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中的三种导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导向论文,文化论文,建设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82(2001)05-0005-06
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首先面临一个战略上的定位、定向的问题——它向何处去？换句话说，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首要的是确定其导向、走向。因为，如果大方向不正确，细节上再下功夫，也是事倍而功半，甚至南辕北辙；只有大方向把握准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才不至于产生重大失误。
综观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文化发展之战略方向问题的讨论，我们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不同的意见：“西化论”、“传统论”和“创建论”。这三种导向或隐或显地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中，像指路牌一样竖立在前进的路口，成为人们作不同选择的起点。
一 向外看的“西化论”
文化建设的导向之一是“西化论”。
本文所谓的“西化论”，不包括以政治颠覆为目的的蛊惑和煽动性论调，而是指一种理性的文化思考，即主张按照西方现代化的模式来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学说、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西方现代文明及其价值体系主要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产物，它包含着我们走向现代化和工业文明所最缺少、最需要的东西。因此我们的文化和文明的进步，目前主要应该是多借鉴和吸收西方的经验、思想和观念，以“西化”为具体导向，来设计和建设我们的新型价值体系。这种观点最有影响的说法是李泽厚先生的“西体中用”说，它的通俗形式是笼而统之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提法。这种思考方式的特点是重在“向外看”，即强调我们向现代化较早的西方国家看，主要看人家“有什么”、特别是什么“好”的东西，我们“缺什么”、特别是缺什么“新”的东西，然后取人之所“有”，以补己所“无”。他们甚至相信，这样做的结果，也许恰恰可以产生出“中西合璧”的未来文明。
已有不少学者从多方面批评过“西化论”的错误：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把文化发展的历史尺度和民族差异混为一谈；建立在文化、历史发展的直线论基础上，而直线式发展模式是不符合事实的；忽视了国情和历史起点的不同，不懂得每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前提，因而每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与模式都是不一样的；忘了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条件下进行的，中国文化建设不可能也不允许走这条途径。这些批评都切中要害。我们认为，除了以上的问题以外，“西化论”的误区更主要的是文化对象的错位、文化主体意识的迷失和文化自信心的衰落，具体言之：
1.“西化论”试图以“他者”文化来取代自我的文化，存在着文化对象的严重错位，从这个前提出发是不可能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
我们要发展的、要将其推进到现代化的文化，乃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中华民族历史地创造和承继下来的那个文化。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能是这个特定文化自身的辩证否定，它不可能转换成一种异族文化来实现现代化。因为：第一，每一民族、地域特有的文化，都有其生长土壤、环境、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和环境必然会造成自己独有的发展起点，起点不同，发展的形式和道路也必然有所不同。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是适应这些环境和条件的产物，其他文化（即使更“发达”）是不能取代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果树可以引进，但水土却不能靠引进。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模式、环境和个性完全不同。这一点恰恰是“西化论”所难以面对，因而不得不常常回避的。因为从历史的逻辑和现实的经验上看，任何社会的成功发展和现代化，其首要的、根本的原因，都一定在于找到适合于自己国情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发展道路，而不可能通过简单地模仿别人来实现。
第二，每一文化和传统都是与这个民族以及该民族的人本身直接同一的，因而文化和传统是不可能摆脱的，越是大的、传统深厚的文化越是如此。“西化论”对民族文化传统在社会发展、特别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也认识不清，以为它是可以随意搁置、不必予以考虑和照顾的东西。它不懂得，传统是民族的“根”，是“活”在人们现实中、头脑中的东西，是深入一民族灵魂深处的东西。只要民族还存在，文化和传统也就存在。差别只在于是发挥人的能动性，使传统成为新文化根基，还是因盲动与无所作为，文化成了纠缠着人们头脑的梦魅。所以中国文化现代化只能以自身为主，以西方文化为宾，在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创新，人的生长需要食物，人不因此“食物化”。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吸收西方文化，但不能因此“西化”。
