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与社会之关系：一种政治生态学的分析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政党论文,视角论文,政治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06］01—0044—03
任何生态系统，都离不开其赖以产生的源头。在自然——社会生态关系中，自然乃社会生态产生与存在的源泉，社会生态以自然生态为根基。同样，在社会——政治生态关系中，社会则是政治系统运作的生态源，社会生态乃政治生态系统的基础和氛围。政治系统虽然拥有规制社会系统的权力，但它并不能因此而跳出社会生态，脱离社会系统的制约；同时，政治系统也不可能拒绝社会生态的滋养。没有社会系统的约束，政治系统的生长就会漫无节制；没有社会资源的源源不断的输入，政治系统的运转就会失去动能。① 当今社会，政党政治成为世界各国政治的重要表征。政党是政治系统的中枢，其生成和发展必须从社会环境中汲取资源，否则必将走向衰败乃至灭亡；反之，社会系统失去了政党的权威，社会发展就会受阻乃至停止、倒退。因此，探讨社会环境与执政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成为执政党建设的战略性课题。
一、概念厘析：政党与公民社会
政党是近代政治的产物。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政党政治便逐渐成为近代政治体系的主流。当今世界，在绝大多数国家中，政党已成为其社会政治体系运转的轴心。那么，何谓政党？英国政治家伯克认为：“政党乃为基于大家所一致同意的某些特定主义，以共同奋斗来促进国家利益而结合的人们的团体。”美国政治家波恩认为：“当一群人们联合团结，经由选择秩序、掠取政府之控制权，以期望图谋一种（公共）利益者，是即称之谓政党。”②(P13)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指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积极分子为维护本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围绕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或影响政府而结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的政治组织。上述关于政党的定义，多侧重于政党的政治意义。从政党与社会关系角度把握，政党概念的内涵仅指政治社会意义。毛泽东曾指出：“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是由工人和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出身的人组成的。”③(P335) 政党之所以具有政治社会意义，主要是由其客观存在的功能决定的。首先，具有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政党把其代表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表达、反映出来的过程，就叫利益表达。具有强大合法性的政党必须与它所代表的民众之间形成良好的沟通渠道，保证对民众愿望变化的敏感性，并始终体现民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利益综合就是指政党把它所代表的那部分民众的意见和要求加以综合，变成党的政策主张。利用这种主张对政府运作施加影响，或在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下，在政府运作过程中贯彻这种主张是政党政治的典型特点。其次，具有社会整合功能。所谓整合，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使各个不同部分在保持各自性质特点的前提下，共同集合成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整体。社会整合，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在协调和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社会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一个社会利益共同体。④(P175) 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共同体，要想保持经济政治社会一体化、政治体系源源不断地获取政治资源和始终保证有效地控制冲突的程度和范围，都离不开发挥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最后，具有政治录用和政治社会化功能。政治录用，一方面指政党把社会上的政治精英吸收到党内，以便执政时把他们安排到政府中，提高政府的是施政能力；另一方面是指政党把能够体现本政党意图的积极分子推荐给民众，由民众把他们选举到权力机关中去。阿尔蒙德认为，人们关于政治传统或政治角色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的知识不是与身俱有的，政治社会化就是获取这些知识的一种或多种过程。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政党发挥着重要作用。
所谓公民社会，西方学者Gordon White认为，从公民社会这一术语的大多数用法来看，其主要思想是，公民社会是处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大众组织，它独立于国家，享有对于国家的自主性，它由众多旨在保护和促进自身利益或价值的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公民社会就是指近代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经济和伦理秩序，也就是当代社会秩序中的非政治领域。在这里，笔者认为，公民社会是指与政治国家相对分离的非政治领域，其实质是联结国家与个人的一系列中介组织和社会团体，一种“私人领域”的自律结构和自我调节机制。公民社会既是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基础，又是民主政治成长后维系成熟的民主政治的制度果实的社会肌体，有其固有的结构功能：首先，社会经济生活的多元化。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制度解构了传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经济生活单一化、利益主体同质化等局面，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活动被排除于经济活动之外，形成了社会经济生活多元化、经济利益特殊化、利益主体异质化的局面。在经济生活多元化的社会里，社会个体利益的自主性、排他性，导致利益主体异质化。其次，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在经济生活多元化的公民社会里，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股强大的社会中坚力量即各式各样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或机构。这股强大的社会中坚力量的存在，使公民社会成为较为有序化的稳定性的社会。最后，独立自由的公共舆论。独立自由的公共舆论一般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学术自由等。其中，大众传媒被认为是除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其社会影响力可见一斑。
二、历史维度：政党与社会的历时性关系分析
