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的粮食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应采取论文,对策论文,粮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和供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我国粮食生产和供给的前景却不容盲目乐观。随着人口总量的增长，粮食需求将不断增加，然而粮食生产资源却在减少，因而粮食的总量平衡、地区平衡、品种平衡和年度丰歉平衡的难度增加。虽然在工业化过程中粮食供求不平衡有两种表现形式，但在工业化初、中期，则要重点防止供不应求出现粮荒。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央作出各省区粮食自求平衡的决定，这是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关键性决策。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粮食自给、自求平衡应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本文仅就中国所面临的粮食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作一论述。
一、粮食供求平衡难度加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粮食总消费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发展中国家人均占有粮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目前，发展中国家除阿根廷、泰国等少数几个能自给有余出口和中国、印度、巴西等十多个国家能自给、基本自给外，其余发展中国家都严重缺粮，非洲国家尤为严重。据最保守的估计，现在世界上仍有5 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中；按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实地调查和估算，在发展中国家，现在经常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者大约有10亿人口。如果遇上全球性灾荒年景，则大约有11亿到12亿人口处于饥饿状况。再加之发展中国家人口继续高增长，生产资源相对贫乏和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利因素增加，使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粮食问题十分严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和供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用占世界7%的耕地，基本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温饱问题。 粮食总产量由1952年的1.6亿吨增加到1993年的4.6亿吨，提高了1.8倍。 人均占有量由1952年的285公斤提高到1993年的385公斤，人均净增100公斤， 比世界平均水平360公斤高出了25公斤。但是， 我国粮食生产和供给的前景不容盲目乐观，同样也面临严峻的形势。
首先，人口总量将会继续增长，粮食需求将不断增加。尽管我国控制人口政策已取得很大成就，近20年来抑制了近2.3亿人口的增长， 致使“八五”时期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高速增长的人口的惯性作用，决定了我国人口将在12亿庞大的基数上继续增长几十年，每年出生人口仍将在2000万左右，新增人口达1500万左右，相当于一个上海市的人口。预计到2000年，我国人口总量达到13亿左右；到203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6亿左右。因此，粮食的需求将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预计到2000年，我国粮食需求量为5.2 亿吨以上，到2030年粮食需求量为7.34亿吨。
其次，粮食生产资源减少，作物生长环境恶化。随着城镇和工业建设以及农民住宅建设的发展，对土地占用不断增加，致使耕地锐减。我国人均耕地从解放初的2.7亩下降到1994年的1.2亩，还不到世界人均耕地的1/3。仅从1978年至1994年，耕地面积净减7032万亩， 每年平均净减430万亩。按照目前耕地减少速度，到2030年耕地将再减少1.55 亿亩，届时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将接近联合国制定的人均耕地0.8 亩的危险警戒线。现在，在沿海一些省份，人均耕地已经下降到人均耕地0.8 亩的危险警戒线以下。同时，水资源也日益短缺，农田灌溉水危机频频发生。