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诞生于抗战锋火中的《新四军军歌》，以昂扬振奋的旋律、威武雄壮的气势，表现了新四军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之子袁振威，近年来分别于安徽省档案馆、安徽省博物馆、南京图书馆发现多份关于《新四军军歌》创作的史料，在此基础上，经梳理，撰文复原了《新四军军歌》创作过程的基本史实。
《新四军军歌》在战斗的血火中诞生
★ 袁振威
The Birth of Song of the New Fourth Army in the Fire and Blood of Combat
当我还是个青年学生的时候，陈毅伯伯曾对我说：“你爸爸是著名的宣传鼓动家，很有才华，《新四军军歌》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创作的。”
1939年2月，周恩来到新四军军部视察。在一次会议上，他和新四军的领导同志一起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大家都非常兴奋。叶挺提出：“我们应该写一首军歌反映这个方针，让全军将士都知道我们的奋斗目标。”与会者异口同声表示赞成。项英当即表示：“叶军长的意见很好，一首高水平军歌的作用可大了，相当于为新四军编写了一本教科书，可大大提高我军的战斗力，这一点我有亲身的体验。中央苏区第一方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方面军总政治部向所属部队发出通知学唱《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当敌人发起第四次‘围剿’时，我们一方面军各部队无论在战前动员还是在行军途中都高唱《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坚定了必胜的信念，战斗力大大增强。所以创作军歌的工作很迫切，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前方忙于作战，我们军部又人才济济，就在军部征集歌词然后配曲。现在大家都很忙，我的意见还是各司其职，军歌的创作由国平来抓。国平作词是行家，我前面说的《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就是国平写的。他抓军歌的创作是最合适的。”接着，项英明确了军歌的创作要求：“第一，应宣传我军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第二，要明确我军的宗旨和目标。第三，军歌应该是进军的号角，能催人奋进勇往直前。只有这样，才是一首好的军歌。”袁国平表示：“创作军歌是政治部分内的事，作为政治部主任责无旁贷，但我对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了解不多，还请各位指导。”陈毅讲：“我正在写一首诗，待完成后可供你参考。”项英则说：“我给中央的三年游击战争的报告你也可以看看。”
袁国平按项英的要求，着手征集歌词，为此《抗敌报》还专门刊登了征稿启事。很快，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镜我、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及袁国平本人先后拿出了各自的初稿。朱镜我及时在政治部组织了讨论，一致认为其中一篇完全符合项英对军歌的要求，确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优化。陈毅回到江南以后于3月底完成了叙事诗《十年》的撰写。4月上旬袁国平收到了陈毅的诗稿及附信。信中说：“因在军部滞留的时间较长，积压许多军务急需处理，又要忙于传达周副主席和军部的指示，为军歌作词之事只能作罢。现将诗稿寄来以供参考。”袁国平收到稿子后，即责成朱镜我考虑是否可改成歌词。朱镜我和时任《抗敌报》副主编马宁先后着手修改，均感到此诗结构严密、逻辑性强，改动一字都困难。马宁还说，《十年》是叙事诗，与歌词不是一个文体，很难改成歌词。
