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理论研究现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理论研究论文,现状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十七大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为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对上述范畴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形成具有解释力、说服力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自由理论研究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梳理，可以清晰地发现，近十年来自由问题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见表1、表2)
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完善发展，自由问题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当然，在看到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当清醒地认识到，目前自由理论研究更多地停留在“请进来”(即，介绍国外自由理论研究成果)，本土化的创新性研究依旧缓慢。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对既往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清醒、客观地把握其基本特点和发展脉络，以利于不断挖掘、拓展自由理论研究的深度、广度。
一、研究领域
就自由理论研究的领域而言，哲学的研究较多，而政治学的研究明显较少。通过对我们所掌握的文献资料的分析，造成这种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国内关于自由的研究相当一部分是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自由思想研读，而经典作家对自由的阐释又更多地运用了哲学研究的方法，因此，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哲学研究成果颇多，而从政治学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思想显得十分薄弱，系统而具有现实解释力和说服力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其二，在对待“自由”问题上，特别是政治自由，缺乏一种实事求是、严谨、科学的认识态度。对自由的积极意义、进步价值认识不足，或是把“自由”看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品”，对社会主义的自由噤若寒蝉而不敢问津；或是把我们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误认为我们不赞成自由；或是把现实社会中的动荡和不稳定，统统归结为实行“自由”的结果。而极少数学者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不顾我国现有的制度和国情，盲目地崇拜和照搬资本主义“自由”，鼓吹“绝对自由”，“完全自由”。多数学者从哲学领域研究自由，而忽视政治学领域研究自由的价值。
关于自由的哲学研究其成果可谓颇丰，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自由思想研究更甚。就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研究的论文文献而言，于晓凤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由观，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观点出发，抓住了自由的主体和实践这两个界定自由含义的主要方面，真正对人的自由含义给予了客观科学的说明，阐明了自由是社会的人在实践基础上达到的主客体的不断统一①。曾宇辉则指出，马克思以前人的思想成果为基础，第一次把自由建立在现实的基石之上，提出了与以往思想家根本不同的自由理念，深刻揭示了自由的真义，并强调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②。张文喜提出在马克思哲学中，对自由首先应当作存在论而不是认识论或价值论的理解和把握。对于高扬自由与物质生活、个性发展与生产力发展两者不可兼顾的论点，需要认真省思和批判③。吴巨平则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由观及其对近代西方自由主义自由观的历史性超越④。马克思的新哲学是以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为出发点，因此马克思的自由思想也要在这种新哲学的运思中解读。张剑抒强调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的内涵并不只是不牵累于他物，它也在于实践着的人的功过自承。人类正是在对自由的人文价值意义的探求中用自己的独特性存在方式——实践的对象性活动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⑤。林立公、魏书胜通过对马克思的自由观的研究，指出马克思从人的生命的意义上揭示了人类自由的真义，这一真义即对人类自由的“类”理解。人的生命的类本性中蕴含着自由的根据，人类自由的内涵只能在人的类关系中得到理解，而人类自由的实现在于人的类本性的实现⑥。
还有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研究始终是研究自由问题不可回避的话题。翟华认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和根本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⑦。张萍对马克思理想人格进行了当代解读，强调其当代启迪意义在于它从人格塑造的角度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性原则，即人的全面发展、自由个性的生成和人与自身、与自然、与社会矛盾的和谐解决⑧。而徐华秀则认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宗旨所在。“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基本力量⑨。唐坤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发展思想进行了再解读，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揭示了人的自由的本质，把个人的自由发展看做是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最终尺度，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最终目的，因而也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他们拒斥那种埋没个人自由的“完全虚幻的集体”⑩。叶汝贤充分肯定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探索和在实践上为之奋斗终生的主题，也是他们对未来新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并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11)。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个人自由、自由的实现途径、自由与人的世界的关系等角度进行了研究。