我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为世界平均的1/4， 耕地占有水量为世界平均的2/3，常年缺水约300亿立方米，受干旱面积达2～3 亿亩之多， 还有8000多万农村人口缺乏饮水，我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而且水土资源分配不配套，长江流域以南水资源占全国的70%，耕地仅占31%，而长江流域以北水资源仅占全国的30%，耕地却占全国的69%，60年代、70年代打的机井再也无水可提，黄河出现断流；还有降水期与汛期重合，往往造成农田大面积的洪涝和干旱灾害。此外，与粮食生产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也日趋恶化，土地沙化、盐碱化、土壤侵蚀、酸雨和气候变暖以及废气、废水、废渣等工业污染向农村扩散，对粮食生产也是一个极大的隐患。
最后，粮食总量平衡、地区平衡、品种平衡和年度丰歉平衡等四大平衡的难度增加。由于人口增长和资源减少的压力，粮食供求平衡的难度增加。从总量平衡来看，我国是一个具有12亿人口的大国，粮食总量平衡立足点只能建立在国内自求平衡的基础上，挖掘国内生产潜力是唯一出路。依靠国内总量平衡，增加供给总量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扩大粮食耕地面积；另一条是提高粮食单位产量水平。但是我国扩大粮食耕地面积，开发荒地资源，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垦殖，荒地资源日益枯竭，开垦成本愈来愈昂贵。还由于建设对耕地占用不断增加，开垦荒地的数量还不能抵消耕地占用的数量，耕地绝对数在不断减少。因此，扩大粮食耕地面积，增加总量的途径实际上不存在。增加粮食供给总量的唯一途径，只能靠增加单位面积产量。而增加单产的难度愈来愈大。据历史记载，我国宋代单产为每亩61公斤，1949年为每亩68.5公斤，近1000年的时间长河中，粮食单产增长很少。建国后，我国单产增加较快。尤其1979年以来，粮食单产水平已高居世界前列。以1990年为例，我国粮食单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4%，单产的基数较高。到2030年，如果保持人均400公斤粮食，那么，粮食单产要增加80%以上。 这一单产增长速度高于我国前45年的速度，低于1979～1994年平均速度。尽管许多专家论证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1〕，但是，单产增长的艰巨性， 亦即总量平衡的艰巨性是显而易见的。
从品种平衡来看，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后粮食品种平衡主要着重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需要增加动物性食物，须调整种植结构，扩大饲料作物面积，这个方面的调整困难不大，比较容易实现；另一方面，需要增加稻米的消费量，须调整人们口粮品种，增加水稻的比重，但是水稻在粮食作物中比重已经较大，而且单产已非常接近世界最高水平，尤其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徘徊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南方稻区的稻谷减产，稻谷进一步增产的难度比其他品种难度要大得多，品种平衡的困难主要在这方面。
从年度丰歉平衡来看，其难度不小。因为实现年度丰歉平衡的物质手段，就是有足够的仓储能力和运输能力。运输的困难下面再论述。先看仓储能力，这是我国目前十分薄弱的环节。国际上通常的粮食仓储容量与粮食年产量之比为2:1，而我国则不足1:3。按国际标准，要较好地实现年度丰歉平衡，需要增加5倍于目前的仓储容量。
再从地区的平衡来看，难度更是在增加：其一，粮食调出与持平省减少，而需要调入省不断增加。1985年，粮食调出与持平省17个，调入省12个；目前，粮食调出与持平省减少到13个，调入省增加到17个。浙江、广东、江苏三省曾是全国著名的“鱼米之乡”，以前曾有大批粮食调出，近几年来，除江苏尚能维持自给外，浙江每年调入粮食35～45亿公斤，广东每年调入80亿公斤，成为全国最大的粮食调入省。 目前， 17个调入省中9个在东部沿海地区，占全国调入省的53%， 这就需要从内地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大调大运。据统计，调运1 亿公斤粮食需40个由40节车皮组成的专列，调100亿公斤粮食需4000个专列，等于每天都要11个专列运送，然后再分装若干辆汽车运往缺粮县市。这种大调大运是运力紧张的交通难以胜任的。其二，农民生产粮食的比较利益下降，致使调出粮食的产区不愿多生产和调出粮食。据国内专家计算，经济作物每亩税后纯收入与粮食作物每亩税后纯收入比较，1985年棉花是粮食的1.7倍，到1990年上升到3倍；烤烟由1985年的2.5 倍上升到1990年4.9倍；甘蔗由1985年的3.3倍上升到1990年的6.7倍。〔2〕所以，在粮食比较利益低下的情况下，农民和粮食产区宁愿多种经济作物，不愿多种粮食，从而也不愿多调出粮食，这自然增加了地区平衡的困难。其三，在我国现阶段粮食的供给价格弹性大、需求价格弹性小的情况下，各省区粮食供求平衡难度很大。目前，从供给方面来看，由于我国粮食生产规模狭小，转产很容易，因而受价格的影响大：当粮食价格上涨时，粮食产量就会增加；当粮食价格下跌时，粮食产量就会随之下降，供给价格弹性大。