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成效，问题，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成效论文,前景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一波三折的改革进程
俄罗斯于1992年1月开始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 这一改革包括放开价格、实行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3项主要内容。
1992年1月2日，盖达尔政府放开了大约90%的零售价格和大约80%的批发价格， 正式拉开了俄罗斯激进经济改革的序幕。 放开价格后的1992年2月，其月通货膨胀率为38%，但到当年8月已下降为9%。 对于一个控制物价达60多年的国家来说，价格自由化的第一步能取得如此成果，应当说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实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则没有这样顺利。
旧体制下的一个典型的经济现象是市场短缺。随着物价的放开，价格的上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价格自由化过程中必须同时紧缩通货，减少财政支出。而紧缩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压缩乃至取消对无效率的国有企业的补贴，以迫使它们进行结构改造，实行包括破产在内的企业重组。所谓“休克疗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的。正因为这一紧缩政策首先危及大量国有企业，因而遭到大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反对。反改革势力在议会的代表于1992年12月召开的俄罗斯第七次人代会上迫使叶利钦总统改组了政府。此后，改革者已不再能够控制政府的开支，政府继续向国有企业转拨资金，紧缩政策遭到削弱，曾一度使年通货膨胀率达800%以上。
私有化旨在构筑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是最具创新意义的，因而遭受到的阻力也最大。私有化初期，改革派起草的私有化计划曾规定要把国有企业的大部分股票发售给企业外的社会法人和自然人，并以发布总统令的形式来实施私有化计划。但议会中的反对势力坚持私有化计划要由议会批准。这样，原计划在经过重大修改后在很大程度上走了样。1992年初公布的总统令已从原计划后退了许多。按照该总统令，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可按3种方案实施。其中，第一方案规定， 企业职工均可无偿获得和以优惠价格购得一定比例的本企业股份（企业领导占有股份的比例还可高于一般职工）。第二种方案规定，企业职工可一次购买普通股票中51%的监督股，并在证券拍卖会结束时，还可购买企业职工股份化基金中的5%的普通股票。 由于这种方案可使职工拥有“监督股”，从而成为企业的现实所有者，因此，在实行非国有化的企业中，3/4都选用了这种方案。只有第三种方案规定必须将50%以上的股票自 由出售，但按这种方案实行私有化的企业仅占2%。 据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数字，自1992年10月开始给每个公民发放一份面值为1 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到1994年6月底宣布无偿私有化阶段结束，俄罗斯70 %的工业企业实行了私有化，4000万俄罗斯人成为股东，100 多万人成了小企业主。但应当指出的是，除小企业的私有化〔1〕较有效地形成了上百万小企业主外，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则没有创造出真正的私人所有者主体。首先，所谓70%的工业企业实行了私有化，是指进行或正在进行私有化的工业企业在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但实际上实行股份制改造的企业的资产只是部分实行了私有化，因此，如果按企业资产计算，私有化部分所占的比重则低得多。据1995年5月22 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就国有资产的管理和使用举行的听证会所引证的材料，俄罗斯国家所有的经营主体的固定资产为4700万亿卢布，其中股份公司的资产仅为1700万亿卢布。而且，在股份化的大中型企业中，只有40—50%的股份以私有化证券无偿分给职工或居民个人，其余50—60%的股份尚留在国家手中。正如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上院）听证会指出的，国家仍然是俄罗斯最大的所有者。其次，在股份制企业中，已出售的股份大部分落入本企业职工（特别是企业领导人）手中，经营状况毫无改观。而且，由于这些企业一般仍被原领导人所控制，即使在当前的现金私有化阶段，私人资本也往往不愿问津，这将大大影响其余国有股份的进一步私有化。
