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平等的建设性双边学术对话——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比较文学论文,讨论会论文,建设性论文,第三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继1983年和1987年两次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分别在中美两国举行之后，中断了十多年的这一高层次的中美两国学者在比较文学领域内的双边理论对话于今年恢复。由清华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共同发起主办的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于2001年8月11-14日在清华大学举行。
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的总主题为“比较文学的全球化：走向新的千年”。会议讨论的议题集中在下列几个方面：(1)比较文学在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回顾；(2)中西方文论比较研究；(3)文化研究及其在中西方的不同形态；(4)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及其东西方变体；(5)全球化及其对未来人文科学的影响；(6)中西方重要理论家比较研究；(7)二十世纪中美文学交流探讨；(8)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冲突与共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来自中美两国主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其中中美双方分别派正式代表15人和10人，充分体现了两国学者在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领域内的平等对话和交流。中方发表团团长为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秘书长、清华大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顾问为资深学者乐黛云和钱中文；美方代表团团长为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麦克尔·霍魁斯特，顾问有资深学者和中国研究专家希利斯·米勒和孙康宜。下面是与会主要代表发言的综述：
布劳德海德（耶鲁大学）作为一位文学教授和耶鲁大学的校方对外发言人，紧紧扣住全球化这个主题，回顾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是如何在耶鲁发展成长乃至跻身于世界学术前沿的。
孙景尧（上海师范大学）在对比较文学在西方的发展特征作了回顾之后指出，欧洲文学从历史上说来，虽曾表现为分属各民族的文学，但这些不同的民族文学早已被当作了一个文学的共同体，其中每一民族文学都有各自的长处且都从其他文学中吸取营养来丰富自身。由于早期的比较文学已深深地扎根于欧洲的文化传统之中，因而在欧洲各民族文学之间进行比较实际上只能算是欧洲文化传统之内的文学比较，而从非欧洲或非西方的视角出发我们则可看出许多不同，而套用西方的模式来进行这样的超越文化传统之外的文学之比较显然是没有效应的。因此中西文学关系是一种超越了不同的文化传统的比较研究，而中西比较文学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理应体现出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曹顺庆（四川大学）的论文从中国学者的立场也发，首先回顾了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提出了一种超越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构想，即中国学派的学术立场，其核心就是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也即考察异质文化传统的文学，因此，实际上，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进入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之境地。在他看来，这应当是未来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得以跻身国际同行中显示出自身特征的资本。
王宁（清华大学）在大会发言中从理论的视角探讨了重写文学史和文学经典重构的问题。蔡振兴（台湾淡江大学）以最近在好莱坞获得极高票房价值和极大影响的台湾导演李安执导的电影《藏龙卧虎》为个案，分析了文化上由东到西的运作之可能。他认为这一成功的例子也说明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并且有可能为世界所接受并不是一个神话。尽管海峡两岸的学术界对此片的成功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但这种争论本身就体现了这部电影的文本批评价值。
对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命运，不少人都表示出了忡忡忧心。希利斯·米勒（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探讨了全球化电信时代文学的权威性。还有一些学者则从某一文学文本切入，通过仔细阅读提出自己的理论阐释，例如曹莉（清华大学）所选取的就是英国女性小说家A.S.白尔雅特的小说《占有》，虽然这部小说中国读者并不熟悉，但在英语文学界却被当作一部后现代文本来研究。通过细读，她发现，这是一部有着多重文学代码和意义层次的小说，因而其中显示出的不确定性和互文性特征也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在解构这一基点上的融合。