2.“西化论”有意无意夸大西方文化所长，看不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建设中的地位和价值，看不到中华民族在文化创造中的能动性和自主性，这是文化主体意识衰落的表现。
正如许多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所说的，以西方为现代化的楷模甚至是唯一的范本，是一种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遗留症，是一种“西方话语的他者化”。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虽获得独立，但文化上并没有获得独立。在建设本民族的文化和现代化时，它们常常按宗主国的“迷思塑像”来建构自己的形象。“西化论”树立的正是这种“迷思塑像”。当然，西方文化确有它的长处，有为中国文化所缺少的许多“好”东西。对外开放，学习西方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文化并不是理想的现代文化。我们且不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罪恶（“圈地运动”、对殖民地海盗式掠夺、贩卖“黑奴”等）起家的，只要说它对资源的毁灭性开发、对环境的破环、极端的国家利己主义和以霸权为后盾的“综合国力竞争”、工具理性主义，等等，这就足以说明西方文化不能成为其他文化的楷模。
“西化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也是不深刻、不完整、不全面的。它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陈旧的、落后的、已成糟粕的东西当成了全部，因此认为它对于现代化毫无用处，一切有用的东西都需要靠“进口”来解决。这种极端化的观念，不仅表现出对于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缺少了解，也对中国文化在一百年来改革复兴的伟大进程估计不足，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意义认识不足，从而对自己民族的文化缺少主体的自信和自觉。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文化的价值。不仅中国学者指出这点，不少西方学者也发现西方文化的局限和中国文化对未来的希望。例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谁将继承西方在世界的主导地位》一文中曾不无夸张地说，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世界的主导，那么人类的前途将是可悲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伊·普里高津及合作者伊·斯唐热则认为，“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1]。这些固然不足以成为定论，但值得我们深思。
3.“西化论”忘记了中国人民才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真正的主体，中国文化根本上说要在我国人民的实践中发展。
按照“西化论”推论，中国文化只需按照西方模式对自身加以改造就行了，仿佛中国文化的主体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外国人，那我们就省去探索、创新的责任和义务，当然也就放弃独立发展的权力。这是主体意识严重的错位，也是对本民族文化不负责任的表现。事实上，每一民族文化发展的模式，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只能由自己去探索，另人是取代不了的。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我们每个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力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实践中把中国文化推向新的高度。如果不是这样，中国现代化只需要模仿西方就行，那作为文化主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总之，“西化论”的错误，主要来自它单纯“向外看”的价值思考定位。在这种思考方式下，国家民族主体的“自我”被淡化、弱化、甚至放弃了。表现在：看到了人家“有什么”，就认为我们也一定要有的，没有就是缺点；在人家那里是“好”的东西，对我们也一定无条件地是“好”的东西，因此该要；人家是怎样做的，我们也一定要怎样做，否则便得不到同样的效果；等等。这一切，总体上也属于一种机械思维导致的“主体自我迷失”。
二 “向后看”的“传统论”
导向之二可以叫做“传统论”。
所谓“传统论”，就是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优良传统美德为根基来光复中国文化，在这种观点看来，中国古代文化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文化，它包含了解决现代问题的智慧和出路，因此将引导人类的未来。还认为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更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根基，只有牢牢地立足于这个根基，弘扬光大其基本精神，才能为中华民族的重新振兴提供正确的文化导向，并保持我们民族精神的永久活力。学术界“儒家复兴”说、“道家复兴”说以及波及广泛的各种“传统文化热”、“传统美德热”，反映了这种导向和意图。
“传统论”的思考方式，重在“向后看”：强调要向我们的历史看，主要看古代的文化传统中“有些什么”、特别是有什么“好”东西，挖掘出来，发扬光大，扬长避短，重建辉煌。“传统论”所体现的强烈的民族主体意识、自尊感和自信心，无疑是非常必要和宝贵的，这是它优于“西化论”之处。但是，其中包含了相当明显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成分，这是落后的，不科学的，甚至有害的。
