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男孩危机”的论争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启示论文,危机论文,男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469(2012)06-0069-09
20世纪90年代，美国教育评论家们的关注点开始从女孩转向了男孩。尽管美国社会对学校教育阻碍女生发展的批评声依然不绝于耳，但越来越多的学者与媒体人士发出警示：女性主义思潮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正进入一个男孩严重受挫的时代，而我们迷失了本该投向男孩的目光。随后，许多报刊文章纷纷使用“男孩危机”一词表达了对男孩教育与发展的担忧，这种一哄而上的论调也招致了另一些学者的抵制与针锋相对的反驳，论战持续至今。
一、男孩危机论的逻辑与证据
(一)生物学逻辑与证据
约翰·格雷(J.Gray)的畅销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使得两性脑功能特点差异的信念变得家喻户晓。近年来，男孩危机论者借助于正电子断层扫描(PET)和磁共振成像(MRI)等技术竭力使人们相信，男性在进行空间信息加工时几乎只使用大脑左半球，比女性表现出更突出的单侧性，而女性则是兼用两个大脑半球；女性大脑比男性多15%的血流量，并可在任何特定的时刻，使血流集中于大脑中央；[1]女生拥有更大、更厚的与语言能力有关的胼胝体，在青春期，女生的胼胝体平均比男生大25%；[2]女生的额叶神经节点要多于男生，而节点越多，表明拥有更为精确的感觉登记系统，更好的听写能力和更好的语音辨别能力，因此也就能更充分地利用细节感悟和表达，提高写作成绩；女生的海马大于男生，这使得女生先天就比男生拥有更好的记忆储存结构，尤其是在语言学习上；男生的大脑只有在静息状态下才能更新、调整，因此当他们疲劳或厌倦时就会停止做笔记，甚至睡觉，而女生则不同。[3]女生的这些大脑特质仅是冰山一角，但足以说明为什么从幼年开始乃至一生，女生的阅读和写作成绩通常都好于男生。尽管男性也有自己的生理优势，例如，男孩的睾丸素水平远高于女孩，而这被认为与视觉空间认知能力密切相关，[4]这是男孩数学优势的生物基础。另外，男孩大脑半球功能突出的偏侧性特点意味着男孩更大的技能容量和更好的空间运算能力。然而，当这些先天优势在他们的任一个学习阶段都没有转化为学业优势的时候，说明男孩的发展确实存在着问题。
(二)心理学逻辑与证据
男孩危机论者认为，男孩在儿童时期就分化出与女孩不同的心理发展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其认知、情感、行为等各个方面。一方面，社会化过程扩大了这种差异，使两性各自按照社会期望塑造性别角色和自我；另一方面，差异在总体上是平衡的，并不意味着特定性别心理发展水平上的绝对差异。例如，尽管在智力水平上男孩更多地分布在两端，女孩更多居于中间，但两性智力水平总体相当。因此，如果男孩总体上在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脱离了社会期望的轨道，或者在各种心理和行为指标上都出现了比女孩更多的问题，那么则意味着男孩的发展正处于危机之中。
最近有数据表明，20-24岁的男性中，每10万人中有20.7人自杀，而同比女性为3.5人；在15-24岁之间，男性自杀率是女性的5倍，而六十多年前仅为1.5倍；特殊学校中的男孩占了2/3，其中80%是被诊断为情绪失调或者孤独症的；存在注意缺陷或障碍的男孩是女孩的2.5倍。[5]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威廉·波拉克(W.Pollack)在其《真实的男孩》一书中指出，美国当代男孩是胆小、自卑、疏离、缺乏男子气的，他们正遭受着一种“社会失范”的流行病之苦，漂泊自在找不到别人帮助的变化世界里。[6]伊古尔登(Conn & Hal Iggulden)两兄弟在《男孩的冒险书》中描述了昔日男孩子们经常做的事情：制作电池、隐形墨水，用石子打水漂，做耐火布、磁铁、潜望镜、弓箭、定时器、导火索，玩扑克、下象棋。[7]该书提及的青年男性一些永恒的特性，如好奇、勇敢、淘气、挑战欲等，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共鸣，人们在哀叹当代男孩逐渐丧失男孩气概，变得越来越“女性化”，这种境况比男孩学业和行为不良更让人焦虑。
波拉克指出，社会总是建构着隐藏情感甚至以牺牲情感为代价向外界展示坚韧和独立的男子汉形象，这无疑给习惯躲在家中的男孩很大的压力，而事实上当前社会已经失去了培育这种男子气的土壤，因此，社会期望和成长环境的反差足以使男孩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伤害。
