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格心理学思想〔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心理学论文,人格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本文对我国古代人格心理学思想给以综论。涉及的方面有：人格形成思想、人格分类思想、人格鉴定思想。希望增益于人生实践和现代心理科学之发展。
关键词 人格形成，人格分类，人格鉴定
人格心理学（Personality Psychology），亦称个性心理学，是以研究人的能力、气质和性格为主要内容的一门心理学基本分支学科。在这方面，中国古代亦有着丰富的思想。综合古代的人格心理学思想，主要有三大方面：即人格形成思想、人格分类思想、人格鉴定思想。兹分析如下。
1 人格形成思想
中国古代关于人格形成的思想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即染积说、差异说、阶段说。
1.1 染积说
这一观点的意思是说，人格是在各种因素的“熏渍陶染”、“潜移默化”的作用下逐渐积累而形成的。“染”和“积”最初是两个概念。最早提出“染”的概念的是墨子。他说：“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1]这里的“染”即指由外向内渗透。后来， 荀子又提出一个与之内涵一样的概念“渐”，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
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所渐者然也。”[2] 这里的“渐”也是由外向内靠近、渗透之意，与“染”同。故此，东汉的王充将两个概念合用，称“渐染”。王充说：“十五之子其犹丝也，其有所渐化为善恶，犹兰丹之染练丝，使之为青赤也。……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善渐于恶，恶化于善，成为性行。”[3]古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是指“渐染”的作用。
但是外界因素的“渐染”作用，只是人格形成过程的一个方面的作用。“渐染”要发挥好的效果，还离不开被“渐染”者的能动作用。正所谓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里，内因的能动作用体现为“接受和积累”。对此，荀子用一个概念“积”来表述。其意是说，人只有不断接受，长期积累外界信息，才能逐渐形成自己的人格。荀子说：“真积力久则入”“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2] 又说：“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2]正因为如此，所以， 我们把古代思想家关于人格形成的过程称作“染积”说。
究竟哪些外在因素对人格的形成发生“渐染”作用呢？对此，古人亦有清晰的认识。古人认为，家庭、师友、邻里、社区、民族、教育（教学）、圣人之言等都对人格的形成发挥“渐染”作用。所以古人特别重视“慎交友”、“慎居处”、“慎择师”等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人格受到积极因素的“渐染”作用。
1.2 阶段说
古人不仅认识到人格的循序渐进、不断积累的形成过程，而且还认识到人格的形成过程具有阶段性。也就是说，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便发生质的飞跃。孔子就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4]《淮南子》也写道：“凡人之性，少则猖狂，壮则是强暴， 老则好利。一人之身既数变矣。”[5]这一点， 与西方现代心理学的人格发展理论有其一致性。
1.3 差异说
孔子所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荀子所言“生而同声，长而异俗”等，都道出了人格发展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性质的差异。不仅如此，古代思想家还认识到由于发展速度的快慢而造成的早晚差异。如三国魏时的刘劭就说：“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有少无智而终无所成者，有少有令材遂为隽器者。……早智者浅惠而见速，晚成者奇识而舒迟，终暗者并困于不足，遂务者周达而有余。”[6]毫无疑问，刘劭的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
总的来看，古代思想家关于人格形成过程的“染积说”、“阶段说”、“差异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格形成的规律。
2 人格分类思想
古代思想家为了增进对人的认识，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人格进行分类。如孔子、荀子、刘劭等人以及《黄帝内经》等著作，都在这方面有深入研究。兹分述如下。
2.1 孔子的人格类型说
孔子从德行、智能和气禀三个方面对人格进行分类，提出自己的人格类型说。
首先，孔子从德行方面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这一划分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全部历史，直至今日，仍深入人心。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的界说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士；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岔思难，见得思义。”（以上引文见[4] ）此后，《荀子》《淮南子》等著作对孔子的界说作了进一步的发扬。
其次，孔子从人的气禀方面将人分为狂、狷和中行三种。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4] “狂”即敢说敢为，积极进取；“狷”即遇事拘谨，不敢作为；“中行”则是言行合乎中庸。
再次，孔子从智能的角度将人划分为上智、下愚和中人。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4]“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 不可以语上也。”[4]
2.2 荀子的人格类型说
荀子除了继承孔子的君子、小人观之外，又提出了新的人格类型说。
首先，他根据“勇”的程度，把人分为上勇之人、中勇之人和下勇之人，荀子说：“天下有中（正道之意），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共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礼恭而意俭，大齐信焉，而轻货财；贤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废之：是中勇也。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2] 这里的上勇是大智大勇，中勇次之，下勇是匹夫之勇，逞一时之快。
