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文化与功利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利主义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后，现代西方文化正以裹挟一切的方式同化着一切地域文化。如今仍在抵制西方文化的地区和国家，有伊斯兰国家的伊朗、伊拉克等和中国、北朝鲜等。中国和伊斯兰诸国在抵制中已作出不同程度的让步，北朝鲜则已是四面楚歌。今天，人们正兴奋地谈论着“全球化”趋势，这“全球化”显然是以现代西方文化为底色的。那么以现代西方文化为底色的“全球化”趋势将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呢？是祸还是福？在许多人看来，答案很肯定：全球化趋势是新世纪人类的福音。问题果真这么简单吗？70年代以来，环境危机、资源问题、人口问题和粮食问题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全球性问题的产生与工业文明的不断扩张密切相关，与现代西方文化对人类文化的同化作用密切相关，故深入检讨现代西方文化对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模铸作用，对于正确理解当代人的生存境遇和预测人类未来的命运至关重要。
（一）
现代主义文化有个内在一致的整体结构。就其理念构成而言，它由如下四个基本要素（信念）构成：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内蕴享乐主义的功利主义、唯科学主义和主体主义。（注：详见拙著《人类的家园——现代文化矛盾的哲学反思》，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现代主义文化为人们勾画了如下一幅生活图景和世界图景：“上帝死了”之后，人便是最高目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个人才是最高目的。人的终极关怀就是“凡人的幸福”，而“凡人的幸福”在大多数人看来就是物质生活的舒适富足和感官欲望的充分满足。科技的发展和运用，给人们带来许多实惠，科技似乎能保证“凡人的幸福”的无限增加，于是现代人把科技当作“上帝”加以崇拜，认为科学知识是唯一的知识，在科学之外无知识。科技是不断进步的，有人认为人类知识有朝一日可到达“欧米茄点”，所谓“欧米茄点”则是这样的知识状态：人类知识已囊括了一切宇宙奥秘。到达“欧米茄点”便意味着人类可以控制一切异在力量，便意味着人类已达到上帝的全智全能，从而可以“为所欲为”（注：参见〔美〕埃德·里吉斯著、张明德等译：《科学也疯狂》，7～8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现代哲学家们则相信，“我的语言的界限即我的世界的界限”（注：Ludwig Wittgenstein,English Translated by D.F.Fears and B.F.McGuinness,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Routledge,1974),P.56.），“世界就是我的世界”（注：Ludwig Wittgenstein,English Translated by D.F.Fears and B.F.McGuinness,Tractatus Logico— Philosophicus,(Routledge,1974),P.57.）。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是主体，非人的一切都只是可供人类分析、解剖、认识，进而控制、宰割、复制的客体。所以，只有人才有内在价值，非人的一切皆没有内在价值，它们只有工具价值。不难看出，现代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和价值导向是内在一致的，但它包含着致命的错误，它正误导着人类文明。（注：详见拙著《人类的家园——现代文化矛盾的哲学反思》，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
功利主义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伦理学基础，功利主义所内蕴的享乐主义是现代西方文化最显眼的特征，也是现代生活最明显的特征。古典功利主义包含如下三个基本信念：
一、只能根据行动的后果去评判行动的对与错，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道德上正确的行动就是那些具有最佳后果的行动。不妨称这一信条为后果论（consequentialism）原则。
二、在评估后果的好坏时，唯一重要的依据是后果所导致的幸福与不幸的数量。于是道德上正当的行动便是那些导致幸福与不幸之最大顺差（the greatest balance of happiness over unhappiness）的行动。不妨称这一信条为享乐主义（hedonism，亦可译为快乐主义）原则。
三、在计算幸福与不幸的量时，没有任何人的幸福可被认为比其他任何人的幸福更重要。每个人的福利都是同等重要的。不妨称这一信条为平等主义原则。（注：James Rachels,The Elements of MoralPhilosophy,(McGraw—Hill,Inc.1993),P.102。）
古典功利主义的后果论原则相对于基督教道德要求具有这样一个优点：它有利于在人与人之间营造一种道德上彼此宽容的社会环境，因为它只要对人的行动后果作正当与不正当的评价，而不追究行动的动机，更不要求人们具有与人格和生活习性内在一致的美德（virtue）。正因为如此，功利主义的流行使善与恶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即人不再像中世纪那样被划分为截然分明的两类：善人与恶人（善人是信仰正统教义的教徒，而恶人是异教徒）。这样在道德方面人与人之间便不再彼此苛求，避免了中世纪常有的那种不必要的所谓“善人”与所谓“恶人”之间的彼此仇视与敌对。后果论的宽容与自由主义的宽容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求，资本主义要求让人的“最强的动力”得以充分发挥，凭“最强的动力”的推动，资本才能不断增殖。不必要求资本家有高尚的人格，也不必要求他们在经营时心怀高尚的动机。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资本家“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是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要求美德和高尚，在市场体制的协调下，力争发财的人们在利己心推动下所从事的经营活动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的繁荣。有“最强的动力”就够了，无需“最好的动力”。