“传统论”的错误，并不在于它十分重视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而在于它对文化和传统的理解与发挥，往往是主观、片面、狭隘的。表现在：
1.“传统论”对中国文化“文本”的解读，依据的不是现实的文化主体和现实的生活实践，而是典籍文章，这是对文化“文本”的严重误读。
文化是指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及其所追求的价值本身，因此现实的生活才是文化真正的“文本”。文化首先和根本上表现于人们实际“所思、所言、所为”的整体之中，而不仅仅是指人们口头所言、笔下所写的东西。当人们的说的与所做的不一致时，只有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所想所说”才真正代表他们的文化。就是说，文化并不等于文章、文献、典籍。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够发现和理解真实的文化。“传统论”的一个错误恰恰在这里。当它热衷于把所谓“天人合一”、“仁爱信义”、“中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说成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时，似乎并不是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实践中发现和证明的，而是完全凭据某些书本。这样解读中国文化，就会只看到“涂脂粉的脸”，而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脊梁”。并且，这种解读方式多半是凭据儒家经典，从而把中国文化理解为一种“道德文章”式的、抽象的文化体系。似乎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只有道德化的文章和文章化的道德，却缺少经济、科技、生产和大众生活等重大现实生活的文化脉络。沿着这样的逻辑所描述出来的东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文化的真实面貌？对于确切地说明中国的历史和命运、指导今天和未来的建设，它究竟有多大效力？这确实令人怀疑。
2.“传统论”把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传统文化的复兴。加上人们对传统的误读，结果这一观点就带有一种向后看的复古主义的保守取向。
“传统”是指在历史上形成并得以延续，在当下仍然“活着”的东西，并不是指过去发生过、曾有过的一切，更不包括已经死亡、消失了的“过去”。因此当我们今天来认识自己的传统时，就要重在认识、反思、发现和批判自己的现实。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够发现和理解真实的传统。“传统论”的错误恰恰就在这里。当它势衷于从中国古代的文章典籍中寻找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时，就不加思考地把“传统”等同于“过去”甚至“古代”了，似乎“传统”的意义和标志，只在于“古”、“老”、“旧”，越“古”、越“老”、越“旧”就越有资格代表传统。于是当我们今天来认识自己的传统时，就只能回到尽可能早先的过去，而不应该着眼于自身现实。按照这种复古主义的思路，“传统论”告诉我们的，并不是现实中丰富多彩、日新月异地发展着的多样化传统，而是一种简单、平面、单一和僵化的“传统”模式。这样，“传统论”带给我们的，实际是一种将一切判断和选择的权力与标准都赋予古人，因此也将一切选择后果和责任都推给前人的思路，这其实是一种无视当代中国人的现实权利和责任的态度。
3.传统论同样存在严重的文化主体错位的错误。
如果说“西化论”事实上是把外国人当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体，那“传统论”则是把古人当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体。当人们把中国文化简单地理解为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复兴时，他们事实上是让我们的古人来承担今天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任务。仿佛古代圣贤创造了中国文化的“道统”，后人只需将其继承下去，就无所作为了。我们自身即使不是置身事外，至少是不负主要责任。但是，我们面对的是工业文明乃至后工业文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前人所不可能设想的事业，这一现代化的使命，谁也没法代替我们完成。
总之，“传统论”的文化取向，在理论和实践上是站不住脚的。说到底，“传统论”的错误在于它的“向后看”思维方式。一味地“向后看”，看见的只能是古人和古文。作为导向，它把主体的权力和责任都赋予前人和古人，把价值选择的方向和标准定位于过去，却忘记或者否定了当代中国人自己的权力和责任。这同样也属于一种机械思维导致的“主体自我迷失”。虽然看起来，“传统论”与“西化论”的错误似乎相反，但它们却有“两极相通”的效果：都看不起，或者说不信任、不打算依靠现在的中国人。
三 “向前看”的“创建论”
导向之三可以称之为“创建论”。
“创建论”即主张以“我”为主，立足于现实，以实践为原动力，以“向前看”为取向，建设现代中国文化。这也是我们的主张。
我们主张的“创建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在我国人民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创造和建设现代新文化。确切地说，就是立足于实践，立足现实，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充分发挥我们的（个体的和民族的）主体性，把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西方先进文明与本国实际（包括优良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结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化。“创建论”的核心是“我”，是我们当下的实践。无论是分析批判西方现代文化，还是总结鉴别中国传统文化，都有一个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实际、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武器的问题；无论向外看还是回头看，最终必须向前看才能发展；无论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已有的东西，还是我们缺少而国外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不能盲目地取用，而必须以（弄明白）我们“究竟要什么”来取舍。所以中国文化的落脚点是高扬我们自身的主体性，发挥我们自身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在实践中创造出无愧于现代化的中国文化。