其次，荀子根据“勇”的性质，将人分为狗彘之勇者，贾盗之勇者，小人之勇者，士君子之勇者。荀子说：“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唯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例，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2]这一划分，实质上是在小人之勇与君子之勇的基础上， 将小人之勇分化为三种，并与士君子之勇相对。
再次，荀子根据德行，将人分为通士、公士、直士、悫（què，诚实之意）士、小人五种。荀子说：“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身之所长，上虽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虽不知，不以取赏；长短不饰，以情自竭：若是则可谓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2]这实质上是在君子与小人的划分基础上， 将君子分成四种，并与小人相对。这样进一步分化而具体，更增进了此依据的准确性。
2.3 《黄帝内经》的人格类型说
《黄帝内经》对人的划分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从秉持阴阳之气的多少，把人分为太阴之人，少阴之人，阴阳和平之人，少阳之人，太阳之人。二是从五行的角度，将人分为金形之人，木形之人，水形之人，火形之人，土形之人。前者侧重于心理，后者侧重于生理。两类相互搭配，又形成二十五种复合型之人。就阴阳五种人格的本性、德行而言，《黄帝内经·灵枢》写道：“太阴之人，贪而不仁，下齐湛湛，好内而恶出，心和而不发，不务于时，动而后之，此太阴之人也。少阴之人，小贪而贼心，见人有亡，常若有得，好伤好害；见人有容，乃反愠怒，心疾而无恩，此少阴之人也。太阳之人，居处于于（得意自足的样子），好言大事，无能而虚说，志发于四野，举措不顾是非，为事如常自用，事虽败而常无悔，此太阳之人也。少阳之人，是谛（shī dī，做事精细审慎）好自贵，有小小官则高自宜，好为外交而不内附，此少阳之人也。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谭而不治，是谓至治。”[7] 此外，《黄帝内经》还从情态、年龄、体型、勇怯等方面揭示人格的特征，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4 刘劭的人格类型说
刘劭，三国时魏国人。所著《人物志》是一部享誉世界的心理学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他对人的材能、性格、智勇以及鉴定方法等作了系统的研究。
首先，刘劭从材能的角度对人进行分类。从总体上说，他把人分为兼德、兼材和偏材。在此基础上，提出十二材，即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藏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之材，并对各材的特点和宜任官职作了界说。
其次，刘劭根据阴阳五行生成说，类推出人的五种性格：即木—弘毅、金—勇敢、火—处理、土—贞固、水—通微。然后在此基础上把人的性格分为十二种类型，并对每一种性格的总体特征及其优缺点予以精僻界说。根据原文内容，兹列表如下（参见《体别第二》）。
方差来源性格总的特征性格的优缺点
强毅之人 狠刚不和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许
柔顺之人 缓心宽断柔顺安恕，每在宽容，失在少决
雄悍之人 气奋勇决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
惧慎之人 畏患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
凌楷之人 秉意劲特强楷坚劲，用在桢干，失在专固
辨博之人 论理赡给论辨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
弘普之人 意爱周洽普博周给，弘在覆裕，失在溷浊
狷介之人 砭清激浊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扃
休动之人 志慕超越休动磊落，业在攀跻，失在疏越
沉静之人 道思回复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缓
朴露之人 申疑实
朴露劲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
韬谲之人 原度取容多智韬情，权在谲略，失在依违
再次，刘劭还从智勇关系，将人分为英才型、雄才型和英雄兼备型。《人物志》写道：“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待雄之胆行之。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待英之智成之。然后乃能各济其所长也。”“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zhǎng）世。高祖、项羽是也。……徒英而不雄，则雄材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则智者不归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6] 刘劭的这一界说是从人的心理素质出发的。早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则从人的外表出发，认为文胜质则弱，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如果将此二说联系起来理解，则更有益于正确地对人作出判断。
此外，刘向、诸葛亮、唐太宗、司马光等亦对人格的类型有所论述。
3 人格鉴定思想
在古人看来，知人是最难的一件事。如庄子就说：“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8]诸葛亮也说：“夫知人之性最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尽忠者。”[9]所以，古代思想家在如何鉴定人格的问题上多有探讨。如孔子、 庄子、鬼谷子、荀子、韩非子、吕不韦、王充、刘劭、诸葛亮、魏征、李翱等分别提出各自的人格鉴定方法，又称知人法。兹列举如下。
（1）孔子的“听观法”。孔子不仅从多角度提出知人的依据， 而且还提出自己的知人方法。他认为，知人不能只是“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即“观其所由，察其所举，视其所安”。[4] 只有将“听言”与“观行”结合起来，长期考察，才能知人。
