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产党宣言》到《中国共产党宣言》——兼考证《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和译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宣言论文,中国论文,译者论文,作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来临之际，我们重温党史上第一份文献《中国共产党宣言》很有意义。《中国共产党宣言》是在1920年11月直接由《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催生的。这份文献已收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册。[1](P547－551)以往学界对此不够熟悉，研究不够充分。现把我近年来学习心得写出，并对其作者和译者做些考证。
一、《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产生、内容、意义和欠缺
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这篇划时代的经典文献，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于1848年2月24日在伦敦问世。这篇文献（译成中文约2.5万字）第一次阐述了科学世界观、历史观与社会观，指明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巨大进步作用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强调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发展规律，分析了当时欧美资本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发展态势，提出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夺取政权和建设新社会的任务，揭示了共产主义政党的特点及与其他各类政党的关系，划清了科学共产主义与当时形形色色非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的界线，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① 的战斗口号。《共产党宣言》由于饱含极其丰富的卓越思想，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具有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号召力。
虽然在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险恶环境中，共产主义者同盟被迫于1852年11月17日解散，但是《共产党宣言》在19世纪50年代后却连续不断出版德文版并被译为英、法、俄、波、意等国文字广为传播。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写道：“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2](P256)也就是说，它已变成世界《共产党宣言》了。
随着19世纪末日本、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无产阶级的出现，《共产党宣言》也传播到东亚并产生重大影响。1904年11月13日，日本《平民新闻》周刊第53号发表了堺利彦和幸德秋水从1888年英国人赛·穆尔从德文翻译的英文版再转译为日文的《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未译）。1906年3月，堺利彦在他主编的《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再次刊登《共产党宣言》全译文（补译了堺利彦和幸德秋水早先略去未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三章）。1907年即出版了该书日文单行本。同年，署名蜀魂的中国留日学生把该书译为中文在东京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1908年1月，留日学生创办的《天义》报第15期发表民鸣从日文翻译的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写的序言，同年2—5月该报第16—19期又连载民鸣译《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全文。同年，《天义》报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这些在东京刊出和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文和中译本，在中国知者甚少。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出现部分中译文。如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发表舍（即成舍我）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最后部分，同年11月1日出版的《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刊出李泽彰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年底北大学生罗章龙从德文译的《共产党宣言》节本曾经有油印本流传。到1920年8月，上海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陈望道从日文本并且参照英文本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两个月之内就印刷两次，迅即售缺。随后多处翻印，广为流传，快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在《共产党宣言》的直接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宣言》应运而生。中国第一批共产党人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杨明斋，共八个人，1920年8月间，在上海组成中国共产党组织，随即发展到十几个人，11月制定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文件。这篇宣言只有大约2 200字，分为三个部分，标题分别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阶级争斗的最近状态。文中重申了《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揭示的阶级社会是阶级斗争历史的原理，指出：“阶级争斗从来就存在人类社会中间，不过已经改变了几次状态，因为这是以生产工具的发达为转移的。”[3](P548)文中表示坚信《共产党宣言》所阐明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以及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结论，强调无产阶级努力的发展和团聚“会使资本主义寿终正寝的”[4](P548)。