从需求方面来看，我国正处于从温饱向小康过渡的阶段，恩格尔系数正逐步下降，粮食的需求弹性也随之下降，也就是需求弹性小了，即对粮食的需求既不能少，又不能多；少了不得了，多了也没有办法。因此，相对供给来说，价格对需求影响较小，也就是说，价格无论是涨还是跌，一日三餐不能少，一日三餐也不能多，需求价格弹性较小。在这种情况下，依据价格“蛛网理论”，当供给价格弹性大于需求价格弹性时，即商品价格变动对供给量的影响大于对需求量的影响时，价格一旦上扬，很可能造成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又很可能造成供不应求，使供求难以平衡，出现“谷贱伤农”和“谷贵伤农”的两难局面。其四，在我国现阶段，粮食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交易不规范，也增加各省区粮食自求平衡的难度。一是由于粮食市场体系不完善、信息不灵、交通不便、流通渠道不畅，会发生时而产区粮食相对过剩，销区粮食紧缺；时而销区粮食需求饱和，而产区仍在继续增加供给；时而销区需求增加，而粮食产区供给却在减少。二是由于市场交易不规范，经常会造成市场秩序混乱的局面，当粮食供不应求时，粮食收购者纷纷抬价抢购，粮食供给者还继续等待粮食涨价而惜售粮食，必然人为地造成市场的紧张，加剧粮食的供求不平衡。相反地，当粮食供过于求时，也可能出现粮食供应者纷纷抛售粮食，粮食收购者也可能乘机压价收购，或观望而不收购，必然人为地造成市场的萧条，加剧粮食的供求不平衡。三是由于市场不完善、市场交易不规范，给生产者一些不正确的信息，必然使生产者无所适从，使生产者蒙受重大损失，影响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上述种种情况，都会增加各省区粮食自求平衡的难度。
总之，中国在21世纪初面临的首要问题仍然是粮食的供求平衡问题，在四大平衡中，地区平衡的难度最大。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在一个有12亿人口基数的大国中，工业愈发展，愈应重视农业，愈应重视粮食的生产，一定要保持农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不能走牺牲农业、片面地发展工业的道路。这样的道路在小国可以，在大国则行不通并且是危险的。在我国，农业的警钟应长鸣，粮食的警钟应长鸣。
二、粮食供求不平衡的危机
粮食供求不平衡的危机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种是粮食紧缺的大饥荒。由于粮食供应减少，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不能维持人们生存所需要的热量，普遍地出现营养不良，甚至因饥饿而死亡。例如旧中国1927～1935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大饥荒，把成千上万的人推向饥饿死亡的道路。据统计，1927 ～1935 年全国因大饥荒而死亡人数达1600多万人，在1001个县中，逃荒农民总数达2000 万人以上。 在建国后的1959～1961年三年，由于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也出现了严重的粮食饥荒，许多地区因食物匮乏营养不良，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人。印度在英殖民统治下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大饥荒，长达200 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使印度农业生产濒于破产境地。在本世纪前半叶，印度农业年均增长仅为0.8%， 而在1922年到1947年的25年中，年均增长率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0.25%，其中粮食生产下降更为严重。 致使年复一年不断地发生饥荒， 仅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就因饥饿而死亡大约150万人。
第二种表现形式是粮食相对过剩的危机。由于粮食供应多于市场需求，出现了粮食过剩的现象。这种过剩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本来按世界的粮食总产量同世界粮食总需求相比，不存在什么绝对过剩的问题，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人均消费量来计算，世界粮食总供给量远远不够。因此世界各国粮食供过于求的过剩危机是相对过剩的危机。具体来说，至少有以下4种不同情况：（1）有可能是相对于运输能力不足的过剩；（2）有可能是相对于仓容量不足的过剩；（3）有可能是相对于需求结构不对路的过剩；（4 ）也有可能是相对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过剩。前两种情况，对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尤为明显，往往是甲地粮食过剩与乙地粮食紧缺并存，在印度和中国都发生过这类过剩。