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模式和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路径论文,货币论文,区域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 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36(2007)07-0089-06
一、东亚货币合作模式选择
单一货币联盟、多重货币联盟以及主导货币区域化是区域货币合作的三种模式。单一货币联盟模式是区域内成员国承诺放弃本国货币发行权，创立全新的区域货币的货币合作模式；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先通过地区内次区域货币合作，然后再过渡到单一货币联盟的合作形式；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指类似美元等国别货币，在政府法定或者私人部门的事实选择下，最终取得直接取代他国货币并充当区域货币的地位，发挥区域货币的职能和作用。这种货币一体化模式又被称为美元化模式。
1.单一货币联盟模式在东亚不可行。欧洲货币联盟的演进经历了从欧洲汇率机制到欧洲货币的演进，属于典型的单一货币联盟模式，因此，单一货币联盟模式又称欧元模式或欧洲模式。与美元化模式相比较，单一货币联盟，根据区内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共同的货币政策，更具稳定性；单一货币联盟消除外汇风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将促进贸易和投资，从长期看又可以使GDP增长；单一货币联盟能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为地区的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
但是，实现单一货币联盟模式需要克服诸多困难。第一，成员国应具备较高的经济趋同性；第二，成员国的货币政策自主性将丧失，财政政策也会受到限制；第三，各成员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大，实行单一货币，劳动力和资本会从低边际生产率的地区流向高边际生产率的地区，直到两地的边际生产率相等为止，这会给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第四，实行单一货币，成员国政府实际上放弃了用汇率来调节本国经济的权利；第五，作为单一货币区，虽然各成员国面临非对称冲击的机会减少了，但各国仍可能面临不同程度的冲击，统一货币区政策的“向心力”能否经受住非对称性冲击时“离心力”的挑战也是不确定的；第六，在主权分立的基础上实现货币的整合与统一需要强大的政治支持和民族情感超越；第七，根据“俱乐部理论”，统一货币创始国将会为统一货币的诞生付出沉重的代价，并使统一货币成为区域内的“俱乐部设施”，而后来加入俱乐部的成员国所要付出的成本则小得多，即俱乐部成员的入门费是渐次降低的。此外，统一货币自身的稳定也将因货币区扩展带来的经济发展差异拉大、政策协调效能下降而面临更大的压力，即俱乐部共同设施(统一货币带来的便利)将随成员国的不断扩展而耗竭。
2.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在东亚不现实。
首先是美元区域化。以美元作为主导货币，实行美元区域化模式在东亚不可行。因为美元是美国的货币，美国不是东亚的国家。近年来，美元汇率波动频繁、币值不稳，汇率风险上升。美元化并不能避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动荡，有时甚至容易引发金融危机；
其次是多种因素决定了日元不能作为亚洲的主导货币。一是尽管日本的GDP占亚洲总额的72％，但日元贸易却只相当于亚洲间贸易的1/3弱；二是亚洲各国都不愿意将自己的货币钉住日元，日本与东亚各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怨；三是日元在国际外汇储备、国际债券余额、各国银行对外资产及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重远低于美元、欧元。因此，日元难以担当主导货币的角色；四是日本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陷入危机，暴露了日本金融体制和宏观经济存在的诸多问题；
再次是人民币作为主导货币和人民币区域化目前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与日本相比仍相差甚远；金融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人民币还不是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等等。
3.多重货币联盟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模式。东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实际决定东亚货币合作必须走一条“东亚化”的道路，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介于欧元化和美元化之间的“中间道路”。