总之，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是一个充满矛盾、斗争和反复的过程。在3项主要改革措施中，除价格改革取得较大成效外， 其余两项远未到位。而在一波三折的改革过程中， 一个显著的现象是生产大幅度下降。 1990年至今，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0%以上。其中，机器制造业产值下降60%，轻工业下降70%，食品产量减少30—40%。这一降幅大大超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5%），也超过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1933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28年下降30%）〔2〕。 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看待俄罗斯的经济转轨？
二、旧体制因素给转轨过程的经济带来的破坏作用
对于俄罗斯经济转轨中生产的大幅度下降，客观地说，不能完全归因于经济改革政策。实际上，有许多与旧体制直接有关的因素在生产的下降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至少包括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旧体制下的严重畸形的经济结构给转轨过程中的生产带来巨大的破坏作用。
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首先，原苏联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持续时间最长、集中程度最高的国家。改革前，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高达85%以上。这种经济结构意味着有大量低效，甚至无效的国有企业将在改革中被淘汰。1994年底，俄罗斯在6000个按规定程序进行检查的企业中，有792个企业被认为是无支付能力的〔3〕。很明显，这种情况在经济转轨中必然会造成生产的大幅度下降。其次，原苏联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严重滞后。战后的冷战时期，在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美国的情况下，为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原苏联更是人为地促使军事工业超常发展，导致国民经济的高度军事化。冷战结束后，世界军火市场大为缩小。这对于一个轻、 重工业的价值比例大体为25 :75，几乎3/4的工业企业与军事有关的国家的经济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年度报告提供的数字， 1992年全球军事开支下降幅度估计达15%，其中俄罗斯新武器系统的采购减少了80%左右；与此同时，全球的武器出口也减少了25 %左右〔4〕。在此情况下，即使俄罗斯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其大量军工企业也会陷入减产、停产的困境。
（二）“经互会”和苏联的相继解体对转轨时期的生产也造成了重大的冲击。
80年代，原苏联的外贸总额60%是在“经互会”内实现的。1991年“经互会”解散使其与“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贸易锐减。到1993年，俄罗斯与原经互会成员国的贸易额只占其外贸总额的16%。苏联解体后，虽然成立了以俄罗斯为主导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力图在一定程度上维系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但由于各国在货币、价格等方面矛盾重重，它们之间经常撕毁经济合同，甚至发出制止本国商品外运的禁令，从而造成正常经济联系的断裂。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提供的数字，1991年俄罗斯从原苏联其他共和国的进口下降了46%，出口下降了29%。此后，这一趋向一直未能根本扭转。经过这两次冲击后，俄罗斯的传统对外经济联系渠道遭到严重的破坏，进出口规模大幅度下降。1993年，俄罗斯的外贸总额为700亿美元，仅相当于1990年原苏联外贸总额的40%， 在世界贸易大国中的位次由第6位退到第25位。毫无疑问， 对外经济联系的萎缩对生产也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三）无休止的权力斗争阻碍了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导致经济的进一步恶化。