农业机械化在现代农业的发展中是一个较为普遍的概念，这其与现代农业息息相关。“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须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的思考法律问题”[1]关于农业机械化的法定概念主要体现在2004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以下简称《农机法》）第二条。农业机械化的含义应当包含以下内容：农业机械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不断处于发展之中的动态概念，其核心是适用先进的农业机械装备逐步取代原有的较为原始的人力、畜力等生产工具的过程，其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条件和经济效益。这种发展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应当注重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马宁叔叔说，解放初期他在南京看望过我母亲。那次他和我母亲谈了许多当年新四军在皖南的往事，其中就有《新四军军歌》的创作过程。接着，他又绘声绘色地跟我讲述了关于军歌的一些佚事。他说：“你父亲接受主持创作《新四军军歌》的任务后，就叫我在《抗敌报》上刊登了征稿启事。来稿虽然很多，但内容都比较肤浅。有一天，朱镜我交给我一首诗稿，即《十年》，说袁主任让我们考虑一下，看能否改成歌词。我接过诗稿一读，就感到是一首好诗。它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道出了新四军的光辉历史，很有气势；但结构严密，逻辑性很强，很难改动。于是，几天后我找到朱镜我说，《十年》是叙事诗，写得好，有气势。然而它与歌词不是一个文体，用它修改歌词等于创作，我从来就没有写过歌词，这个任务我无法完成。朱镜我笑着说，我也是改了几天改不出来，就请你修改。”马宁叔叔最后对我说：“朱部长向袁主任汇报后，你父亲召开会议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政治部原选定的歌词已经反映了《十年》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在讨论中，决定吸收《十年》和其他来稿的长处后，就将此稿发军部和各支队征求意见，同时交何士德谱曲。”
他接着又说：“你爸爸竟能指导音乐家何士德谱曲。他真是有才，是新四军的三大才子之一。”我问：“还有谁？”他说：“还有李一氓。”在陈伯伯停顿的片刻，我迫不及待地追问：“那还有一个呢？”他哈哈一笑，回答说：“我嘛！”
征求意见稿返回军部后，在政治部讨论时，政治部秘书长黄诚觉得“镌刻”更为深刻些，因为自北伐以来，国民党中的将领常抹煞共产党在北伐中的作用和功绩，而“镌刻”寓意彰显了在北伐战争中，共产党人的功绩是彪炳史册的。而袁国平则认为革命战争总是要流血牺牲的，他觉得陈毅同志提出的修改意见将“镌刻”改为“血染”也是可取的。针对不同的意见，袁国平最终拍板采纳陈毅的意见，将“镌刻”二字改成“血染”。经何士德谱曲后，即决定在《抗敌》杂志上发表，袁国平认为《十年》甚佳，也一并发表。因为当时没有铅印歌谱的条件，在1939年5月15日《抗敌》杂志第3 号仅以“集体创作”署名发表了《新四军军歌》歌词（未定稿）。此后，一些歌词征集稿也陆续在《抗敌》杂志或《抗敌报》上刊登，军部在不断修改中优化着歌词内容。1939年6月15日，《抗敌》杂志第4 号上以“集体作词、何士德作曲”发表了《新四军军歌》。此时，其歌词已经与最后定稿相差无几，其明显不同之处是，第一句用的是“镌刻”而不是“血染”（这是因为还有人对用“血染”代替“镌刻”持不同意见）。直到同年10月12日，军部才以命令的形式将军歌歌词确定下来。
1965年2月的一天，陈毅伯伯和张茜阿姨把我接到他们中南海的家里，向我讲述了有关我父亲袁国平的一些往事。陈毅伯伯对我说：“你爸爸很有才华，红军时期就编写剧本，创作歌曲、诗词，在长征中他用原韵和了毛主席的长征诗。他常常骑在马上打腹稿，下马就是一篇好文章；在新四军他主持创作新四军军歌，还写了《别了，三年的皖南》的歌词，写了很多好文章，他是有名的宣传鼓动家，很会做政治工作。”接着他饶有兴趣地跟我讲了新四军军歌的创作过程。他说：“我看了军部寄来的征求意见稿后，感到非常满意，完全符合我的意思。”陈伯伯接着跟我讲：“我骑在马上拿着歌词，边走边哼。‘光荣北伐，武昌城下，镌刻着我们的姓名’……‘镌刻镌刻’……哼着哼着，我觉得‘血染’更好。”因此，陈毅伯伯在给军部的信中，建议将“光荣北伐，武昌城下，镌刻着我们的姓名”中的“镌刻”改成“血染”。他还风趣地对我说：“‘血染’这两个字可是我骑在马上哼出来的哦！”
陈毅收到军歌歌词征求意见稿以后，在给军部的信中，认为歌词很好，表示赞同并建议将“光荣北伐，武昌城下，镌刻着我们的姓名”中的“镌刻”改成“血染”。
军歌在首次付印前（即在1939年《抗敌》杂志第3 号刊登歌词），黄诚和朱镜我请袁国平过目，看还有无改动，袁国平仔细看了一遍，用笔将“袁国平作词”划去，改为“集体作词”。黄诚和朱镜我说：“歌词确实是你写的，词作者应该署你的名字。” 袁国平答道：“军歌是一个集体作品。叶军长提议创作军歌，两位军长对军歌提出了创作要求，是不是可以认为也参与了创作。军部所有参与军歌创作的同志都有功劳，同时我们还得考虑到所有提出意见和建议的同志所作的贡献，所以还是以集体作词署名为好。”朱、黄等同志心悦诚服地同意了，此事在云岭一度传为佳话。
