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的得与失——从文本理论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学论文,文本论文,理论论文,得与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4)04-0008-05 一、符号学旅程的简要回顾 “符号学的得与失”这个题目太大，故以副标题“从文本理论谈起”限定之。但这几个有关文本的术语又是符号学生命攸关的关键概念，所以主标题又对它们有所提升。另外，拙文还可能涉及几个独立的学科，它们亦可以从属于符号学，题目小了便无从谈起。 符号学这个概念最早是索绪尔在1916年发表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érale)提出来的。索绪尔当时已经提出了更应该属于符号学的概念signifiant和signifié，即“表意手段”和“表意对象兼表意结果”。后来这两个概念被语言学先用了，通译为“能指”和“所指”。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复量”(paragramme)概念。“复量”概念是巴赫金“复调”概念的先声，遗憾的是，《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整理者、索绪尔的学生兼同事夏尔·巴伊(Charles Bally)未能充分论述索绪尔的这一思想，中译本的译者也未能准确把握这个概念。李幼蒸先生在没有语境、未读原文的情况下把这个术语译为“副语法”显然属于误译[1]导论5。这个概念的发现，说明笔者在《从对话原则引出的双重思考》里的下述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上述20世纪初出现在现象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学、阐释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对话思想或对话现象的例子，使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论，一，对话理论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二，对话的真谛即泛对话。我的意思是说，对话是各种学科、各种领域的普遍现象，绝不仅仅发生在小说体裁范畴之内。当然，巴赫金的功劳是巨大的，是他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对话理论。”[2]363～364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皮尔斯也有符号学的萌芽思想。 20世纪60年代起，罗兰·巴特、朱莉娅·克里斯蒂娃、A.J.格雷马斯、热拉尔·热奈特等人，从不同但又比较接近的渠道，在法国真正开始了符号学研究。罗兰·巴特1964年发表了《符号学的原理》一文，1985年结集出版了《符号学的机遇》(L'aventure sémiologique)①一书。《符号学的原理》后来出了中文的单行本。这是他研究符号学的主要的两部著作。其他多部著作如《时尚体系》(Système de la mode，1967)、《S/Z》(1970)、《文本的乐趣》(Le plaisir du texte，1973)、《叙事诗学》(Poetique du récit，1977)、《符号的帝国》(L'Empire des signes，1970)、《明室》(La Chambre claire，1980)、《艾菲尔铁塔》(La Tour Eiffel，1989)等，都有显著的符号学研究的影子。《符号学的原理》从四个维度即语言与话语、能指与所指、范式与系统、外延与内涵的区分方面阐述了符号学的基础知识。《符号学的机遇》一书除了《叙事结构分析导论》和《旧修辞学——记忆术》属于原理性阐述外，其他文章更多的是符号学方面的分析实践。罗兰·巴特的特点是高屋建瓴，简练，善于总结，几乎总是站在旗手的位置上。笔者以为他的符号学思想大概离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最接近。索绪尔当初可能也是想开发、总结出若干最有概括性的概念，作为符号学这门学科的支柱就行了，可能并没有想搞出那么多数学公式来。 格雷马斯是巴特的朋友，来自东欧的立陶宛，是他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介绍罗兰·巴特阅读索绪尔的著作的，从而开启了巴特的理论探索之路。格雷马斯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词汇学和语义学。格雷马斯的国家博士论文的两篇论文都是研究词汇学的。1966年，他在巴黎举办了“结构语义学”讲习班，重在探讨方法论。