苏联解体后，改革派没有及时进行议会和地方政权机构的民主选举，没有及时制订一部适应新经济体制的宪法，致使旧的官僚机构依然在很大程度上起作用。与此同时，在90年代初社会上政党和社会团体林立〔5〕的情况下，俄罗斯总统却没有建立自己的政党。因此， 反对派可以利用他们掌握的旧的国家机构和新建立的政治组织，掀起政治斗争的风暴，使改革派陷入被动地位。这除了1992年底迫使叶利钦总统改组政府外，还在短短几年中使他不得不两次进行全民公决、两次实行总统治理，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炮轰白宫（俄议会大楼）事件。炮轰白宫固然把政治反对派压了下去，但也使总统的个人威望受到极大的损伤，从而大大削弱了政府的行政能力。这种政治上的混乱和无序状态给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使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难以实行，造成改革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拉锯”状态，延误了改革时机，拖长了体制转轨的过渡期，从而增加了改革成本，加剧了经济的衰退。2.政治动荡引起社会的不安定。游行、罢工时有发生；黑社会的活动渗透到各个领域，犯罪率急剧上升；人们厌恶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劳动热情普遍下降。这些都对生产起直接的破坏作用。
三、经济转轨中的政策失误
俄罗斯经济转轨中生产的大幅度下降，固然有旧体制的惯性及由此引起的新旧体制摩擦方面的因素，但也与改革政策本身的失误有重大的关系。
如上所述，历经70多年的原苏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其集中程度之高和产业结构的畸形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这表明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转入正常的市场经营轨道。因此，对这种经济体制的改革既应着眼于旧体制内部的非市场经济因素的改造，又应着眼于体制外的市场经济成分的培育。也就是说，改革政策应同时适应这两方面的要求，以便在改革国有企业而造成生产下降时，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加以弥补，并通过非国有经济的力量来改革和“消化”低效率的国有企业。然而，俄罗斯的所谓“休克疗法”却完全以货币主义理论为基础，试图通过放开价格、实行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强行原来的国有企业在短期内转入市场经营的轨道，而基本上忽视了对体制外市场经济成分的扶植。这种单纯的货币主义政策无区别地抑制了所有领域的产生，导致经济的全面衰退。
（一）无区别的紧缩政策全面恶化了企业的宏观经济环境，甚至危及其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价格自由化过程中，实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无疑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此外，紧缩政策还可通过削减，甚至停止对低效率的国有企业的补贴，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然而，俄罗斯实行的是无区别的、过于僵化的货币主义政策，这就造成了企业经营条件的全面恶化。其主要表现是：
1.过度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使基建投资大幅度下降。1992─1994 年的3年中，基建投资分别比上年下降45%、16%和27%，1994年的生产性投资大抵只相当于1990年的30%。目前，在基建投资总额中，联邦投资只占15%， 地方政府投资的比重也不高， 来自企业自筹资金的比重已占62%。 而由于国家力图通过增税来缩减财政赤字， 俄罗斯企业的利润有70—80%被纳入国家预算，这就大大限制了企业自筹投资的能力。同时，由于国内经营环境恶化，俄罗斯还出现了资金大量外流的现象。据估计，目前企业和个人在国外银行的存款已达200—300亿美元。相反，吸引外资的数额则相当有限。1994年，流入的外资仅12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只占2%。
2.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发行量的过度紧缩使企业维持正常经营活动的资金也难以为继。自1992年以来，政府一直采取限制货币和信贷发行量的政策。1994年的货币和信贷发行量约比1991年减少70%（同期内生产下降42%）。由于货币供应量不足与通货膨胀并存，银行的利率攀升。目前，俄罗斯银行付给储户的利息率为90—130%， 银行贷款的年利率达175—200%，而工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只有26%，工业企业根本无法利用银行储蓄进行经营活动。例如，1994年俄罗斯居民的银行存款已达到其收入的20%，工业企业本可利用银行存款来缓解其资金的短缺，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3.企业资金的严重短缺导致企业之间的三角债陡增。1992 年在经清理后，年底仍有三角债3.5万亿卢布；1993年增加到30多万亿卢布； 而到1994年，全年的债务链总额已高达150万亿卢布， 大约相当于该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5%。这种严重的支付危机导致大量企业停工、停产。
（二）企业经营条件的恶化不仅威胁着现有企业的生存，而且严重打击了新企业的创建，阻碍了私人经济的正常发展。