近几年来，面对文学理论在西方的萎缩之境遇，中国的文学理论界逐步在国际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多的文学理论工作者认识到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建构中国文学话语的迫切性。钱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发言主要比较考察了两位西方思想家的交往对话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哲学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麦克尔·霍魁斯特（耶鲁大学）的研究兴趣与钱中文十分相似。他在回顾了全球化语境下的种种“后学”理论在西方和中国的演变之后，仍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启蒙这个问题上。他认为当前人们最经常地遇到的关于启蒙问题的辩论的一个话题就是17和18世纪西欧出现的将其世俗化的企图。这一企图一直延续到现在。因此他论证道，启蒙的主体应当对任何试图理解全球化的当代人都显得至关重要，对不同的人在使用这一术语时却会有所不同。正是通过试图克服这一障碍才能出现一种新的语言文学，在这其中语言被作为协调启蒙赋予人类主体的各种二律背反的工具。通过对一系列启蒙时期的德国作家的发展线索的分析，他梳理出一条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本雅明、奥尔巴赫和巴赫金等人的启蒙思想的发展脉络。而这一传统却在当前关于全球主义的论辩中被人忽视了。在这里，他和钱中文都参照了巴赫金等人的对话主义思想，但针对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理论，前者的批判性显然甚于后者。
从跨学科的角度来探讨文学和文化问题，在本次会议论文中也占有较大的比重。叶舒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文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比较研究之角度，探讨了跨文化生存和本土文化再阐释的可能。他指出，知识全球化给本土学者带来了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全球化进程使那些传统深厚、历史悠久而又相对闭锁的文化面临着巨大的社会转型和思想、观念、情感的转型。在习以为常的从本土文化立场考察事物的观点之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视野，即跨文化的和全球的视界去考察本土事物的观点。这种立场、角度、出发点的转换必然会给旧的对象带来新的可能性，并因此促成对传统的再发现和再认识。在这方面，人类学把再阐释当作文化变迁的重要标志，将发挥出其他学科所难以替代的跨学科和跨文化的阐释的作用。跨文化的身份乃是个人视野和知识全球化之条件。而“跨文化生存”的概念则说明不同文化的碰撞如何改造和重塑着习惯性的感知方式，产生出与单一文化生存不同的生存方式和表现方式。所有这些均在20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有着不同的表现。达德利·安德鲁（耶鲁大学）是专门从事电影研究的比较文学学者，他首先指出，世界电影已成为美国大学里开设的一门课程，但是如何教授这门本身有着一定局限的课呢？应当弘扬一种辩证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要求我们既从电影本身的地方框架同时也从外在的视角出发来审视电影，这祥我们就可以通过考察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构图并以“三角测绘”的方法来研究特定的世界电影之个案。他还警告电影研究者无须依靠那些抽象的“规划”式研究，因为好莱坞制作出的影片的感觉效果包括既可以归入某一类电影的成分，同时它们也是仅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电影文本中的成分。显然他的这种论述是有所指向的，主要是针对一些文学理论家套用理论来规划电影。这些理论家往往仅看到电影的类型性而忽视了单部影片的独特性，而他的研究则要兼顾这二者。毛思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通过多媒体的演示，分析了全球化时代的跨国资本的产物——影片《明天永远不会死亡》。他指出，以这部影片作为视觉文本分析的对象，我们可以运用某些当代后殖民理论来批判全球化、全球文化的诸方面以及新的符号帝国，因为后者强行赋予人们以一种对“地球村”的跨越民族界限的记忆。刘辛民（威斯廉大学）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之内在他性特征出发，并从柏格森的心理流程理论之角度比较了中国20年代瞿秋白和90年代张承志写作的两部心路历程作品，指出，这两部作品都有着在新闻表现和哲学启迪之间作出选择的倾向，而且两部作品都揭示了从文本到视觉的叙述转向；此外，两部作品均努力以人的直觉来实现一些改变，同时也追求一种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下的现代主体性。但由于时代的不同，他们的这种心路历程是截然不同的，对当代读者所表现出来的意义也是不同的。