遵循《共产党宣言》的指引，文中宣告中国要建立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开展阶级斗争。文中较为系统地概述了《共产党宣言》指明的共产党奋斗目标：要将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共有共用，要消灭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要使国家政权消亡，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社会，为此首先就要组织阶级争斗，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并把政权放在工农大众手里，要由无产阶级民主选举出来的最优秀的代表来制定建设共产主义的办法，发展生产事业，等等。文中还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三年的实践经验来印证《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指出：要使工农从资本家手中获得政权，就“正如1917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其他国家阶级争斗的趋向是“向着与俄罗斯的阶级争斗一样的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一直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生产事业也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开始活动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共产主义的道路。”[5](P550)全文用“共产党”7次，用“阶级争斗”14次（另用“阶级冲突”1次），用“无产阶级专政”8次（另用“劳农专政”1次），用“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社会”16次，用“资本家”、“资本主义”、“资本制度”28次，提到“俄国”、“俄罗斯”有10次。文中未出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社会”。
中文“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共产党”等词都是于19世纪70、80年代日本人采用繁体汉字译为日文的，到20世纪初又被中国人移植到中文书刊中。中国人也有不采用日文译法者，而自己独创译名。1958年，我从上海出版的《国闻周报》1927年9月4日出版的第4卷第34期查到厚照写的《嘉尔·马克思传略》一文，其中把“共产主义”译为“公共主义”，把“共产党”译为“公共党”。现在看来，这种译法更准确，更符合古拉丁文communis和德文Kommunismus原意。“公共党”，表明这个党的奋斗目标不是只追求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要管好公共资产，增加公共产品，发展公共事业，扩大公共服务，完善公共选举，厉行公共决策，加强公共管理，严密公共监督，提高公共理性，弘扬公共精神，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造福公共大众。②
《中国共产党宣言》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一国不能建成共产主义。文中说：“我们设想俄罗斯在她的领土之内，单独可以建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这是大错而特错的。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既即时（原文如此——引者注）不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推翻了，她便不得不保卫自己，抵抗国内外的仇敌，这是很显明的。”“这并不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而且这种阶级争斗的状态，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要经过的。”[6](P550)这就是说，当时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深信，俄国不可能单独一国建成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会仅在俄国一国胜利，而且必将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取得胜利。
现在看来，含有上述重要内容的这份历史文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它第一次亮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第一次又是唯一以《中国共产党宣言》命名的中共党史上的第一篇历史文献。它表明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的新型政党已经在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出现，它即将发展为全国性的政党。它区别于民国以来成立的形形色色的各种政党，有崇高的理想、明确的目的、伟大的胸怀、严密的组织、革命的行动，预示着将使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第二，它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列宁主义的核心思想结合在一起，以最简明的概括与表述，展示给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于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7](P1470)，“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8](P1471)，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论断。现在有人认为十月革命只是给我国送来了列宁主义，这是有悖事实的偏见。
第三，这份《中国共产党宣言》当时并没有在任何报刊和任何场合公开发表，只是供早期共产党员内部学习，也使要争取并发展其入党的对象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有具体的了解和明确的认识。它在北京、广州、济南、长沙、武汉等地共产党组织中的散发与传播，对提高早期共产党员和接近共产党人士的思想觉悟、政治水平和理论素养，无疑很有帮助。
第四，它为1921年7月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起了促进和奠基作用。出席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大都读过这份宣言，在党的“一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看来是吸收了这份宣言的基本思想与要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宣言》为蓝本，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作了更具体的发挥和更切实的规定。
