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结构变动中的农业劳动力剩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论文,经济结构论文,变动论文,剩余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运动对农业劳动力的影响。按照阿瑟·刘易斯的解释，二元经济结构有如下特征：(1)它包括“现代的”与“传统的”这两个部门，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得到发展。(2)在提供同等质量和同等数量的劳动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得到更多的工资。(3)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超过这个部门的劳动力需求。(4)现代部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相对于传统部门来说是扩张的。在我国，从50年代到70年代，随着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完成了由传统单一农业经济结构向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80年代至今，由于国民经济的超常和非均衡发展，二元结构趋于强化，对农业劳动力剩余产生了影响。
（一）、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40多年来，我国工农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70%下降到1990年的24.2%；1991年农业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所占份额下降到59.8%。这表明二元结构在其矛盾运动中使工业部门产生一种拉力，使农业部门产生一种推力，这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是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分离出来并转向工业部门。
（二）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城乡在生产水平、劳动收入和生活条件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别，几十年的发展使这种差别趋于缩小但仍然较明显。1957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73元，职工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235元，二者比值为1:3.2。1990年，农业家庭人均纯收入630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1387元，比值为1:2.2。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在比较利益机制的作用下，促使农民向城市流动。城市本身面临的人口压力特别是就业压力是限制外来人口的重要因素，但只要存在劳动的异质性，就会存在一种劳动替换另一种劳动的可能性，这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得以在城市就业的基本条件。
（三）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工业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比较单一到门类比较齐全进而步入产业升级换代的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在工业内部是不均衡的，于是形成高技术、现代技术和传统技术多层次并存的格局。以高技术和现代技术为主的部门，由于资金和技术的密集化、有机构成的高度化，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日益减少，质量要求日益提高。在传统技术部门和“边缘经济”（如手工业、小商业、废品回收业和保姆行业等）中，非熟练劳动力的容纳量较大。乡镇工业主要是在农村内部生成的，改革开放使它们异军突起，目前已成为国民经济的生力军，它们大多属于外延式生产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到1992年，已吸纳1亿劳动者就业，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4.2%。目前，乡镇企业已开始由劳动密集的数量扩张阶段转向资金和技术密集的质量提高阶段，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将逐渐减弱。
（四）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传统农业是以牲畜为主要动力，使用手工工具的耕地农业，它生产单一、劳动生产率低下，对劳动和耕地以外的农业资源利用很少。现代农业是以电力和石油产品为主要动力，使用现代机器设备的立体农业，它立足整个国土资源，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现代农业所需劳动力比重很小，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一般都在10%以下。我国还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阶段，虽然总的趋势是农业劳动力逐步减少，但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因农业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产业链条的延长，仍会保持较高的劳动力需求强度。
（五）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自然经济和传统农业密切关联。规模狭小、经营分散、自给自足和孤立封闭是自然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典型特征，这些特征使它处于超稳态结构中，内部的熵不断积累，活力和有序度逐渐降低，它无法解决日益尖锐的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发达的商品经济和现代农业密切关联。多种经营、规模经济、交换增值、竞争开放是其主要特征，它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引入负熵流，在有序化过程中保持人口——经济——生态的良性循环，能同时保证农业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和向外合理转移。正如列宁所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工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它们对人口的吸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极深远的影响。”“这样，农业本身变成了工业（即商品生产），其内部也发生了同样的专业化过程。”
