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1)05—0090—08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对于这场运动给予深切的同情和极大的支持。孙中山虽然未曾直接领导这次运动，但本文拟选取孙中山与这次运动的密切关系这一视角，对孙中山支持这一运动的原因、在运动中的具体表现以及这次运动对孙中山的影响等方面的阐析，进一步领悟孙中山宝贵的精神遗产，以资吸取教益和启迪。
一
新文化运动是指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形成的文化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主流汇合，形成一股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巨流。孙中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积极支持的。为什么孙中山对这一运动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呢？这并非是他仅仅一时的激愤而诱发，而是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主要是：
其一，民族忧患意识的驱动。早在孙中山诞生前26年爆发的雅片战争，及其随后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就促使中国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广东首当其冲。孙中山诞生后，帝国主义列强更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强迫或诱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多个不平等条约。同时发生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等侵略战争。这些战争不是以清政府战败、割地赔款而告终，就是使中国的权益遭到极大危害。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对孙中山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孙中山正在鸦片战争被割让的香港读书，心感身受英国的殖民统治，看到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激发其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使他奋起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并由此促使他奋起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注：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3月第1版。（《孙中山全集》之编者和出版机构，以下从略。）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更表示：“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已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74页。）
正因为孙中山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所以，当新文化运动兴起，特别是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情怀就很紧密地和爱国青年学生、广大民众融合在一起了。
其二，亲身感受到近代中国的革命思潮。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国际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1914年至1918年，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世界进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爆发了俄国革命，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此前后，世界各国掀起了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各种社会思潮也随之而起，诸如：唯心论、唯物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等。对于这种社会的变革和思潮的并起，孙中山是非常关注和有所感悟的。如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则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表明“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注：《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00页。）
在国内，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出现了一批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在广东，涌现出容闳、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人物。他们主张改革，提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仿效西方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用以改造中国。继之而起的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维新思潮波及全国。随即，西方各种新思潮诸如唯物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也逐步传播开来。
上述这些事件和思潮，都对孙中山的思想发展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素材。因此，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深深认识到，任何一种革新举措和革命行动都必须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故革命之义，实为世界之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24页。）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其思想基础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所以，当这一运动兴起后，孙中山则毫无疑虑地置身于这一股洪流。
其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取向。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华文化的发展，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历史的延续性。在世界浩瀚璀璨的古老文化中，有的早已灭绝，有的遭到破坏或摧残，有的出现断裂而顿失光辉。唯有中华文化虽然几经跌宕，但始终从未中断，且代有奇峰，蔚为大观。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建筑在小生产的自然经济和血缘宗法社会的基础上，既是博大精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又有陈旧、消极、保守的一面。孙中山对其利弊，是深切了解和很有心得的，并在著作中作过专门论述。
以利而言，孙中山指出：“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未与欧美通市以前，中国在亚洲之地位，向无有与之匹敌者。即间被外族入寇，如元清两代僭主中国，然亦不能不奉中国之礼法。而其他四邻之国，或入贡称藩，或来朝亲差，莫不羡慕中国之文化，而以中国为上邦也。”（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4页。）孙中山还对中国文化（文字）给予高度评价，说：中国“虽以积弱，屡遭异族吞灭，而侵入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华民族，反为中国所同化，则文字之功为伟矣。虽今日新学之士，间有倡废中国文字之议，而以作者观之，则中国文字决不当废也。（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0页。）在这里，孙中山从“文字”的视角阐述了中华文化的历史功绩。但是，他对中华文化的消极方面也有切身体会。
以弊而言，孙中山说，中国数千年来，“以文为尚”，从上到下，“无不羡仰文艺”。“其弊也，乃至以能文为万能。多数才俊之士，废弃百艺，惟文是务。此国势所以弱，而民事所以不进也。”（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79页。）他还把文化和政治加以综合考察，指出“中国历史，是从自由而入于专制”（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91页。）。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弊端。
