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持续性论文,路径论文,货币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6-0069-09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影响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相比，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此次危机并没有迅速地促进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各经济体有关合作策略的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方面，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在新的形势下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成果对解决各经济体在此次危机中面对的新问题、新困境于事无补。因此，我们必须结合新的形势，在对既有的合作过程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分析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及其前景。
一、“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
由华尔街金融风暴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问题，即美元供给过剩且没有约束，因此导致现行的“美元体制”难以为继。相应地，中国的战略对策应该是利用此次金融危机提供的历史性机遇，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与改革，争取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重新建立国际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话语权。相应地，还有学者以全球经济失衡为由，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即所谓的“美元体制”进行批评，认为正是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导致并加大了全球经济失衡。①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以全球经济失衡为基础的，或者说它产生于全球经济失衡。②布雷顿体系与以英镑为中心的金本位制相比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条约化，即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世界上主要国家通过共同签署条约的方式确定的国际货币体系；③二是中心国家的市场开放，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美元体制”下，市场开放对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信用周转体系的形成和维系格外重要。也有学者认为，美元交易的便利性或者拥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是导致美元依然作为世界货币的重要基础，这只是说对了一半。倘若没有美国的市场开放，亚洲工业化国家无论如何是无法取得经济增长成就的，它们也就没有必要将自己的货币盯住美元，并自发地谋求本币与美元的汇率稳定，自然也就不可能成为现今“美元体制”的重要支撑者。可以说，正是在布雷顿森林体制和“美元体制”下，东亚各经济体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才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们是“美元体制”的主要受益者。④
我们今天面临的所有问题与四十多年前一样，依旧是国际货币体系的老问题在新时期的重现，任何一次全球或局部性的金融危机都会增进人们对国际货币体系弊端的认识，但它却并非是每一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依旧要相当长时期地生活在这个体系下，世界越是全球化，我们越是要依赖它。这是东亚地区开展货币金融合作的一个重要背景。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学者认为“美元体制”是难以持续的。这也是强烈主张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学者们的主要立足点。但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客观地分析并弄清楚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需要改革整个国际货币体系还是要改革或调整该体系的缺陷或弊端；二是相应地，如果我们考虑的是改革或调整该体系的缺欠，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认同该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是可持续的，所需要做的应该是通过各种努力包括推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来防范、减少它可能带来的风险。但是，倘若我们强调的是改革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甚至是破旧迎新，就必须思考以下四个问题：第一，是否有完美的国际货币体系？第二，美元真的衰落了吗？第三，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或调整往往伴随着霸权更替（或国际格局的重大变革），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前提，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现阶段美国霸权衰落或被更替的可能性？第四，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此次危机过后，作为“美元体制”的重要支撑者，东亚各经济体能否迅速摆脱对它的依赖？