《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份历史文献，也存在缺点。毛泽东于1958年6月间从中共中央秘书局1958年6月3日编印的《党史资料汇编》第1号上读了这篇从英译稿译回中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后，曾写了一段重要批语：“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9](P296)这几句言简意赅的批语，既肯定了这份历史文献作为党的革命纲领“是基本正确的”，又指出它在革命阶段、土地纲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以及革命斗争主要形式这四个方面存在认识错误或不足。
我在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这四个方面的欠缺、差错，根源在于我国第一批共产党员当时对俄国革命的经验还了解不够（俄国1917年革命是在二月先进行民主革命，后来在十月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还以为俄国革命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中国也要照搬（如总罢工、土地归社会共有、用强力消灭资本家阶级）。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宣言》起了开天辟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要点的历史作用，但是还未能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中国共产党自己独特的主张。这份历史文献只有一处提到“在封建国家的时候，阶级争斗也是一样的存在；但是与在资本家的国家下面的阶级争斗是有分别的，因为资本家的国家下面阶级争斗是格外紧迫，其势足以动摇全世界”[10](P548)。仅有这句话似乎是联系到中国实际，然而并未展开，笔锋又转到资本主义世界去了。
我在学习中还发现这份历史文献有几处不确切的提法。如说“共产主义者主张废除政权”，“要是私有财产和赁银制度都废除了，政权、军队和法庭当然就用不着了。”[11](P548)还有，文中提出“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12](P547)，而并不是首先收归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有，其实只有当国家消亡后生产工具才能收归社会公有。这些说法表明这份历史文献的作者多少还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轻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作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意是指体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和意向，国家要管理好经济与社会，促进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既可避免社会无政府状态，又要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破坏民主。文献中还说：“当了资本家被打倒了之后，这些产业组合（即工会——引者注）就变成了共产主义社会中主管经济生命的机关。”[13](P549)这显然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想用工会（在法国叫工团——引者注）来取代国家直接管理企业的主张。这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我在这里指出这些差错，对于辨认这份文献的作者至关重要。
瑕不掩瑜，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中国共产党宣言》以简明宣言的形式最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思想引进中国，提高了第一批共产党员的思想认识，促进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它好比桥梁、引擎，其振聋发聩、启蒙的历史作用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二、《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和译者考证
我在学习《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发现对这份历史文献的作者和译者都有不同看法。对此，需要尽量考证清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1991年版）[14](P52)和第一卷上册（2002年版）[15](P81)都肯定写明《中国共产党宣言》是由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起草的。至于谁是起草者，史学界多认为是出于陈独秀的手笔，或者认为是以陈独秀为主的几个人合拟的。这可以举出几本史书为证。叶永烈著《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这样说：就在1920年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的那些日子里，由陈独秀执笔，‘小组’的笔杆子们参加讨论，起草了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16](P153)。朱文华著《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说：“也在这年11月间，陈独秀与其他党员一起又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17](P158)奚金芳写的《一代伟人陈独秀（1879—1942）先生幻灯片解说词》提到：“47－7。图为中国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写）。”[18](P299)但三者均未写明他们所依据的材料出处。《林茂生自选集》中收入林茂生和唐宝林合编的《陈独秀年谱》，其中说：1920年11月陈独秀“主持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19](P92)，注明材料出处是：《“一大”前后》（一）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和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文章中都提到陈独秀和他们酝酿起草党纲、党章的问题。11月7日出版的《共产党》第1号《短言》，据当时毛泽东致蔡和森的信说，“即仲甫所为”。“对照李、施的回忆和《短言》的内容，与《宣言》基本一致。似可断言此宣言在陈独秀主持下起草的。”[20](P124注398)年谱编者在注中较为谨慎地说“似可断言”。我认为，如果另从上引材料查明与《中国共产党宣言》不一致之处，似可断言此宣言并非陈独秀执笔或定稿的。这一点，下面还要加以证明。