印度旁遮普邦占全印耕地面积1.5%，而提供全印商品稻谷的45～50%（1982 年），带来粮食产区的仓容暴满和运输困难，而广大缺粮地区又得不到及时的粮食供给，这就出现了相对运输和仓容的过剩。中国1984年出现了类似的相对过剩，产粮区到处堆满剩余粮食，困扰中国的“南粮北调、北煤南运”交通问题时有发生。第三种情况，是由于粮食结构调整没有跟上人们的需求变化而产生的。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过渡时期。第四种情况则往往发生在发达国家。例如世界性较大规模农业生产过剩危机发生过两次，一次是1875年爆发的世界性谷物生产过剩危机，曾经席卷了西欧各国和俄国，后来还涉及到美国，前后持续了25年之久；另一次是1920年春天在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发生的谷物过剩的农业危机，以后又和1929～1933年的世界工业危机交织在一起，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在这项危机中，停耕了1000万英亩小麦和900万英亩玉米，人为销毁160万车皮谷物，2300万头大牲畜、600万头猪及500万只羊，通过对过剩生产力的破坏才调整过来。发达国家这种谷物过剩的危机是相对于国内和国际市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过剩。美国粮食供求的总形势一直是供过于求，生产过剩依赖于出口，也就是依赖于国际市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由此可见，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粮食供求不平衡会出现两种危机。一般地说，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要重点防止供不应求出现饥荒的危机；在工业化后期和工业化完成之后，要重点防止生产过剩的危机。
三、各省区粮食自求平衡是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关键
如上所述，我国在21世纪初，粮食问题形势严峻，处理不好有可能出现两种危机，尤其要防止第一种危机，为此必须做好粮食的总量、地区、品种和丰歉四大平衡，而总量、品种和丰歉的最终平衡又集中地表现在地区平衡上。因此，中央作出了各省区粮食自求平衡的决定，实行“米袋子”责任制。“哪个省‘米袋子’出了问题，由那个省的书记、省长负责”，这是中央为解决我国粮食问题所作出的关键性决策。
以往全国粮食供求平衡由中央统一调拨和协调，各省市自治区都吃国家的粮食供求平衡大锅饭。现在，将中央统一调拨和协调体制改为各省区自求平衡体制，实行严格的省长负责制，打破了各省区吃国家的粮食供求平衡大锅饭。中央实行的这一改革意义重大：
第一，破除了各省区的依赖思想。打破全国粮食供求平衡大锅饭体制的改革。破除了各省区长期在解决粮食问题上对中央的依赖思想，有利于各省区将口号农业转变为真抓实干农业，有利于全国上下都重视农业，真正把农业摆在经济工作的首位。
第二，推进了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打破全国粮食供求平衡大锅饭体制，中央不再直接干预各省区粮食的购销，各省区在粮食生产和经营上有了自主权，这就有利于全国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一方面，中央通过这次改革，改进和完善对粮食这一特殊商品的宏观调控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各省区实行粮食供求平衡责任制，迫使各省区只能经过市场交换自求平衡，从而也使粮食真正作为商品进入流通，发挥市场机制调节粮食的作用。
第三，消除了各省区在粮食问题上的苦乐不均。打破全国粮食供求平衡大锅饭体制后，中央减轻了向产粮大省调拨粮食的任务，解除了粮食生产大省的沉重包袱，从而也就比较合理地解决了各省区因粮食供求而产生的经济利益上的苦乐不均。这次改革，实质上也是一次各省区经济利益上的调整。因为，让各省区自求平衡，中央再不出面协调各省区内的余缺调剂，各省区调剂余缺唯一的办法是按等价交换原则，通过市场交换进行。这就有利于平衡和调节各省区因粮食供求而出现的经济利益上的苦乐不均，有利于调动粮食生产大省的积极性。
第四，分散了全国在粮食问题上的风险。我国是一个有12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粮食过关之前，粮食问题上的风险始终存在。在过去，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余缺以保证12亿人的吃饭问题，其难度很大且风险性也很大。现在，改由各省区自求平衡，将全国粮食的巨大风险分散到30个省市自治区共同承担，增加了承担风险的主体，从而分散和减少了风险。
第五，有利于发挥各省区的优势。推动全国粮食供求平衡体制的改革，由各省区自求平衡，各省区可以依据自己的优势，自主地发展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生产，这就为各省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创造了前提条件，有利于各省区地区优势的发挥。
四、全国各省区粮食供求平衡的主要对策