这个讲习班和格雷马斯的讲稿培养了后来在法国逐渐鹊起的一代理论家。格雷马斯的讲稿是自成体系的，创立了语义学这门学科和这种方法论。格雷马斯的特点是低调、厚重、深邃，善于做系统性研究。80年代中期，当陈述诗学在法国学术界兴起、主张以动态的学理关系代替结构主义包括结构主义语义学的静态关系时，格雷马斯没有争执，他明白学术领域后浪推前浪的道理，默默地继续自己的学术耕耘。蒋梓骅译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3]最后收录了这位学术大家1947年至1998年的著作目录(格雷马斯1992年去世)，让我们一睹了他的风貌。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是罗兰·巴特的学生，一代才女。她来自东欧的保加利亚，熟悉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也了解巴赫金的思想。她思维敏捷，善于发挥自己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学识渊博，思想开放，追踪前沿。由于她是巴特之外论述“文本”概念最多的学者，又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的概念，用它来阐释巴赫金的对话思想，由于她提出了符义分析(sémanalyse)的方法论和“成义”(signifiance)以及“成义过程”(procès de signifiance)的观念，还由于她阐述了索绪尔的“复量”概念，她在符号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研究主要体现在《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Sèméiotikè，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和《小说文本：某种言语转换结构的符号学方法》(Le Texte du roman，approche sémiologique d′une structure discursive transformationnelle)两本书中。她叙述的特点是冗长，总想把自己知道的相关知识都插入进去，引用前沿时尚的东西比较多，文章艰深。 热拉尔·热奈特的特色是成就了经典叙述学。他大大扩展了美国学者布思和巴特关于叙事规律的研究，集合了当时该领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并大大发挥了个人的创造力，他是经典叙述学的集大成者。叙述学既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一门新兴的独立的学科。热奈特的特点是淡泊名利，思维缜密，想象力强，创造力强。从学科的实际影响力来看，叙述学大概是影响最广泛、最扎实的学科。西欧若干国家的小学教育，大概从五年级开始，学生是要学习叙述学的几个最基础概念的，就像稍前刚刚学习的基础语法概念一样。中学要逐渐扩展叙述学知识。大学文学院的学生都要进行专门的叙述学训练，这是理解叙事的基础。经典叙述学很快传遍全球。热奈特后来还提出过系列文本概念，并围绕其中的这种或那种，进行过若干年的专门研究。他被其他国家一些学者视为法国形式研究方面最杰出的学者。 自这些开创者开始，符号学的范围在逐渐扩大，罗兰·巴特从符号学的视角研究过广告、城市规划、医学等，同时期的法国学术界还出现过电影符号学、绘画符号学、时装符号学等。但奇怪的是，符号学研究出现过词典，把所有研究热点和出现的新词都收进去，但似乎却没有出现过一部比较统一的教材，不像语言学、比较文学、文学理论等学科那样，每隔几年就出现一部新的教材，在先前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这大概就是符号学这门学科的特点：庞杂，涉猎面宽广，却难以总结出各学科和大部分学者都接受的基础知识，这一点是有违符号学的初衷的。 符号学传到中国以后，也拥有大量的知音。李幼蒸、张智庭等人翻译了一些符号学的专著。叙述学的研究自然最热门，成果也最丰硕。全国每个省和每个中等以上城市，都有叙述学的研究者，涌现了像申丹这样国际知名的叙述学研究专家。申丹还大量介绍了英美的后经典叙述学研究成果。法语国家的后经典叙述学研究也有大量成果，但鲜有介绍。傅修研专注于汉语言文字特别是古汉语的叙述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四川大学赵毅衡的团队编辑了一份电子版的符号学研究专刊，不时刊发一些符号学方面的研究信息和成果。中国的符号学研究也扩展到绘画、摄影等多种领域，甚至也出现了符号经济学。一个共同的现象是，我们也没有符号学教材。笔者知道有些学者曾经向学生开设过符号学课程，编有符号学讲义，但那类讲义是很个性化的阐释。符号学研究中也有“走火入魔”的现象发生，例如有人提出“脑文本”、“精神文本”等概念，自以为创新。学术界有大量更有价值的东西值得去做，为什么要钻这种牛角尖呢？