近年来颅内动脉瘤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其具有致死率、发病率高等特点，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能改善颅内动脉瘤患者的预后[2]。目前临床对于该疾病的诊断方式较多，其中CTA检查具有特异性高、灵敏度高等特点，其成像迅速、无创，能显示人体动脉瘤和周围结构之间的关系，利于评估颅内动脉瘤患者的预后和治疗方案，改善患者的预后。
袁国平决定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除袁国平、朱镜我、马宁、朱克靖和政治部秘书长黄诚以外，还有副参谋长周子昆、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等。朱镜我主持会议并汇报了有关情况。会议一致认为政治部原选定的稿子完全符合军歌的要求，已经反映了《十年》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遂在此基础上吸收了《十年》及其他来稿的可取之处，做了进一步修改后，决定将其发军部和各支队征求意见，同时交何士德谱曲。
他说：“袁主任对工作要求很高，一丝不苟，重要的社论大都是他自己撰写。发现问题总是耐心指导修改，实在不满意，就自己动手，从不训人。”马宁还自豪地说：“你爸爸对我工作是很满意的，他一面给我压担子，一面鼓励我。1939年抗战两周年纪念时，恰逢《抗敌报》创办一周年。毛主席、朱总司令为《抗敌报》取得的成绩联名寄来祝贺信。你爸爸说：‘马宁办报出了大力气，把信交给他保存。’同志们都羡慕地说，这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胰腺癌起病隐匿、进展迅速，位列恶性肿瘤相关死亡原因的第4位，转移性胰腺癌患者中位生存期仅4～6个月。吉西他滨(gemcitabine，GEM)作为一线化疗药物，仅仅能延长1.5个月的中位生存时间，而以GEM为基础的联合化疗也未能明显改善胰腺癌患者预后，反而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因此优化胰腺癌的化疗方案迫在眉睫。二甲双胍(metformin, MET)是临床上治疗2型糖尿病的一线药物，其通过抑制肝糖异生、延缓胃肠道对葡萄糖的摄取以及增加外周对葡萄糖的利用降低血糖。近些年MET因其抗肿瘤作用越来越被重视。本研究观察MET联合GEM对裸鼠胰腺癌皮下移植瘤生长的影响，初步探讨其可能机制。
袁国平在自己构思歌词的同时，还和曲作者何士德商量如何搞好谱曲。他向何士德着重说明了歌词产生的背景，详细地讲述了皖南的战略环境、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强调歌词要突出东进抗敌和向敌后进军的思想，谱曲时要加强战斗气势。袁国平还强调：“歌词第一段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第二段‘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要重复两次。”他在听了曲谱的第一稿后，又建议何士德，《新四军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一往直前的进军气魄”。何士德按这个要求写好第二稿后，没有马上递交审查，而是先在文化队内部试唱，倾听队员的反映。大家认为，经过这么一改好多了，雄壮、高昂，节奏鲜明；不足之处是，新四军指战员大都是工农，学唱难度较大。于是，他再一次作了大修改。第三稿完成后，曲调雄壮有力,鼓舞人心,充满了艺术感染力和号召力。曲与词的结合也相当完美,使词的意境得以充分展现。结尾处,连续三个“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曲调有层次地、一次比一次高亢雄健,推出了全曲的高潮。
军部在《新四军军歌》的创作中非常重视听取广大指战员的意见。如在1939年7月1日《抗敌报》战士信箱栏目里，就全文刊登了战士李柏昌对军歌的意见。军部在回复中发出号召：“请大家齐来参加意见，改成易记易唱又雄壮英武的歌曲，愈快愈好，请大家来发挥创造力来共同完成这一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何士德是中国当代一流的音乐家、作曲家、指挥家，时任新四军政治部文化队队长。他从小爱好音乐，曾学习过广东民谣和西方音乐。青年时期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后，参加了党领导的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1937年8月，何士德当选为“上海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副主席兼总指挥，并担任上海歌咏界战时服务团团长，致力于以革命音乐唤起民众抗日。10月在南昌参加了新四军，第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2月，何士德到新四军军部工作。所以，何士德是为《新四军军歌》谱曲的最佳人选。