全国各省区粮食供求平衡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为了克服平衡的困难应采取以下重要对策：
第一，用立法的形式，建立耕地（包括水源）保护区，确保在2030年我国人均耕地在0.8亩以上；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 防止水资源的减少和枯竭。
第二，省区政府必须建立粮食缓冲仓储，实行国营粮店吞吐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粮食流通调控体系。“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在任何时候政府都不能撒手不管，尤其是在一个有12亿人口的国家里，粮食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在实行省区粮食供求自求平衡的条件下，除中央仍要建立粮食战略储备外，各省区还要建立粮食流通缓冲仓储，当粮食市场出现供不应求时，将粮食投放市场，力争实现供求平衡；当粮食市场出现供过于求时，则将粮食收购储存。实行这样的调控办法，既保护了消费者，又保护了生产者。
第三，利用李嘉图比较成本学说，在最有利于生产粮食的地方建立粮食生产基地。各省区粮食供求自求平衡，不能理解为各省区自给自足，而应理解为通过市场交换达到供求平衡。既然是通过市场交换达到平衡，就应按市场分工的比较成本原理。各省区和地方应根据最有利的生产条件，发挥自己的优势，选择生产成本最低的作物和品种进行生产，然后在市场上交换，使交换双方都获得利益。这就是说，有的省区和地方生产粮食有利，就应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并建立粮食生产基地；有的地区生产粮食不利或比较不利，而生产其他作物更加有利，就应该不生产、少生产粮食，多生产其他作物。我们一定要吸取历史上“以粮食为纲，一切都扫光”的教训。例如，沿海省区生产其他作物比生产粮食更有利，就不一定硬要去发展粮食生产，而应按照分工的比较成本原理，可用通过生产其他作物得到的收益，投资到更有利于生产粮食的其他省区建立粮食生产基地，然后从粮食生产基地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粮食，实现粮食供求平衡。
第四，采取经济合同的形式，在粮食产区省和粮食销区省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销关系，以保护双方的经济利益，尤其要保护粮食产区的积极性。长期以来，粮食价格水平低，粮食产区省对国家贡献大，但农民收入不高和财政负担重。现在，中央要求各省区粮食自求平衡，粮食产区省生产多少粮食有相当程度的决策权，在保证国家定购任务和本省的供求平衡外，如果生产粮食无利可图，产区是不愿生产更多粮食的。因此，销区要从产区获得粮食，只有用经济合同的形式，既调节双方的经济利益，又可以以销定产，减少流通环节，节约营销成本，使农民“一年早知道”，减少农民进入市场的风险。
第五，组建粮食期货交易市场，减少粮食供求平衡的风险。粮食期货交易的好处，一是期货价格能比较准确地反映粮食的价值和供求关系的变化。现在世界粮食的价格一般都是参照芝加哥、纽约和曼谷等农产品期货市场交易价格，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二是期货交易的价格信息具有超前性，便于生产者依据其价格确定生产规模和供应量，购买者依据价格确定需求量。总之，期货交易可提高市场的透明度，促进市场发展，有利于避免时而杀价停购，时而高价抢购，避免扭曲价格信息给农民造成错觉，造成价格的失控，造成供求不平衡、产量波动和农业生产资源的浪费。三是通过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的办法，减少粮食生产、经营的风险。因此，有必要在全国粮食集中交易的地方建立几个大的粮食期货交易市场，对于已建立的粮食期货交易市场，要进一步按高标准进行规范化，使之发挥应有的功能，防止过度投机。
第六，按照科学的营养学，依据我国的国情，正确引导粮食消费。据统计，从1979年至1981年，全世界发达国家人均年消费粮食699 公斤（其中谷物555.3公斤），比不发达国家人均消费粮食量高3到4倍。 但是，发达国家直接消费粮食年人均236.4公斤（其中谷物160.3公斤），与世界直接消费粮食人均235.5公斤（其中谷物161.5公斤）基本持平，而发达国家的间接消费粮食量年人均高达462.6公斤（其中谷物395公斤），比同期世界平均水平154.5公斤高308公斤。发达国家间接消费量高的原因，主要是动物性肉类食品增加，需要大量的粮食作饲料用。由于我国国情不同，人口数量大，粮食生产资源有限，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在2030年前可能性很小。因此，必须按照科学的营养学正确引导粮食消费。人们营养的改善，只能走以增加植物蛋白为主、增加动物蛋白为辅的道路，既有利于防止发达国家的不合理的膳食结构所产生的营养过剩弊端，又可以减少粮食供给方面的巨大压力。
注释：
〔1〕参见《人民日报》1995年3月10日和1995年8月3日林毅夫和丁声俊，以及《经济日报》1995年5月6日刘志仁等专家的论证。
〔2 〕参见邓一鸣：“论建立政策性粮食银行”《经济参考报》1994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