1.无论是过去的金本位制还是现阶段的“美元体制”，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国际货币体系。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任何国际经济体制包括货币体制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与问题。世界上不存在只有利益而无矛盾的国际货币体制。以英镑为中心的金本位制度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体制”一样，都是典型的“中心—外围”结构。现今的“美元体制”同金本位制相比，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即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在金本位制下，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手段是国际贸易，在市场有限或者被人为割裂、封锁的条件下，各国之间贸易竞争的结果往往是“零和”的，彼方的损失即是己方的收益，这也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流动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经济交往的手段发生的重大变化，在现今的“美元体制”下，各国间竞争的结果往往是“正和”的，彼此的成本与收益高度关联。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要共同承担危机的成本与损失。这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霸权更替的环境与条件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对美国世界霸权尤其是“金融霸权”的持续在相当长时期内可能更加有利。⑤
2.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明，危机期间以及危机后的一段时期内，美元依然是强势货币。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元的长期贬值趋势一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但每当危机爆发后，不论危机的原因如何，亦不论危机爆发于何处，美元依旧是各国政府或投资者确保资产安全与风险规避的“救命稻草”。美元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⑥这种状况即便在欧元诞生后仍没有发生改变。事实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欧元区经济所遭受的重创甚至超过美国本身，美元在危机期间的急剧升值说明现阶段的国际货币体系依旧是以美元为主导，欧元尚不具备替代美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的能力。
3.考虑到现阶段美国所具备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实力，虽然出现了所谓“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格局，但多强中的任何一强在短期内尚不具备取代美国成为霸权国家的可能性。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是个典型的掌控着金融霸权的“金融国家”，相对而言，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属于“贸易国家”。⑦与以往的霸权国家葡萄牙、荷兰赤裸裸地掠夺殖民地不同，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开发”也不同，美国不是依靠发动战争、建立和控制、掠夺殖民地而成为世界大国的，它依靠的是一个资源配置效率极高的自由市场体系，以调动或配置世界上的资源，并使其他国家对其产生严重的经济、金融依赖。今天，美国凭借发达、开放并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不仅可以放纵地使货币政策集中于国内经济目标，不必担心其国际收支状况和汇率水平，让“贸易国家”来承担着主要的调整压力，而且还可以滥用美元作为国际交易中主要交换媒介的垄断地位，以通货膨胀率或美元贬值的方式谋取更多的铸币税收入。同时，正是由于美国通过向世界提供市场来维系美元资金的还流，既增加了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增强了其在国际贸易中的谈判地位，也有利于美国通过维持一种不均衡的经济体系来占有世界的资源、商品和财富，更实现了美元（国）对全世界的“绑架”，使那些向美国输出商品、资源的国家成为美元（国）的“人质”——它们必须自发地维持美元不断地作为一种有竞争力的货币而存在。
4.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东亚各经济体仍难以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作为东亚地区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短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十分迅速，但其贸易产品大多是伴随着区域内生产过程分散化而产生的中间产品、零部件和资本货物，其最终产品市场依旧是依赖美国等外部国家和地区。统计结果表明（表1），1999年以来美国在东亚七个经济体最终产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总体上虽有下降趋势，但依旧是该地区最大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日本虽然在大部分经济体最终产品出口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在东盟各国中的比重优势仍明显强于中国，而从最终产品出口比重的绝对数来考察，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十分明显，除新加坡外，两国在其余六国最终产品出口中的比重之差均在15%以上，甚至达到36%（菲律宾）。而且，鉴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性与艰巨性，短期内东亚区域内难以出现能够替代美国的最终产品市场的提供者。日本和中国都难以发挥类似的功能或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东亚各经济体通过维持出口顺差格局带动经济增长的愿望与动力比危机前更为强烈。经验证明，出口增长一直是东亚经济体恢复或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不论危机中或危机后美国国内储蓄率和消费方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美国市场依旧是它们最重要的出口目标市场。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本质上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这是“美元体制”存在并得以运行的基础，其解决过程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所以，仅仅依靠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秩序调整，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的。