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原则告诉人们幸福（happiness ）就是终极的善（ultimate good）。（注：James Rachels,The Elements of MoralPhilosophy,(McGraw—Hill,Inc.1993),P.103。）如密尔所述，功利主义信条即这样一种信条：幸福是唯一的值得追求的目的，其他一切值得追求的东西都只是从属于这一目的的手段。（注：James Rachels,The Elements of Moral Philosophy,(McGraw—Hill,Inc.1993),转引自P.103。）幸福在边沁那儿就被理解为快乐（pleasure），幸福的数量计算也便是快乐的数量计算。（注：参见Jeremy Bentham, An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节选），载于Joseph Katz,Philip Nochlin and Robert Stover( ed.),Writers on Etics,Classical and Contermporary,(D.Van NostrandCompany,INC.,1962),pp.93～107.）认为幸福是可以量化的，这一点对于资本主义至关重要。资本主义是高度理性化的制度，是极为重视效率的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中，功利主义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幸福就是人的终极关怀，幸福是唯一的终极价值，唯幸福是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 而其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充其量只具有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既然幸福是可以量化，可以计量的，那么一切价值就都是可以量化，可以计量的。这就为资本主义世界把货币当作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提供了伦理学依据。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边沁的功利主义隐含地赞同把一切文化价值皆归结为可买卖的商品，正因为一切文化价值都可以买卖，金钱便成了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注：Andrew Milner,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UCL Press1994),P.11.）事实上，资本主义一切事业皆靠金钱的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化主要就体现为劳动分工、劳动协作和利益分配的理性化，货币计量是资本主义社会理性化的必要手段。以货币计量的方法推动各方面事业，就能保证各方面事业的高效率。以货币计量的方法去协调组织不同个人的“最强的动力”，就能形成巨大的合力，从而创造出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功利主义者认为幸福是可计量的，资本主义又以货币作为计量一切成就的统一尺度，于是货币也成了计量幸福的统一尺度，谁占有的货币越多，谁就越幸福。资本家经营成功了，就不仅自己赚得大把大把的钞票，而且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即让他们也能赚到一定数量的钞票，于是大家都发了财，从而大家都增加了幸福，这当然是大大的善举。然而，是否一切对人类生活和文明发展至关重要的东西都是可估量（量化）的呢？这是个值得现代人认真思考的问题。
功利主义的平等主义原则在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因为自由主义珍惜自由更甚于珍惜平等，例如当密尔（密尔不仅是著名的功利主义者也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在自由与平等之间作选择时，他便宁取自由而不取平等。（注：参见Jonathen Wolff,AnIu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11.）在资本主义世界，平等主要地被理解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利益分配的平等会导致效率的降低，并会威胁到个人的自由（如在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功利主义伦理学最具有革命意义的内容便是它的享乐主义和后果论，享乐主义和后果论是对人欲释放的伦理学上的辩护，而平等主义则早已包含在基督教伦理学之中。
（二）
自边沁第一个系统阐发了功利主义之后，功利主义伦理体系在理论形态上经过了一系列的变化。
边沁的享乐主义曾被指责为“猪猡哲学”（pig philosophy），为对付这样的指责，边沁的后继者密尔强调“高质量的快乐”（ higher quality pleasure ）好于低质量的快乐（lower quality pleasure），尽管后者可能比前者更强烈更持久，例如，欣赏诗歌所能享受的快乐高于玩简单游戏所能享受的快乐，未得到满足的苏格拉底高于得到满足的傻瓜或猪。（注：参见Archie J.Bahm,Why Be Moral? ( World Books,Albuquerque,1992),P.65.）
