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手稿”的初版是怎样的？——兼谈其对后世研究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版论文,巴黎论文,手稿论文,是怎样论文,后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是青年马克思的一部未完成作品。它在1932年首次完整地刊印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即MEGA第I部分第3卷中。同时，该卷还收录了马克思同期所做的摘录笔记即“巴黎笔记”的大部分内容。因此可以说，正是在MEGA Ⅰ中，包含《1844年手稿》和“巴黎笔记”两个组成部分的“巴黎手稿”首次同世人见面。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资料与语言的限制，国内学界并未对MEGA Ⅰ版“巴黎手稿”进行细致的研究。一些学者甚至想当然地认为，该版同以俄文二版《马恩全集》为翻译底本的中文一版《马恩全集》所收录的《1844年手稿》和相关笔记是完全一致的。另外，随着MEGA Ⅱ版“巴黎手稿”的出版以及国内对其文献学研究的密切跟进，MEGA Ⅰ版“巴黎手稿”遭到忽视更显得理所当然、在所难免。殊不知，恰恰是这个长期以来被我国学界忽视的版本，不仅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深刻影响了国内学界对“巴黎手稿”的研究视域，而且根本决定了国际学界关于“巴黎手稿”研究的走向。我们不妨首先对MEGA Ⅰ版“巴黎手稿”补做一番细致的文献学考察。 一、MEGA Ⅰ版《1844年手稿》的编排情况 在MEGA Ⅰ第I部分第3卷中，《1844年手稿》被收录在第一部分“发表的文章和手稿”（Gedruckte Schriften und Manuskripte）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由编者补充的标题之后，MEGA Ⅰ编者对手稿的编辑情况进行了总说明。①首先，现存的四份手稿都是片断性的，这从其外部特征就可以看出。前三份手稿按照第一、二、三手稿的次序刊发在第一部分中，而第四手稿即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录被收录在“附录”（Anhang）中。在每份手稿之前都有简短的描述性说明。其次，尽管在第一至第三手稿的编排中，编者以时间上的诞生次序作为总体依据，但是就“序言”和“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两个片断来说，逻辑顺序则是根本依据。就“序言”来说，它其实存在于第三手稿的最后部分中，也就是说，它是在第一、第二和第三手稿的大部分之后诞生的。但是出于内容上的考虑，编者把它作为开篇放到了第一、二、三手稿之前。就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片断来说，它本身存在于第三手稿中。在写作它的过程中，马克思还穿插了关于需要、生产和分工的经济学片断的写作。因此，从时间上讲，关于黑格尔部分的写作同上述经济学研究片断，包括第三手稿最后的“货币”片断，基本上是在同一时期完成的。但是，考虑到马克思在“序言”中谈到“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本著作的最后一章”，②编者便把这部分内容编排到《1844年手稿》的末尾。最后，关于《1844年手稿》的诞生史，MEGA Ⅰ编者认为它同马克思在1845年2月1日与列斯凯签订的关于《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写作合同有密切联系。因为，除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外，《1844年手稿》的第一至第三手稿都是关于国民经济学的。此外，“序言”也表明，这部著作的研究内容将主要局限在国民经济学的范围内。因此，MEGA Ⅰ的编者认为，《1844年手稿》是马克思写作《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尝试。 按照上述编辑原则，MEGA Ⅰ的编者对《1844年手稿》做了如下的编排，并对各个部分做了相应的文献学说明： 第一，按照逻辑顺序，“序言”被编排到了《1844年手稿》的开头。从内容上看，MEGA Ⅰ的编者不仅再现了马克思在“序言”手稿中写下的正式段落，而且再现了手稿中被马克思后来用竖线划掉的段落。这些删掉的内容被用星号“*”特别地标示了出来。③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第一部分中对“序言”予以局部再现外，MEGA Ⅰ的编者还在“附录”中对“序言”做了完整的再现。④也就是说，“序言”的全部原文，不仅包括被删除的段落，而且包括马克思在写作中做的字词句的删改活动，都得到了呈现。这里，除了用竖线删掉的段落仍然用星号标示外，马克思在写作中删掉的字词句都被置于尖括号〈〉或双尖括号《》中。⑤于是，在MEGA Ⅰ中，《1844年手稿》的“序言”通过两次编辑再现，得到了全面完整的展示。 第二，在“序言”之后便是第一手稿。MEGA Ⅰ的编者同样先对它的文献学情况做了简单说明。首先，第一手稿由9个对开印张（18纸面，36页）构成，⑥它们是被马克思凑在一起做成一个笔记本的。其次，这个笔记本的所有各页都在文本写作之前被两条竖线分为三栏，每栏都有一个标题。这些标题从左至右的顺序通常是“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同分栏的竖线一样，这些标题也是在具体文本的写作之前写下的。再次，依据各栏划分的空间基本相同这一情况，MEGA Ⅰ的编者认为，马克思可能打算就这三个主题写作大致同等篇幅的内容。不过，手稿的状况表明，马克思的设想后来多次遭到破坏和中断。特别是从第XXII页起，手稿的三栏划分和三个标题都完全失去了意义，因为马克思在这里沿着三栏连续地写下了编者后来命名为“异化劳动”的文稿。最后，在第一手稿的第XXVII页，手稿的写作中断了。⑦从上述关于第一手稿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份手稿主要涉及四个内容，即马克思通常分三栏并列阐述的三个主题“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以及最后横跨三栏连续阐述的“异化劳动”。于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MEGA Ⅰ的编者会如何编排这部分手稿？