“脑文本”或“精神文本”是看不见的，如何去界定、去证实它的存在并进而进行分析呢？ 二、文本理论的得与失 罗兰·巴特1973年为法国《通用大百科全书》书写的《文本理论》一文是法国20世纪60年代真正兴盛起来的符号学的纲领性文件。这篇文章把文本方面的几个关键术语的提出和论证都归功于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文本理论提出的第一个功绩是从认识论方面以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表意实践活动。克里斯蒂娃和巴特等人认为，在我们看到的表面文字即现象文本的背后，有一个更加广阔的无始无终的意义生殖空间，谓之曰基因文本。意义的生产力和生产活动、成义活动就发生在这个空间里。这个空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犹如考古中搞一个纵切面，人们可以从纵切面上看到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痕迹和地质层。在文本这个空间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意义生成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层面。因而文本是一种多义空间，多种可能的意义交织其间。这样，成义过程就与意指概念相区别，文本与作品相区别。意指和作品属于产品、陈述文和交际活动范畴，而表意工作、文本、成义过程则属于意义生产、陈述活动和象征活动范畴。意指和作品的主体是比较明确的，而意义生产的主体则是裂变的，雾化在整个成义过程中，整个历史中。 文本理论的第二个功绩是，由于不再把作品视为单纯的“信息”和“陈述文”，而是视作永恒的生产过程，视作陈述活动，文本理论趋向于消除文类间和艺术间的分野。用巴特的话说：即“成义过程是工作中的文本，它不承认言语科学强制划分的领域(这些领域可以在现象文本层面得到承认，但却不能在基因文本层面得到承认)。成义过程是言语未确定性时隐时现、捉摸不定的微光，依稀存在于作品的所有层面：存在于声音之中，声音不再被视做专门确定意义的单位(音素)，而被视为冲动运动；存在于义素之中，义素较少语义单位的性质，更是种种联结之树，并被内涵和潜在的多义性带入一种普遍化的换喻之中；存在于义群之中，其中互文性的冲击和回应比正统意义更重要；最后还存在于语篇之中，其‘清晰性’被不同于纯粹直陈式逻辑的某种多重逻辑所超越或所复加”[4]303～304。绘画实践、音乐实践、影视实践等，所有的表意实践均产生文本。旋律也是一种文本，远甚于一种音乐类型，它是纯粹肢体能指的和声与语言的混合，等。文类分野的消除便于打通，从跨文类的整体视野认识表意实践。 文本理论的第三个功绩是，提出了“互文性”概念。互文现象其实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历史的、也是永恒的现象，但是人们对此一直没有明确的意识，“只缘身在此山中”。互文性概念的提出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作品，所有的作品、所有的文本、所有的表意成果其实都是互文性的编织，从而加深了我们对对话主义、对历史传承性和横向关联性以及人类文明和文化未来前景的认识。广言之，任何试图割裂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之关联、任何试图彻底埋葬传统文化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人类的任何创新都以先前的成果为基础。互文性也从根本上论证了泛对话主义的真实性。 文本理论的第四个功绩是，开辟了一个新的认识领域，提升了一个新的认识对象的地位，即阅读。传统批评的基本兴趣或者是作者其人，或者是作品制作的规则和规律，一向轻视读者。文本理论认为在意义生产范围，阅读与写作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读者与作者同样参与书写。“在真正的阅读中，读者是一个不让须眉、一心想写作的人”[4]305。文本理论的提出对同时期康斯坦茨学派的接受美学理论和读者阅读理论给予了一定的启示。如今读者的主动性几乎成了学术界的共识。 文本理论的第五点功绩是，大大扩展了书写概念，把创作变成了书写，批评也是书写。罗兰·巴特甚至妙趣横生地说，批评家不再存在，只有作家。这种观念对于破除创作神秘感，让创作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就认识论而言，文本理论的提出是人们尤其是学术界思想的一次大解放。 笔者以为，文本理论本来应该与作品理论并存，它们本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但四十年来的写作实践、批评实践和阅读实践中，却逐渐出现了以文本观取代作品观的基本倾向，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些稍嫌消极的现象。