享乐主义还受到这样的反驳：我们并非仅把快乐（或幸福）当作内在价值，还有许多东西皆因为它们本身的价值而为我们所珍视，例如艺术创造和友谊。我们看重艺术创造和友谊，并不仅因为它们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更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值得看重的东西，即它们具有内在价值。（注：James Rachels,The Elements of Moral Philosophy,(McGraw—Hill,Inc.1993),参见P.104。）面对这样的批评，功利主义哲学家不得不扩充内在价值的谱系，如于20世纪初对功利主义伦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英国哲学家摩尔（G·E·Moore）就曾着力表明， 在评价行动结果的好坏时，不能仅把欲望的满足看作好结果，诸如友谊、审美意识一类的东西也应被视为好结果。（注：参见Bernard Williams, Ethics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Fontana Press,1993),P.6.）这样功利主义者便以为他们超越了享乐主义。
功利主义的后果论也受到了挑战。有批评者指出，若仅以后果所导致的幸福与不幸的数量为标准去衡量人的行动的对与错，便会导致这样的困境：我们会认为某类明显有违正义甚至侵犯人权的行动在道德上是正当的。（注： JamesRachels,The Elements
of
MoralPhilosophy,(McGraw—Hill,Inc.1993),详见pp.106—107。）为对付这样的批评，功利主义者辩解道，我们没有必要按功利原则去直接评价具体人的行动，但可以按功利原则去衡量道德规范（moral rules ）是否合理，依功利原则确立了道德规范之后，便可根据具体的道德规范去对具体人的行动进行评价。
这便是由行动功利主义（actutilitarianism）到规则功利主义（rule utilitarianism）的转变。
功利主义伦理学是由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孕育出来的，20世纪它便在分析哲学的框架内演变。分析哲学家是极善于构造种种精密论证的哲学家。如今，在分析哲学阵营内，功利主义与反功利主义的争论已转化为后果论与反后果论之间的争论。许多功利主义伦理学家已不愿再称自己的学说为功利主义，但很乐于宣称自己的伦理学是后果论。后果论似乎已成了超越于功利主义之上的伦理学体系，但把功利主义限定为后果论，并不是什么革命性的转变。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除非在非常历史时期，哲学理论对文化的影响是相当间接的。今天的分析哲学做着极其繁琐的“语言游戏”，已与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严重剥离。 故无论是后果论伦理学家，还是非后果论的伦理学家，都只是写些和他们有相同兴趣的人才肯读一读的著作或文章，现实中的一切基本上不受其影响，但大众文化决定着时尚。这是民主政体确立以后，现代文化根本不同于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无论是西方的传统社会还是东方的传统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经济不发达，教育水平也就极低。那时大众的文化水平极低，故对文化精英或学者极为景仰，文化精英的价值取向便相当直接地影响着整个社会文化，，他们往往是大众的楷模，他们直接担负着教化和指导大众的责任。在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在发达的工业社会，教育普及程度很高。民主政治特别强调给每个个人以尽可能大的选择自由，个人主义又要求每个人都独立自主，于是“每个人（男人抑或女人）都是他自己的教堂或法庭”（注：Andrew Milner,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UCL Press 1994),P.10.）。他们不再需要指导了，于是文化精英在公众的心目中不再占有值得景仰的地位。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只是按照文艺复兴以来所逐渐形成的现代主义价值观进行着自我选择、自我设计或所谓自我创造。即由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科学主义以及主体主义所构成的现代主义文化模铸了现代人。他们自以为自己就是自己的“教堂和法庭”，实际上受制于一个新的传统，即现代主义传统。如果我们把自文艺复兴始直至今天的历史时期称为工业时代或现代主义时代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人类还根本没准备走出这个时代。20世纪的“冷战”是社会主义模式对抗资本主义模式（二者都追求现代化）的斗争，“冷战”结束之后，资本主义模式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于是我们的时代已到达不折不扣的经济主义时代（可把经济主义时代看作整个现代主义时代的一个阶段），可以预期，经济主义时代是将会把现代主义价值追求推向极致的时代。在经济主义时代绝大多数人相信经济发展是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的唯一源泉。于是社会舞台的中心被全力争取财富的人们占据着，即政治家（经济主义时代政治的中心任务即发展经济）、金融家、商人、企业家占据着中心舞台，能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科学家、工程师们可奋力挤向中心，而从事哲学人文学科的学者则被无情地挤到社会舞台的边缘。西方的分析哲学家也不例外，他们所精心构造的那些繁琐论证，没有几个人愿意读。
所以，我们有必要把自边沁以来逐渐积淀在现代西方文化中的功利主义与当代分析哲家们论证的功利主义（或后果论）区别开来。
功利主义是应资本主义发展之需要而问世的。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在18世纪，功利是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标准而出现的。与此相关的功利主义没有被当作专门性的哲学，而被当作中产阶级日常通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注：Andrew Milner,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 (UCL Press 1994),P.13.）它“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developmental logics）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注：Andrew Milner,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 (UCL Press 1994),P.13.）。理论的精微部分很少能在大众中产生普遍影响，能产生普遍文化影响的往往只是为理论所鲜明表述了的，且通俗易懂、广为大众所知的东西。功利主义积淀在现代文化中的内容，就是它的享乐主义，就是“最大幸福原则”。因为这是与人欲释放的要求相一致的，是非常贴合大众的常识的。不仅当代分析哲学家们所构造的“语言游戏”不会为大众所理会，连密尔对“高质量快乐”的强调也没有多少人理会。只要我们尚未走出现代主义时代，享乐主义就必然伴随着我们，因为它就是现代主义文化的一个基本维度，就是现代主义时代的根本特征之一。所以，自古典功利主义极富有感染力地表述了享乐主义后，享乐主义便已植根于现代主义文化之中，而分析哲学家们因为享乐主义会给他们带来论证上的困难而试图在理论上避免它则是他们自己的事。更值得注意的是，分析哲学家们对文化批判没有什么兴趣，他们试图避免享乐主义仅因为它引起了论证上的麻烦，他们一般并不反对生活中的享乐主义。