具体说，文化“创建论”包含如下的思想内容：
1.确立“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高扬我们的主体意识。建设现代中国文化是我们——当代中国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权力。我们既不能傍依古人，也不能傍依外国人，而只能以“我”为主，以独立的自省精神和创造精神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我们当然要继承先人的文化遗产，也学习外国文化，但都有一个以“我”为主的问题，都有一个选择、消化、改造和创新的问题。以“我”为主既是一种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也是一种社会历史抱负。“创建论”要求我们有复兴传统特别是推进传统的主人翁责任感。张横渠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2]它的具体内容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但建设和振兴文化的主体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感则是我们所仰慕的。
2.立足于实践，创造现代中国文化。实践是文化真正的“源”，是文化生生不熄的生命之所在。文化问题仅仅停留在书本上，停留在学者的话语中，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立足于实践，把握和总结实践中的新成果，中国文化才有真正的创新。在实践中创造，传统文化才是现代文化健康生长的“根”，离开了实践创造，传统文化就成为“历史包袱”；在实践中创造，外国文化是我们的滋养，离开了实践创造，外国文化就会成为消解民族精神的“殖民文化”。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将是中国文化迈向世界主流文化、迈向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运动。我们只有深入这一实践、依靠这一实践，才能创造中国现代文化。
3.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实践，当然要把各种流行的、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教条拿到实践面前检验，必然要用实践来否定各种教条。古往今来，装进中国人头脑的各种土教条、洋教条不计其数。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制造迷信，而不受实践的检验，不对中国人民的苦难负责。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思想的僵化和“左”的教条更是给中国的振兴设置了重重障碍。要发展现代文化，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打掉一切思想枷索，探索未来和前途。
4.以“立”为本，“重在建设”。“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之所以艰难，原因之一是我们过多强调批判和否定，少有正面的建设。事实证明，“以破代立”、“有破无立”是十分危险的。中国文化现代化应以“立”为本，重在建设。本着对民族和人民的未来负责的态度进行创造性劳动和实践。“以立为本”就是从现实出发，但不满足现状，而是以我们究竟“要什么、追求什么、最终造成和得到什么”为根据，以“有利于”为标准，积极、主动地面对现在的一切；“重在建设”意味着自觉地实现自我发展，重在踏踏实实、坚持不懈、艰苦卓绝的劳动和创造，重在肯定、建立、产生、形成和创新。
5.以“向前看”为文化建设的取向。中国文化建设的价值目标，是以自己的现在为基点，而不是“向外看”，以别人的情况为基点；是关注于、着眼于未来的发展，而不是“向现在看”，把一切已有的东西都当成是固定不变的；“向前看”更要以前进的目标和心态去行动，而不是“向后看”，把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仅仅定位于向前看齐、恢复和达到先前某个时候的境界；“向前看”强调文化发展的历史尺度，把握文化前进的方向，把握什么样的价值是行将衰落，什么样的价值是方兴未艾的。“向前看”的思路主张，对中国现代化中出现的问题，要以向前走，即发展和完善新型事物的方式解决，而不是以倒退的方式解决。比方说，转型时期经济领域中出现的问题，要以完善市场机制和法制解决，而不是用强化行政控制的办法解决；道德和社会风气的问题，用建设与市场机制和工业文明相适应的法制、道德与文化去解决，而不是发思古之幽情，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向前看”是学会以自己面对现实和未来进行创造性的思考，把现在和过去已经达到的成果，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台基。
总之，“创建论”以“向前看”和“重在建设”为价值取向，充分地体现了高度自觉的中华民族主体意识，体现实践和探索精神。“创建论”把“我”和我们当今的实践作为文化建设中心，作为向外看和向后看的归宿与统一，从而对文化建设的主体和时空有了正确的定位。只有坚定地实行“向前看”的“创建论”导向，才能够学会如何吸收借鉴古今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才能够坚持从现实和实际出发，做出正确有效的选择，而不至于在错综复杂的现象和干扰面前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