(三)教育学逻辑与证据
男孩危机论者认为，当前美国学校教育提供给学生的教育资源是女性化的。[8]首先，女教师在中小学教师中比例过高。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2008年的数据显示，公立和私立学校男女教师比例基本上都为1∶3，这种不均衡的教师性别结构通过教师的心理与行为倾向影响男孩的学业成绩和在校表现。[9]一项涉及135个国家的跨文化研究结果表明，中小学女教师数量和进入大学的女生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10]托马斯·迪(Thomas Dee)分析了25 000名八年级学生的学业成绩以及任课教师的背景资料，发现教师性别的确对学生的学科兴趣、测验成绩都有很大的影响。[11]当教师是女性时，女孩更加容易获得好的成绩或者表现得更好。另外，不同性别的教师对学生行为的期望和奖惩也是不同的，男孩们在学业上的不良体验可能就是女教师某种无意识行为的后果。一般来说，男孩子由于易激动的生物特质，因此破坏行为要远多于女孩子，而女教师倾向于采用自己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性别特异化标准来看待男孩子的破坏行为，因此她们比男教师更容易对该类行为产生厌烦。
其次，女性化的教育资源问题还表现在教学内容、方式、评价对男孩发展的不利。在女性化的教室中，教师们把精力更多集中在阅读、写作等女孩子擅长的传统课堂训练上，即使是低年级，科学实验、体育训练和活动等男孩子擅长的体验式学习方式也正被大量削减，[12]男孩们不得不收敛他们好动的天性，在大多时间里面对着与他们身心特征不匹配的学习内容与测验方式。另外，男孩总是比女孩晚熟，这种晚熟也容易被教师定位为“学习困难”，从而使得许多男孩从小学开始就被分配到“低学习能力小组”中去。
男孩学业成就的现状成为男孩危机论支撑其观点最有力的证据。从课程成绩来看，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NAEP)报告，男孩在四、八、十二年级的阅读成绩明显比女孩差，而数学、科学等传统的男孩优势学科也出现男孩成绩下降，女孩成绩上升的趋势。[13]美国高中女生的平均绩点是3.09，而男生则是2.86；在阅读和写作的标准化测验中，女生总是比男生取得更高的等级；55%的中学女生获得A或者B的等级，而男孩只有41%；28%的女生以A或者A+的等级进入大学，而男生只有21%。还有一个很形象的证据是，高中毕业典礼的致辞者中70%是女孩。从升学率来看，进入大学的男女生比例为42∶58。在白人学生中，女性在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中分别占了57%、62%、54%；在黑人学生中，女性在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中分别占66%、72%和64%。各专业男女比例也在发生着变化，[14]即便在工程学这样传统的男性优势专业，女生数量也相当可观。
二、反对者的辩驳
(一)男孩危机论是男性本位的典型表现
在反对者看来，男孩危机的立场和视角是男性本位的。首先，尽管人们普遍接受男女平等的观念，但这是建立在男强女弱的现状认识基础上的。如果女性在许多领域超越了男性，就破坏了这个观念的认识前提。在学校教育中，女孩在某些领域确实比男孩进步速度更快，甚至有在总体上超越男孩的趋势，这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男性主导的基本理念，自然就引起男性中心社会的恐慌。其次，美国当前的教育模式是在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并没有固有的性别选择。男孩危机论只看到了教育体制对男孩发展的限制，却对在这种教育体制下男孩的优势和男孩所享受的特权视而不见。例如，从大学招生来看，男孩占有优势的理工科招生人数远远高于女孩占优势的文史学科。男生占优势的学科中从来没有因为要平衡性别比而向女生倾斜的政策，而在女生占有优势的文科专业中，常常会因为担心性别比失衡而降低男孩的录取线。再次，男孩危机的观点反响强烈，恰恰是因为其一反女孩弱势的逻辑常规，不谈人们更容易理解的女孩面临的问题，从而具备了“人咬狗”的传播特征，[15]具有广阔的市场价值，才能迅速吸引媒体、社会、教师、家长们的眼光。
(二)男孩在学业上并没有真正落后于女孩