全球化给文学和文化研究带来的一个积极结果体现于，海外的中国研究者越来越频繁地既与中国的学者进行切磋交流，同时也与西方的主流学术界进行对话，试图用汉学研究的新成果来改变那些西方中心论者们固有的思维模式。对此孙康宜（耶鲁大学）探讨了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与美国汉学家的性别研究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这二者之间的互动和互补关系。
还有一部分学者在会上探讨了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身份问题和文学的地位和作用。乐黛云（北京大学）所关注的是多元文化发展中的两种危险以及文学可能做出的贡献。
张平功（佛山大学）探讨了全球化所导致的中国文化身份的问题。他认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日益临近，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中国最时髦的一个术语，但这其中也有不少误解和误用。实际上，全球化的进程是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影响的驱使，而伴随全球化话语而来的则是身份问题。一旦我们感到身份是确定的、自然的和永恒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尽管全球力量也许是具有压迫性的，并且侵蚀了传统和身份，但它们同样也为人们重新建构和创造新的身份和认同提供了参照框架。肖鹰（清华大学）的切入点主要是当代一些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全球化这一现象的不同态度：有人欢迎，有人抵制，也有人觉得无可奈何，更有人对这一现象抱着开玩笑的态度。总之，这些不同的态度却说明了全球化这一现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知识生活和文学生产无法回避的问题。
讨论比较文学，必然涉及翻译问题，因此有的比较文学学者甚至宣称，比较文学实际上就是一个翻译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无道理。在当今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界，探讨文学和文化文本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已经成为学者们共同关注的一个新课题。就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而言，翻译外国文学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价的。因此本次研讨会上的一些学者也探讨了翻译在文学比较文论旅行方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赛瑞斯·哈姆林（耶鲁大学）追溯了比较文学的先驱I.A.理查兹对翻译、阐释和教育所作的贡献。理查兹作为英美新批评派的一位代表人物和“语义学派”的创立者，对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的草创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评述理查兹对比较文学在清华的崛起所作的贡献之同时，也以理查兹的学生之身份，追忆了理查兹对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所作的贡献。正是这种跨越文化传统的阐释和教育经验，使他成为开一代新风的批评大师。孙艺风（香港岭南大学）考察了西方理论是如何进入当代中国并且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欢迎的，并且指出了不同的批评家对西方理论的挪用而产生出的新的意义。由此他强调了理论翻译在另一种文化的语境下进行理论建构的不可忽视的作用。显然，一种新的学术发展趋向已经表明，在21世纪的“显学”中，翻译研究已经占有越来越重要的比重，而在比较文学的语境下探讨翻译本身就有助于这门学科的理论建设。
还有一些论文分别探讨了性别政治和同性恋话语、以现代上海为个案的现代都市的文化分析、从接受角度进行的文化接受个案考察以及全球化语境下大众传媒的作用和对严肃文学的挑战等课题。吉野健司（耶鲁大学）探讨了日本出现的的同性恋话语和反同性恋话语的互动作用，虽然这二者都是从西方引入的，但在日本的语境下却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日本这个有着古老性历史和传统的民族国家现任却正经历着一场同性恋的运动，双性恋的性欲甚至被认为是“野蛮的”行动。詹姆斯·沃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通过经验研究考察了前苏联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形成的集体记忆，作为心理学家的他仍然从阅读文学和理论文本出发，从而达到了文学和心理学的比较之跨学科境地。张旭东（纽约大学）运用最近在上海出现的一种文化怀旧倾向为出发点，探讨了上海这座大都市对“自然——历史”定位的不懈的追求，也即不停地寻找那也已失去的家园和身份。与一般的城市对前资本主义的家园的寻找形式不同的是，上海的怀旧情绪有着独特的记忆，并且与普遍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历史上有着一定的认同。同时，被压抑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它的阶级意识，主体性，对私有财产的迷恋以及对自主的内在性追求等等——均成为一种梦中的意象。上海怀旧感的含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产物，它所指向的是一种对现代主义“非领地化”的批判性思考。这显然是一种文化研究的个案分析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