相比较哲学研究，尽管近些年关于自由的政治学研究呈现上升的趋势。有关自由的政治学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葛洪泽比较了社会主义的政治自由与资本主义政治自由的区别，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自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关系上的自由，受财产多寡的制约；社会主义的政治自由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为基础，不受财产多寡的制约(12)。高放提出必须以苏联为殷鉴，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逐步发展社会主义的自由(13)。曾宇辉通过对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的研究，指出其与以往的思想家不同的是，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审视人的自由与解放：任何政治自由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法律是对政治自由的确认，政治自由必须以平等为基础，政治自由是变革不自由社会的现实运动(14)。伴随民主政治的兴起，社会政治开始从权威结构秩序向法治结构秩序转变。李璐、冯宏良指出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社会政治稳定依赖于权利与权力在法治的框架内获得一种动态平衡关系，对于社会政治稳定来说，这种动态平衡关系是自由与秩序互动共存关系的逻辑延伸(15)。张献生则探讨了统一战线中的政治自由问题，他认为政治自由作为统一战线成员政治活动的权利与义务，具有特定的活动内容和范围，反映了统一战线的基本政治原则和政治包容性(16)。王岩则从政治自由的理念及其本质、存在空间、主体维度、实现的基本路径等方面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下的政治自由(17)。
显而易见，随着政治文明建设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从政治学角度研究自由问题，但通过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这些成果更多的是对于政治自由的概念，历史发展以及功能的宏观研究，明显缺乏一种微观的和现实紧密结合的研究。
二、研究地域
作为一种理想、一种理论、一种制度，自由始终是资产阶级学者思考和研究的对象，他们按照自己的自由观念和主张，诠释自由的理念，构建着他们的“自由社会”。特别是作为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自由无不成为每位自由主义者研究和探讨的对象，他们在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时或多或少都要涉及自由问题，这些因素都是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国外学者从事自由问题研究的原因。而在国内，由于过去受到“左”的思想影响，自由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禁区”，一谈自由往往就将其与自由化、自由主义混为一谈，造成国内研究自由问题的相对滞后，尽管，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蓬勃发展，自由问题的研究逐渐得了部分学者的关注，但目前国内对于自由问题的研究水平仍然有待提高。
要对自由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首先面对的就是对自由的理解问题，这既是基础性研究也是关键性研究。就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而言：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斯宾诺莎认为：“凡是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的东西叫做自由。”(18)经典的自由主义者也倾向这一观点，如伯林认为自由就是免于强制，“自由就是自主，就是实行自我意志的障碍之消除；而不论这些障碍是什么——自然的对抗、自己的不能驾驭的感情、不合理的制度、他人与我相反的意志和行为。”(19)哈耶克则认为，自由指的是人的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在此状态下，“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20)他认为自由就是：“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的状态。”(21)罗尔斯认为关于自由的解释需要参照三个方面的因素：“自由的行动者；自由行动者所摆脱的种种限制和束缚；自由行动者自由决定去做或不做的事情。”他强调：“当个人摆脱某些限制而做(或不做)某事，并同时受到保护而免受其他人的侵犯时，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是自由地做或不做某事的。”(22)