第一，“亚洲传统”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渐进性。Lewis(1999)指出，亚洲金融合作具有两个典型特征：一是强调非正式性；二是强调达成共识。东亚金融合作的特征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亚洲传统”，即灵活性、渐进性、非制度性和非政治性。灵活性是指各成员国在贸易自由化进程、统一市场建设、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参加东亚货币体系方面不强求一致；渐进性是指东亚一体化的起点宜低不宜过高，必须稳妥地由低级向高级形式推进和转换，东亚各国不必一次性全部参加东亚经济一体化组织；非制度性是指目前东亚经济合作总体上还处于一种对话机制的阶段，还远未完成制度化建设的过程；非政治性是指由于东亚各国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还存在领土争议和国家统一等问题，东亚经济一体化应只讲或多讲互利互惠的经贸合作，不讲政治或尽量少讲政治，不谋求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亚洲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亚区域的经济货币合作。一是东亚合作的核心是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坚持通过非正式协商来达成全体一致的原则；二是在组织和决策上具有非正式性、非强制性的特点，不谋求建立具有约束力的超国家权力机构，强调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追求国家间的绝对平等；三是对建立超国家机构的不同态度，亚洲更强调成员国的主权绝对平等，反对建立正式的超国家权力机构，坚持全体一致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第二，东亚区域主义刺激了东亚次区域的合作。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末，东亚意识都处于冰冻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冷战终结，世界经济力量发生变迁，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改革，非关税壁垒日益突出，因此，东亚区域主义复苏。90年代东亚区域合作迅速发展，其标志就是建立了“10+3”首脑会议合作机制。
第三，东亚次区域经济合作进展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的层次性。90年代后，东亚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东亚地区在经济上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东亚次区域经济合作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02年1月13日，东亚地区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日本和新加坡新时代经济伙伴关系协定》(JSEAP)正式签署；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10国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在10年之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3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中国、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6国共同开发湄公河流域的宏大工程正式启动；2002年11月6日，在东盟与日本的10+1首脑会上，就10年内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达成一致。东亚区域内目前形成了许多小规模的次区域经济圈，如澜沧江——湄公河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新柔廖成长三角(又称马六甲海峡经济圈)、环黄渤海经济圈、图们江经济圈等。这些次区域经济圈的发展极大地推动着整个东亚区域经济的合作。
4.东亚货币合作具有多重性。谭庆华(2002)通过建立数量模型对东亚八国进行计量检验发现：(1)对于所选取的8个国家(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而言，整体上具有较弱的经济冲击相关性，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这表明作为一个整体在现阶段组建货币区，实现货币一体化是不适宜的，或者说至少是成本昂贵；(2)计量结果显示出存在两个子区域：东北亚子区域(包括日本和韩国)和东南亚子区域(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子区域内部显示出较大的冲击相关性；(3)虽然把这8个国家来组成一个货币区是不适宜的，但可以先组成一些更小区域的“子货币区”，等发展到一定程度，子货币区之间加强协调，最后逐步融合形成更大的货币区。因此，多重货币联盟路径更符合东亚地区实际。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路径安排
1.近期安排：建立信息沟通和危机救助机制。