本文以下所讲的功利主义皆指积淀于现代文化之中的功利主义，或古典功利主义，而非指当代分析哲学家们正在谈论的功利主义。本文所常用的“文化”一词则指社会成员所公认的理想、价值和行为标准，是社会中可理解的个体行动的共同标准。（注：文化定义可参见 William A.Haviland,Cultural Anthropology,
(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1993),P.30.）所以积淀在现代文化中的功利主义即为大多数现代人所认同和践行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与经济主义互相支持。古典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认为，幸福是唯一的内在的善，人就是趋乐避苦的动物，中产阶级所理解的幸福便是物质生活的舒适富足和感官欲求的充分满足。经济发展当然就是这样的幸福的源泉。经济主义则宣称：人的一切行为归根结底是经济行为，经济发展是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的唯一源泉，哪儿的经济发展了，哪儿的人民幸福； 哪儿的经济萧条了， 哪儿的人民受苦。 （注：Ian Davison,Values,Ends and Society,(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77),P.174.）可见，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都可以通过常识而广为人们所接受。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内蕴享乐主义的功利主义是现代主义文化的伦理特征，它是与现代人的常识贴合得最紧的道德信条和生活信条，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贴合的最紧的道德信条和生活信条。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功利主义意识形态已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它如今已强有力地模铸了我们集体常识的基本结构本身（ the very fabric ）”。 （注：Andrew Milner,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 (UCL Press 1994),P.14.）
（三）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现代西方文化的凯歌行进会给人类带来什么？
它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市场经济会要求各国实行法制，从而会促成各国政治的民主化，这有利于在未经启蒙的国家完成启蒙的任务，让自由、平等、人权的观念渐步深入人心，这就为给20世纪末残留的形形色色的极权政治以最后的打击创造了最好的国际环境。同时，市场经济在不发达国家一旦进入良性循环状态，必能创造出经济发展的奇迹，从而能逐步消除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贫困。这是“全球化”趋势能带给不发达国家的最明显的好处。
在全球化过程中，人类若能真正发扬协作精神，真正能创造出合理的协作形式，那便可借助于现代科技而形成空前强大的人类力量，但如何使用这种力量却事关人类的生死存亡。如果把全球协作所形成的巨大力量用于保护地球生态平衡，那么全球化趋势就会为人类带来新的希望；全球化若只是经济竞争的全球化，那么全球化非但不会给人类带来福利，反而会使人类在生态危机中愈陷愈深，从而使人类加速走向毁灭的深渊。
然而，我们不能指望现代西方文化所制导的全球化趋势会创造出真正有益于人类的协作形式。如本文以上所着力表明的，现代西方文化是以功利主义为其伦理特征的。有西方学者指出：一个功利主义者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任何商品都可以为出售而得以制造，不管商品生产的成本有多高，只要有对某种商品的需求，且生产者为生产该种商品能得到回报，就有生产者进行生产。在这个世界中，臭氧层会因为化学工业的利润而不断遭到破坏；儿童娼妓和吸毒会蔓延；几乎任何东西、 任何人都可以买卖。 （注： Andrew Milner,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 (UCL Press 1994),P.14.）但买卖只能在人与人之间进行，而不能在人与自然之间进行，自然之神不愿意就清洁环境和生态平衡事宜与人类做买卖，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生态平衡的破坏会加剧，可见，由现代西方文化所制导的全球化趋势正误导着人类。
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在现实生活中导致了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并不指它逻辑上蕴涵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使人们相信唯物质财富才是生命意义的真实象征，谁占有的物质财富越多，谁就越有地位、越有价值，从而谁的生活就越有意义。现代社会什么都可以买卖，于是金钱成了推动一切的杠杆，金钱可让人立即兑现任何欲求，于是人们对金钱趋之若鹜。人们普遍认为足够多的金钱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拥有的金钱越多便意味着自我实现的程度越高。在经济主义时代，人们普遍希望经济持续增长，为刺激经济增长，便要刺激消费，于是消费主义盛行。媒体日日夜夜地劝诱人们抓紧消费，鼓励人们提前消费。人们也就用自己所消费的物品的品牌和档次来标识自己的存在价值。于是我们的社会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抛弃的社会，成了极端浪费的社会。