毫无疑问，将自由以权利的形式加以保障是自由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迈开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持有这种观点的如近代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他认为：“自由是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种权利”。(23)卢梭也认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24)意大利著名法学家彼得罗·彭梵得在《罗马法教科书》中谈到自由时认为：“自由是做一切想做之事的权利，以受法律禁止或强力阻碍为限。”(25)现代自由主义理论通常依据伯林的划分，将自由分为消极自由(negative)和积极自由(positive)两种，伯林的自由理论对当代西方自由理论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由理论在过去30余年的发展基本上是在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二分法的理论框架之中展开的。杰拉尔德·麦卡勒姆对伯林提出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两种自由的区别从来就不是清晰明确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建立在一种严重的概念混淆的基础上，他提出应始终把自由看做是同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26)。昆廷·斯金纳偏重历史传统的阐述，通过对以马基雅维利为代表的古典共和主义思想家的重新解释，突破了共和主义者所倡导的自由就是积极自由的传统观点，明确认为他们所倡导的自由实际上是消极自由或个人自由(27)。汉娜·皮特金的研究受到了阿伦特的影响，从词源学、概念史等诸方面详尽地揭示了来自日耳曼语和拉丁语的“freed” 和“liberty”这两个重要的术语的历史渊源和嬗变，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对于自由在西方政治传统中的认识(28)。
对于自由的理解，国内学者也提出了具体的观点和见解，这些成果对于深入认识自由问题有着积极意义。但相对国外的研究水平，国内的研究成果较少，自由问题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浅层次上，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所取得的成就相对有限。国内关于自由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沈晓阳指出“自由就是自己做主、自我决定。自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是层次性的统一。”(29)高放对自由的理解更是凸显了“自由”主体的自主自决性，他认为“自由是指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由自己独立做主，从外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人的自由总是要受自然和社会条件的束缚，所以自由历来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自由的真谛不在于它不受束缚，而在于主体的自主自决性。”(30)严存生则强调：“自由可以分为广狭二义。狭义上的自由仅指社会范围内人与人关系中的人的相对独立性或自主地位；广义上的自由还包括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相对独立性或自主地位。”(31)林桦、王刚、宋成鑫则指出自由是：“在一定限度内，不受外在限制和约束，实现意志的活动。不自由则是因为有外在的束缚和强制，从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的活动。”(32)商英伟、白锡能则认为：“自由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以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为基础的选择和支配自己的行为，支配客观事物的能力和权利。”(33)赵汀阳认为：“自由是某种制度化的力量或者某种集体性的力量所划定的每个人各自的可能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不是虚空，而是一个由各自权利以及保证那些权利得以实现的权力所充实的生活空间，或者说是一个有现成可及(available and accessible)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种资源所定义了的可能生活空间，是由各种资源占有量所构成的所能自主的活动空间。”(34)康健等主编的《政治文明全书》则认为：“自由意指这样一种自信，每个人在做他认为是他自己的分内事时都将受到保护而不受权力、多数派、习俗和舆论的影响。”(35)如何理解自由，黄楠森并不赞同所谓政治上的界说，哲学上的界说，他认为自由只有一种界说，就是自己选择、自己决定，这才是自由最基本的含义(36)。
三、研究态势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对自由理论研究成果的整理，我们不难发现其主要集中在对西方、中国传统以及近代自由思想的介绍和梳理上，缺乏一种系统而全面的启发性、创造性研究，也就是如何进一步实现成功借鉴和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简单性的介绍和梳理的层面。另一方面，在介绍和梳理研究成果的同时，具有如何构建社会主义自由理论体系的创新性的研究非常薄弱，亟待进一步加强。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我们发现，国内对于西方的自由思想研究主要体现为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对一定时期或阶段西方自由思想进行系统性和归纳性的研究。在文献资料方面：王建红认为，“自由”在美国是一个被不断创新的概念，其从概念变迁的角度探讨了早期美国“自由”观的历史起源及主要内容和特点(37)。宋婕通过探讨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关于自由与平等关系的论争，指出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是无法根本解决自由与平等的冲突问题的，自由和平等，还是自由或平等对于自由主义来说永远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因此，必须突破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为自由和平等的协调寻找一条新的出路(38)。易兰通过对古希腊人的自由观念的研究，发现古希腊人的自由观是随着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呈现出曲折的变化：从最初的不敢相信自身的力量，用幻想出来的神祇代替人实现意识上的自由，到强调社会生活当中的集体自由权利以及对这种自由身份的誓死捍卫，再到充分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依据自身认知对世界做出判定，最后由于对社会和自身力量失去信心而将世界内在化、完全退入到个人的内心世界当中(39)。在著作方面主要包括：顾肃的《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赵仲英的《近代西欧必然与自由学说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邹铁军的《自由的历史构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江宜桦的《自由民主的理路》(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刘永红的《政治自由主义发展的逻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