综上所述，此次危机过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信用周转体系的运转能力依然会很强，东亚各经济体短期内难以摆脱对美国最终产品市场的依赖，故将继续对该体系保持支撑，“美元体制”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此乃现阶段思考和推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最重要的现实背景，也昭示了今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复杂性和渐进性。
二、东亚货币合作进程的回顾与反思
迄今为止，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虽然东亚区域内的贸易投资与技术联系已经相当紧密，在一些局部地区或整个亚太地区出现了一些贸易或投资领域的区域合作的机制，如1977年建立的东盟多边互换安排(ASA)与1991年建立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官员会议（自1996年起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央行行长会议，EMEAP）等，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在货币金融领域却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合作机制。第二阶段是金融危机爆发至2000年期间，主要是该地区大国纷纷提出救援计划或构想，如日本政府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构想⑧，并实际以“新宫泽构想”为核心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救援措施，中国政府提出的“人民币不贬值”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危机的蔓延，但这一时期东亚各经济体尚未就区域货币合作问题达成基本共识。第三阶段是2000年“清迈倡议”(CMI)提出以来的实际推进阶段，东亚各经济体就区域货币合作达成共识，并开展了一系列的积极行动，在诸如信息沟通与共同监管机制、货币互换和推进亚洲债券市场建设等许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实际进展⑨，特别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各经济体加强合作的意愿有所增强。2008年5月“ASEAN10+3”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马德里会议就有关CMI多边化问题达成了一致，2009年2月22日于泰国普吉召开的“ASEAN10+3”特别财长会议发表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扩大了“清迈倡议多边机制”(CMIM)共同储备基金的规模，并提议建立独立的区域经济监控实体。2009年5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ASEAN10+3”财长会议公布，总值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将于2009年底前完成筹建。⑩中、日、韩三国财长还就三方筹建中的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出资份额达成共识。根据这项共识，中国出资384亿美元，日本出资384亿美元，韩国出资192亿美元，分别占储备库总额的32%、32%和16%(ASEAN占20%)。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储备库以借贷方式向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成员国提供资金帮助。
自2000年以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特别是形成了有关开展和深化合作的共识，为未来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与此同时，针对区域货币金融合作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的反思，以便对未来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安排进行合理的调整与规划。
（一）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哲学或思路存在什么问题
迄今为止的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历程证明，危机对货币金融合作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但是，与十几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却使得亚洲各经济体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外部环境及其影响。第一，亚洲金融危机是发生在金融全球化边缘的区域性货币金融危机，它对亚洲来说是原发的，可控制程度较高，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来说是一场外生性的全球范围内危机，它源于金融全球化中心地区，其影响是全球性的，可控制程度相对较低，解决时间将是漫长的。第二，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影响到了东亚经济体的支付，产生了支付困难，而全球金融危机给东亚经济体的一个重要影响则是资产价值变化（股市和外汇储备等），还有金融市场动荡。第三，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外部市场环境并没有发生不利的变化，正处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期的美国经济，成为亚洲危机国家走出困境的重要外在条件，而此次金融危机引发的金融动荡对出口导向的东亚经济体的实体经济的冲击和影响十分巨大。如此看来，为应对地区性货币金融危机、防止流动性不足和解决支付问题而建立的CMI体系，难以解决全球金融危机给亚洲地区带来的新问题。即便是CMIM亦是如此。在一定程度上讲，亚洲各国经过十年艰苦探索刚刚有所进展的CMI体制，面临着新的挑战。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各经济体探索或追求的区域金融合作的主要目标，就是进行危机救助并努力发展到危机防范。各方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将CMI这样一种危机管理性体制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危机防范性体制（CMIM就是这样一种努力）。在这种高度的实用主义哲学指导下建立的应对危机的合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其进展困难重重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危机是非常态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共同繁荣、稳定发展才应该是合作的最高目标。所以，以直接应对危机为目标的“危机推动型”合作机制，是导致“亚洲共识”或“共同体意识”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应当建立更加长远的目标，不但要探索解决新时代的发展难题，更要谋求东亚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在这方面，区域内大国尤其是中日两国应负起应有的责任。