（六）、东部经济和中、西部经济。我国东部经济带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经济起点较高，率先开放中特殊的优惠政策，灵活的市场机制使他们如虎添翼，获得超常发展，扩张的冲动形成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较高的工资率则刺激着外来劳动力的强劲供给。中西部经济带由于历史包袱较重、开放开发相对滞后，因此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远远超过了劳动力的需求，在“东部效应”的牵引下，形成了劳动力往沿海地区流动的浪潮。现在，对外开放的格局正从沿海向沿边（边境）、沿江（长江）、沿线（铁路线）的深度和广度发展，继而从“四沿”向广大内地纵深扩展，中西部经济的开放开发进程将大大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在更广泛的区域中进行。总之，二元经济中先进极与落后极的矛盾运动，决定了农业劳动力不断剩余并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总趋势。
二、农业劳动力的相对剩余和绝对剩余。由我国二元经济的特殊矛盾所决定，农业劳动力剩余存在着两种性状：一种是绝对剩余，它是结构变迁中农业进步所要求的“正常剥离”；另一种是相对剩余，它是不利于农业进步的“非正常剥离”。下面从农业产业结构、资源状况和经济体制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农业产业结构主要包括生产要素的配比和生产项目的配比。从农业生产要素的配比看，全国大部分农业地区生产要素中资金和技术的比重还很低，耕地和劳动力所占比重极大，但耕地总面积和人均占有量日渐减少，人口和劳动力却日益膨胀。从农业生产项目配比看，我国尚未突破以耕地农业为主、耕地农业中又以种植淀粉类作物为主的传统格局。1989年，农业总产值中，农作物种植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的构成分别是56.2%、4.4%、27.5%、6.6%、5.3%。在资金不足、技术落后和人地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仍以种植业为主，主要依靠增加活劳动来增加产量产值，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必然呈下降趋势。当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幅度尚处于零值之上但低于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时，农业劳动力还存在一定的潜力，可以继续留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作用，但他们在外部较高工资率的吸引下又可能随时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所以这时劳动力具有相对过剩的性质，是相对剩余劳动力。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降到零值或负值的时候，就意味着“增劳不增产”，劳动力已出现绝对富余，向农业外部转移势在必然，因此这种劳动力具有绝对过剩的性质，是绝对剩余劳动力。当然，只从静态环境考察是不够的，下面进一步结合动态环境进行考察。
农业资源的现状及其变动也决定了劳动力剩余的两种状态。在土地资源中，我国现有耕地已减少到14.3亿亩，人均耕地已减少到1.2亩，为世界人均耕地的1/4。边际产品和平均产品都在下降，促使劳动力绝对剩余。但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有2/3的中低产田有待改良，在144亿亩国土和22亿亩海域大陆架中尚有大面积的山地、荒丘、水域和滩涂有待开发。因此，农业发展规模还远未达到极限。从农业劳动力资源看，数量多素质低是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基本现状，它限制了农业的深度开发。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新型农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目前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在农业生产经营中仍然大有作为，而教育和培训是关键。同时，农业资金匮乏和农业技术落后是造成农业劳动力过早和过量剩余的主要因素。如能保证足够的资金和适宜的技术，即使在现有耕地和人口数量的约束下，也能提高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并大大拓宽农业生产新领域。另外，从生物资源来看，我国的疆域面积和所处的纬度位置，使气候多样复杂，动植物资源丰富多采，为发展多种经营提供了有利条件。据统计，我国有种子植物300个科、2980个属、24600个种；陆栖脊椎动物约有2千多种。大力开发利用动植物资源，是我国农业的出路所在，也是国民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改变国民食物结构和农副产品消费结构的要求。由此可见，我国农业劳动力的相对过剩是十分突出的。
从经济体制看，当某种体制安排导致要素生产函数长期低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人们的实际收益长期低于其潜在收益时，这种体制必然会发生变革。在人民公社制度下，由于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严重的压抑，使实际发生的生产函数大大小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劳动力的潜力远未得到充分发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重点的农村改革，适应了现实的农业产业特性，农民成为独立的经济行为主体，为着可见和可得的切身利益，每一农户都在充分释放自身的能量。然而，主要依靠加大活劳动的投入以增加农产品，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受其它资源条件的约束，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就会下降，劳动力也随之出现过剩。因此，以调整农业结构、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和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改革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它一方面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化、规模经营和土地的有偿转让，使一部分农民从原有岗位分离出来成为富余劳动；另一方面，又使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获得了新的农业就业机会，如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所包含的众多服务项目，大多是由农民自行组织和承担的。