在班干部竞选成功后，班主任指导与训练班干部，采用班干部轮流值周的办法，采用中医疗法“望、闻、问、切”带动班级其他同学的行规表现与学习态度，调动全班同学的学习积极性，增强班级学习氛围；同时班主任时刻关心班干部的工作、学习、生活，一次次鞭策他们在工作中自律自强，成为班级建设的功臣，同时发挥班干部团结协作的“大雁精神”，班干部虽各自有分工，但是分工不分家，劲往一处使，全心全意为班级做实事，更好地服务于班级建设与管理。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岳父惠浴宇家中遇到马宁前辈。他听说我是袁国平的儿子，非常高兴，便邀我到住处江苏省委招待所交谈，动情地讲述了我父亲对他的器重与关心。
石璐璐等[16]研究了Cu对Cr22双相不锈钢显微组织的影响,并采用0.25作为等效Ni当量系数,所以可计算Ni当量:
《新四军军歌》自诞生之日起，就以“集体作词、何士德作曲”，发表在《抗敌报》和《抗敌》杂志上。其后数十年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多以如此署名转载在诸多刊物上。
1939年7月1日中午，在云岭附近的新村文化队礼堂，何士德指挥军部文化队的歌咏队试唱了军歌。当最后一个音符结束后，项英当即称赞道：“你们唱得好，唱出了新四军的光荣传统，唱出了新四军的英雄形象。”然后，袁国平当即代表军部郑重宣布：“通过！”并将军歌定名为“新四军军歌”。正当大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突然，日寇12 架飞机窜到了云岭、中村一带的上空，狂轰滥炸，当地老百姓和部队都有伤亡。在项英、袁国平等指挥下，文化队的同志立刻分散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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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解除后，军首长来到了学员队前。项英和袁国平发表了义愤填膺的讲话。项英愤怒地说，日寇今天的轰炸对中国人民又欠下一笔血债，我们要用各种战斗来回击敌人，大家要到部队去教唱军歌，用革命的歌声激励士气，打击敌人。然后，他宣布当晚庆祝“七一”的晚会暂停，要求大家到云岭去救灾。
袁国平在讲话中说，《新四军军歌》在战斗的血火中诞生了，大家要学好教好《新四军军歌》，用歌声鼓舞指战员，向敌人讨还血债。弹痕累累，硝烟未散，项英、袁国平的讲话激发了大家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怒火和刻骨仇恨，再次高歌《新四军军歌》。这首军歌名副其实是在抗战的炮火与硝烟中诞生的。
军部首长对《新四军军歌》的诵唱非常重视，在新四军成立两周年的时候，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联名签署命令，正式公布了《新四军军歌》，并作出了以军歌为教材对全军指战员进行党史、军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指示；同时，还对诵唱军歌提出了具体要求。命令登载于1939年10月11日的《抗敌报》第3 版（见图）。
军歌是宣言书，她将我军的宗旨和目标通告全军、昭示于天下；军歌是前进的号角、是力量的源泉，她催人奋进，永往直前；军歌是最好的教科书，她展示了我们军队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指引人们为“社会幸福，为民族生存”坚持斗争。军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她由战争中的血与火锤炼而成。这气势磅礴的雄伟战歌产生于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时代，产生于一群信念坚定、才华横溢的抗日精英；他们人已离去，歌声却始终响彻在祖国大地，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代代相传！
谨以此文纪念《新四军军歌》诞生80 周年。
［作者简介］ 袁振威，原海军指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常务理事。
［责任编辑：刘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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