美国教育部高级政策分析师萨拉·米德(S.Mead)认为，仅以单纯的测验分数来考察男孩现状是没有意义的，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分析有代表性的大样本数据才更能说明问题。[16]她率领的一个独立研究小组在分析近30年来美国学生NAEP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美国中小学生在数学、阅读以及其他科目上的成绩都较以前有了明显的提高，当然，女孩在某些方面进步得更快，她们缩小或者消除了一些原本男孩占优势学科的差距，也扩大了与男孩在某些她们原先就占优势学科的差距，从而导致了人们产生男孩落后的认识，因此，男孩危机的观点更多是以人们的期望或担忧为基础，而不是以证据为基础。
NAEP数据的跨年度比较发现，虽然女孩在阅读和写作上优于男孩的程度大于男孩在数学、科学和地理上优于女孩的程度，但从过程上看，女孩的阅读成绩历史上都是高于男孩的，这种差距始终没有被拉大，甚至在某些年龄段还被缩小，而男孩的数学成绩还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落后于女生，因此，相较于以前的落后，现在男孩们的数学成绩则是明显进步，而女孩从原本的数学优势到现在数学弱势，却没有人提出所谓的“女孩危机”。另外，NAEP的数据还表明，近三十年来，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17岁以上高年级学生的各科成绩都在缓慢下降，因此，美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在性别上是具有普遍性的，而非仅对男孩不利。
(三)男孩与女孩在身心问题上有着不同形式的表现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男孩被诊断为身心障碍或注意缺陷障碍的数量爆发性地增加。反对者认为，这与社会对身心障碍测验的爆发性关注有关，在这些测验基础上的错误诊断也人为地夸大了这些数据。一些调查发现，女孩的问题同样也非常普遍，只不过表现的形式如抑郁、饮食障碍等不像男孩那样外显。[17]以自杀为例，男女选择自杀的方式、求死的决心与男女自杀率差距增大有直接的关系，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致命的武器，他们习惯于选择暴力或一些不可逆转的自杀方式(如枪杀)。女性通常是选择服用大量的药物或者割腕等死亡比较慢的方式自杀，因此如果救治及时，是可以挽回生命的，同时由于垂死的时间比较长，女孩子们往往会在垂死挣扎的时候放弃自杀的念头，向外界求救。[18]换言之，男性如果试图自杀的话，他们会采取确保死亡的方式，而女性有时并不是真的求死，而是想以自杀来实现自己的一些希望。
实际上，在某些方面，美国的男孩们比以前做得更好。例如，2005年青少年的犯罪率比1993年最高峰时下降了2/3，司法部门的数据显示男性青少年入狱的人数仅是历史最高时的一半，高中男孩酗酒的比例是记录上最低的水平，食用非法药物的人数是1980年的一半。[19]因此，从历史的视角看，男孩危机显然是孤立分析当前男孩身心问题数据的片面结论。
(四)男孩问题是夸大两性差异的人为结果
反对者认为，许多关于男孩先天生物弱势的观点，存在以讹传讹的夸大和解释。以胼胝体为例，实际上其形状复杂且不规则难以精确测量，自然也就很难准确地说明两性在胼胝体上存在生物学差异，即便真的存在这种差异，也不能断定其大小和厚度就能解释两性的资质和行为的差异。[20]而且，身体和大脑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都可以在社会化过程中被塑造和发展。反对者还认为，并不存在明显对男孩发展不利的学校教育资源，但若人们夸大了两性身心特点的差异并形成了错误的社会认同，就可能人为地对男孩的健康发展造成阻碍。例如，男孩危机论者总认为，男孩在女性化特征突出的学校教育环境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事实上这种情况与“男孩终究是男孩”(boy will be boy)的世俗认知有关——既允许男孩子行为不端，又使教师对男孩子所赋予的期望低于女孩子。男孩的自我认知和行为在这种世俗认知中得到强化，并将其作为自己与成人关系中的有利条件，这恰恰是男孩比女孩更容易出现不良行为的原因之一，并继而循环成为教师对待男女学生行为模式有别的内在依据。同样，在学业上，因为缺乏对男孩能学好如语言这样的“女性化”课程的社会认同，从而使男孩从一开始就丧失了对这些课程的热爱和积极投入的主动性，进而产生挫败和厌烦的情绪。因此，男孩学业不良可能更大原因是因为“男子气的社会化思想”，[21]而不是偏爱女孩的教育与女性化的课堂。
(五)哪些男孩危机比男孩危机本身更重要