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宣言》是出于共产国际和俄共来华使者维经斯基（Voigiwski，又译魏金斯基）手笔。杨奎松著《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中写道：“从1921年（应是1920年之误——引者注）11月维经斯基代为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宣告‘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之日起……”[21](P7)杨奎松教授掌握史料丰富，著作丰硕。他在这里所说的维经斯基代为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事，注明材料出处是参见瞿秋白著《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22](P161)。我通查瞿秋白所著全文，并无这种说法。由于杨奎松是很有社会影响的学者，以至日本学者也相信他的这一说法有可能性。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有这样的说法：“近年来，杨奎松通过尚未涉猎的未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史资料，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他指出魏金斯基可能参与了起草《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宣言》是由魏金斯基协助上海组织起草的，或者是代为起草的。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杨奎松没有提示任何根据。”[23](P237)杨奎松提示参见瞿秋白著《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可是其中没有找到任何根据。再查《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书中第一部分收录维经斯基著述45篇，并无他代笔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收录的董必武、蔡和森等11人写的回忆与评论文章中也未提到他参与起草宣言，只有包惠僧提到“当时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一致主张成立中国共产党……于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草案”[24](P438)。“据陈独秀在广州时对我讲，这份党纲草案是陈和吴廷康（又译伍廷康，即维经斯基——引者注）在上海起草的，不是从俄国带来的”[25](P440)。可能正是根据这个材料，在全书第三部分杨云若、王福增编写的《维经斯基在华活动纪事》中写道：1920年5—8月维经斯基建议陈独秀本人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并由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商议后草拟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以统一思想”[26](P462)。但是现在无法证明：这个党纲草案就是11月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即便两者是同一个文献，说这个宣言是维经斯基代为起草的，也还是不够确切。
2009年10月，我十分惊喜地读到《党的文献》2009年第5期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应出自李大钊手笔》一文。作者冯铁金是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委党校原副校长。他经过细心考察与印证，发现《中国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和用语习惯多出自李大钊文稿，而与陈独秀的文稿差别很大。由此他得出《中国共产党宣言》不是陈独秀所写、应当是出自李大钊手笔的新看法。他列举出《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所用的“经济现象为最重要”、“最高的理想”，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赞扬，实行“（总）同盟罢工”等都是当时李大钊文章中的用语，而在当时陈独秀的文章中是找不到的。冯铁金认为《中国共产党宣言》既然是出自李大钊手笔，那么它必定是早期北京共产党组织而不是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文件。可惜他在文中只列举出北京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7、8月间草拟出一个党纲要点，而这个党纲还是张国焘7月间由京赴沪时从陈独秀与维经斯基处得来的。由此可见，北京的党纲并非北京党组织自己独立草拟的，它只是在参照上海党纲的基础上制订的，其中添加上李大钊文章中采用过的词语。这样，不但无法确证宣言是北京共产党组织草拟的，而且无法确证北京的党纲即是《中国共产党宣言》文本，更加无法确证宣言出自李大钊的手笔。我细读冯铁金的文章后感到：他考证宣言不是出于陈独秀手笔，这一点是可信的，然而他断言宣言出自李大钊手笔，则论据还欠充分。
我再去细读李大钊当年的文章，发现他不仅盛赞十月革命的胜利，而且完全肯定新型苏维埃国家政权和1918年的苏俄宪法以及宪法中规定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创举。例如，他在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6号发表的《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说：苏俄“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中央统治会议”，“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这是Bolsh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27](P114－115)李大钊于1919年8月17日发表于《每周评论》第35号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写道：“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张慰慈是当时北京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引者注）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更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全然无根了。”[28](P232)1918年7月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苏俄宪法明文规定：“全部土地为全民财产……全国性的一切森林、蕴藏与水利……实验农场与农业企业均宣布为国有财产……作为使工厂、矿山、铁路和其他生产及运输手段完全转归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所有的第一步骤。”