但是，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既不是采取全盘肯定、继承，又不是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主张进行选择取舍、改造提高，锤炼创新。毫无疑问，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取向，与新文化运动的大方向是基本一致的。基于上述思想，他就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认真总结了革命经验教训，提出了知难行易学说，想以此破除国民“心理之大敌”，指点“国人之思想于迷津”。（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9页。）这说明新文化运动和俄国革命对他是有所刺激的，促使他对如何改变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现状作出认真的思考，希冀找到新的出路。
其四，受到西方文明和民主思潮的感染。孙中山青少年时代在香港、火奴鲁鲁（檀香山）读书，随后前往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深入考察，从事革命活动。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的研究，与中国加以比较，深感到中国社会确有许多积弊，西方社会实有不少可取之处。他说：“美国独立之后，旋而有法国之大革命旋而有欧洲之大革命。此皆人类之智识日开，觉悟渐发，而乃知人者皆同类也；既为同类，则人人皆当得平等、自由也。”（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9页。）由此反映出孙中山对西方社会自由、民主、平等的向往、醒悟和接受。孙中山在旅欧期间，还研究了社会主义。
孙中山在旅欧美期间，不仅研究了社会主义，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思想，而且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他说：“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00页。）
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孙中山反对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囿于中国的古代文明，提倡学习外国的进步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他也反对崇洋媚外，照抄照搬，存心依赖，主张对外国的东西应取其所长，为我所用。显然，孙中山对待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正确的，他所接受西方的进步思想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革新的精神也是吻合的。正因为如此，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则给予同情和支持。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继续。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之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是在更完整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孙中山站在新的历史时代对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表示赞同和支持，充分显示了一个民主革命先行者应有的本色。孙中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发表文电，奋起声援；接见群众，表示支持；利用报刊，宣泄民意。
第一，发表文电，奋起声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段祺瑞政府准备参加协约国投入战争之际，孙中山表示强烈的反对，担心此举祸国殃民，后患无穷。为此，他专写了《中国存亡问题》的长篇论著加以阐述，孙中山全面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主张中国保持中立。但是，段祺瑞政府却不顾孙中山等有识之士的反对，于1917年8月宣布正式对德宣战。结果，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却在巴黎和会上得不到应有的地位和合法的权益，由此引发了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虽然适逢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避居上海，但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十分关注。据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许德珩回忆：当5月4日北京学生被捕后，“孙中山先生是支持这个运动的；他曾经打过电报给当时的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要他从速释放被捕学生。由于孙中山先生和社会上其他人士的支持以及人民群众自己的团结努力，被捕学生才能够很快的出狱。”（注：许德珩：《孙中山先生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五四运动回忆录》，第6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第1版。）
5月8日，孙中山接到陈汉明来信说：“南京华侨学生代表大会决议，电请各方争回青岛，维护国权，请予赞助。”孙中山立即批示：“此间有一分之力当尽一分之力也。”（注：《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3页。参阅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1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8月第1版。（以下引证此书，主编和出版机构从略）5月12日，又复函陈汉明，谓：“此次外交急迫，北政府媚外丧权，甘心卖国，凡我国民，同深愤慨。幸北京各学校诸君奋起于先，沪上复得诸君共为后盾，大声疾呼，足挽垂死之人心而使之觉醒。”并表示竭尽所能，誓为爱国学生之后盾。（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4页。）
上述批示和复函，是目前所看到的孙中山最早对五四爱国运动表态的文献。从中可以看出：一，孙中山本人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之坚决；二，他还一再指示国民党人投入这个爱国运动；三，他对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市民的爱国行动给予高度的赞赏。
随着五四运动在全国的扩展，广东的爱国群众运动也不断深入。7月15日，广州各界群众数千人在东园广场召开国民大会，遭到军警的阻扰和捣乱，机器工人总会会长等人被逮捕。16日，当广州的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时又遭到大批军警的镇压，学生周其鉴等300多人被逮捕。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对桂系军阀的丑恶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他曾致电广东军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人、学生，指出：“闻警厅因国民大会拘捕工学界代表，将加以殊刑。方今文明各国，不闻有压抑民意之政府，我粤为护法政府所在之地，岂宜有此等举动？……请即予省释。盖民气以愈激而愈烈，若专恃威力，横事摧残，不惟为粤人之所公愤，亦即全国之所不容也。”（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84页。）经过孙中山再三驰电交涉和抗议，在广大民众的压力下，被捕学生和工人终获释放。
1920年1月29日，孙中山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再次讴歌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09～210页。）孙中山的这一论断，精辟地阐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缘起、运动声势、社会影响和深远意义。这不仅是孙中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而且也是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集中、最客观的评价。
第二，接见群众，表示支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孙中山还亲自接见学生代表和有关人士，前往有关群众团体发表演说，给予支持。这里仅择几例，则可窥其全貌。