美国的多种族、多阶层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很多表现在教育中的问题大都不是纯粹的教育问题。有学者指出，“男孩危机”只不过是一场由大量的媒体、杂志和政府渲染的“道德恐慌”，是利用了公众的社会知觉，通过公众对不断增长的青少年暴力行为的恐慌来增强他们对该论断的信念。[22]在这种道德恐慌下，学生的种族、社会阶层、性别和成绩的复杂交互关系被这些简明扼要的新闻报道所掩盖。事实上，在男孩危机的大量事实证据背后，隐藏着一个真正的危机，即与白人、中产阶层家庭中的男孩相比，低收入以及有色人种家庭的男孩正在学校中痛苦地挣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数学和阅读中很少有可能取得优秀的成绩，即便在高等教育中，性别差异所带来的问题与种族或阶层差异问题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男孩或者女孩是否处在更加弱势地位的问题，而应该是哪些男孩或者女孩处境更为不利。如果真要说危机的话，那也应该是西班牙裔、黑人以及低收入家庭的男孩和女孩。
三、比较与启示
男孩危机不仅为美国独有，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工业化国家于20世纪末期也都普遍存在男孩学业落后的现象。我国学者孙云晓等人于2010年所著的《拯救男孩》出版后，也引起了国内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其证实或证伪的逻辑与证据和美国男孩危机的论争颇有相似之处。比较两国男孩危机论争的背景与过程，似有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意蕴。
(一)性别文化反动与教育文化变革
美国男孩危机论调的盛行与20世纪的女权运动及女性主义思潮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美国，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一样曾经是美国社会主流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20世纪以来，女性主义运动的三次浪潮不仅对美国妇女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变，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和女性意识的觉醒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彻底动摇了一切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从而使女性真正成为在各个社会领域能与男性分庭抗礼的力量。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浪潮，诞生了女性主义教育思潮和女性主义教育理论，前者以社会性别(gender)建构两性差异，批评教育中的女性歧视，探讨女性教育的特殊性，尝试着在学校以性别差异教育来消除性别歧视，后者主张以女性主义价值观解构教育，要求从根本上进行教育改革。尤其是后者，激烈地抨击男性的思维方式，武断地认定女性的认知优越，并企图摧毁男性主义的教育体系，从而使女性主义运动走向与父权文化相对峙的极端一面，这种以颠覆男权社会话语霸权和思维方式为目的，以“女性中心主义”来取代“男性中心主义”的取向，重蹈二元对立的覆辙，既容易招致男性中心主义者的敌意和对抗，也容易使部分中立派产生反感。因此，当男孩危机论者以各种事实材料渲染男孩在学校的不利处境时，就容易博得人们的同情和共感。换言之，男孩危机论是保守主义者对20世纪9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的反动，是美国社会两性大战的一次节律性钟摆。
尽管几千年封建的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从显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操作层面来看，没有女权主义和男权社会的激烈对抗，女性主义也从来没有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主流思潮。因此，如果本着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点去渲染我国男孩危机的话，既没有文化土壤也难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即便把男孩危机归咎于教育体制或模式，也很难抛开女孩单论男孩的不适应。因此，从根本上认识我国的男孩危机，必须摒弃两性比较，从文化及其变革的视角加以审视，才能使这场争论更有价值。