[29](P179)李大钊显然赞同这些生产资料收归工农苏维埃国家所有的办法。他认为这些经济措施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上引同一篇文章中，他这样说：“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30](P233)李大钊的这些言论，表明他这时已经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可见，《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所主张的“废除政权”、“将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共有”，不归工农国家所有，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要使工会“成为主管经济生命的机关”，这些观点显然与李大钊的思想相悖。
由此可见，宣言既不会是出自李大钊手笔，也不会是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所写。那么，这份宣言的执笔者究竟是谁呢？
笔者以为，我们只要悉心细读张国焘的回忆录和有关文稿，就不难作出一些推断。在张国焘著《我的回忆》中写道：1920年7月他由北京到上海与陈独秀连续交谈了两个多星期关于建党之事。“陈独秀先生这样表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31](P90－91)可见，当时陈独秀并没有想要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至于制定党纲草案也是7月以后之事。8月间上海共产党组织建立，选举陈独秀为书记。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于当月在上海出版，初版印一千册，很快被一抢而空。这促进了上海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积极开展活动，随即拟定了党纲草案。既然马克思、恩格斯执笔的《共产党宣言》是1847年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文献，所以上海共产党组织草拟的党纲很自然名为《中国共产党宣言》。最近从俄罗斯档案馆新发现张国焘在1929年为莫斯科中山大学讲课而写的《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其中说：“北京小组成立（在上海之后），于1920年七、八月间，由李守常、张松年和我三人商量筹建（叫北京共产党）。张松年不久赴法，我与守常与无政府接洽，他们也赞成马克思，阶级斗争，一共有八人。决定党纲如下：①共产党原则……②共产党目的……这个党纲由陈独秀从伍廷康得来，写成中文，又有下面几条：1）无（产阶）级专政，2）国际组织，3）不准做官。”[32]北京共产党组织拟定的党纲，除李大钊、张国焘为主外，还吸收了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参与，而且这份党纲也参照了上海草拟的党纲；而在上海，是由维经斯基（即伍廷康）提出原则意见，再由上海共产党组织集体讨论后写出党纲草稿。很可能北京共产党组织拟出的党纲传到上海后，上海党组织又对原党纲作了修改。上海党组织于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之际创办了《共产党》月刊，11月23日把拟定的党纲以《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名义印发给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地党组织，作为早期党员和拟发展的新党员的学习材料。
这样看来，这份宣言就很难说是由陈独秀或李大钊某一个人执笔完成的，很可能是1920年8—11月间，由上海和北京早期党组织集体讨论、反复修改制定的。北京党组织于1920年9月成立，第一批党员也是八个人，即李大钊、张松年（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还有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随后加入上海党组织的袁振英也曾经信奉过无政府主义。所以在宣言中残留有“废除政权”、生产工具不收归国家而“收归社会公有”、使工会“成为主管经济生命的机关”等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痕迹。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还讲道：1921年春天，“我首先草拟了一个党纲政纲草案，题名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其要点大致包括共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组成、它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将经由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产主义等等。”[33](P129)“马林看了这个文件（由张太雷译成英文），却提出了较严格的批评，表示这个草案在理论的原则上写得不错，主要缺点是没有明确地规定中共在现阶段的政纲。他指出这个文件表示中共将支持民主的民族革命，以期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能在中国迅速建立起来，这是对的；但似乎没有说明如何实现的具体步骤。”[34](P130)共产国际于1921年春把维经斯基调回苏俄，改派马林为驻中国代表。马林于6月3日抵达上海，14日才搬进公共租界。估计张国焘把《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英文译稿交给马林当在6月下旬。这份“成立宣言”的内容大部分与《中国共产党宣言》相同或相近，估计张国焘在起草成立宣言前也是见过那份宣言并且参照宣言的。当然，成立宣言又增添了新内容，如中共的组成、中共支持民主民族革命、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家，这些是原来宣言中所没有的。不论宣言或成立宣言，都存在理论没有联系中国实际或联系实际很不够的缺点。1921年7月中共一大所通过的第一个纲领更进一步联系中国实际，具体规定了党的任务。
