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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人们总爱回首历史、展望未来。尽管百年以来人类的进步与问题涉及众多领域，但若是选取全球化这一视角，有三对矛盾则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全球经济与民族国家、政府与市场、信息时代与价值选择，而在这三大矛盾运动的作用背景下来反思社会主义的命运，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意义深远。
全球经济与民族国家
西欧民族国家，源自对市场统一的需求。离开了先是地理上然后是政治上的一体化，就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成熟模态。直到19世纪，民族国家的观念一直是通行的，民族国家的实体也以其强大的力量冲破阻挡市场扩张的一切障碍，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与进步。20世纪上半叶，是民族国家继续获取实践营养的重要时期。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历史诱发起西方世界对民族国家战争权的反思，一些国际法学家渐而不谈有关主权和国家固有权利的诸原则（注：M.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6页。）。而另一方面，非西方的广大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又在为争得独立并成为民族国家而浴血奋战。这种奋战持续到50-60年代达到高潮，一大批亚非拉殖民地独立为民族国家。尽管这些民族国家在实质上与西欧传统上的民族国家大相径庭，但在形式上是完全同一的，即对内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它保证了国家发展所必需的统一的市场。世界上最后一块殖民地在1988年获得“解决”成为纳米比亚国，标志着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形式的完成。随着民族国家在形式上抵达顶峰，民族国家的实体本身正已不可阻挡地趋于衰微。这个结论，早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话题最初被提出之时就差不多是注定了的。实际上，在二百年以前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首先提到这个问题，马克思对国家的这个未来更有明确的预言。
如果依照国家主权理论重要创始人之一、法国思想家让·布丹对主权的说法，民族国家如今已不再稳如泰山。根据他的学说，对货币、信贷和财政的控制是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三大支柱之一。这个支柱在本世纪的动摇可追溯到上个世纪末。当时的金融领域，国家货币已不能独领风骚，私人控制的商业银行异军突起。国际领域，货币兑换的自由放任已使货币变得极不稳定，但同时也应运而生出大量的“世界货币”。它并非产生于诸如投资、生产、消费之类的经济行为，而主要源自通货贸易，它可能是无形的，但它的力量决非虚构。世界货币的数量如此之巨，以至于它的一举一动在货币流通领域所产生的影响远不是金融运作、贸易或投资所能匹敌。只要货币投机商在键盘上轻敲几下，数以亿计的这种货币便会由一种形式的货币变为另一种形式的货币。由于它既不服务于贸易也不进行任何金融投资，所以它并不按照经济逻辑行事，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都极易引起恐慌，甚而危及某一个或某一群民族国家的金融危机乃至政治和安全危机，不久前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即是一例。
即使如此，全球经济的事实已经并正在经历着制度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恢复非国家和朝国家的限制。业已启动的欧元计划将使货币和信贷的控制权由个体民族国家转到独立的跨国机构手中。美国人当然则更推崇给予世界银行类似的控制权以维持国家货币主权形同虚设的局面。所有这些都表明，基本的经济决策与其说是在民族国家内由民族国家来确定，还不如说是在全球范围由全球经济来决定的。或者说，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政策须是各自的国际经济政策。
全球经济中的商业活动正被迫逐渐由多国籍向跨国界阶段转变。传统的多国籍公司只是一个拥有国外子公司的国家公司。子公司都是母公司的克隆产品，它完全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己生产所销售的一切产品，并在当地购进各种原料补给，其雇员几乎全是当地人。目前，大多数从事国际贸易的公司仍按这种传统的公司模式组织运作。但是，向跨国公司转变已经开始，而且进展神速。与前者相比较，在生产服务方面或许差别不大，但组织机构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跨国公司只有一个经济单位——世界。销售、服务、公关和法律事务都是地方的，而零件、机器、规划、调研、财政、营销、标价及管理均受制于世界市场。对这样的公司来讲，国界没有任何意义上的限制。
当然，跨国公司并非完全超然于政府控制之外，它必须顺应国家政府。这显然有悖于从世界市场好技术的角度来制定的政策和策略。一些卓而不群的巨型跨国公司于是自诩为非国家的国际行为实体。但在世界体系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国际社会，跨国公司显然不可能取代民族国家的地位，它的活动必须充分尊重东道国的主权，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自己的全球战略目标。