俄罗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滞后和农业的严重衰退上。这本可在转轨过程中通过私人经济的发展在较短时期内予以填补。然而，由于国家没有为企业提供正常的宏观经营条件，致使新企业的创建受到严重的阻滞；即使创建起来，也很快就陷入解体。这在农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1992年经济危机尚不严重时，每26个新成立的农业企业中只有1个解体；1993年这一比例为6:1；而到1994年，这一比例已变为1:1.2。目前，私人农场为28万个，仅占全国农业用地的5%〔6〕。此外，在消费品工业等领域中， 私人经济的发展也面临同样恶劣的环境。正因为这些领域中的私有经济未能正常发展起来，近年来农业一直不景气，消费品工业的落后状态也没有改观。国际上一般认为，如果进口食品达到30%，就已是依赖进口的临界点。而现在俄罗斯进口食品的比例已达到40%左右； 在莫斯科等大城市， 这一比例甚至高达70%〔7〕。
（三）私有经济发展缓慢反过来又影响对国有企业的改造。
国有企业私有化首先面临的难题是能否找到可以购买国有企业的私人经济主体。在俄罗斯私有化的第一阶段中，农业和工业中的私有化进展缓慢；只有商业、服务行业中的小私有化进展较快。到1994年6月，俄罗斯已有商业企业3.74万家（占其企业总数的72 %）、 饮食业企业9872家（占其企业总数的64.2%）、服务行业企业2.26万家（占其企业总数的75.9%）实现了私有化。但对于这些小私有企业，由于国家没有为其提供良好的经营条件，它们的经济效益普遍不高，因而也没有成为有效的积累和投资的主体。这就大大影响了整个经济的私有化进程。俄罗斯大型企业私有化的第一阶段，之所以采取证券私有化（无偿私有化）的形式，之所以允许本企业职工（特别是企业领导者）占有大部分股份，固然有屈服于工业院外集团压力的因素，但也与如下情况有关，即许多人认为正当的私人经营者在短期内没有财力购买应私有化的国有资产，担心国有资产落入黑社会手中，或过分受外资控制。
（四）单纯的货币主义政策并没有真正带来宏观经济的稳定。
货币主义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和减少预算赤字。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政府主要采取控制货币和信贷发行量的方法。但俄罗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不在于需求拉动，而在于成本推动。因此，只从控制社会需求的方面考虑是不够的。紧缩政策固然控制了社会需求，但它同时也抑制了生产，特别是抑制了一些急需发展的领域（如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等）的生产，从而减少了有效供给。此外，无差别的紧缩政策在抑制私人经济的发展，延缓私有化进程的同时，也阻碍了垄断性的经济结构的改造，为垄断价格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并没有使企业找到新的私有主人和摆脱原企业领导人的控制，旧的垄断性的经济结构依然如故；许多企业依仗其垄断地位，在缩减生产的同时人为抬高价格。这使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也难以抑制物价的上涨。
削减预算赤字主要包括两方面措施：1.缩减社会方面的开支， 如缩减军费开支，减少医疗和科技等方面的投入，以及政府的行政费用。其中，政府行政费用的缩减遇到很大的阻力（1994年甚至增长了22%）；减少医疗、科技等方面的投入则削弱了经济发展的潜力。2.增加预算收入，主要是增税。由于生产在下降，税基在缩小，因此，增税主要靠提高税率。这又减少了企业的利润，削弱了企业的投资能力，从而抑制了生产。
正是上述情况使俄罗斯的宏观经济形势迟迟不能稳定下来。实行经济转轨后，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其中，1992年的年通货膨胀率为161%，1993年为800—900%，1994年为320%。1992年1 月放开物价前，卢布与美元的比价为90:1；此后卢布的汇价节节下降，并在1994年10月11日引发了被称之为“黑色星期二”的卢布暴跌事件，使卢布与美元的比价接近4000:1。这一卢布暴跌事件甚至导致当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下台。
事实表明：在经济转轨中，紧缩政策并不是可以无区别、无限期实行的。在实行紧缩政策的同时，必须有另外的措施去推动生产（至少是某些领域的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否则，当生产持续大幅度下降时，紧缩政策就将难以坚持。俄罗斯开始实行经济转轨的1992年，预算赤字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993年上升为7%；1994年则已达到10.3%。这种情况就是有力的证明。
四、改革政策的调整
鉴于改革的失误及由此引起的转轨进程的挫折，俄罗斯对前阶段的改革政策做了一些调整。特别是从1994年下半年起，为了强化市场竞争机制，俄罗斯采取了一些进一步市场化的改革措施，并在继续坚持紧缩政策的同时，实行了一些刺激需求和投资的经济政策，有选择地扶持了一些重点的产业部门（如具有资源优势的部门和出口创汇部门）。这些措施主要包括：