他们是否会采取直观的特别是就前三个主题来说采取并列展现的编排方式？答案是，MEGA Ⅰ的编者最终采取的是逻辑为主的编排方式。这就是说，他们按照“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和“异化劳动”的顺序依次编排了这四个主题的文本。⑧手稿本来的并列性和直观性没有予以反映。 第三，在第一手稿之后是第二手稿。关于这一手稿的文献学信息，MEGA Ⅰ的编者的介绍非常简略：“第二手稿总共由1个印张构成（2纸面，4页，页码为XXXX-XLIII），它从某个句子的中间开始，看来构成了一个遗失笔记本的结尾的片断。”⑨ 第四，在第二手稿之后是第三手稿。由于这份手稿自身的复杂性，MEGA Ⅰ的编者对它的文献学信息以及具体编排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首先，就文献学的情况来说，第三手稿是一个由17个交错地放在一起的印张（34面68页）构成的厚笔记本。这里，马克思在页码编号上有两处疏忽：一处是在XXI页后接续了XXIII页，⑩另一处是在XXIV页后接续了XXVI页。在所有68页中，最后23页是空白的。其次，就这份手稿的编排来说，开篇是被编者命名为“私有财产和劳动”和“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两个增补，接下来是对第二个增补的经济学和哲学上的阐发，然后便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关于黑格尔的这部分内容是被“挑选出来”并人为地置于手稿末尾的。同样，尽管“序言”开始于这份手稿的第XXXIX页（相当靠后的位置），但它也被编者挪到了整个《1844年手稿》的开头。另外，在“序言”后面还有一个独立的、被编者命名为“货币”的文本，它同现有的任何片断都不相连，因此编者把它编排到了黑格尔部分之前。最后，在这份手稿中还有一个看来是事后缝进来的对开印张，它的页面不像第三手稿的其他页面那样用一条竖线分为两栏。这个独立的手稿正是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录，编者把它编排到了“附录”中。（11） 可以说，在第三手稿的具体编排上，MEGA Ⅰ的编者明确地坚持了逻辑顺序优先于时间顺序的原则。一方面，位于第三手稿最后部分的“序言”被按照其性质挪作文本的开端；另一方面，关于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则根据“序言”中的表述挪至文本末尾，尽管编排在它之前的两个文本“需要、生产和分工”和“货币”或者与它交错诞生，或者在它之后诞生。 根据上述关于“序言”、第一手稿、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的编辑说明，我们就可以详细地列出MEGAⅠ版《1844年手稿》的整体编排情况，并同中文二版（12）进行对照： 序言 第三手稿第XXXIX-XL页（中文二版的“序言”，第219-222页） 第一手稿共36页（中文二版的“笔记本I”） 工资 第I-XV页（中文二版的“工资”，第223-237页） 资本的利润 第I-XVI页（中文二版的“资本的利润”，第238-251页） 地租 第I-XXI页（中文二版的“地租”，第252-265页） [异化劳动]第XXII-XXVII页（中文二版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第266-280页） 第二手稿共4页（中文二版的“[笔记本II]”） [私有财产的关系]第XL-XLIII页（中文二版的“[私有财产的关系]”，第281-288页） 第三手稿共68页（中文二版的“[笔记本III]”） [私有财产和劳动]第I-III页（中文二版的“[私有财产和劳动]”，第289-293页） [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第III-XI页（中文二版的“[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第294-311页） [需要、生产和分工] 需要 第XIV-XVII页（中文二版的“[私有财产和需要]”，第339-345页） 生产 第XVIII-XXI页（中文二版的“[增补]”（除去最后两段），第346-351页） 分工 第XXXIV-XXXVIII页（中文二版的“[增补]”最后两段和“[分工]”，第351-358页 [货币] 第XLI-XLIII页（中文二版的“[货币]”，第359-365页）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文二版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第312-338页） 第XI-XIII页：从“（6）在这一部分，为了便于理解和论证”至“因为它的现实的存在是抽象……——”，第312-317页； 第XVII-XVIII页：从“黑格尔有双重错误”至“纯思想的辩证法是结果”，第317-319页； 第XXIII-XXXIV页：从“因此，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至“这是绝对的东西的最高定义”，第319-338页。 虽然在《1844年手稿》的总体编排上，MEGA Ⅰ的编者采取了逻辑顺序优先于时间顺序的原则，但是在文本的呈现上，他们仍然依据历史考证版的“忠实于原文”的原则，通过页底脚注对文本的特殊情况做了详细说明。这些说明主要分为三类：首先，关于文本写作情况的说明，如马克思做的事后补充、对字词或者段落的删除和改动、某些处于页面特殊位置如栏顶、栏底、纸面底部等的补充和评论；其次，关于手稿自身状况的说明，如页面受损破裂，有墨迹、标记线等等；最后，关于编者的编辑活动的说明，如对手稿中某些语法错误、字词写法的更正，对某些引文出处的校正等等。于是，借助丰富的注释说明，MEGAⅠ的编者把《1844年手稿》的各种文本细节尽可能全面地展现了出来。 总之，就《1844年手稿》来说，MEGA Ⅰ采取了逻辑顺序为主的编排方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逻辑顺序的主线并没有遮蔽作为副线的时间顺序或者原始顺序。也就是说，《1844年手稿》自身的原始顺序在MEGA Ⅰ中也是明显的、可见的。因为通过MEGA Ⅰ的编者所做的编辑说明，我们可以知道，这几份手稿本来的情况是怎样的，原始的顺序是怎样的，编者是如何跟据马克思的叙述、根据对手稿内容和性质的判定而打乱原始顺序，按照逻辑顺序把它们编排成一部著作的。