中国古代的经典文献《左传》里有“和而不同”的古训，可以用来理解文本理论与作品理论虽然不同但却可以和睦相处的愿景。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很不相同的思想体系却能长期和睦相处、相互取长补短、相互理解的现象应该给我们以启示。然而西方思想传统中二元对立和思维一定要极端的倾向，对于文本观取代作品观的基本倾向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影响。罗兰·巴特所说的“它(文本)毁坏交际的、再现的或表达的语言”、“多义性、对话性、愚弄并挫伤内涵义的空白写作与阅读关系和发送者与接受者关系的持续颠覆等……这是一种向构成我们日常社会性的主要类型如感知、理解、符号、语法甚至科学发起严重挑战的实践”[4]301，307等现象，就是上述二元对立传统的体现。 文本观代替作品观的体现之一即文本的碎片化现象，这种现象取代了作品和叙事的完整性。因为三言两语或者一个片断都可以是一部文本，于是碎片化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种碎片化现象，克里斯蒂娃和巴特都有论述，如《文本理论》中说“种种规约碎片、格式、节奏范式、社会言语之片断等，进入文本……”[4]302但没有明确强调应该区别对待碎片化与完整性，反而有倡导之嫌，后来的社会风气中有他们的影响因素是不言而喻的。笔者曾经发表过一篇短文《片断性的真谛》，说明了罗兰·巴特的个人禀赋并不擅长书写系统性的论文，批评了有些人专门要把文章写得破碎才得意的倾向。 文本观代替作品观的体现之二是主体的虚无倾向。本来文本是有作者的，不过这个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历史进程中的无数人。如上所述，他们被雾化在漫长的成义过程中，但这不等于语义和文本没有主体。对此，克里斯蒂娃和巴特也都有论述。但是，他们的另一些说法，却导致了人们的错误的或至少是模糊的理解。克里斯蒂娃说：“基因文本既非被结构物，亦非结构材料，它不认识主体。”[5]223罗兰·巴特说：“成义生产是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文本‘主体’由于离开了‘我思故我在’型自我的逻辑而步入其他逻辑(能指逻辑和矛盾逻辑)，与意义发生冲突且自我消解(‘自我迷失’)；成义过程直接区别于意指的地方，就是它是一种工作，但不是(未受触及和外在)主体试图驾驭语言(例如风格工作)的那种工作，而是主体透过这一过程发掘一旦自己进入语言(而非监控语言)、后者如何作用于主体并消解主体的彻底工作。”[4]301这些说法都容易导致误解。加上罗兰·巴特那句“作者已死”的名言和人们对19世纪圣伯夫所倡导的传记批评的逆反心理等因素，批评中忽视文本主体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文本观代替作品观的体现之三是，“能指的无限性”和“游戏”说导致了对生活的脱离。其实，意义的生产，成义过程，是在历史长河的生活中发生的，各种意义都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的生产实践、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留下的痕迹。意义不是空穴来风的。离开了主体们，离开了绚丽多姿的生活，文本生产就变成了单纯物质性的符号游戏。这是现当代文学创作和文本分析中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文本理论》一文说：“……而建立另一种体积庞大的、既无底层也无表面的语言，因为其空间不是语象、场景和环境空间，而是组合游戏的立体空间，一旦我们走出日常交际(受舆论和常规制约)以及叙述真实或言语真实的限制，上述组合游戏就会无穷无尽。”[4]301又说：“其实，不知疲倦工作的是文本，而不是艺术家或消费者。”[4]301这些话对上述现象的蔓延似有推波助澜之嫌。 文本观代替作品观的体现之四是去价值化。西方传统的作品观崇尚崇高，中国传统的作品观崇尚真实。真善美是各民族文学作品追求的共同价值。“文本理论不以为有责任遵守‘好’、‘坏’文学的习惯区分；文本的主要标准有可能至少孤立地存在于被高雅的、人文主义文化(其规范由学校、批评界和文学史界等确定)所摈弃或所鄙薄的作品里；互文文本、文字游戏(能指游戏)可能出现在很通俗的作品里，成义过程可能存在于传统上被排除在‘文学’之外的所谓‘谵妄’文字中”[4]304。文学“好”、“坏”的区分，似乎最主要的是作品审美价值取向的区分。在一个愈来愈商品化、物质化的社会里，作品的审美价值取向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对于世界和平，对于人类本身的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放弃引领人们行为导向的审美价值的取向，很容易产生社会的混乱局面。