（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是什么
在探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过程中，除了应对金融危机之外，“脱美元化”被经常当作一个重要的目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有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当作目标的趋势，甚至有些学者将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直接地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联系起来。如上所述，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而产生的，是霸权更替的结果。将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设定为改革“美元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该地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现阶段的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仍然需要在“美元体制”下进行，不可能摆脱“美元体制”的约束，因而其目标应该是努力避免或消除“美元体制”的弊端，谋求区域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换言之，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很可能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只可能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一个结果，其本身不能成为合作的目标。东亚各国、各地区不具备直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能力。
（三）如何推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
迄今为止，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上，既有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试图用“最优货币区”(OCA)理论来验证整个东亚地区开展货币金融合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二是就货币金融合作谈货币金融合作本身，缺少对区域产业、贸易等实体经济合作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的关注。OCA理论有两个重要的前提，即共同的文化传统与政治意愿，经济发展结构与发展水平的相似。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东亚地区在整体上具备OCA理论的前提条件是不可能的。相应地，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是区域内“驻锚”(anchor)的选择。这不仅包含了政府的意愿，而且也是市场搜寻或选择的结果。因此，如何形成、怎样形成以及形成什么样的区域内最终产品市场，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现阶段东亚货币金融合作难以进入汇率合作阶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区域内难以形成可以部分或全部替代美国的最终产品的市场提供者，因而各经济体不得不将本币以各种方式盯住美元这个外部“驻锚”。
所以，关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必须从两个层面上进行思考：一是在整体层面上，由于短期内不能具备OCA理论的前提条件，需要东亚各经济体在宏观上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与协调，进一步深化迄今为止CMI框架下取得的各种合作成果，其主要目的就是增强对危机的防范与救助，强化区域性的危机管理机制；二是在局部地区层面上，在逐步具备OCA理论前提条件的局部地区深化合作，推进货币金融合作向更高的水平和方向发展。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应该在这两个层面上同时推进和展开。
三、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
如上所述，鉴于东亚地区复杂的历史、文化、政治背景与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在整体上短期内不可能具备OCA理论的前提条件，仅仅以CMI框架和“10+3”机制在整体上推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深化发展是不切实际的；另一方面，区域汇率协调与合作一直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重大难点，但其必要性及其对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若不能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或进展，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深入发展或进一步推进便无从谈起。因此，应当彻底调整或改变迄今为止推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思路，按照以下两个原则来设计或规划未来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一是必须以整体协调与局部深入推进相结合的模式进行设计；二是将构建区域汇率协调与合作机制作为主要的逻辑主线。
（一）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路径的总体设计