如果再考虑到MEGA Ⅰ中丰富的注释，我们可以说，在MEGA Ⅰ版《1844年手稿》中，原始顺序是显现的、明确的；马克思的写作过程是显现的、明确的；编者的编辑活动亦是显现的、明确的。 二、MEGA Ⅰ版“巴黎笔记”的编排情况 除了对《1844年手稿》做了详细的文献学说明，MEGA Ⅰ版“巴黎手稿”的另一大优点是，在收录《1844年手稿》的同一卷次中还收录了马克思在1844年所作的大部分摘录笔记，即“巴黎笔记”。于是，包含《1844年手稿》和“巴黎笔记”两个组成部分的“巴黎手稿”在MEGA Ⅰ第I部分第3卷中以完整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具体说来，在该卷的第二部分“摘录笔记”（Aus den Exzerptheften）中，MEGA Ⅰ的编者首先对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做的9本摘录笔记以及被摘录著作的情况做了总体描述，然后选择刊印了马克思对10位作家的13部著作所做的摘录。 第一，MEGA Ⅰ的编者按照9本笔记本的诞生顺序编制了“关于笔记本的描述”（Beschreibung der Hefte）。由于在这9本笔记本中，笔记本一、二、三、五的摘录被全部收录，笔记本四、八的摘录被部分收录，笔记本六、七、九则完全没有被收录，因此，我们按照这三种收录情况以笔记本四、五、九为例来看看“关于笔记本的描述”的说明方式。 笔记本四：就规格来说，它由2开纸的18纸面构成，有35页写了字，没有封皮纸面，有时分两栏书写，有时分三栏书写。就内容来说，它包含对色诺芬（
页）、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7页）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7页）的摘录。关于李嘉图和穆勒的摘录刊印在第3卷第493-519、520-547页。（13） 笔记本五：就规格来说，它由4开纸的10纸面构成，有18页写了字，分两栏书写。封皮纸面的左页空白，右页写着标题：“吉本（Gibbon）。1844年。1）麦克库洛赫。2）普雷沃论穆勒。3）德斯杜特·德·特拉西。4）穆勒。西斯蒙第：《说明》等。（14）5）边泌，《赏罚原理》，杜蒙（Et.Dumont）主编，第二卷，1826年巴黎第3版。”就内容来说，它包括对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9页）、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3页）、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结尾，6页）和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无页码）的摘录。它们分别刊印在第3卷第550-560、560-563、547-550、437页。（15） 笔记本九：从规格上讲，它由8开纸的12纸面构成，所有24页都写了字，没有封皮纸面。第1纸面破损严重。第1页上写着标题：“欧仁·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该笔记本的内容未被MEGAⅠ收录。（16） 可以说，“关于笔记本的描述”对9个笔记本的规格、页面书写情况、摘录内容、MEGA Ⅰ收录的内容与页码等都做了详细说明，这些文献学信息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巴黎笔记”的情况。另外，就所收录的摘录来说，MEGA Ⅰ的编者也没有完全机械地按照笔记本的诞生次序进行编排，而是同时考虑了内容上的逻辑联系。例如，马克思在笔记本二和笔记三中都对斯密的《国富论》做了摘录。其中，整个笔记本二是对斯密著作第1和第2卷的摘录。而在笔记本三中，马克思在先摘录了勒瓦瑟尔的《回忆录》后才继续摘录《国富论》第2和第3卷的内容。于是，在编排完笔记本二中关于《国富论》的摘录（第457-477页）后，MEGA Ⅰ的编者马上接续了笔记本三中关于《国富论》的后续摘录（第477-492页），从而把它们统一置于关于斯密的《国富论》的摘录之下。同样，马克思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摘录也分散在两个笔记本即笔记本四和笔记本五中。在编排这一摘录时，MEGA Ⅰ的编者也把这两部分内容合并了起来。 第二，MEGA Ⅰ的编者按照作者的字母顺序编制了马克思在巴黎时期的“摘录著作表”（Verzeichnis der exzerptierten Werke）。（17） “摘录著作表”从摘录著作的角度向我们展现了“巴黎笔记”的总体情况。它的内容涉及被摘录著作的版本情况、摘录原文的出处、摘录所在的笔记本和篇幅，以及马克思在摘录过程中所做评注的数量和篇幅，等等。我们这里以穆勒摘录和李嘉图摘录为例来看看“摘录著作表”的说明方式。 关于对穆勒的摘录，“摘录著作表”的说明如下：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雅·泰·帕里佐译，1823年巴黎版，VII，318页。 笔记本四，17页。52个大部分或简短或中等篇幅的摘录，以密集的次序涵盖整卷书，直至第四章后半部分，大部分是德文。马克思所写内容：关于货币、信用体系、交换、共同体、私有财产、交易、价格、劳动的一个较长论述，另外还有一个关于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交换的较长论述。见本卷第520-547页。 笔记本五，6页。对第四章后半部分所做的大部分为中等篇幅的10个摘录，均为德文。马克思所写内容：关于地租作为唯一税收来源的一个简短评注。见本卷第547-550页。”（18） 关于对李嘉图的摘录，“摘录著作表”的说明如下：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康斯坦西奥（F.S.Constancio）译，第1—2卷，1835年巴黎第2版，XL，378页，328页。 笔记本四，17页。关于第1卷的53个大部分或简短或中等篇幅的摘录，有时是德文，有时是法文；关于第2卷的27个或简短或中等篇幅的摘录，大部分为德文。马克思所写内容：约15个简短的评论；另外有关于诸资本竞争的一个评注，关于总收入和纯收入以及国民经济学之无耻的一个评注，关于李嘉图的冷酷无情和资本的使用的一个评注。见本卷第493-519页。 笔记本七，1页。对第2卷第27章（货币与银行）的较长摘录，全是法文（除了最后一句）。”（19） 正是按照上述描述方式，“摘录著作表”对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对17位作者的21部著作所做的摘录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说明。