关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从历时性角度分析，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政党涵盖社会，政党与社会不相分离。也就是说，在政党的权力笼罩下，社会的发育极其幼稚，不具备自我组织能力，因而无力进行自我调节。在此形态下，社会即政党，政党即社会。表现在“中国史境”下就是：从新中国建立起，党的领导就处于不断强化的过程之中。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党的领导的强化，与巩固国家政权，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密切相关；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党的领导强化，则与计划经济体制和“大跃进”之后中国现代化发展出现困难密切相关。“大跃进”是党领导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实践，但是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实践遇到了挫折，并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陷入困境。为了走出困境，党加强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领导，为此，不断加强党对权力的集中和对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统一领导，从而最终形成党的“一元化”领导。⑤(P45) 在这种“一元化”领导下，党、国家和社会最终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格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种格局才被打破。二是政党与社会已产生分离，但政党明显处于强势地位，社会处于弱势状态。政党因其拥有对于社会的强制权力而占有了社会一定的自我发展空间，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因之显得狭小局促，其独立性极其有限。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到1992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关系正体现这种“强政党”——“小社会”的关系。一方面，通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实行党政分开，开始逐渐消除党的“一元化”领导，从而动摇了党、国家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制度基础，社会出现了组织化、组织制度化的大趋势。特别是1989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初步确立了民间组织的性质和法律地位，推动了民间组织进一步的发展。据民政部统计，1989年初，经过合法登记的全国性的社团发展到1800多个，相当于“文革”前的16倍；地方性社团增到20多万个，相当于“文革”以前的33倍。⑥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我国仍然实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消除党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社会获得的相对自主性仍是很有限。三是政党与社会之关系形成了均衡的态势。面对社会组织的壮大及其以此为基础的抗争，政党有意收缩其权力触角，以给社会独立发展留出充足的自由空间；同时，社会也按照自身发展的规律，寻求发展契机，以不断壮大自我，求得社会领域的自治。在我国具体表现为：社会接受党的领导，但党和社会又保持相对自主，各自拥有独立的活动空间。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不仅使国家在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从党的直接干预中获得相对自主；而且也使社会日益成为独立的力量存在于政治体系之外，获得相对自主。据统计，截止到1996年6月，全国性社团增加到1800多个，其中学术性社团680个，占全国性社团总数的33％；行业性社团410个，占23％；专业性社团520个，占29％；联合性社团180个，占10％。这些社团吸收会员14万多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专家学者9000多人。地方性社团接近20万个，其中学术性团体近76个；行业性团体近4万个；专业性团体近5万个；联合性团体近2万个。我国经济类社会中介组织也不断发展。比如，深圳是全国市场经济的窗口，1982年成立了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只有几名注册会计师。到1996年，发展到12个行业，中介机构达3300多家，从业人员达35万人，形成了比较发达的社会中介服务体系。截止到2001年6月底，全国13个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行业中，有执业机构68079家。⑦ 这样，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从三位一体的格局向各自相对自主的格局转型。但是，这种转型是持久的过程，现在就判定党与社会的关系已经形成了均衡的模式还为时过早，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关系要形成均衡的态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执政逻辑：政党与社会的共时性关系变奏
要正确处理好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就必须了解执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这样才能建立与完善执政党与社会之间良性的相互作用机制。在中国，随着公民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在同一时空状态下的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关系，不但表现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状态，而且还表现为以下几种交织的关系状态。
（一）授权与监督
民主政治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主流和趋势，代议制民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实现形式。“在现代社会，占有权力的主体可能并不行使权力，这主要是由于代表制的形成使权力的所有者与使用者分开。”⑧(P33) 现在，主权在民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由于国家政权的所有者是全体人民，政党只是接受人民的委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政权。因此，政党必须以某种方式取得人民的授权，才能获得执政的合法性，才能成为具有合法性的执政党。为此，在我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建立和完善社会对党的授权机制以及对政治系统中各种公职人员的职位的授权机制。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主权在民的理念，才能真正使民主落实到实处。当前，最有效的授权机制就是民主选举机制。因为，民主选举范围的大小、民主程序的科学化程度、民主选举制度的完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政治文明发展的程度。
公共权力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产生，它本身代表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这就要求公共权力要按照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的方向运行。沿着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的方向运行就是权力的“正位”运行，如果偏离了公共利益的大方向，沿着个人和小集团私利的方向运行就是权力的“错位”运行。在进行授权以后，社会有权对公共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对执政党系统中当权者阶层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的行为和倾向进行纠正和制约，以避免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和使其成为牟取私利的工具，从而确保公共权力的“正位”运行。在得到授权以后，执政党的合法性来源于始终保证国家政权的“正位”运行，而执政党合法性的丧失在于国家政权的“错位”运行。维护公共权力的正位运行，就是为了维护执政党的合法性。这样，中国共产党必须建立社会对自身的制约监督机制，使自己主动地接受社会的监督，用社会的力量来纠正党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以防止和遏制政党系统中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防止当权者形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特权阶层，这是中国共产党树立自身权威、赢得人心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冲突与合作