再说《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译者究竟是谁。很可惜这份宣言的中文稿本在国内迄今没有发现踪迹。而宣言的英文稿本，大概是维经斯基于1921年春奉调回国到共产国际远东局任书记时带回伊尔库茨克的。也正是在这一年秋天，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在1922年初召开一次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团体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派张太雷前往苏俄参与筹备工作。张太雷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保存的中共文件中偶然发现有一份曾经由他译为英文交给维经斯基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稿本。胡华教授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卷中有一篇林鸿暖依据很多调查采访写成的《张太雷》传，文中写道：1922年“12月10日，太雷还把他目前翻译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回译成中文，并写了译者的说明，发给了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中的共产主义者组织讨论”[35](P75)。这里指明宣言是张太雷从英文回译为中文。可惜，这样重要的论断长期未引起学界的重视。
《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是1957年苏共中央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档案中选出移交给中共中央的。原译稿前面的译者附言只用英文署名Chang（张），并未写明张太雷。这份宣言最早只刊登在中共中央秘书局1958年6月3日编印的《党史资料汇编》第1号上，当时极少人能看到。它第一次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作为全书的首篇。该书编者在译者Chang之下加上如下的注：“据初步考证，这个译本可能是参加远东民族会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主要成员翻译的，而代表团主要成员中姓张的只有两个人，一是张国焘，一是张太雷，但写这个说明可能性比较大的是张太雷，因他不仅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而且负责英文翻译，在这个时期他翻译了不少东西。”《“一大”前后》（一）第1版是1980年7月出版的，当时编者注这样写可以说是尽心尽力了。该书1985年2月第2版是增订版。编者在1984年6月写的增订说明中说：“这次出版，一是订正了第一版的一些错漏；二是增补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资料。”[36](前言)可惜上述1982年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卷中的《张太雷》传没有引起编者注意，以致编者注还是保留原样，只说译者“可能性比较大的是张太雷”，而没有明确肯定。
1989年出版的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在附录中收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令人遗憾的是，编者却在注释中写道：“这个译本，根据附在本文前面的译者《致同志信》的时间和内容初步判定，是参加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张国焘翻译的。”[37](P551)这个注释判定译者是张国焘，完全排除了张太雷翻译的可能性。
我认为这个“初步判定”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如下：第一，译者“张”译文的时间是1921年12月10日。张国焘在11月初就到达伊尔库茨克并在那里待到12月底，而且他是当时中共代表团团长，为何在他的回忆录中从未提及有关这份宣言之事？如果是他亲自翻译为中文的话，他怎么会不提及呢？第二，即便他在那里找到宣言英文稿，他一定会找当时也在该地的英文程度比他高很多的张太雷译为中文。如上所引，6月间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也是由张太雷译为英文交给马林的。第三，张国焘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在中共一大上未获通过，没有公布。他可以径自再提交代表们讨论，用不着再去回译更早发布的那份《中国共产党宣言》。第四，更加重要的是，7月间中共一大已经制定了正式的党纲作为全党行动指南，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张国焘完全没有必要把筹备建党时期的宣言再译为中文提交参加远东大会的中共代表讨论。第五，张太雷当时也在伊尔库茨克参与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团体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他很容易从当时在该地负责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维经斯基处看到他头年底译为英文的宣言稿。第六，更加重要的是，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张太雷受中共领导人委派参加这次大会，直到8月才回国。因此张太雷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他不知道大会已经制定了正式的党纲，8月后他即参与筹备远东大会之事。到12月他感到很有必要再把宣言回译为中文，供中共代表讨论，以便将讨论结果供“中国共产党的参考和采纳”[38](P547)。实际上，7月间中共一大制定了正式党纲之后，这份宣言已经是明日黄花，完全用不着再讨论了。事实上，在远东大会的中共代表团中也未曾讨论过。基于以上六条理由，笔者以为这份宣言不可能是张国焘译的，只能是张太雷译的。
然而，由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这部文献的正规性、权威性和公开性，其编者注释也都有广泛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宣言》“初步判定是张国焘翻译的”这一难以成立的说法，曾多次被众多学者所引用。例如，石川祯浩和冯铁金的著述以及《新湘评论》2011年第1期选录《中国共产党宣言》原文时把有关译者的这一条注释[39]也照录了。
拙文以上的论述和考证，如果对于当今重新学习中共党史上首篇文献《中国共产党宣言》有些帮助，则幸甚！
注释：
① 德文原文是“Proletarier Aller Lander Verinigt Eüch！”如果直译应为“所有国家无产者，联合起来”，我认为可意译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无产者”狭义专指现代产业工人。1848年时只有西欧北美十几个国家有“无产者”，全世界大多数国家还没有“无产者”。“劳动者”不仅包括工人和广大体力劳动者，也包括脑力劳动者，还包括所有主要以劳动获得报酬的人员。参见拙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74种中译文辨析》，载《文史哲》，2008(2)；《“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译语可以改译》，载《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8－03－17，《探索与争鸣》，2009(2)。
② 我把这个新见解写进我领头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大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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