从本质上说，我国学界关于男孩危机的争论，正是我国教育的功利文化与本体文化、控制文化与创造文化交锋的表征。功利文化把教育视为社会选拔的预备和社会分层的条件，控制文化则以既有的社会文化为规约，以外在于主体的评价为利器，以管理和干预代替教育教学行为，使个体的教与学行为成为社会公众性行为，因此，在这样的教育文化氛围中，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男孩危机的论点，其对问题的基本取向是因果解释(explanation)而非意义理解(interpretation)，其审视男孩发展的眼光必然是落在特定阶段而非生命全程，其衡量男孩发展的指标必然是显性的考试成绩、升学率、就业率和职业层次，其对男孩发展状况的定位也必然是以可比性竞争对手女孩的发展状况为参照，其评价男孩是否还是男孩的标准也当然是主流社会文化认同的男孩特质。教育的本体文化是尊重和顺应教育自身的规律和儿童发展的规律，使其以及与其有关的人理解生命的价值与人生的意义，促进人汲取价值、追求价值和实现价值；教育的创造文化是不断开发人的潜能和价值，通过培养人来实现对先进文化的适应、交融和创新。在这样的教育文化氛围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男孩而不是评判男孩的发展，使男孩能按其生命的本性和机制自由地发展。
(二)话语文化和危机意识
有理由相信，尽管有媒体的推波助澜，但美国学界发出男孩危机的呼吁时，与他们发出的其他危机呼吁一样，是一种与其国家生存与发展同步生成的思维习惯和文化话语。这种危机意识源于第一代移民的生存压力与守护自由、自立、自治之“新大陆”的忧患意识，历经年轻共和国的生死存亡和国内诸多问题的严峻挑战，逐渐成为深深根植于普通百姓心中的群体人格特征，具有广泛性、现实性、使命性和进取性，即，其主题大到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构，小到个别事件和具体领域，但核心焦点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社会变迁与个体或群体的生存发展等国民深度关注的现实问题，[23]其形式表现为政治争锋与学术争鸣，并通过文学和艺术等通俗化和大众化手段深度弥漫，以激发人们的使命感和永不满足现状的进取精神。因此，人们既可以随处看到“美国衰落论”、“美国的瓦解”、“社会分裂”、“道德危机”等国家与社会层面的警世话语，也能经常听到来自特定领域的大声呼吁。例如在教育领域，不仅有20世纪50年代的《国防教育法》，更有80年代的《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和《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90年代《做好准备，迎接21世纪》中的十点教育行为计划以及2003年胡佛研究所的报告《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未来：我们仍然处于危险之中吗》等，这些法案或重要文件、报告均将教育问题自觉地与国家安全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因此，“危机”事实上是美国的文化话语，无论其真伪，都是美国人居安思危世界观的折射，是美国生活方式最为重要的文化特征。
在许多美国人看来，社会建构的美国男孩事实上代表了美国精神，他们无疑应该是独立、自由、勇敢、冒险、开拓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掌控美国的未来，而当男孩变得不像男孩时，就意味着美国精神的丧失。从这个意义上看，男孩危机就不仅仅是对激进女性主义的反动，也不仅仅是教育危机的反映，而是国家危机的隐喻。相对而言，我们的教育改革从来不乏政府部门的文件和学者的支持，但大多是四平八稳的行政文书和缺乏激情的平铺直叙，从来没有本着忧患和危机意识调动民众的激情，甚至连教育行业内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或出于什么而进行教育改革，更多的民众除了对教育现状的抱怨之外都置身于教育改革之外。即便是有人提出类似于“男孩危机”这样的观点，也立即有人从什么是危机，怎样才算够得上危机的标准来进行反驳。也许人们会将其归咎于我们不愿杞人忧天的文化传统，但在全球一体化的激烈国际竞争面前，如若我们不多“制造”一些危机，不通过激发培养危机意识推进教育改革，我们将陷入真正的危机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希望男孩危机是一个具有蝴蝶效应的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