（一）实行第二阶段私有化（现金私有化）。其具体措施是：对国有资产实行现金购买，以利用私人资本为企业改造注入新的资金；私有化收入51%归企业，49%归各级预算，以刺激地方和企业推行私有化的积极性；对第一阶段改行股份制的企业实行再私有化（出售仍保留的国有股份）；把私有化的范围扩大到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冶金、机器制造等基础工业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的企业。此外，还将实行土地私有化，允许企业购买所在地段的土地，并计划把规定得过高的地价降下来。
（二）在税收、信贷等方面改善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经营条件。如对非国有小企业实行新的税收优惠，并对为这些企业进行优先贷款和保险的银行和保险机构也给予税收优惠；在联邦和地方建立支持小企业经营活动的基金会和中心，以解决小企业信贷资金缺乏的困难；从地方预算中拨出专项基金，用于建设小企业的基础设施；等等。
（三）干预金融市场，把资金引向产业部门。在大量资金流入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进行投机活动，1995年初居民手中的美元（约达250亿）的购买力超过卢布现金总额1倍的情况下〔8〕， 为了实现“经济的非美元化”，稳定卢布值并把资金引向产业部门，政府决定自1995年7月6日起，把美元对卢布的汇率限定在1:4300—4800之间。实行这一所谓“卢布行动”的措施后，美元汇率下降，居民纷纷把数以亿计的美元兑换成卢布。这刺激了消费品市场的扩大，也有可能使部分美元存款流向国家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
（四）推行对外经济活动的进一步自由化，促进国际市场的拓展。1994年，俄罗斯制定了《对外经济活动法》，实行了新的出口税率，调整了进口关税，缩减了限额商品和许可证商品的清单，并完善了重要战略原料商品的出口供货工作。这些都促进其国际市场的拓展。
以上措施不仅有利于经济体制的转轨，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复苏。
五、当前的形势及其发展前景
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尽管阻力重重，并存在着重大的失误，但改革的总体目标——经济的市场化，则始终是明确的。因此，这一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特别是经过1994年下半年以来的政策调整，更促使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势逐步向积极的方面转化。这主要表现在：1.旧的所有制结构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到1994年底，非国有经济成分已生产了国内总产值的62%（其中私有企业生产了25%）。与此相适应，投资主体也趋于多元化。在1994年的基建投资中，预算拨款只占26%，而企业自筹资金则占62%；从投资来源的所有制结构看，国家和市政所有制的投资占42%（1993年为66%），合资所有制（股份制）的投资占42%，私人所有制的投资占16%，非国有制的投资也占优势。这种投资主体与预算主体的分离不仅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对生产的刺激作用，而且也减轻了财政紧缩对生产的不利影响。2.价格自由化正在使产业结构沿着适应市场需要的方向变动。其中，1992年国家军事订货一下减少67%，已在较大程度上使原来的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结构得到调整；此外，在私有化的推动下，第三产业的较快发展（1994年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也从总体上优化了产业结构。这些都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3.由于积极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与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经济联系正在逐步恢复（其中，1995年上半年与独联体国家的贸易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0.8%），与西方国家经济联系的规模也在扩大。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俄罗斯出现了经济稳定的趋向。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1995年前三季度国内总产值与上年同期相比仅下降3 %（1994年同期的下降幅度为12%）；工业生产在5—6月份出现了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增长，一些工业部门（如冶金、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已有10%左右的增长率；1995年1—9月，月通货膨胀率从17.8%下降到4.5%，卢布的汇率也趋于稳定；1995年上半年的预算收入完成101%， 虽然预算支出计划没有完成，但预算赤字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已降至3.2%， 并且已确定将通过非通货膨胀手段（发行国债和国际融资）来筹措弥补赤字的资金〔9〕。