三、相对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的充分吸收。农业劳动力相对剩余及其浪费是我国农业发展中面临的严峻问题，我们不能坐等城市和工业进步的“扩展效应”，必须努力从农业内部寻找新的生长点，引导和激励农民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广度和高度进军。
资源创新。农业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造资源。前者只能改造利用而不会增加。随着经济的增长，耕地质量将大为改观，它在用于生产收入的自然资源中的比例将会下降，山地、内陆水域、近海和动植物资源的重要性日益明显。随着经济的增长，自然资源在用于生产收入的全部资源中的比例也将下降，人造资源将大量涌现并加入生产要素的行列，它们包括农田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道路、桥梁、农机设备、化肥、农药、人才、技术、管理和信息等等。农业的发展必然要求不断提供和吸收各种优等资源，从而创造更多的产品、更高的收益率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既要珍惜资源存量，也应重视资源增量。
技术进步。李嘉图指出，在短期内，由于新技术的应用，就业和收入的绝对水平可能会下降；在长期内，由于利润的增长从而资本积累率的提高，就业量一定会比没有使用新技术时要大。因此他认为，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最大限度地取得利润，短期内对就业不必介意。李嘉图的这一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在中国，跨不过人口就业这一关就谈不上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即使从短期考察，并非所有的技术进步都会导致就业水平下降。技术进步，有时会减少就业，如等面积耕地中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投入；有些则会增加就业，如技术进步促进了种养加一条龙生产，在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同时也扩充了劳动容量。此外，由于技术进步使单位农产品的活劳动含量降低的情况，有可能因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变化而被抵消。
智力开发。西奥多·舒尔茨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不是物质资本，而是人的生产技能，对人的能力投资收益率要远远大于对物的投资收益率。在美国，自然资源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只接近5%，可再生资本财货的贡献是20%，而劳动的贡献则是75%。所以关键是人的素质。据统计，一国的教育水平与人均产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即教育水平提高1，人均产量增长0.89。教育是对农业就业机会的再创造，是对今后高产量和高收入的预支。目前我国农村人口有近半数是文盲和半文盲。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是解决农业劳动力大量闲置浪费问题、摆脱农业发展窘境的一项利在当今、功在千秋的战略措施。
加大投资。资源开发、技术进步和教育发展都离不开资金。加大农业资金投入主要有四条途径：(1)、增加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主要用于整个农业部门经济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的生产，如农业基础设施、农村智力开发、农业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优化等等。这类公共产品的生产有利于改善农业内部结构、提高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直接和间接地增加农业就业机会。目前政府用于农业的支出偏低，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农林水利投资比重“一五”时期占7.1%，“二五”时期占11.3%，1963-1965年调整时期占17.7%，“三五”时期占10.7%，“四五”时期占9.8%，“五五”时期占10.5%，从“六五”时期开始下降，到1990年仅占4.1%。今后，政府财政应通过增收节支以加大农业投资。(2)、增强集体经济组织的投资能力。这种投资主要用于本社区内“公共产品”的生产，改善农业生产的小环境。由于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农村社区对农业的投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一些贫困社区对农业的投资几乎为零，这就需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强它对农业的“反哺”能力。(3)、鼓励农户私人投资。这种投资主要用于改良和追加由私人支配的生产要素。要形成有效的机制，使富裕农民热心于农业投入而不是挥霍性消费。(4)、吸引外资。对外开放也给农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对外开放度越高，外资输入农业生产领域的可能性就越大。
收入调节。收入水平决定着任何一个部门的就业吸引力。农民在经营活动中是讲究实效和善于盘算的，他们随时都在比较“成本－收益”并做出反应。农业劳动比较利益的下降是促使农民大量外流的重要原因。增加农民的农业性收入，根本途径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降低成本的前提下增加产量。在近期，应加快流通体制的改革，在农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销售渠道、销售信息和产销结合等方面多做文章。目前流通领域问题严重，少数人在流通环节牟取暴利，直接生产者和消费者深受其害，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宏观调控。