当代文学创作中忽视价值取向的现象，与文本观的广泛流行，似有一定的关系。 文本分析是多元的，作品分析其实也是多元的。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一书中提出了符义分析的方法论，以显示符义分析与文学符号学和作品分析的区别。据罗兰·巴特说，“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对精神分析的参照与否，符义解析参照精神分析，文学符号学则不参照精神分析(它仅分类陈述文并描述它们的结构运行情况，而不关心主体、能指和他者之间的关系)”[4]306。这里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精神分析一般都是对病态的分析，难道文本分析的对象都是病态？这大概只是一个行文严密与否的问题。在凸现符义分析的特征时，克里斯蒂娃较多地引用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拉康的精神分析方法，她也引用了《道德经》和印度的《梨俱吠陀》，引用了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和索莱尔斯的《数论》，引用了西方的逻辑律，引用了马克思等。她既有兼容并蓄的一面，也有比较追求时尚的一面。后者与当代绘画追求时尚、当代服饰追求时尚有相似的一面。看得出，文本理论其实是一种先锋派理论，它的背后有着这个时代法国学术界崇尚差异、崇尚后结构的影子。2009年2月，克里斯蒂娃来华访问，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一上来就说，她是后现代的祖母。其时我们国内学者对后现代主义已经有了一些微词。这是她追求时尚的一面。她那种毫不客气自诩的态度，与中国文坛一贯崇尚的虚怀若谷的气度是大异其趣的，让我们对这位西方杰出女性的个性有了一次实际的接触。 克里斯蒂娃在引用微积分、逻辑率和数论分析诗歌文本时，得出了不少公式。后来她又把这类方法引入了小说文本的分析[6]。从认识论的维度看，这类分析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和认识方法。但从审美体验的角度看，这里的跳跃似乎过大和过于频繁。读者从诗作中体会的，首先是诗的意境美和意象美，而众多的数学公式属于科学范畴。两者之间的频繁跳跃似乎给人以疲于奔命、应接不暇的感觉。 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是文本理论方面的纲领性文本。译完这部文本后，笔者写下这篇拙文，意在从四十年的文本实践中做一点总结，以期对文本理论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从问题学的视野看，20世纪60年代，思想界和文学艺术界受结构主义和19世纪末传记批评的影响很深，其时的结构主义已经有点僵化但仍然居于某种支配地位；而19世纪的传记批评观断定文学作品一定都与作者的生平相关，批评界应该从中提炼出作者的传记来，这种观点既僵化又狭隘。这时候，罗兰·巴特和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提出文本论，作为一种差异，有其合理性。为了使这种理论立足，矫枉必须过正自古以来就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他们的观念是对当时问题的回答。但是，这种回答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新的语境下，问题一定会发生变化，这时就需要新的差异来修正先前或者过分或者如今看来已显陈旧的东西。这时候，学术界发现，批评界不能是形式主义一枝独秀，不能长期理直气壮地忽视内容，于是人们重新发现了作品观的合理性，发现了内容与形式、作品观与文本观的互相性。这种看法显然比非此即彼的做法更合理。这样也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历史性，体现学术界的历史性意识。据说，克里斯蒂娃本人在最近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对当时提出的文本理论和互文性概念已经有所反思。她强调两点，一个是当时是针对结构主义的，二是这属于过去，我们要向前看。②显然，继续过分炒作文本理论，特别是忘却和否定作品理论，是错误的。 对于符号学未来的发展和新观点，我们仍将持很开放的态度。 ①李幼蒸把书名译为《符号学历险》，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其实，“机遇”更符合20世纪60年代符号学似乎一下子就发展起来却涉及若干领域的事实。 ②据秦海鹰2013年在芜湖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学术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