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新秩序面临两个极端的选择：要么是民族国家消亡，代之以大型的跨国公司；要么是由独一无二的中央集权的政府管理全球。其潜台词就是，谁掌握了大型的技术先进的跨国公司，谁就可以凭借这种优势收缴各国的主权，然后按照其意志重新安排世界秩序。显而易见，某些西方先进国家事实上企图利用自己的政治、经济优势，向已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渗透，打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旗号，达到攫取高额利润的目的。
因此，尽管民族国家历经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可谓风雨飘摇，但是，在世界政治团体中，至少到目前为止还尚未出现有哪个组织能像民族国家那样，能够有效地保证全体成员的协作精神。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在维持完整主权的前提下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事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市场的问题是人类尝试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直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20世纪历史是一个伟大的实验场，许多与此有关的学说在这里得以付诸实施并暴露它们的错误和缺陷。
早在上个世纪中叶，马克思就称市场为神奇的“法术”，资产阶级采用了这一“法术”，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时马克思也看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已经使它自己难以支配了，“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在市场经济不断向前推进的同时，总伴随着危机、瘟疫和一时的毁灭状态。正是针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这种奇特现象，各派经济—政治学家献计献策，大抵不外是运用人类文明创造的另一个工具——政府，以政府干预来补救市场失灵。本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推动了各国政府以各种手段补足市场造成的缺失。只是到60年代经济滞胀的病态迅速蔓延，才促使人们反思政府的作用，学界政界开出了诸如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新经济政策等药方。尽管各自认为的灵丹大相径庭，但他们的观察点是相同的，认为病根在“政府干预”。这一思想一直延续至今，主导西方经济改革的总的走向。事实上，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交替冲击，现代市场经济，不管是哪种模式，都走上二元机制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即依靠两只手的作用来维持常态的运作。正是这样，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各自的经验和教训，并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如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法国的计划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日本的管理市场经济模式等。因此可以说，“在每个社会中我们都能发现市场结构与非市场结构的某种混合体”（注：〔美〕V.奥斯特罗姆等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9-300页。），这种组织形态的复合性是由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决定的。
一般可以认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在本世纪已是突飞猛进。然而现在，在世纪之末，几乎所有关于公共政策的讨论都以同一种见解开始和结束：政府在节节败退。这种看法认为，在新的一千年即将到来之际，政府面对两个眼下比任何时候更强大的旧敌：工业技术和意识形态。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已经并正在继续发生，电脑和电信技术的持续进步使距离大大缩短，国界被侵蚀，全球经济的范围扩大。变化使政府这头巨兽渐渐成为国际市场驯服的仆人。世界领导人，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无论是热切的还是勉强的，都向全球市场低下了头。有关“全球化”的辩论是激烈的，但似乎没有人怀疑国际市场力量的新能量。
即使如此，说大政府时代已经过去可能为时尚早。本世纪初，在今天的工业化国家政府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不足1/10。年复一年，政府的支出份额只是向着同一个方向：上升。政府开支在战时是上升的，在和平时期也上升。即使从本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贸易和国际经济联系锐减，政府开支却是上升的。从1960年到1980年，全球贸易和金融得到扩展，政府开支也是上升。从1980年到1990年，全球化的微风变成了强风，政府开支再次上升。1990年至今，全球化的强风变成狂飚，政府开支又有新的增加。大政府远未死亡，正方兴未艾。
公正地说，在1950年以前，公共开支的增长似乎使卫生和教育出现了有价值的改善。1930年以前，政府开支的较大部分无疑被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及防止贫困的初级安全网的建立。那些如果听任市场去做、市场或许会忽视的事情皆由政府来照料，这在当时对挽救市场失败功不可没。后来，尤其在1960年以后，优先顺序发生了变化。即使是迄今留给市场的活动，也离不开政府的控制甚至垄断，政府日益扩大它的影响力，并且以前所未有的复杂方式把资源从经济的一部分转至另一部分，政府日益扩大它的影响力以以实现它自己的一系列更雄心勃勃的或者不怎么透明的目标。结果，近数十年来，增长了的公共开支与改进了的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大大减弱了，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彻底破裂了。