可以说，通过对被摘录著作的版本介绍，尤其是对马克思的摘录情况、评论数量与篇幅的说明，“摘录著作表”不仅使我们具体入微地了解了马克思对某部著作的摘录重点和研究要点，体味到马克思的理论旨趣所在，而且使我们从宏观上把握了“巴黎笔记”全貌，抓住了马克思当时的总体研究方向和关注焦点，从而进一步理解“巴黎笔记”对马克思思想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第三，MEGA Ⅰ收录了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对10位作者的13部著作所做的摘录。 在从笔记本和摘录著作这两个角度对“巴黎笔记”的总体情况做出说明后，MEGA Ⅰ便详细收录了马克思对10位作者的13部著作所做的历史学和经济学摘录。首先，就历史学摘录来说，这里只涉及对勒瓦瑟尔的《回忆录》的摘录（包括法文稿本与德文稿本）。其次，就经济学摘录来说，主要涉及对以下著作的摘录：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萨伊的《实用政治经济学全教程》、斯卡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以及布阿吉尔贝尔的《法国详情》、《论财富、金钱和租税的性质》和《论自然、文化、商业和谷物之利益》。就这些摘录笔记的编辑来说，MEGAⅠ的编者主要采取了以下方式： 首先，通过“第二部分”的总说明介绍基本的编辑原则。同第一部分收录的《1844年手稿》一样，在第二部分“摘录笔记”的开头也有一个关于编辑方式的总体说明。在这里，MEGAⅠ的编者扼要地指出，他们对马克思的摘录和原著进行了对照，对其中由于马克思的疏忽造成的错误以及一些不一致的地方默默地做了纠正；一些重要的出入、删除和异常之处会在注释中进行说明；至于这些摘录自身所必然带有的文风上的僵硬，编者则不会进行任何干预。（20）这就意味着，除了对一些确定无疑的错误进行必要的更正之外，MEGAⅠ的编者将完全秉持“忠实于原文”的原则来呈现马克思的摘录笔记原貌。其次，对个别重要的或有一定特点的摘录笔记做出编辑说明。例如，在9个摘录笔记本中，笔记本三中关于勒瓦瑟尔的《回忆录》的摘录在内容上同其他摘录笔记并不相同，因为它的主题不是经济学，而是历史学。因此，在第二部分“摘录笔记”中，MEGAI的编者首先把这份摘录单独刊印了出来。在相应的说明中，编者指出：“下文中刊印的对勒瓦瑟尔的摘录手稿——它同关于斯密的第二份摘录共同存在于笔记本三中——由于其内容也由于其独特的双重的稿本……而具有了一种特殊地位。在手稿中，半破碎的法文稿本同右栏的德文稿本相互对照。”（21）于是在最终的编排上，一方面，勒瓦瑟尔摘录由于其内容的特殊性而和同时期的经济学摘录笔记分隔了开来；另一方面，它所包括的双重稿本也按照历史考证版的“原语言”原则依次刊印。（22）最后，通过脚注全面地说明摘录笔记的各种情况。同第一部分“发表的文章和手稿”一样，注释在第二部分“摘录笔记”中也担负着即时呈现手稿中特殊情况的作用。它主要涉及三类情况：一是关于马克思写作手稿的情况的说明，如马克思所做的事后补充、删除、改动等；二是关于手稿本身情况的说明，如手稿破损、纸张被撕掉一部分、页边有竖线等等；三是关于编辑情况的说明，如对马克思的一些字词写法、语法错误和摘录错误的纠正，对疏排等写作标识的说明等。 总之，在第二部分“摘录笔记”中，MEGAⅠ的编者通过两个总说明“关于笔记本的描述”和“摘录著作表”以及具体收录的13份摘录向我们展现了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手稿》同期所做的“巴黎笔记”的宏观与微观面貌。正是出于对《1844年手稿》和“巴黎笔记”的密切联系的考虑，MEGA Ⅰ的编者把它们同时收录在MEGA Ⅰ第I部分第3卷中，而这种编排方式也有利于我们对其做整体性的考察研究。从这一角度讲，MEGA Ⅰ奠定了对《1844年手稿》和“巴黎笔记”进行整体研究的文献学基础。 三、MEGA Ⅰ版“巴黎手稿”对国际研究的显性影响 从上述文献学考察可以看出，MEGA Ⅰ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史上首次实现了对“巴黎手稿”的完整展现，从根本上确立了《1844年手稿》和“巴黎笔记”在时间和逻辑、历史和思想上的密切联系。同时，它首次对“巴黎手稿”的文献学情况做了较为细致的考证说明，并且通过大量即时的注释对手稿与笔记的原貌、马克思的写作活动、编者的编辑活动等做了充分说明。因此，MEGA Ⅰ版“巴黎手稿”特别是作为其重要构成的《1844年手稿》在诞生之始就迅速超越几乎与之同时出版的朗兹胡特—迈尔版《1844年手稿》，（23）并一度成为学界最认可的版本。正如亨·德曼指出的，“这个版本层次更加分明，因为这个版本作为唯一的国际版（全集本）的一部分，已具有范本的意义。”（2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MEGA Ⅰ版“巴黎手稿”对后世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我国国内与国际上的表现形式和性质却是截然不同的。就国际来说，MEGA Ⅰ版“巴黎手稿”的影响是显性的、直接的、全面的。它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重要问题。 （一）关于手稿编排的时间顺序与逻辑顺序问题 如前所述，在《1844年手稿》的编排上，MEGA Ⅰ的编者采取了兼顾时间顺序与逻辑顺序但逻辑顺序优先于时间顺序的原则。就这一原则本身而言，它并不违背作为历史考证版的MEGA Ⅰ的编辑理念。因为早在MEGA Ⅰ的前言中，首任主编梁赞诺夫就指出，“在编排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时，我们没有采用严格按时间顺序的原则。我们同样也没有按照逻辑上的相互关系、按照学科和专题来划分。这两个原则在某种程度上结合起来是必要的。”（25）然而，问题在于，在对不同的独立文本进行编排时，采取逻辑顺序或许是可行的，因为这样至少不会破坏各个文本自身的结构，更不会介入到文本之中。但是，对于单个文本或手稿来说，若同样采用逻辑顺序进行编排，那么势必会侵犯文本或手稿本身。这尤为明显地体现在对第三手稿的编排上。如前所述，第三手稿的构成非常复杂，但MEGA Ⅰ的编者从逻辑的顺序出发，人为地把“序言”部分置于第一手稿之前，以使之名副其实。同时，为了与“序言”中的相关表述一致，又把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片断统一挪到《1844年手稿》的末尾，而其他片断被统统编排在这一片断之前，不管它们是否在时间上先行完成。