第二种形态是对西方经典思想家自由思想的对比性研究。如邓晓芒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方面对康德和黑格尔的自由概念进行了一种谱系学的比较，指出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虽然已包含有积极自由的萌芽，但总体上仍然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黑格尔则针对康德的这三个层次作了自己的调整和改进，发展出了自由意识的三个历史阶段，使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在历史理性中达到了辩证的统一，更深刻更系统地展示了自由概念的逻辑谱系(40)。孔文清认为伯林在《自由论》中提出了两种自由的概念，并认为弗洛姆的积极的自由会导致自由的反面的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弗洛姆激进的人道主义的积极自由在强调人的自我实现的同时，将不受他人干预的消极自由看做是实现积极自由的必要条件，认为人有在不同方向间选择行为的自由与能力。同时，他关于逃避自由的分析也破解了伯林消极的自由不会走向其反面的观点(41)。姚振强以柏拉图和斯宾诺莎为例，强调柏拉图把理念作为本体论基础，自由的人在于其灵魂完全转向超感官世界，能绝对支配自己的身体和行为。斯宾诺莎的自由则是一种朝向“自我保存(保持存在)”的努力，它与理性、德性一样都是对人的内在本性和本质存在的肯定，获得自由就是参与到对神的绝对肯定之中，“对神的理智的爱”是实现人的内在自由的途径(42)。
第三种形态是集中论述西方思想家的自由理论，相关的研究成果最多。(由于研究成果颇多，考虑到篇幅限制只能选取一篇代表性文章。)对于孟德斯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政治自由思想的论述上(如张铭的《孟德斯鸠政治自由思想新探》，《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而对于卢梭，学者们更多的集中于对其政治自由思想的研究(如马捷莎的《析卢梭自由理念的价值困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而就康德自由思想研究的成果而言，有的注重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如邓晓芒的《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有的则倾向从政治学角度探讨(如齐康的《略论康德的政治自由观》，《思想战线》1998年第11期)，还有的则运用了史学的研究方法(如邓南海、曾欢的《康德自由观的历史来源与逻辑进程》，《现代哲学》1999年第4期)。对黑格尔自由思想的研究则更多地从哲学的角度进行论述，有的是对其著作所体现自由思想的解读(如杨寿堪、严春友的《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自由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有的则从整体上探讨了黑格尔的自由观(如郁建兴的《黑格尔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3期)。对密尔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其著作《论自由》展开(如霍宏霞的《自由：权利与功利下的言说——读密尔论自由》，《河北法学》2007年第5期)。对于伯林思想的研究，学者们更多的是对其两种自由概念的解读(如刘明贤的《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探析》，《哲学动态》2004年第9期)。而关于哈耶克的研究，有的学者对其经典著作进行了研读(如刘小平的《哈耶克：自由的两条理路和两种法律观的混淆——对自由秩序原理一书的文本分析》，《河北法学》2007年第8期)；有的学者则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哈耶克的自由思想(论文如，程虹的《自由秩序与制度变迁——对哈耶克的一种解释》，《江汉论坛》1999年第12期等；著作主要包括：邓正来的《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等)。研究罗尔斯的自由思想则主要从自由平等的关系入手(如何包钢的《罗尔斯政治自由观——读罗尔斯正义论》，《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5期)。
国内对于中国传统以及近代自由思想的研究相对集中，前者主要为先秦时期庄子的自由思想研究，如陈阳全就将庄子的自由思想系统归纳为：人生得道始自由，天放本真是自由，人欲自律才自由，治世人生有自由，通向自由之门：无为而无不为(43)。梁恒指出，庄子哲学以安命论为基础，以齐物论为起点与归宿之间的桥梁，以“体道论”为达到最高境界的途径，从而构成了庄子人身自由论的基本框架，最终达到了人生的逍遥，即超越困境而达到心灵的绝对自由(44)。马作武则提出，庄子的自然主义与自由哲学一旦与社会政治话语相衔接，必然走向政治自由的诉求(45)。
后者文献的论述则更多地体现对严复和梁启超自由思想的认知。陈国庆认为，严复对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在政治学领域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自由学说，他的介绍基本遵循了自由学说的原意；在自由与民主、自由与法律、个体自由与国家自主以及经济自由、思想自由等问题上，他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46)。夏忠龙在论及严复自由观理论意义时强调，严复在大力鼓吹自由之时，又着力强调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并且进一步指出自由的获得与国民素质的关系，进而，将国家民族的现代化与公民个体的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47)。郭道晖则认为严复早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并非以儒家伦理和以国家权力为本位，而是以个体权利为本位，兼顾“国群”(48)。线文则认为，严复的自由观是由中西文化构成之复合体，严复对自由的理解既有对西方思想中消极自由的发现，也有对传统中积极自由的发现(49)。吴根友通过对梁启超自由思想的研究，指出早期的梁启超对西方自由观念的创造性诠释，既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精神之一个侧面，又结合中国晚清社会实际情况而作出了富于创造性的解释(50)。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将严复和梁启超的自由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这无疑有利于更全面而深入把握其思想内涵。