如果把发达经济分成三类：1990年的政府开支超过国内生产总值50%的“大政府”国家，同年的这个比例低于35%的“小政府”国家，和其他国家。大政府一类包括比利时、意大利、荷兰、挪威和瑞典，小政府类别包括澳大利亚、日本、瑞士和美国。取他们的人均产值作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小政府国家走在前面，1995年的人均产值为2.33万美元，大政府国家的相应数字为2.04万美元。小政府国家经济的增长速度同样更高：自1960年至1995年，人均收入每年平均增值4%，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为2.5%（注：〔英〕克鲁克(C.Crook)，《政府与市场》，载于《经济学家》(Economist)杂志，1997年9月20日。）。考察在小政府和大政府的国家中分别发生的事情并比较结果，这或许是有益的。较小的政府，比如在美国，似乎能促进整体的高生活标准和低失业，但以相当普遍的贫困和有关社会罪恶（值得注意的是犯罪）为代价。在欧洲国家，由于迁居更容易，贫困问题似乎不那么尖锐，但失业情况要糟得多，并带来相应的社会罪恶。
事情越来越表明，政府对大问题而言太小，对小问题又太大了。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林德布洛姆作过一个有趣的比喻：政府与市场有点像粗大的拇指和其他手指，如果在需要其他手指的地方却出现拇指，这有多么糟糕。（注：〔美〕C.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近一个世纪的实践使人们更清醒地意识到市场和政府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是具有互补作用的两个工具，或者说是社会前进的两个“轮子”。总体上讲，在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上市场占有优势，而公共品的生产和分配则只能由政府来承担才合适。
信息时代与价值选择
技术的进步最初是非系统的、间歇的，只是到近代才变得制度化了。特别在19世纪，用怀特海(A.Whitehead)的话说，人类有了最伟大的发明即发明方法的发明。这直接导致20世纪科学和技术发明以指数速度增长。这一进程不可能减缓，因为无法认为加速度规律会松懈自己的努力以满足人们的舒适。加速度规律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新时代。工厂经济转变成计算机，比起我们的祖父辈完成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之转变来得更令人震惊。工业革命延续了几代人，给人类和机构留出了进行调整的时间。而信息革命来势凶猛，在影响力上更集中、更富戏剧性。
最近几年，几十位未来学家曾就信息革命写下了很多几乎令人兴奋得透不过气来的预言，声称历史将从此终结，我们最终将进入一个由自由市场力量为中介、由独立的科学家治理的技术天堂。我们的政治家告诉我们，要开始准备向后现代时代进军。他们提出一个由玻璃和硅、全球通讯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电子空间和实际现实、飚升的生产率无限的物质财富、自动化工厂和电子化办公室所构成的新世界图景。
他们的预测也并非痴人说梦。我们的确正经历着进入信息革命的伟大历史转变，正在无情地走向一个近乎没有工人的世界。然而，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在工业旅程的最后驿站，究竟会有多少人被抛在后面，什么样的世界会最终等待着我们中其余的人。生产率的巨大提高和技术取代工人将加剧日益恶化的失业问题。同时，正在到来的信息时代，农业生物技术的采用有可能使这个星球取消室外农业，农民特别是南方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将生活在永不能醒来的噩梦之中。印度科学基金会技术和国家资源政策主任希瓦(V.Shiva)担心，她的国家里可能高达95%的农业人口在这次革命中将被技术取代。她说，如果发生那种情况，印度将到处是四分五裂，“将变成几千个南斯拉夫”（注：转引自〔美〕里夫金(J.Rifkin)：《日益全球化的社会经济——第三领域经济（上）》，参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7期，第6页。）。
没有理由不相信，世界范围的失业水平之上升、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正在为当代的社会动乱和公开的阶级、民族冲突准备了条件。犯罪、任意的暴力、不同烈度的冲突正在增加，一种新的野蛮状态正在现代社会的墙外徘徊。随着更多的工人收到解职通知、更多的农民失去国际农产品市场，他们便不可挽回地被关在新的高技术地球村之外流浪。这便是当下世界发现的自己在进入新时代早期所处的形势。
当信息革命在全球范围进一步深入之时，全球化引起的保护性反应转而增强。这种反应采取了反现代性的形式，将世界扯向两个方向。全球化的加强又使人们在它的不受控制和无法理解的强大力量面前寻求躲避。人们退向熟悉的、可理解的、具保护性的单位，他们渴望认同。世界整合得越快，人们就越挤进自己的宗教、种族、部族的避风港里。整合和解构相辅相成。随着高科技革命和新的市场力量向俄罗斯、东欧长驱直入，仇外情绪、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高涨，这对世纪之交提出了不容回避的问题。
亨廷顿称为文化反冲的一种好战表现，便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原教旨主义不仅仅限于第三世界。许多在现代社会中生活得不尽如人意的人们渴求意义超越、为寻求精神安慰和支柱而失魂落魄。