于是，在实现了逻辑的考虑的同时，MEGA Ⅰ版《1844年手稿》也在实质上违背了历史考证版的根本原则——“忠实于原文”。 MEGA Ⅰ对《1844年手稿》所做的介入与干涉引来了很大的反对和批评之声。许多学者主张恢复《1844年手稿》的本来面目，按照其诞生顺序来原原本本地编排手稿。而这一主张也最终体现在《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即MEGA Ⅱ中。尽管在1982年出版的MEGA Ⅱ第I部分第2卷中，编者仍然保留了对《1844年手稿》的逻辑的编排方式，但是同时也增加了时间的编排方式，即完全按照其原有的次序、样态来编排《1844年手稿》。更值得一提的是，MEGA Ⅱ编者还把以时间顺序为准的原始版本（第一种再现）置于以逻辑顺序为准的编辑版本（第二种再现）之前，从而彰显了原始顺序版的首要性。（26）可以说，关于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何者优先、在何种情况下优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献学讨论的重要话题。MEGA Ⅰ版《1844年手稿》是最早使这个问题浮出水面的典型案例。顺便说一句，MEGA 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逻辑编排之所以遭受种种诟病，MEGA Ⅱ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之所以迟迟未能出版，背后的核心问题仍旧是逻辑顺序和时间顺序的关系问题。 （二）关于《1844年手稿》与“巴黎笔记”的写作次序问题 在MEGA Ⅰ中，《1844年手稿》和“巴黎笔记”的写作次序似乎并不成其为问题，因为编者非常自然地认为，马克思是在作了摘录笔记后才写下《1844年手稿》的。在第3卷导言中，阿多拉茨基这样写道，“关于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和货币等等的部分具有片断性质的文章——我们概括为《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里第一次完整出版（第29-172页）；另外，对国民经济学经典作家的著作所做的内容丰富的摘录——我们选择出版了其中的一部分（第437-583页）——由于同上面提到的文章的直接联系而引人关注。它们作为那些文章的直接准备阶段提供了有关马克思工作方式的典型例子。”（27）尽管阿多拉茨基明确认识到《1844年手稿》同“巴黎笔记”的密切联系，因而才把它们一起出版，但是他却出于思维惯性认为，先摘录后写作是马克思的典型工作方式。因此，作为《1844年手稿》的“直接准备阶段”，“巴黎笔记”是先行诞生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是MEGA Ⅰ中有关《1844年手稿》与“巴黎笔记”的写作次序的仅有说明，而编者并未提供任何相关的考证说明。 MEGA Ⅰ所做的“先摘录后手稿”的判定为后世的争论埋下了伏笔。最早起来驳斥这种简单化说法的学者是拉宾。他在1965年出版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巴黎时期的经济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初读恩格斯的《大纲》，摘录萨伊、斯卡尔培克及斯密的著作（即笔记本一、笔记本二和笔记本三），进而完成第一手稿；第二阶段，摘录李嘉图、穆勒以及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即笔记本四和笔记本五），写下恩格斯的《大纲》的提要，进而完成第二和第三手稿。（28）20世纪70年代末，MEGA Ⅱ版《1844年手稿》的编者英格·陶伯特也对手稿和摘录笔记的写作次序做了深入研究，并得出了穆勒摘要写于第三手稿之后的结论。（29）1983年，尤根·罗扬以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保存的马克思手稿原件为基础，写下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历史学：以所谓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对《1844年手稿》和“巴黎笔记”的文献学情况以及诞生顺序做了非常全面的介绍和分析。罗扬不仅同拉宾一样得出了穆勒摘要写于第一和第二手稿之间的结论，而且比后者远为详尽地推断出了“巴黎手稿”包含的所有手稿和笔记的写作次序，（30）从而为“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创造了经典范例。可以看出，尽管在《1844年手稿》和“巴黎笔记”交错诞生的次序问题上还存在不同的见解，但是MEGA Ⅰ所谓的“先摘录后手稿”的笼统观点显然已经遭到了后世学者的一致抛弃。 （三）关于《1844年手稿》的定性问题 在MEGA Ⅰ版中，编者之所以强调逻辑顺序优先于时间顺序，强调先摘录后手稿，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1844年手稿》是马克思计划撰写的一部著作。也就是说，他们把《1844年手稿》定性为一部著作。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他们按照逻辑顺序编排了《1844年手稿》：序言被前置，批判黑格尔的片断被后置。这样一来，手稿就显现为一部著作了。相应地，既然《1844年手稿》是未来的著作，而对不同著作的摘录就是这部未来著作的准备阶段，因此，“先摘录后手稿”的结论也就自然而然地确立了。 MEGA Ⅰ对《1844年手稿》之为著作的判定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学术研究。长期以来，绝大多数西方学者也认为，《1844年手稿》是马克思的一部著作。在他们看来，“尽管那些文本从形式上看是残缺的、未完成的、需要修改的，但从内容上看却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即马克思在其‘序言，中提到的那些研究的可以系统地解释的成果。”（31）然而，罗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前面提到的那篇关于《1844年手稿》的经典之作中，他指出：就形式而言，不论是按照纸张、书写方式还是页码编号，《1844年手稿》都不能构成界限分明的组群；就内容来说，《1844年手稿》同样很难立刻与其他摘录笔记本划清界限。