然而，俄罗斯当前的经济稳定趋向是在经历了生产的大破坏后出现的，因此，这种稳定仍具有其脆弱性的一面。在经历生产的大幅度下降后，俄罗斯某些产业部门和科技领域的潜力已严重削弱。其中，一直作为重点保障部门的燃料动力综合体，由于资金奇缺也陷入困境，1994年停产的油井达30%。农业的境况更糟。据俄农业部长透露，1995年粮食的净收获量仅为6500万吨左右，比1994年的8130万吨少20%。此外，目前国家对科技的投资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32 %（世界上的一般国家 都在2%以上），这使科技经费严重不足，科研机构纷纷倒闭， 大大削弱了科技发展的潜力〔10〕。
更为严重的是，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至今仍未打破长期形成的超国家垄断。而当改革的深化触动各种处于垄断地位的经济主体时，便产生了一些被人们称之为“过渡时期经济突变体”的新的反改革利益集团。据俄罗斯经济学家分析，这种新的反改革利益集团至少包括如下诸种：
（一）一些国有企业领导人，他们不想适应市场经济的新条件，而是依仗其经济上的垄断地位，通过各种非竞争手段为其小集团谋取私利，并且力图使这种特殊利益稳固化。例如，一些大的垄断企业通过把部分产品售给由其建立和控制的小企业（包括在国外建立的小企业），所得的收入在企业帐面上不作任何表现。这种国有资产的流失造成许多大企业亏损和负债。据俄罗斯有关部门的调查，在石油加工部门有30—70%的“三角债”就是这样形成的。
（二）一些在出口部门占垄断地位的出口商，他们极力主张压低卢布的汇率，以便于其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俄罗斯“专家研究所”对卢布的购买力进行一次调查表明：1995年6 月卢布对美元的实际比价是1300卢布相当1美元。世界银行认为，在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 通常本国货币的美元汇率比它的实际购买力高1—1.5 倍。 俄罗斯政府1995年中限定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为4300—4800:1，已大大低估了卢布的实际汇率；而最近政府又决定再次压低卢布的汇率，这不能不说是屈从于出口部门的压力。在俄罗斯经济中，军工综合体和燃料动力综合体一向是最有权势的集团；它们在经济中处于高度垄断地位，而且是大宗出口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因此，有的俄罗斯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前阶段生产的大幅度下降，是因为某个垄断集团故意限制国内生产，而把节省下来的能源和原材料拿去出口，以便为本集团谋利。
（三）某些国家机构力求掌握更多的联邦股份并独立于国家，以便扩大自己的经济权力，为其集团利益服务。因此，这些机构的领导者的政策取向也趋于反对进一步的私有化。
对于上述诸种人来说，1995年底的议会选举和1996年中的总统选举，无疑为他们提供了扭转改革方向的时机。在选举期间，俄罗斯政坛将再次掀起波澜。代表某些狭隘利益集团的政党将会利用经济形势中消极的一面，提出种种平民主义的口号，以便在选举中渔利。这使俄罗斯的未来政局充满了难以估计的变数。因此，俄罗斯能否顺利实现经济转轨，其经济形势能否真正走向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议会和总统选举的结果。如果选举没有引起政治动乱，而且产生的新政权继续坚持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并通过进一步市场化的改革措施，促使资源流向有效的生产领域，趋于稳定的经济形势就会得到巩固，经济转轨也可能较顺利地实现。反之，则可能出现改革的逆转，并使经济再度陷入危机。
注释：
〔1〕根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关于中东欧经济形势问题的报告提供的资料，到1993年底，俄罗斯2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已有85 %实现了私有化。
〔2〕[俄]奥西波夫：《锅中的压力已达到危险点》， 《真理报》1995年6月21日。
〔3〕俄罗斯联邦经济部《1994年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 [俄]《经济通报》1995年1月号。
〔4〕[英]《简氏防务周刊》1993年6月26日。
〔5〕据悉，当时俄罗斯的政党和社会团体多达上千个。
〔6〕[俄]尼科诺夫：《农业改革为何停滞不前》， [俄]《旅伴》（月刊）1995年第3期。
〔7〕[俄]博尔托夫斯基：《经济稳定是真是假？》， [俄]《真理报》1995年6月21日。
〔8〕[俄]《劳动报》1995年7月4日。
〔9〕参阅切尔诺梅尔金总理1995年7月19日和10月13日两次在国家杜马所做的关于社会经济形势的报告。
〔10〕[俄]《真理报》1995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