(1)确立信息共享与共同监测机制。东亚各国间经济关系上的相互依赖和经济结构的相似性，以及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与区域性，决定了各国只有进行充分的信息沟通，对经济形势进行共同监测并协调其政策措施，才能有效预防危机的爆发。区域内信息沟通作为货币合作的初级阶段，在短期内将成为区域货币合作的首要工作。东亚地区在信息沟通领域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1997年的“马尼拉框架”集团，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及IMF协作进行经济信息交流与经济形式监控；1998年10月确立东盟监督进程，其后扩展为东盟“10+3”监督进程；2000年4月ADB与ASEAN共同成立“私人资本流动监控”工作组，分析并汇报区域内私人资本流动数据；2001年5月檀香山东盟“10+3”财长会议提出建立东盟“10+3”早期预警系统等。
(2)建立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在充分交流信息的基础上，各国、各地区可以协调各自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措施，以防止各国、各地区利差过大及监管程度不同引发区域内资本大规模流动，导致金融动荡。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是协调利率水平，使利差更多地反映各国、各地区实际收益率差异而非金融市场的短期波动，同时在政策变动之前相互沟通，以便其他国家采取对策；在金融监管方面，则要提高各国金融市场透明度，同时对利用高杠杆比率运作的金融机构采取适当的监管，以防止私人部门的投机活动。
(3)扩大区域性融资便利机制。这种合作形式由于涉及资金供应与制度层面的合作，阻力相对较大，但通过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由双边合作到多边合作，从次区域小范围合作到区域全面合作的途径，并以信息共享和货币、金融政策协调提高互信程度，仍然可以逐步建立起这样的救援性融资制度。结合实际进展与各国对区域性融资便利制度的各种设想，这一领域的合作可以在以下四个层次上展开。
第一，在现有的次区域多边合作框架下完善多边货币互换体系。东亚地区在1997年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着次区域的多边紧急融资制度，其代表就是1977年东盟5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建立的东盟互换安排(ASA)，目前ASA已扩展到所有的东盟成员。互换协议下的硬通货货币，除了美元，还包括日元和欧元，体现出摆脱对美元依赖的愿望。当然，目前ASA的规模和作用还很有限，但毕竟为成员国提供了不需担保品即可获得紧急融资的途径，为整个区域内建立多边互换体系提供了基础和范例。
第二，在整个区域内发展双边互换安排(BSA)。在“新宫泽喜一构想”和“清迈倡议”框架下，东盟国家和中、日、韩之间已经达成了一系列双边互换协议，大致操作方式类似于ASA。这些协议提供了在东亚区域范围内通过紧急融资化解危机的手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同中国签订的货币互换协议以日元和人民币计值，首次表明日元被认为是“硬”通货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加强区域内货币国际地位的倾向。不过，BSA的签订仍是双边谈判的结果，其管理仍由双方的财政部和央行负责，在这一意义上它还不同于多边互换体系，更不同于共同货币基金。
第三，建立全区域范围的多边货币互换体系。在以上两方面合作顺利推进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建立全区域范围的多边货币互换体系。这样做的好处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多边互换的资金由成员国共同提供，能够缓解双边互换下贷款国的资金压力；其次，由于互换资金得以统一使用，它能使借款国获取更多的融资便利；再次，统一的互换安排也有助于提供一揽子援助，防止金融动荡的“传染”。同时，由于具备前两个层次的合作基础，建立这样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就不会那么困难。
第四，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清迈协议》。2000年5月6日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签署的《清迈协议》主要内容是建立一笔备用贷款基金，一旦亚洲地区发生短期资本急剧流动等情况将相互提供干预资金。但是，清迈协议框架内并没有明确包含能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目标。因此，东亚必须继续加强合作，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清迈倡议，努力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地区最后贷款人或紧急援助机制。
一是进一步增加清迈协议下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数量，扩大每一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金额，并且应努力将货币互换网络这种双边机制发展为一个多边的“储备库”，以保证可以动用的资金规模及迅速可获得性；二是必须建立起一个地区跟踪和监督体系，以有效地对成员国经济发展、经济结构、金融市场和经济政策进行长期跟踪监督，并通过对成员国施加压力阻止其实行可能导致危机的政策；三是在建立地区跟踪和监督体系的基础上，应当逐步使贷款条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脱钩，以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地区最后贷款人或紧急援助机制；最后，必须明确清迈协议的作用，是仅仅将其发展成为地区流动性支持机制，还是将其发育为将来东亚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亚洲货币基金。