在他看来，如果说《1844年手稿》本身不仅包含马克思的文本，而且包含大量的摘录，那么其他的摘录笔记本也不仅包含摘录，而且同样包含马克思自由阐发的文本，有的篇幅还很长。另外，就诞生时间来说，《1844年手稿》似乎也没有同摘录笔记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因此，他的结论是，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手稿”本身是一个独立的复合体。（32）也就是说，没有理由认为《1844年手稿》是一部独立的著作。罗扬认为，《1844年手稿》本身的性质同其他摘录笔记没有区别，它是马克思在1844年初开始做的那些笔记的复杂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并不已经是他在“序言”中概括其计划的那部著作，甚至连那部著作的草稿都不是。（33）正是在这样的观点指引下，罗扬放弃了MEGA Ⅰ中所谓的“第一、第二、第三手稿”的称谓，而是按照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书目编号把它们称为笔记本A7、笔记本A8和笔记本A9。 且不说罗扬的判定是否合理，但至少用笔记本（Heft）来取代“手稿”这一由MEGA Ⅰ的编者所补充的称谓更符合《1844年手稿》作为笔记本而存在的原始样态，更何况马克思本人也在其中写下了“笔记本I”（Heft I）的字样。（34）事实上，在1982年出版的MEGA Ⅱ版《1844年手稿》中，编者就放弃了MEGA Ⅰ中“第一手稿”、“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的称谓，转而采用了笔记本I、笔记本II和笔记本III的称谓。这一改动也体现在了中文二版《马恩全集》中。需要补充的是，否定《1844年手稿》是一部著作而把它与“巴黎笔记”等同起来，这并不是罗扬的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把《1844年手稿》和“巴黎笔记”视为一个整体来考察青年马克思，而不是像MEGA Ⅱ所做的那样，通过把《1844年手稿》收录在第I部分（著作与手稿）中，把“巴黎笔记”收录在第IV部分（摘录笔记）中而把它们分裂开来。（35）罗扬的这一考虑显然是有道理的。 总之，从文献学研究的角度讲，MEGA Ⅰ版“巴黎手稿”对国际学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正是出于对MEGA Ⅰ的深入研究和自觉反思，西方学者才提出了上述几个重要问题，它们也构成了国际学界关于“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的焦点问题，而这些探讨也对MEGA Ⅱ版“巴黎手稿”的编排产生了根本的影响（这尤其体现在原始顺序版的出现上）。进一步讲，上述三个问题其实也不仅仅是文献学领域的问题，它们已然涉及到《1844年手稿》的性质判定、《1844年手稿》与“巴黎笔记”的思想关联等核心的理论问题。因此，由MEGA Ⅰ所肇始的“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可谓是体现文献学对理论研究之重大影响的绝佳案例。 四、MEGA Ⅰ版“巴黎手稿”对我国研究的隐性影响 如果说MEGA Ⅰ版“巴黎手稿”对国际研究的影响是显性的、直接的和全面的，那么它对中国研究的影响则是隐性的、间接的、片面的。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平衡的影响态势呢？ 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者就开始摘译《1844年手稿》，但是“巴黎手稿”作为整体而广泛地进入学界视野则得益于中文一版《马恩全集》的出版，而这一版是以俄文二版《马恩全集》为翻译底本的。俄文二版《马恩全集》最初只出版了39卷，其中并未收录“巴黎手稿”。苏联编者在“第二版说明”中给出的理由是，“本版是供广大读者阅读的，它并不是供学术研究的包括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全部著作的完整的版本”，（36）因此包括《1844年手稿》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并未被收录。显然，这里的说明并不充分。在“第一卷说明”中，苏联编者再次谈及这个问题，此时他们的理由就明晰多了，“本版第一卷没有包括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用唯心主义的、黑格尔左派分子的观点写的一些早期著作，如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恩格斯的反对谢林的哲学小册子以及一些政论文章。卡·马克思的未完成的著作‘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也没有收入本卷。”（37）可以猜测，在俄文二版《马恩全集》的编者看来，同马克思恩格斯早期不成熟的著作类似，《1844年手稿》不能代表马克思的真正思想。它既是未完成的，也是不成熟的。因此，《1844年手稿》的不予收录自是在所难免。令人欣慰的是，俄文二版编者的做法引起了许多苏联学者的不满和指责。在这种情况下，从1968年起，俄文二版《马恩全集》开始出版补卷（第40～50卷）。《1844年手稿》及“巴黎笔记”中的两份摘录——对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摘录和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摘录——被收录在第42卷中。相应的，在1979年出版的中文一版《马恩全集》第42卷中，我们首次得以一睹“巴黎手稿”即《1844年手稿》和那两份摘录笔记的真容。 尽管俄文二版《马恩全集》在补卷中收录了《1844年手稿》和两份摘录，但是，在文本的编排上，俄文二版完全抛弃了MEGA Ⅰ中详细的编辑说明和丰富即时的注释，而是只保留了MEGA Ⅰ中按照逻辑顺序编排的文本自身。于是，俄文二版《1844年手稿》就表现为一个结构清晰、形态完整的文本。这里，除了在标题和个别几处有少量文献学信息外，没有任何关于文本自身情况、马克思的写作情况以及编者活动的说明。另外，俄文二版沿袭了MEGA Ⅰ的“先摘录后手稿”的思路，把马克思对恩格斯与穆勒著作的摘录置于《1844年手稿》之前。可以看出，同MEGA Ⅰ相比，俄文二版对“巴黎手稿”的编排是非常简单和片面的。