四、绝对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合理转移。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是二元经济中的必然趋势，但这种转移的具体过程受众多因素的制约，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因此有多种转移模式可供人们优选，以保证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时仅就一些原则性问题谈谈本人粗浅的看法。
（一）可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必须是绝对的过剩。即对于当时当地的农业资源的有效配置来说，这部分劳动力已是完全富余的，继续投入农业已无效益可言。因此，农业产业结构的状况是剩余劳动力溢出量（供给量）的直接依据。
（二）、非农业部门的经济规模与结构状况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吸纳量（需求量）的直接依据。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向外转移主要有三大去向：第一、农村的非农产业即农村的二、三次产业。其中，乡镇企业是吸纳剩余劳动力的主力军。各地乡镇企业的发展很不平衡，因此在吸纳能力上有明显的地区差异。第二、城市。城市经济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有很大的选择性和定向性，这不仅包含前面所述的部门、行业和职业指向，还包括城市规模和发展状况上的差别。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相适应，近现代世界城市化的进程是：小城市倾向（积聚）→大城市倾向（集中）→中等城市倾向（扩散）→小城市倾向（异质性回归）→城乡差别消失（质的飞跃）。大量事实表明，我国正处在集中型的城市化阶段。世界银行有关报告指出，现代城市只有达到15万人的规模时，聚集效应才会出现。1980年，整个南朝鲜经济产值的50%以上都是在以汉城为中心周围方圆72公里的区域内创造出来的。在我国，城市越大，百元资金提供的利税率就越高，综合优势就越大。相反，大多数小城市资金奇缺、技术落后、基础设施差、综合效益低下，这是人为地搞小城镇“遍地开花”的结果。显然，目前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向大城市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第三、沿海地区。这些年它们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速度之快、数量之大是惊人的，目前仅上海市的外来人口就达251万，其中建筑行业一线工人几乎100%是民工；深圳则是典型的移民城市。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变，到国外投资办厂、经商和打工的城乡人口也将逐渐增多。
（三）应针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实际，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加强宏观调控。目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情况多样复杂。从性质看主要有三类。创业型：一些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富裕农民，以直接投资或承包租赁等形式向二、三次产业发展，一些有志创业但苦于资金、技术短缺的农民，外出打工，获得一定资金和技术之后，又回乡另起炉灶大干一番。解脱型：一些在生产和生活上受窘的贫困农民，抱着摆脱困境的目的往外流动，往往满足于生活水平、职业和身份的改变。盲流型：一些农村青年外出主要不是出于经济和干事业的需要，而是盲目追求城市的各种“高享受”、“高消费”，有的人已坠入犯罪的深渊；一些未成年人原本不缺衣食之源，却在家长或他人的误导下外出打工甚至以乞讨为发财手段。从转移方式看，有的是在政府机构的组织下进行；有的是在亲朋好友的“连锁效应”作用下外出；有的是通过各种民间职业中介机构推荐；还有的是在无具体目标、无引导、无保障的情况下盲目流动。后两种方式往往使流动者受骗上当或辗转劳顿一无所获。在转移的程度上，主要有四种状态。完成型：即农业人口在非农业部门或地区获得了确定的职业、身份和住房，已完全同农业分离。不确定型：受主客观条件约束，一些在外打工的农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既可能中途折回，也可能走向完成状态。反刍型：一些农民“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把外出挣钱、学技术当作增强农业生产经营实力的一种手段。季节型：不少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在忙季从事农业劳作，在闲季外出做临时工，他们依托承包地呈季节性流动。从转移的序列看，在产业上农业剩余劳动力一般先是进入“边缘性经济”或较低层次的非农产业、行业和工作岗位，随着技能的逐步提高，再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行业和工作岗位；在区域上先是集中向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转移，随着内地开放开发步伐的加快，又逐步向内陆热点地区分流。由上可见，在目前农业劳动力的向外转移中，理性和非理性、有序和无序、有效和浪费同时并存。为此，必须加快培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建立规范的职业培训机构、就业中介机构和信息咨询机构；制定和完善有关农业劳动力流出、转移和吸收方面的法规，严格执法；政府制定长、中、短期计划，应有利于增强二、三次产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加快城市改革步伐，逐步使有正当职业和工作的外来农村人口在住房、医疗和教育等等方面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机会和权益。总之，要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流向、流速、流量、方式和顺序上进行有效的调节，以减少社会震荡，降低社会成本，保证转移的经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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