对象；有的单位甚至把华侨与五类分子并列（所谓地、富、反、坏、右、资、侨），混淆了敌我界线，等等。”
对于“这种主观主义地不进行阶级分析”，“政策上不加区别的错误认识和做法”，中央在这次政治关系调整中极为重视，并清醒地认识到，这“在政治上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而且也违背了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反复多次强调的有关侨务政策方面的指示。这种错误已经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后果。许多归国华侨、侨眷、归侨学生与国外亲友的正常联系，因此而受到严重阻碍，且遭受了种种不合理的待遇，使他们对党的政策产生很深的误解和疑虑。
为了纠正侨务工作中的错误，中侨委在报告中提出了六点建议。5月31日，中央及时批准了这个报告，除了要求侨务部门加强党的侨务政策的宣传外，明确指出：“所谓海外关系的提法，是模糊政治界线，混淆敌我关系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有害无益的。”同时，中央要求“对因所谓海外关系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有步骤地加以处理，并将执行情况随时报告中央。”此后，一度受到损害的侨务工作得以比较健康地开展起来。
对政治关系调整的几点认识
60年代初中央全面调整政治关系，是一项意义十分重大的举措，在这次调整的实施过程中，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左”的错误思想和作法得到较大的纠正，党内和国内各方面原来较为紧张的政治关系大见缓和，从而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带来了积极的变化。
首先，对于这次调整，应该看作是1958年“郑州会议”后至庐山会议前八个月纠“左”努力的继续。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开始，中央研究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问题，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纠正“左”的错误的方针政策。这些纠“左”措施虽然仍未摆脱对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不切实际的估计，甚至仍提出一些过高的指标要求，但毕竟是纠正错误的良好开端。
然而，由于这次纠“左”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前提下进行的，因而是不彻底的。庐山会议后期转向反右倾，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反右倾斗争使本当持续下去的纠“左”进程突然中断。之后，经济工作遭到更大的破坏，并造成各方面政治关系的扭曲，“政治空气”稀薄。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终于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认识到必须进一步清除某些“左”的思想和做法，全面调整政治关系。可以说，这次调整政治关系与调整国民经济一起，是以往纠“左”努力的延续。
其次，政治关系的改善，促进了经济形势的全面好转。通过政治关系调整，在许多方面较好地克服了“左”倾指导思想带来的危害，理顺了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唤起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政治热情，调动了广大群众工作和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形势向好的方向转化。
1962年，全党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贯彻执行了中央制定的一系列调整政策，减少了城镇人口，精简了部分职工；压缩了基本建设规模，缩短了重工业战线；加强了农业生产的投入；稳定了货币和市场。到年底，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改观。翌年初，中央又批准了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经过全党上下、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1963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6%；工业总产值增长8.4%。⑤随着生产的增长和经济形势的好转，商品供应量也随之增加，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中央对国民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调整，已初见成效。
第三，这次政治关系调整，冲击了1958年以来党在重大决策问题上的不民主作风，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是个推动。“大跃进”时期的许多重大决策，是在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渐膨胀，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状况下做出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损失。七千人大会总结了这方面的教训，对党内政治民主和党的建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刘少奇代表中央一方面表示要“老实改正错误，自己揭露缺点，不掩盖。”一方面要求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政治局面。并强调要进一步密切党与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毋庸赘言，这次全面调整是中央领导层集体努力的结果，并在全党上下取得了一致意见。这不仅说明党内的政治民主有了一定的进步，也是党的领导集体在重大问题上实行民主决策的体现。这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无疑是个强有力的推动和促进。
注释：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84页。
②贾拓夫：《关于学习1959年计划调整问题的报告》（1959年6月17日）。
③《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122页。
④中共青海省委《关于解决1958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1981年3月19日）。
⑤《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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