如果说对于苏联学者而言，俄文二版对他们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相对较小，因为他们还可以求诸于MEGA Ⅰ版“巴黎手稿”，那么对于当时只能通过中文一版《马恩全集》来研究“巴黎手稿”的中国学者来说，俄文二版的这种简单、片面的编排就产生了根本的消极影响。 由于中文一版《马恩全集》完全吸纳了俄文二版“巴黎手稿”的编排方式，它所导致的后果是，中国学者几乎完全无意识地接受了苏联学者提供的逻辑顺序版《1844年手稿》，并且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1844年手稿》的应有面目。因此，中国学者既不会对逻辑顺序问题给予特别的留意和自觉的反思，更不会考虑与逻辑顺序版相对立的原始顺序版的可能性。于是，在国际上研究得如火如荼的《1844年手稿》的逻辑顺序与原始顺序问题始终没有自发地或自觉地在中国学者中产生。至于“巴黎笔记”与《1844年手稿》的写作顺序问题，以及对《1844年手稿》的性质判定问题，一方面由于俄文二版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原始文献的缺乏，也一直没有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域。因此，“巴黎手稿”在俄文二版中的姗姗来迟固然延缓了我国学界对它的深入研究，但是俄文二版对“巴黎手稿”的片面收录则从根本上限制了我国学者对它的文献学考察与分析。所以，当MEGA Ⅰ版“巴黎手稿”作为原文版、学术版而在国际学界产生强烈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以国际学界对它的批判和反思展开的）、进而对“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时，这个版本却由于作为其中介的俄文二版的片面收录与编排而在我国学界产生了“文献学研究完全被遮蔽”这样的完全相反的消极影响。 幸运的是，自21世纪以来，随着以MEGA Ⅱ为底本的中文二版《马恩全集》的陆续出版，随着我国学者日益关注国际学界的研究动态与成果，上述的消极影响开始被清除。例如，在中文二版《马恩全集》第3卷中，仅《1844年手稿》的标题注就有近两页半，其中详细介绍了手稿的文献学情况；在《1844年手稿》单行本中，穆勒摘要被收录到《1844年手稿》之后，而不再是之前。这显然是对以MEGA Ⅱ为代表的国际研究成果的吸收。另外，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1844年手稿》编排的罗扬说与陶伯特说的争论，以中文编排原文版《1844年手稿》的努力，都表明了中国学者对国际研究的跟进与反思。 总之，作为世界历史上首次对“巴黎手稿”的完整展示，MEGA Ⅰ版“巴黎手稿”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尽管它在我国和国际上产生了性质和表现完全不同的影响，但是它作为“巴黎手稿”研究的起点，作为长期以来国际学界关于“巴黎手稿”研究之焦点问题的始作俑者，对于我们未来的特别是以MEGA Ⅱ为基础的“巴黎手稿”研究，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①K.Marx,F.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Band I/3,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B.H.,1932,p.30.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0页。 ③K.Marx,F.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Band I/3,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B.H.,1932,pp.33-35. ④K.Marx,F.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Band I/3,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B.H.,1932,pp.589-592. ⑤当被删除的词句中仍有删除时，则用双尖括号标示；否则，只用单尖括号标示。 ⑥1印张（Bogen）-2纸面（Blatt）-4页（Seite）。 ⑦K.Marx,F.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Band I/3,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B.H.,1932,p.36. ⑧K.Marx,F.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Band I/3,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B.H.,1932,pp.39-94. ⑨K.Marx,F.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Band I/3,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B.H.,1932,p.96. ⑩按照MEGA Ⅱ编者的考证，马克思在编了XXII页之后编了XXIV页。他忘了编XXIII页，而不是像MEGA Ⅰ的编者所说的那样忘了编XXII页。 （11）K.Marx,F.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Band I/3,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B.H.,1932,p.106. （12）即中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收录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同。 （13）K.Marx,F.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Band I/3,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B.H.,1932,p.411. （14）关于西斯蒙第的这一条被划掉了。 （15）K.Marx,F.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Band I/3,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 B.H.,1932,p.411. （16）K.Marx,F.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Band I/3,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B.H.,1932,p.412. （17）K.Marx,F.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Band I/3,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B H.,1932,pp.413-416. （18）K.Marx,F.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Band I/3,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B.H.,1932,p.414. （19）K.Marx,F.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Band I/3,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B.H.,1932,p.415. （20）K.Marx,F.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Band I/3,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B H.,1932,p.410. （21）K.Marx,F.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Band I/3,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 B.H.,1932,p.418. （22）K.Marx,F.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Band I/3,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B.H.,1932,pp.419-434. （23）K.Marx,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Die Frühschriften,Band.1,Leipzig,1932,pp.283-375. （24）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0页。 （25）达·梁赞诺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前言》，卢晓萍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第21辑），第65页。 （26）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I/2,Berlin:Dietz Verlag,1982,pp.187-322. （27）K.Marx,F.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Band I/3,Berlin:Marx-Engels-Verlag G.M.B.H.,1932,p.XIII. （28）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232页。 （29）Inge Taubert."Probleme und Fragen zur Datierung der '
-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von Karl Marx",in:
zur Marx-Engels-Forschung,Heft 3,1978,pp.17-35. （30）J.Rojahn,"Marxismus-Marx-Geschichtswissenschaft.Der Fall der sog.'
-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28,1983,pp.14-44. （31）J.Rojahn,"Marxismus-Marx-Geschichtswissenschaft.Der Fall der sog.'
-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28,1983,p.9. （32）J.Rojahn,"Marxismus-Marx-Geschichtswissenschaft.Der Fall der sog.'
-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28,1983,pp.19-20. （33）J.Rojahn,"Marxismus-Marx-Geschichtswissenschaft.Der Fall der sog.'
-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28,1983,p.44. （34）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I/2,Berlin:Dietz Verlag,1982,p.711. （35）J.Rojahn,"Marxismus-Marx-Geschichtswissenschaft.Der Fall der sog.'
-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28（1983）,p.46.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VI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XVI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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