根据现阶段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及货币金融合作的进展，以区域汇率协调与合作为中心，我们将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发展路径划分为四个阶段：危机救助与防范，汇率政策协调与合作，建立共同的汇率联动机制，实现单一货币（图1）。
图1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路径的总体设计
注：AMF在1-3阶段始终存在，主要承担监测经济指标、协调政策措施、进行危机救助等职能，提供并实施货币合作的纪律约束。
第一阶段，主要是建立稳定、安全的危机救助与防范体系，并在各经济体的现行汇率制度下加强汇率政策协调与信息沟通，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
在整体层面上，这一阶段各经济体继续保持各自的汇率制度，但应当逐步采取措施，弱化本币对美元的实际盯住，扩大本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使本币汇率相对于美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同时，各经济体政策当局在实际操作中应当施加一定干预和导向，以协调区域内双边汇率水平。同时，应该以CMIM为基础，建立制度化的金融机构即AMF，由其充当区域性的“准最后贷款人”，提供和管理区域性紧急援助资金，协调与管理危机救援行动，并建立早期预警指标，监督各国、各地区的宏观经济动向和国际收支状况，协调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政策，加强政策协调的纪律约束。
在局部层面上，各经济体应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具体特点，建立独立的盯住货币篮子制度。鉴于东亚各经济体对外经济关系的模式，它们需要保持对区域外货币汇率的足够灵活性。因此，在这一阶段，最好采取不公布中心汇率的隐蔽性盯住货币篮子制度，也就是由货币当局计算出作为中长期参考的货币篮子构成与相应的中心汇率，但不对外公布，以该中心汇率作为参考目标，指导汇率的中长期走向，但短期内不必拘泥于上述参考汇率应保持一定的汇率灵活性。同时，随着经济基本面因素的变动，允许逐渐调整中心汇率的水平。
第二阶段，主要是在独立盯住的基础上建立局部区域的盯住共同货币篮子汇率制度。
在局部层面上，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体具有稳定双边汇率的共同要求，有条件采取盯住共同货币篮子制度。可以根据货币篮子构成与经济贸易结构的相似性，在局部区域范围内选择共同的货币篮子目标，确定（公开或非公开的）中心汇率，并对各经济体币值对中心汇率的偏离进行某种程度的波幅限制，建立次区域范围的汇率联动机制。考虑到次区域范围内经济规模相对有限、各经济体仍将存在一定差异，应规定较为宽泛的汇率波幅以防止投机冲击，可以采取所谓“BBC”(basket-band-crawling)汇率制度，以便在保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提供一定的灵活性。
在区域整体层面上，应以次区域汇率合作为基础，构建整个区域对外部货币的汇率目标区（目标区的边界可以设置得宽松一些），可以将“亚洲货币单位”(ACU)作为主要的参考目标，以便协调区域对外汇率政策、保证价格环境的相对稳定并防止各经济体间的恶性竞争。当然，考虑到各个局部地区的差异，目标区的范围可以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同时，除了进一步强化AMF的机能以外，考虑到东亚地区的具体情况，还应当参照主权财富基金的模式建立一个主要对区域内金融资产进行投资的多国合作投资基金(Asian Cooperative Investment Fund,ACIF)(11)，主要用于投资于区域内国际货币（如美元）计价的主权或半主权债券。同CMIM以及“外汇储备库计划”相比，ACIF可以有效地实现各国储备资产多元化和分散风险的目的，使储备资产更多地配置在本地区，特别是可以将东亚地区储备资源的合作与区域性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建设结合起来。(12)
第三阶段，主要是建立东亚地区共同货币篮子制度，形成统一的汇率联动机制。
在局部层面上，在各局部区域盯住共同货币篮子制度确立之后，逐步建立各个局部区域的固定汇率制度，推进次区域范围内的货币一体化，由于盯住货币篮子制度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因此从长期来看，如果既要维持汇率稳定，又要保证汇率制度的可持续性，只有用比较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替代盯住共同货币篮子制度，即实现区域货币一体化。根据OCA理论，货币区的范围或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最有可能发展成为最优货币区。因此，在建立东亚区域货币体系的过程中，可以先在次区域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基础上进行局部的货币一体化尝试。
同时，在区域整体层面上，应建立东亚地区共同货币篮子制度，形成统一的汇率联动机制，将ACU设想推进到实际操作和应用阶段，用以作为各经济体共同盯住的区域货币篮子，并确定对该货币篮的中心汇率，但各局部区域的原有盯住目标继续保持。在次区域范围内，各经济体货币维持相对严格的固定汇率，再根据各局部区域的原有盯住目标与ACU之间的关系，分别确定各局部区域盯住ACU的波动幅度，即以ACU为目标，构建宽窄不同的“蛇洞”。在此基础上，利用货币一体化的“自我推动效应”，使各局部区域的“蛇洞”逐步收敛，进而形成东亚地区统一的汇率机制（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汇率机制——EMS）。
第四阶段，实现单一货币，建立统一的中央银行。
当ACU以及东亚区域汇率联动机制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后，随着各经济体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考虑采用单一货币，并成立统一的货币管理机构，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当然，这将是一个相当艰巨、漫长的历史过程，其最终能否实现，取决于东亚各国、各地区的共同努力。
（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前景
目前，根据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发展以及该地区主要经济体的政策选择取向，有可能出现局部地区以人民币区域化为核心推进合作的局面，而在整体层面上中国和日本将共同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东盟各国内部的政治分歧与经济差距较大，其整体经济实力不强，此前担负推进合作功能的“10+3”机制更多地具有政治意义，对促进未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深入发展的作用有限。未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能否取得深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韩三国尤其是中日两国各自采取什么样的区域合作策略，以及两国之间能否开展相应的合作。