据当年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学生自治会会长和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总干事朱仲华回忆：1919年5月19日上海学联决定于22日全上海统一罢课，提出“外保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但遭到外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等学校负责人的破坏。圣约翰大学校长竟然开除学生24人。对此，复旦学生、上海学联会长何葆仁和朱仲华等人要求复旦校长准其这24名学生转入复旦，粉碎了帝国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这件事，以后我们到香山路晋谒孙中山先生时，曾深得他老人家赞誉，他说，‘你们能攻破这个顽固堡垒，这就是你们学生反对帝国主义的第一个胜利！’”（注：朱仲华：《从“五四”到“六三”期间的“三罢”运动》，见（北京）《团结报》1983年5月28日。）
6月中旬，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后，孙中山极为关心事态的发展。9月上旬，孙中山在上海接见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时，首先谈起陈独秀、胡适被捕事（按：胡适实没被捕，是误传），说：“独秀我没有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来杀死；……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做着吧！”许世英听了这番话后连声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注：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第2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不久，陈独秀便获释。这完全是孙中山和全国各界对北京段祺瑞政府施加压力的结果。
10月18日，孙中山应邀前往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表以《救国之急务》为题的演说。他说：“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40页。）1920年1月间，北大学生张国焘、许德珩、康白情和天津学生女代表刘清扬前往上海莫利爱路拜会孙中山。孙中山向他们说：“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上），第71～72页。）
综上所列举，不难看出，孙中山从理论到行动上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予大力支持，并充分肯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对爱国青年学生寄予期望，希望他们继续坚持和发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扩大联合阵线，加强团结，早日成为国家之栋梁。
第三，利用报刊，宣泄民意。早在新文化运动伊始，孙中山就利用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创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作为舆论阵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开辟“救国之声”专栏，鼓动民众奋起救国。
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一接到北京的电报，即向孙中山报告北京的消息。孙中山说：“《民国日报》要大力宣传报道北京学生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立即组织发动上海学生起来响应，首先是复旦大学。”（注：《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172页。）不久，上海迅即掀起反帝爱国运动。5月中旬《民国日报》增设了“大家讨贼救国”副刊，发表救国言论。6月，开辟了“觉悟”副刊，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为了支持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孙中山“当此新文化倡导正盛之时”，派戴季陶、沈玄庐等创办的《星期评论》（《民国日报》附刊）于6月8日在上海出版；8月1日，指派胡汉民、朱执信等创办的《建设》杂志也在上海出版。这两个刊物，被孙中山称为“发扬新文化之波浪，灌输新思想之萌薜，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的“两大出版物”。（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10页。）这两个刊物一经出世，则站在时代的前列，大造革命舆论，深受社会欢迎。
以上所述，足以说明孙中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潮流中，绝不是置身度外，而是参与其中，从思想到行动上都对这场运动给予深切的同情和切实的支援，对这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了正确的评价，不愧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不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
三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孙中山经过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长达8年的历史波折，适遇这场伟大的历史变动，是毫无疑问地受到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在于：
（一）打破了他对日本等帝国主义的幻想。日本与中国有着近两千年的友好交往的历史。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逐步走上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然而，孙中山虽然看到了中国被瓜分的危险，而对日本的向外侵略扩张的本质并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企望日本能够帮助中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在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函中称：“窃谓今日日本，宣助支那革新，以救东亚危局”。（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4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后，孙中山看出了日本的伪善面目。1919年6月，他在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时说：“日本对德宣战，于攻克青岛之时，则对列强宣言以青岛还我。乃于我参加欧战之日，则反与列强缔结密约，要以承继德国在山东之权利。夫中国之参战也，日本亦为劝诱者之一也，是显然故欲以中国服劳，而日本坐享其利也。”“中国人此回所以痛恨日本深入骨髓者，即在此等之行为也。”（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72～73页。）1920年1月6日孙中山在与《益世报》记者谈话时更明确指出：“日本竟强行占据胶、青，无异强盗行为！”（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06页。）8月5日，孙中山在上海欢迎美国议员团时进一步指出：日本的军阀是妄图利用中国的军阀来征服和统治中国，“二十一条款和军事协约，是日本制的最强韧的铁锁链，来绑中国手脚的。实行二十一条款之统一的中国，就是日本把中国整个征服了。”孙中山表示：“我们革命党，一定打到一个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条款废除了，才歇手。”（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99～300页。）
上述表明，孙中山已经完全看清了日本对外扩张的侵略野心，并妄图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本质。如果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孙中山对日本还抱有幻想的话，那么，在五四运动后，孙中山的幻想已被日本不可饶恕的罪恶行径彻底粉碎了。