关于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有四种模式：第一，弱政党和大社会相结合的模式；第二，弱政党和小社会相结合的模式；第三，强政党和小社会相结合的模式；第四，强政党和大社会相结合的模式。
上述诸种关系模式中，执政党与社会有可能发生正面冲突的模式，当属第四种。此种模式具备产生正面冲突的关系基础。这时，政党能力较大，所起的作用也比较大；与此相应，社会力量比较强大，社会组织比较发达和健全，人们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的程度就比较高，因而对执政党的行为构成比较强的约束。在中国，公民社会愈加完善，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必将不断受到新的挑战，社会也必然会反抗执政党随意剥夺公民正当的自由和权利，两者的关系必然表现为一种支配和反支配、干涉和反干涉的态势。生态理论认为，“在生命个体和种群进化的过程中，个体、种群和环境之间并不只是存在着竞争，而更重要的是相互依赖、共存、共生，即使存在生存竞争，通常都是存在于广泛合作的更大背景之中，这是竞争与合作的互补。”⑨(P94) 同样，在政治生态理论看来，“现代党与现代公民社会实际上都必须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两者间的冲突固然会带来制度的变迁，但两者的协调与合作，未必就不会带来制度的成长。”⑩ 尤其是在后发现代化国家，对社会协调和合作的需要程度远远大于相互竞争的需要程度。就中国共产党而论，整个政党体系是建基于社会环境之上，对社会体系具有领导和统合作用。具体而言，就是社会体系的良好存在与发展，离不开政党体系的决策支持和政策指导，这些秩序的目标设计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当然，还应看到目标实现离不开政党自身与社会的联系以及对社会的组织和影响。另外，在现代社会，社会大众是否成熟主要体现在是否作为自觉的独立力量，通过积极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合理地把握和决定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在全面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利益。综上所述，要想在多元格局中维系现代国家的存在，保持社会的发展，必须得益于理性化的妥协主义，以达成共识。因此，妥协与合作中的冲突，冲突中的妥协与合作，便是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共处之道。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种关系模式作用下，社会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发展。
（三）支持与索取
“一个生命的存活繁衍，是需要有一个生命系统来支撑的，这个系统有时也被称作生命支持系统。”(11) 在政治生活中，一个政治系统的生存与繁盛，同样需要一个“生命”支撑系统即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人，在一个政治社会中，既是政治人，又是社会人。当他是政治主体时，他同时也是社会客体；而当他是社会主体时，他又是政治客体。这就要求政治系统谨慎地选择公共政策。从执政党与社会关系角度审视，执政党运作是一个不间断的政治产品的再生产与输出过程，它需要不停歇地从社会环境中提取物质、能量与信息资源，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加工过程，形成“政治产品”，再输出给社会，对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进行政治产品再分配，形成社会各环节对政治产品的消费过程，并在消费过程中不断产生信息回馈，促使政策法制的进一步完善，从而达成政党体系与社会环境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与信息流的沟通与互换。由此可见，社会体系乃政党体系的资源基础和环境基础，政党体系的运作与发展，有赖于社会体系的资源性支持和环境场支撑。不过，合乎生态法则的发展逻辑则是：社会环境和政党体系二者互为服务，共谋发展。由于社会体系能够从对政党体系的资源供给中得到利益回报，因而，社会体系乐于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给政党体系，这样，社会资源之于政党体系就成为合乎生态法则的再生性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最为人们所企盼的、政党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双赢局面。
具体到建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双赢互动关系，必须通过以下列机制来完成。其一，利益表达机制。党必须在代表和实现本阶级利益的同时，还要代表和实现其他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建立与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良好的沟通渠道和利益表达渠道，保证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得到真正的体现。这样才能使党自身在获得本阶级的支持以外，还能获得其他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支持，才能取得广泛的执政合法性。其二，信息反馈机制。党要领导、控制和管理社会，必须要准确把握社会发展变化的动态，及时准确地理解社会的各种信息，以便根据各种变化的实际，调整修改现行的各种方针政策，使之不断适应新的发展变化的实际。为此，执政党需要建立畅通的信息反馈机制，这样才能使执政党的方针政策不至于脱离实际，保证执政党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其三，政治录用机制。虽然党控制国家政权，但是党并不一定要垄断所有的国家政权的“官位”。这样，一方面应该把社会系统中拥护党的领导的、符合党员标准的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另一方面应该把一些非本党党员中的优秀社会成员吸收到国家政权系统中来，这样既能提高公共权力的运行能力，又能扩大党的社会基础。
注释：
① 刘京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生态理论诉求[J].文史哲，2005(2).
② 转引自赵晓呼．政党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M].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④ 王长江．政党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⑤ 林尚立．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⑥ 吴忠泽等．社团管理工作[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
⑦ 资料来源．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民间组织网（www.chinanpo.gov.cn）．
⑧ 杨光斌．政治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⑨ 佘正荣．生态智慧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⑩ 吴清．转轨政治学：理论、方法与问题[J].政治学研究，1995(1).
(11) 鲁枢元．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态[J].东方文化，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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