迄今为止，中日两国学术界和政府都在从自身的有利条件和地位出发谋划扩大本币在东亚地区影响的路径。中国政府试图利用自己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市场规模的扩张，通过推进人民币在与周边各经济体贸易中结算货币的作用，来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周边化和区域化；而日本则试图利用日元现有的国际地位和自身比较发达的金融市场的影响及其经验，以推广ACU的方式直接扩大日元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和影响。但事实上，在推进今后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以及设计自身货币金融战略的过程中，中日两国应该重视并思考以下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在现阶段的“美元体制”下，中日两国都不具备单独主导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能力。近期内，就日本的汇率制度及其市场扩张的潜力来看，日元直接参与东亚汇率合作的条件尚不具备。相比之下，中国在局部地区推进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策略有可能取得较大的进展，进而有可能率先在局部地区推进汇率合作，将局部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推向深入。当然，这还取决于人民币在何种程度上实现自由兑换。换言之，东亚部分经济体有条件首先建立不包括日元在内的汇率稳定圈，之后再推进包括日元在内的整个东亚区域的汇率稳定机制。中日两国应该就此展开深入地研究，逐步达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紧密的政策协调与合作。
第二，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经验表明，货币一体化模式与地区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对比及其变化高度相关。欧元的形成是基于欧元区各国之间经济实力相对均衡的状况，在任何一国货币不能单独主导货币一体化进程的情况下，通过相互合作最终形成了统一货币。而美洲地区“美元化”的形成，乃是基于“美国独大”的格局，在强货币与弱货币的博弈中，最终导致由强货币主导，弱货币退出。东亚地区的现实情况是，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占到70%左右，但从2000年开始中国GDP所占的比重迅速上升，日本的比重则快速下降。根据东亚地区8个经济体1960-2007年的GDP增长趋势，可以对它们未来的经济规模进行的预测：到2040年，中国在东亚主要经济体GDP中的比重将超过60%，日本的GDP的比重下降到23.5%。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东亚地区很可能形成以中国经济为主导的类似于今天“美国独大”的经济格局。但必须指出的是，与美洲不同，东亚地区复杂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传统，都决定了该地区难以适应“一家独大”的经济格局。同样，与英国同欧洲大陆的经济联系模式不同，日本与美国在经济周期（商业、投资和贸易等）上具有明显的非同步性，而与东亚其他经济体则保持着经济周期上的高度一致，日元不可能像英镑那样独立于区域货币金融合作进程之外。因此，不论从国际政治还是国际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提升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主导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程，恰恰表明中日两国之间的合作不可或缺。
总之，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对世界经济和东亚区域经济的影响，着眼于该地区未来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发展，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必须也能够产生进一步的深化发展。在此过程中，中日两国应拥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和共同的使命感，以理性的政治共识与决断，共同推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深入发展，迎来一个新的、共同繁荣的亚洲时代。
注释：
①本文赞成的观点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技术高度进步条件下，忽视了对利用新的金融衍生产品获取暴利的金融部门给予必要的监管，或者说是有关的制度创新未能赶上技术创新的步伐，结果不仅没有能够及时发现经营不谨慎和欺诈行为，也未能发现金融监管系统存在漏洞，纵容了“影子银行”(Shadow Banks)体系及其金融杠杆率在传统商业银行体系之外过度膨胀，使得金融体系在资产价格下跌时变得极为脆弱。因此，相应的对策是必须强化各国和全球的金融监管及其制度创新，并通过全球层面的合作共同渡过危机。相应地，现今的“美元体制”仍将持续，所有有关区域货币合作的诉求应该以此为背景展开。
②1945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56%，工业生产总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60%，对外贸易占资本主义世界的32%，黄金储备占世界的59%。
③虽然艾肯格林从所谓的“网络外部性”视角出发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例外”而非“常态”，但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过程表明，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与变革经常地是一系列协定的产物。当然，这些协定可能是一系列的网络外部性影响或市场选择的路径依赖的结果。但无论如何，大国角逐与博弈的作用不可忽视。
④东亚各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采取了相同或相似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外需拉动对经济增长格外重要，即便形成了发达的内部贸易网络，但最终产品的市场提供者依旧在外部；二是长期且稳定的资金供给对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相互间的引资竞争非常激烈；三是价格稳定尤其是对美元的名义汇率的稳定十分重要，导致它们伴随着出口增长外汇储备不断增多，最终形成对“美元体制”的支撑。这其中，从汇率稳定到“市场提供”，东亚各经济体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体制”最主要的受益者，进而也成为“美元体制”的支撑者和依赖者。