(4)建立区域性紧急救援机构。如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是一种有效的危机解救机制。AMF的设立应当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决策机制方面，应制定合理的成员国主权让渡规则，建立公平和有效的投票机制；二是在信贷机制方面，在发生危机时，各成员国有权按其在基金中的份额，提取相应数量的外汇储备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三是在贷款的有效性方面，应弱化或消除苛刻的附加条件，代之以利率手段。同时，也要加强和成员国私人部门的合作，提高贷款的使用效率，减少道德风险；此外，还应加强与其他国际金融经济组织的合作，以便在信息上互通有无，尽快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更有效地防范风险。
(5)积极推进东亚地区资本市场的合作。亚洲各国、各地区应共同努力，通过金融部门的协调，逐步建立东亚统一的融资市场，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的区域性合作，包括逐步建立和健全亚洲主要市场的信息交流机制、人员交流与培训机制；逐步建立监管机构之间、交易所之间和行业协会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定期磋商与合作机制；进一步研究与亚洲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开放相适应的跨境交易及共同监管。为了避免资金的大进大出对亚洲金融市场造成影响，亚洲各国应共同努力建立亚洲统一的债券市场。同时建立东亚区域范围的信用评级机构，合理评定各种信用风险。
2.中期安排：建立东亚汇率稳定机制。东亚金融不稳定的根源，从国内角度看，是各国(地区)内部金融体系的问题；从国际层面看，则是汇率制度安排的问题。目前东亚各国面临着汇率制度选择的两难困境，如果各国不在汇率制度安排方面进行协调与改革，建立起区域性的汇率制度安排，仅靠融资制度安排不可能彻底解决金融危机的隐患，消除金融不稳定的根源。建立东亚区域性汇率制度安排可分四个阶段循序渐进。
(1)加强东亚各国汇率政策协调，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维持单边汇率的相对稳定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各国要确立合意的汇率制度。在合意的汇率制度确立后，通过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推进措施，稳定区域内各国间的双边汇率。各国可以保持各自不同的汇率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施加一定干预和导向，以协调区域内双边汇率水平。这一阶段的汇率政策协调应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为主，在条件允许时，可以考虑建立区域内双边汇率目标区。在此基础上各经济体逐渐放弃原有的汇率制度。
(2)建立次区域的钉住共同货币篮子汇率制度，促进“次区域”汇率稳定。这种汇率制度安排可以用货币篮中货币升贬相抵的稳定性，平抑汇率剧烈变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能够稳定次区域范围内双边汇率，从而消除大国间汇率波动对各国相对竞争力的不对称影响、稳定区内贸易的价格环境，并通过次区域合作防止投机冲击；另一方面又能大体维持区域内货币对外有效汇率的稳定，有助于各国发展外向型经济。
目前，东亚地区存在三个对称性明显较强的“次区域”经济圈，即东盟经济圈、“中华经济圈”以及日韩经济圈。这三个“次区域”经济圈潜在冲击对称性较高，地缘上较为亲近，社会文化也具有较好的相容性，具有汇率合作的天然优势，比较利于区域内汇率合作。
(3)建立三个次区域之间的固定汇率制，实现次区域货币一体化。在建立东亚区域货币体系的过程中，可以先在次区域钉住共同货币篮子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次区域之间的固定汇率制，进行次区域货币一体化尝试。次区域之间的固定汇率制必须建立在东亚汇率联动机制(East Asia Exchange Rate Mechanism,简称EAERM)的基础上。东亚具有汇率联动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相当多的东亚经济体采取的仍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其本币相对于美元的浮动被控制在很窄的幅度之内，可以采取钉住由美元、欧元及区内货币按照一定比例组成的货币篮子，固定各成员国之间的汇率，再宣布东亚货币汇率联动。
(4)建立整个东亚区域钉住共同货币篮制，构建东亚固定汇率区。在建立次区域之间固定汇率制和次区域范围内的货币一体化尝试的基础上，可利用货币一体化的“自我推动效应”(Frankel and Rose,1998)使各次区域的“蛇洞”逐步收敛，实行整个东亚区域钉住共同货币篮制，进而建立东亚地区统一的汇率机制。东亚使用一篮子货币作为名义驻锚，可以解决区域货币合作的可信性问题，货币篮子里既有强势货币美元和欧元，也有各成员国自己的货币，有助于确立货币合作的“共同货币准则”，为这种次区域货币联盟提供强有力的约束，从而提高可信度。