通过对上述资料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学术界对于国内外，特别是国外思想家的自由思想的整理和介绍成果最多。当前，能够对自由理论进行创新性研究的学者过少，仅有的少量的研究成果因此显得尤为可贵。黄玉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缺点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与分析，努力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自由思想。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古代形态的自由理念，而非现代形态的自由理念。这两种自由，作者认为是既有异质性、也有同质性(51)。李云龙和张妮妮充分肯定了自由的价值和意义，论证了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标，在对自由的属性进行了分类研究后，提出应当大力发展社会主义自由的呼声，这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52)。陈小鸿的著作提炼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论述了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的联系和区别，提出了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观点(53)。曾宇辉的博士论文针对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主要是从认识论出发，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而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思想不仅包括人与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之间的联系，而且还应该包括政治权利体系中的内容，即探讨人与人、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社会影响。(54)
四、价值取向
但凡涉及自由问题的著作或文献，或多或少都要包含着针对自由的规范性、价值性判断，这是因为自由不仅是一种理念，一种制度，更是人类追求的一种价值。一方面，国外诸多有关自由研究的译著相继出版，这些著作对于自由的理解和把握更多地体现一种价值性、规范性的研究。而国内一批学者对于这些思想家们的思想以及其经典著作的研究成果也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抽象性、价值性、规范性的特点。如徐瑞康认为在《伦理学》一书中，斯宾诺莎从“人性规律”出发，围绕自由和必然、知和行、有限和无限等成对范畴，对“什么是自由”、“如何能实现自由”和“自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等重要问题作出了系统的诠释(55)。饶娣清则通过对萨特的自由观的考察，指出其自由观是以人的存在为出发点，肯定人的实在性，把人的自由当作最高价值；同时，又以人的责任为归宿，认为人对自己的自由行为负完全的责任，乃是人自由行动的方法(56)。洪克强指出，康德自由观的独特贡献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他把自由从必然性的事实领域提升到了超越必然性知识的价值领域，求证了自由不是必然性知识所能解决的本性；另一方面，他为现实社会中个人自由的正当性奠定了坚实的道德基础(57)。郁建兴则强调黑格尔全面、深刻地批判了自由主义。提出了一种作为规范和标准的“真正的自由”概念。这一“真正的自由”，黑格尔把它与伦理实体联系起来。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之提出，表明黑格尔通过对自由主义的批判，重建了自由理论，而成为近代自由理论的集大成者(58)。刘小平通过对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一书的分析，认为哈耶克混合了自由的道德论证和自由的社会论证这两种不同的论证理路；而正是在这两种论证路径之难以融合的重大张力下，哈耶克最终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法律规则观，从而导致了哈耶克法治理论的内在矛盾(59)。谢地坤通过对《对人类的自由本质及与之相联系的对象的哲学研究》的研究，指出在谢林这里，自由与必然的统一性最终归结于上帝的普遍统一性，并且与上帝的存在状态或启示联结在一起(60)。
另一方面，西方往往将自由理解为政治自由，把自由与自由化、自由主义等同，任何不认同自由化、自由主义，就是反对自由。这实际上是撇开社会制度中人与人之间不同经济地位而讲的一种抽象的自由。针对上述问题，一些国内学者在充分肯定社会主义自由的优越性的同时也对资产阶级自由观的阶级性、抽象性和虚伪性进行了价值性批判。其成果主要有：严辛、汪华岳的《关于自由问题的断想》(《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5期)；邹铁军的《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自由观》(《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4期)；周深远《剖析抽象民主、自由、人权观》(《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郑忆石的《论两种根本对立的自由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马德普的《自由理想的冲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余其铨、周玉梅、许志宁的《对社会主义社会自由的思考》(《现代哲学》1992年第1期)；郭利清的《三大社会形态下的主体自由》(《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5年第3期)等等。