⑤本文所说的“霸权”包括“金融霸权”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即它是一个中性概念，不含有任何褒义或贬义，只是表述或反映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
⑥从2008年8月初到2009年5月初，美元指数上升接近15%。而且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房地产和其他资产价格暴跌，资产价格大幅波动，但国际资本向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入并没有停止。2008年，投资于非美国政府债券的其他债券的规模出现很大下降，但投资美国政府债券的规模却达到约5080.65亿美元，远超过2007年2303.3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美国资本账户仍然出现5465.90亿美元的顺差（经常账户的逆差为6732.65亿美元）。
⑦所谓“贸易国家”，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国内金融市场封闭且不发达，无法引领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潮流并制定其规则的国家，另一方面是指那些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本币尚未成为世界性货币，不得不依赖出口贸易赚取外汇收入的国家。当然，也可泛指那些没有掌控“金融霸权”的国家。
⑧1997年9月，日本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亚洲开发银行(ADB)的联合年会上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AMF)的构想，即提议组成一个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ASEAN)国家参加的总额度达1000亿美元的基金，为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以弥补IMF对金融危机救助的不利及其影响。按照日本政府的提案，AMF主要有三种筹集资金的渠道：一是采用类似于IMF的总借款协定的机制，从成员国借款；二是以成员国未使用的外汇储备做担保，从国际资本市场借入资金；三是扩展对成员国的借款担保，以利于成员国以更高的信用等级和条件筹集资金。该构想提出后，即遭到美国和IMF的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东亚国家由于担心日本借机谋求在东亚区域经济事务中地位的提升而采取了反对意见，故该构想未能得以实施。但是，日本并没有放弃相关努力，1998年10月又提出了“新宫泽构想”(New Miyazawa Initiative)，提出了总额为300亿美元的新的救援计划，其中150亿美元用于满足危机国家的中长期资金需求，150亿美元用于满足其短期资金需求。该设想得到了东亚各国、各地区的普遍欢迎，美国和IMF也对此表示支持。根据这一构想，2000年2月日本为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亚洲遭受危机的国家提供了总额210亿美元的贷款（其中135亿为中长期贷款，75亿为短期贷款）；此外，该计划还为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提供了近23亿美元的贷款担保。鉴于日本援助计划的顺利实施，东亚一些国家也开始转变了对日本AMF构想的态度。1999年10月18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东亚经济峰会”上提出建立“东亚货币基金”(EAMF)的建议，主张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签署一项多边协议，建立一个从属于该地区的基金，然后再逐步扩大到其他国家或地区。需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日本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实现AMF构想的努力。例如，日本政府和学术界一直主张伴随着“清迈倡议”(CMI)的多元化及其管理机构的建立，AMF的“复活”是必要且可行的。
⑨在此过程中，有关区域汇率合作以及相关的“亚洲货币单位”(ACU)的构想，也获得了热烈谈论与关注。2005年5月，伊斯坦布尔召开的ASEAN10+3财长会议上，各国、各地区政策当局在会议的联合声明中指出了加强经济政策（包括汇率政策）对话与协调的必要性，其后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决定续签货币互换协议时也指出，维持汇率稳定与加强政策协调是三方的共同需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ADB表示其将从2006年开始编制和公布显示亚洲货币加权平均值的“亚洲货币单位”(ACU)。尽管ADB并未披露ACU的具体形式，但它可能类似于日本学者(Ogawa and Shimizu)所探讨的“亚洲货币单位”(AMU)，后者是一个由ASEAN+3共13国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子，各国货币的权重由该国的实际GDP占区域实际GDP总额与对外贸易额占区域总额的加权平均比例决定。而ADB将在其网站公布的ACU汇率指数，则可能是这个货币篮子对美元与欧元的加权平均汇率。目前，由于ACU计算与操作的复杂性特别是关系到各国的政治利益和重大的经济利益，其实施的难度非常大，尚无进入实际操作的迹象。
⑩2009年12月底，各有关国家已经就协议文本完成定稿，等待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
(11)伊藤隆敏曾提出“亚洲金融稳定化基金”(Asian Financial Stabilization Fund,AFSF)构想，并认为它与日本政府AMF构想的最大差别在于，AFSF不仅包括提供外汇储备支援的内容，还包括对民间领域的金融支持。
(12)例如，利用ACIF投资于区域内各国发行的国际货币计价主权债券与公司债券，一方面可以提高对债券的需求，有利于区域债券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能够确保储备资产的流动性，降低储备资产风险。此外，利用ACIF投资于本地主权或半主权债券等金融资产的另一个好处是，当一个成员国出现支付危机时，可以直接通过上述债券的转让获得资金，从而避免融资方承担变现或汇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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