（2）庄子的“九征”法。庄子认为“人者貌厚情深”， 所以知人甚难。但并非不可知，于是他提出知人“九征”法。他说：“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8] 此说对后世影响甚大。
（3）鬼谷子的“揣情术”。 鬼谷子发明了一种知人心理的“揣情术”。对此，他解释道：“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情欲必失其变。”[10]这里的“欲”是指欲望、爱好；“恶”指厌恶。就是说，通过观察人在极高兴或极惧怕时的好恶表现，可以了解人的内心真情。故名“揣情”。
（4）荀子的试观知人法。荀子说：“故校之以礼， 而观其能敬也；与之举错迁移，而观其能应变也；与之安燕，而观其能无流慆也；接之以声色，权利，忿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彼诚有之者与诚无之者若白黑然，可诎邪哉！”[2]
（5）韩非子的知人术。韩非子提出御臣七术， 其中“三术”是讲知人的方法。韩非子说：“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11]其中的“众端参观”就是要从各个方面考察臣子的言行；“挟知而问”就是明知故问；“倒言反事”就是正话反说，正事反做。后两项是用来考察臣子是否忠诚、可信。
（6）《吕氏春秋》的“八观六验”法。 《吕氏春秋》写道：“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指邪念），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指卓异才能），哀之以验其仁，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12]此说是对庄子“九征”法的发展。
（7）王充的“以言观心”法。王充， 东汉杰出的“异端”思想家。他在《论衡》中提出“以言观心”法，他说：“何以观心？必以言。有善心，则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则有善行矣。言行无非，治家亲戚有伦，治国则尊卑有序。无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恶同伦，政治错乱，法度失平。故心善，无不善也；心不善，不能善。心善则能辨然否。然否之义定，心善之效明，虽贫贱困穷，功不成而效不立，犹为贤矣。故治不谋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责效，期所为者正。正是审明，则言不须繁，事不须多，故曰：‘言不务多，务审所谓。行不务远，务审所由’。”[3]
（8）刘劭的“八观”“五视”知人法。何谓八观？ 刘劭在《人物志》中写道：“八观者，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寒。六曰观其情机，以辨恕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6]何谓“五视”？ 刘劭在《人物志》又写道：“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然后乃能知贤否。”[6]
（9）诸葛亮“知人七法”。诸葛亮一方面强调知人之难， 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辨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实，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约定之意）之以事而观其信”。[9]不难看出， 诸葛亮的“知人七法”是对庄子、吕不韦、刘劭等人知人之法的发展。
（10）魏征的“六观”法。魏征，唐太宗时代杰出的谏臣，博学多智。他在贞观十四年上太宗疏中提出知人“六观”法。他说：“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受，贱则观其所不为。”[13]
（11）李翱（aó）的“相人之术”。李翱， 唐代文学家和唯心主义思想家。著有《李文公集》。他认为，“相人之术有三：迫之以利而审其邪正；设之以事而察其厚薄（指是否公平）；问之以谋而观其智与不才，贤不肖分矣。”[14]
此外，《大戴礼记》载有“六征”法。
如果以现代心理学观点审视古代人格鉴定方法，则主要有谈话法、调查法、观察法、情境法。除此而外，还有一种方法是活动产品分析法，此法主要是通过分析诗文或书画作品来鉴定人格的方法。这是古代思想家在“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画如其人”、“言为心声，字为心画”等命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知人方法。关于文学作品与作者人格的相关性，古代思想家早有清晰的认识。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诗言志”之说。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则说得更为清楚：“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性情。”[15]关于书法风格与人格的相关性，古代思想家也有精辟之见。唐代的孙过庭在其《书谱》中就说：“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资。质直者则径廷不遒，刚俍者又掘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染于俗吏。[16]与孙氏相类似，明代的项穆在《书法雅言》中也说：“夫人之性情，刚柔殊禀；手之运用，乖合互形。谨守者，拘敛杂怀；纵逸者，度越典则；速劲者，惊急无蕴；迟重者，怯郁不飞；简峻者，挺掘鲜遒；严密者，紧实寡逸；温润者，妍媚少节；标险者，雕绘太苛；雄伟者，固愧容夷；婉畅者，又渐端厚；庄质者，盖嫌鲁朴；流丽者，复过浮华；驶动者，似欠精深；纤茂者，尚多散缓；爽健者，涉滋剽勇；稳熟者，缺彼新奇。此皆因夫性之所偏，而成其资之所近也。”[17]与此二人有所不同的是清代的刘熙载，他在《艺概》中说：“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17]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古人通过诗、文、书、画鉴定书写者的人格，是一种十分便捷而有效的方法。
综观古代思想家的人格心理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先秦、汉魏六朝和唐代。唐代以后，少有惊人之说。这也说明，中国古代社会走过鼎盛时期以后，其思想领域也在承袭旧说中走向衰微。比较来看，我国古代的人格形成、分类、鉴定思想多有独到之处。有些问题，西文现代心理学家还在研究之中，而中国古代思想家却以整体思维的方法早已跨入了真理的大门。如鉴定人格的情境法、诗文书画分析法等。所以，总结并继承我国古代这一份优秀的思想遗产，很有必要。
〔1〕本文修改稿于1997年1月13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