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通过对自由理论具体而深入的探讨以发挥理论在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作用。范燕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不仅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发展，而且也从社会主义自由与商品货币关系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自由的核心内容、实现社会主义自由的根本途径以及社会主义自由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性特征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61)。高放针对苏联失败的教训，指出要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逐步发展社会主义的自由。在实践中要正确处理好自由与民主、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自由与自由化、自由与自由主义、自由与法治的关系(62)。李伟论则充分认识到正确理解和谐与自由的关系，一方面，和谐是自由的内在规定性，是自由存在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自由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这样的现实性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63)。苏伟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出发，探讨了和谐文化的应有之义，指出平等、自由、博爱是西方人道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又被资本的本性严重扭曲。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提供了平等、自由、博爱的基础，但要实现之，还得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旗帜上醒目地标明它们(64)。张运松认为在现代社会，自由的现实意义在于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动力系统的构成环节，每个人的自由只有在理性设计和伦理实践中组织和改造社会关系，保障个人财产权和人格独立才是可能的。我们要建设持久的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就在于通过社会的伦理实践来确立全社会认同的相互之间的契约关系，建立一个伸张正义的法律制度，实现人们的社会利益关系和自身身心的和谐(65)。
此外，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经典马克思主义自由理论对于现实发展的指导意义，如王峰明认为，科学发展观中提出的“以人为本”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66)。黄建军则从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理论依据、核心理念入手，阐述了“以人为本”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可以得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最高命题的逻辑要求(67)。武翠英则通过对《共产党宣言》的研读，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人的自由发展的光辉思想，并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出了最基本的思路及其方法论原则。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人的自由发展观的丰富和创新，又为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途径(68)。
综上所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加强对自由的研究任重而道远。这无疑是政治学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任务。
①于晓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由观浅析》，《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2期。
②曾宇辉：《马克思的自由观》，《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③张文喜：《论马克思自由观的当代视野》，《学术月刊》2006年第8期。
④吴巨平：《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观》，《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1期。
⑤张剑抒：《马克思自由问题的解蔽与呈现》，《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9期。
⑥林立公、魏书胜：《人类自由的“类”理解——略论马克思的自由观》，《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
⑦翟华：《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理论学刊》2002年第3期。
⑧张萍：《和谐社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理想人格思想的当代解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4期。
⑨徐华秀：《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4期。
⑩唐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发展思想再解读》，《江汉论坛》2006年第12期。
(11)叶汝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12)葛洪泽：《论政治自由》，《晋阳学刊》2000年第6期。
(13)高放：《论社会主义与自由》，《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4)曾宇辉：《马克思的政治自由思想及时代价值》，《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
(15)李璐、冯宏良：《自由与秩序互动共存：社会政治稳定的价值规定性》，《学术交流》2007年第4期。
(16)张献生：《正确认识和把握统一战线中的政治自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17)王岩：《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阈中的政治自由及其实现》，《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
(18)斯宾诺莎：《论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页。
(19)转引王海明：《公正平等人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9页。
(20)(21)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3页，第4页。
(22)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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