（二）进一步看到了民众的力量，矢志唤起农工，奋起救国。客观地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孙中山并不是完全没有看到民众力量的。如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他就说“吾国此次革命，非系一党之功，乃全国人之功。”（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6页。）不过，在相当一个时期，孙中山的眼光还是侧重于会党、军人、知识界、上层人士等这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一般民众尤其是工人、农民大众，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不久，孙中山就说：“近以根本救国，端在唤醒国民，故以学说破其迷惑，俾共生觉悟，则改革自易为力。”（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16页。）6月5日起，上海的工人开始举行大罢工，五四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对此，孙中山是以欣喜的心情对待，并表示赞许。据有论者考证，对于上海工人罢工乃至“三罢”运动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起着重要的作用。（注：参阅刘永明：《“五四”运动与国民党人》，《团结报》1989年5月2日。）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孙中山已十分注重工农的力量，并切望早日唤醒他们奋起救国。1922年4月4日，孙中山在与桂林《学生联合会三日刊》记者的谈话中充分表露了这一点。他说：“我们联络团体，又从那一些人起首呢？这先要从一般无业的、做工的、种田的起首。这一些人都是极可怜的人，而又是极有力量的人，以我们有知识的人，总可以把他们说得动，联络起来。这三种人，拿到了手，还有商人、士大夫，俱不足畏了。”（注：《孙中山集外集》第262页。）随着革命的向前推进，促使孙中山的思想不断向前发展。至1924年1月，由他提交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1页。）正因为孙中山充分认识到工农群众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所以他确立了“扶助农工”的政策。这反映出他的思想已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三）促使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向往，确立联俄政策，欢迎共产党与之合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1917年11月诞生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实践。于是，传播俄国革命的经验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引起孙中山高度的重视。俄国革命胜利刚刚一个月，孙中山即于12月9日签发“任命状”，派遣调查专员前往俄国了解十月革命的情况。（注：见“任命状”影印件，《团结报》1985年3月30日。）1918年春，孙中山“曾以中国南方议会的名义给工农政府（按：指俄国苏维埃政府）寄来贺信”，对俄国革命的胜利表示祝贺。（注：参阅《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7月间，孙中山在致俄国苏维埃政府的贺信中指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抱有同样的目的，即解放工人并在承认俄中两国伟大的无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永久和平。”（注：参阅《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1920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广东省署宴会的演说中，也表示出对俄国革命的景仰，希望中国起而仿效。随后，孙中山在致俄国外交部的信和其他文电、函件中，都对俄国表示出友好和向往之情。
诚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孙中山的影响，并不是说是他确立联俄政策的唯一原因，这里面还有俄国的因素。由于俄国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了帝俄在中国的权益，加上俄国也主动同孙中山联系，如此等等，这也促使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
由于确立联俄政策这个前提，所以孙中山对中国共产党也产生好感。特别是1922年6月陈炯明炮打总统府以后，孙中山多次同共产党人接触，并同李大钊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旋即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欢迎共产党与之合作。（注：参见《李大钊狱中自述》，原件藏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四）加速其革命思想的转变，使其革命思想增添新的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他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10页。）孙中山不仅如此教诲国民党人，而且也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实践自己的诺言。
孙中山思想的转变，突出表现在：一是对中国的社情国脉有进一步认识。他深感到辛亥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中国政治非常腐败”，甚至比清朝政府尤甚。（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24页。）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62页。）二是认识到革命任务的艰苦性和“改造中国”的长期性。认为：“无论何时，革命军起了，革命党总万不可消”。（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62～263页。）这是因为“革命之事业，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尚有待于后起者之继成大业也。”（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32页。）三是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群众是革命势力的基础。认为：“合农、工、商等之各种组织，而始成一大社会”；“今之革命”，则为人民革命。”（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页、第11页。）民众不了解革命的道理，不拥护革命，革命还不成功”。（注：《孙中山集外集》第248页。）四是必须起而仿效俄国革命。他说：“俄国社会革命成功，已成为农工兵国”，“中国宜以俄为鉴”。（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61页。）五是初步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问题。他说：“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二者相辅，不可分离”；“全无物质亦不能表现精神，但专恃物质，则不可也。”（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2～13页。）仅此择列，则可说明孙中山的思想确实开始了重大转变。
由于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也促使他的革命思想与时俱进，增添了新的内容。诸如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就明显地增添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容。并且，随着他的思想不断发展，“孙氏晚年之主张绝对反抗英美帝国主义。”（注：《孙中山评论集》第一编，第5页，上海三民公司印行，1926年10月3版。）他的民权主义思想，也把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封建军阀与反对帝国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他的民生主义思想，也吸纳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如他崇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明证。他还断言：“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45页。）
综上所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孙中山确曾产生重要影响。当然，影响孙中山思想转变和发展的并非仅仅一个因素，而是多方面因素形成的，诸如俄国革命、炮打总统府事件等。但在孙中山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五四时期是他思想转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他思想发展新阶段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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