信息时代是否使代议民主这个“半成品”直接转换为以网络民主为基础的“充分民主”？应该说，信息革命带来的相互作用使得“充分的民主”（或称“纯粹民主”）在技术上可以实行，然而，超出技术的范围，结果可能并不如此。网络中的过度的相互作用，鼓励即时的反应，不利于再思考。它为煽动、自私、傲慢和仇恨提供方便，冲动和失当的举动更容易扩散和激化。
信息时代相互作用的虚拟性问题也被一些学者敏锐的觉察到（注：〔法〕穆瓦尔(C.Moisy)：《全球信息村的神话》，载美国《外交季刊》1997夏季。）。虚拟性，即用个人电脑创造虚幻世界，以及在与人打交道时隐瞒身份而培育的不负责任。电脑的娱乐功能诱使青年人津津有味地沉溺于太空战争游戏。从长远看，过多地留在假想的虚构世界中，也就必然远离我们身边的现实。
与这种虚拟性心理相关，市场全球化与高技术的飚进都可能鼓励一直极不稳定的游牧心态，缺乏价值归属感。信息技术通过提供极其精确的市场指标或民意资料，加剧了人的自我动摇倾向，无处安居。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世纪末的人如何成为新世纪的第一人。
社会主义思想在20世纪的实践
在20世纪，将社会主义思想置于科学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得到了全面的检验。她的关于历史唯物论、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争取社会主义斗争道路的原理已牢固地成为科学和文化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及其后来者们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拨开了迷雾，揭露了阶级矛盾。历史的客观进程已使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但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何况这种变化只发生在工业发达国家。如果没有本世纪初伟大的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将只能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变种。尽管社会主义学说在苏联和东欧既经历了胜利又遭到了失败，但社会主义并非“历史的错误”，她使许多民族和部族摆脱了落后，达到了现代文明的水准。
正当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领导者教条主义地解释马克思的学说，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本身会自动导致社会主义革命之时，列宁采取了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他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置于革命理论的中心，而当时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对此均持异议，他们中包括考茨基、卢森堡和普列汉诺夫等。列宁的确是正确的，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没有拒绝使用暴力，而无产阶级专政正是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的已被证明的有效手段。但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暴力的鼓吹者，那是胡说八道。
不能否认，身受漫长的国内战争和外敌干涉，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损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即使面临这么多困难，一个经济水平和社会结构远非先进的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是取得了十分积极的成就，在国际上一时享有较高的声誉。但是也必须承认，尽管列宁正确地将资产阶级民主的神秘外衣撕得粉碎，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苏联时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事实上是一个令人十分不满意的解决，伴随着过度的集权经济等其他众多因素，苏联的社会主义在七十多年后覆灭了。
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政策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可是它们过快的速度与整个社会比较缓慢的发展极不吻合。人民的福利没有得到可观的增长。而从另一方面看，这是一种寄希望于未来的政策：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投资都是以未来作抵押的——原本落后的后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不逢时”罢了。
并非许多人都认为市场经济并不生来与社会主义敌对。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计划经济远远优于市场经济，只不过我们尚未找到优秀的驭手。
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覆灭不是因为计划经济，而是由于它的不灵活的方式，它对适应新的发展阶段无能为力，对通过的国家预算缺乏公开性和民主监督。许多重大的国家决定，特别是涉及数十亿卢布的开支是由事实上不受监督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社会主义特别提高了精神因素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因时因地因对象地加以调整，反而造就了没精打采的“劳动人民”，这颇富讽刺意味。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列宁敏感地意识到正在滋长的官僚主义将把党的“一切归苏维埃政权”原则阉割掉了。这甚至被托洛斯基不幸言中：官僚主义培育着反对自己的革命。