享乐主义及其衍生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把绝大部分人的绝大部分精力和创造力皆吸引在物质领域。即绝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创造力用于物质发现（找矿藏、找能源）、物品制造（科技发明和工业制造）和商业事务之中。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对，大家都在物质繁荣中共享幸福不是很好吗？追求幸福逃避痛苦，难道不是正常人的最正常的表现吗？是的，现代西方文化所熏陶出来的人，一个个都很健康（不仅身体健康，心理也健康），但若跳出现代西方文化的框架，便可看到现代人的病态的疯狂。
70年代凸显的全球性环境危机，表明仅发达工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就已严重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平衡，现在几乎全世界人都在现代西方文化的制导之下全力追求经济发展和物质丰富。也就是说几十亿人都希望自己拥有汽车和洋房。我们不必怀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现代高科技以及现代全球化贸易体系能在不远的将来让地球上大多数人都拥有汽车和洋房，但到那时地球的生态状况会成什么样子呢？以功利主义为伦理特征的现代西方文化正把人类引向毁灭。
人类为了自救，必须对现代西方文化进行深刻反省，必须来一次全球性的文化革命。当然这种文化革命不能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进行，而必须以全人类对生态危机的深刻认识为前提，以绝大多数人的自觉为前提。这里的“革命”只是指“彻底的转变”，而丝毫不含假手暴力的意思，也不含一下子彻底转变的意思（文化的彻底转型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向现代主义文化的转型经过了五百多年的历史，由现代主义文化走向一种全新的文化必然也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类必须能突破功利主义的狭隘眼界，放弃享乐主义及其所衍生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现代主义文化过于顺从了人的“最强的动力”，而忽略了对“最好的动力”的培养。但今天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境遇要求人类培养自己“最好的动力”。现代主义文化只要求人们在利己心的推动下去尽最大努力创造物质财富、满足个人欲求，它所孕育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可保证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协作，并利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张力保证经济发展的效率。它确实有效地释放了人的“最强的动力”。今天，几十亿人“最强的动力”的合力大有毁掉地球生态平衡的可能，人类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但这已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生存危机，而是生态学意义上的生存危机。（注：详见拙文《生存论意义上的精神文明》，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1）。）若问今天的人类为什么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答案便是：因为现代主义文化只一味鼓励人们追求欲望的满足，而不注重提倡德性的培养和精神的提高。现代主义文化总以为人没有必要那么崇高，只要强有力就行了，即现代主义文化只鼓励人类追求上帝的全智全能（如使知识达到“欧米茄点”），而不鼓励人类景仰上帝的尽善尽美（或至善）。但大自然现在却正在向人类表明：无智慧、无德性的强大是危险的，它极有可能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实际上，人类知识永远达不到什么“欧米茄点”，人类永远不可能达到上帝的全智全能。那种认为科技进步会解决一切问题的信念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注：参见拙文《世界的附魅与祛魅》，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10）。）
人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注：参见A·W·Moore,Points of View.(Clarendon Press.Oxford,1997),PP.253～254。）人之追求无限的力量是一定的，在物质领域用得多一些，在精神领域便用得少一些。以功利主义为伦理特征的现代西方文化把人之追求无限的力量几乎完全导向物质领域，并以高度理性化的方式将无数个人之追求无限的力量协调了起来，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外向征服力。这种巨大的征服力如同无法堵塞的“大洪水”，大有冲毁地球生态平衡之势。人类自救的唯一出路是“分流泄洪”，即引导越来越多的人把追求无限的力量由物质领域转移到精神领域。这就要我们走出现代主义的文化视野。一旦走出现代主义的文化视野，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好东西。我们将能体会到：对于人类来讲，并非只有金钱和物质财富才是最好的东西，并非仅发展经济才是头等重要的事；对每个个体来讲，也并非非得在外部世界中不停搜求才能得到好东西，有时反躬自省便能发现好东西。
标签：功利主义论文; 享乐主义论文; 全球化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物质文化论文; 幸福时代论文; 伦理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