3.长期安排：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ACA(Asian Currency Area)。东亚选择多重货币联盟模式，实现货币一体化可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实现次区域货币联盟；第二阶段与三个次区域经济圈相对应，可以首先推动东盟货币区、日韩货币区和中华货币区三个次区域的货币一体化；第三阶段根据上述三个货币区的运行情况，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
(1)实现次区域货币联盟。
第一，东盟货币区。东盟货币一体化具有实现的可行性。首先，具有货币一体化的经济基础。近年来，东盟整体经济实力和内部的团结合作都有所加强。东盟于2002年1月3日正式启动东盟自由贸易区，其内容包括关税减让、最惠国待遇、取消数量限制和非关税壁垒、开放服务贸易、建立东盟投资区、实现投资自由化以及一体化优惠政策等等，这必将大大提高其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加之其地缘相近及其他条件也较类似，它们之间实现货币一体化是可行的；其次，东盟拥有良好的合作基础。经济危机之后，金融市场波动趋缓，汇率和股市回升，东盟各国汇率水平普遍回升至30％左右，各国股票指数出现30％～50％的回升。同时，外汇储备得到恢复。除了原来的东盟五国，文莱已经将其货币1∶1钉住新加坡元，各自的货币可以在对方国内自由使用，因此，也具备了首批加入统一货币区的条件，东盟的新成员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在经济发展上相对落后，在货币区的趋同标准上与核心国家差距较大，可能后加入东盟货币区。
第二，日元货币区。日元货币区成员国包括日本、韩国和朝鲜。由于地缘优势以及它们分别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双方的经贸关系日益紧密，近年来经济往来不断加强。2002年7月22日，日韩两国签订了《日韩投资协定》，确立了两国投资自由化的原则，同时就取消两国关税等贸易壁垒、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展开专门研究。然而，在日本和韩国之间建立日元货币区会面临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诸多困难，短期内可能性不大。韩国和朝鲜的政治关系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分裂和隔绝后，在2000年实现了双方高层领导互访，经济交往也逐渐增多，双方有较强的国家统一愿望。当这一地区消除了日韩、韩朝以及日朝之间的疑虑、经济差距、政治障碍之后，有可能结成某种形式的货币联盟。
第三，中华货币区。1997和1999年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归祖国，台湾也必将回归。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将会是一个“一国四币”(人民币、台币、港币、澳币)的国家。在经济、金融日趋全球化的背景下，两岸四地最终会构建一个统一的货币区。随着大陆加入WTO，大陆、港、澳、台在经济上成为更加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整体，成立自由贸易区已是水到渠成。在市场一体化的基础之上，再考虑货币统一，或者创造一种新的货币亦是大势所趋。
(2)实现三个次区域货币联盟不断融合。三个次区域货币联盟不可能完全分割，它们会在整个东亚货币合作的背景下，随着彼此之间贸易和投资关系的不断加强而逐步融合。
第一，中华货币区与东盟货币区可能最先融合。首先，近年来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关系发展较快。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签订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决定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从该地区的进口从1993年的53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66亿美元，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800亿美元，到2020年将达到2000亿美元(UBS报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带动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国在东亚的经济增长中完全起到“发动机”的作用；其次，中华货币区与东盟货币区的融合还有地缘上的优势。中国与东盟山水相连，湄公河黄金水道的开发、中国东盟陆路交通的贯通，将把中国与东盟连成一个统一的市场；最后，东盟地区的华人将对中国和东盟的货币合作作出贡献。据统计，东盟地区有5000多万华人，形成一张覆盖东南亚的“华人经济网络”，也有学者将之称为“华人经济圈”。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华人经济网络”将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也有助于双方的货币合作。
第二，日元区适时加入，东亚货币一体化将循序渐进地完成。总之，东亚货币一体化应遵循多重货币联盟模式，首先形成三个次区域货币区，然后三个次区域货币联盟不断融合，其中很可能是中华货币区与东盟货币首先融合，再根据一体化进程与日元区融合，最终实现东亚单一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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