在反思20世纪的社会主义史时，人们也习惯性地注意到东西方的文化传统问题。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Gramsi)曾作过有益的评论。他在1920年意大利社会党都灵会上的《为了社会党的革新》的报告中写道：“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公民社会处于初级氛围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存在着相互调整的关系，如果国家开始摇摆不定，公民社会的牢固结构就会立即起来公开反对。”
如今，到了社会主义处于低谷的20世纪末，仿佛是一个巧合：当各种媒体传播马克思主义死亡的流言过甚其词之时，人们对马克思的兴趣更加浓厚。最近，论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种研讨会一个接一个。1994年南越左派理论家和政治家在布达佩斯会晤。1995年5月“马克思主义和新秩序”讨论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同年10月，巴黎举行了完全人为确定的“马克思主义一百周年”的国际大会。这次讨论会题为“维持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换句话说，只要资本主义还维持下去，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也就保持了（注：〔俄〕卡加尔利茨基：《重温马克思主义》，载俄国《自由思想》杂志1996年第12期。）。在华沙，左派在议会和总统选举获胜后，关于社会主义思想问题的讨论重新活跃了起来。今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下还举行了一系列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会议。
或许说“社会主义的时兴”为时尚早，但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显然是虚弱的。这样说在当代是有代表性的，“不论我们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与否，我们都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念的影响”（雷蒙·阿隆〔R.Aron〕）。华盛顿大学戈尔德纳(A.GouIdner)教授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是了解震撼20世纪革命的无法替代的钥匙……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主要革命及由此产生的各个社会的遗传密码和胚胎起源”（注：〔俄〕可洛米泽夫：《20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经受实践的考验》，载俄国《对话》杂志1997年第1期。）。
马克思主义始终从科学和实践中挖掘自己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是研究人文科学的不可替代的工具。瑞典社会学家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20世纪的西方社会学的渗透是如此之深，以致很难在社会学中区分何者是马克思主义，何者不是。
至于说到“社会主义的终结”，这是与议论“历史的终结”同样毫无根据。社会主义有它的前途，因为对亿万人民，对一切民族（除了上流社会的精英）来说，它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就像过去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和启蒙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那样，它是今天的人道主义。
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尝试正在赢得更多的尊重。一些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学说也正焕发出自己的生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地球上天堂的承诺，她督促无限消费的企图以防止威胁人类的生态灾害，同时她坚持视和平与民主、机会平等、社会公正等为积极的文明价值。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障人类继续生存并达到新的境界。
小结
一百年来，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既随民族国家的形式发展而发展，又扯动推进民族国家的既定目标体系，从而促使世界历史以统一、分立然后再统一的辩证法演进。
关于市场与政府的学说与实践可谓恢弘跌宕，一是法术，一是守夜人；一是看不见的手，一是看得见的手。人类对这一组一正一反的组织模态加以复合，从而以某种共生同步跨入21世纪。
技术和信息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它除了创造出物质世界的繁华，还带动了社会结构、阶级结构的变迁，在加剧了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又在解构地球村落。
在全球化浪潮的无情冲击下，在三大矛盾运动的作用下，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面临极大的挑战，社会主义思想在20世纪的尝试或许是这个一千年中最伟大的人类实验。信息时代，人何处安居又如何安居，我们不能放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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