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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照(416—466)[1]是南朝刘宋时期著名诗人，元嘉体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和谢灵运、颜延之鼎足为元嘉三大家，其诗歌创作在中国中古诗歌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鲍照的诗歌作品现存二○五首，其中乐府诗八十七首，约占现存鲍诗总数的42%。鲍照乐府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在质量上也是鲍诗中的上乘之作。《宋书》本传云：“尝为古乐府，文甚遒丽。”王夫之也曾称誉鲍照乐府诗“蓬勃如春烟，弥漫如秋水，溢目盈心。”[2]吴汝纶《鲍参军集选》，更直接了当地说：“明远乐府最高。”据此可见乐府诗在全部鲍诗中的地位及影响。本文拟从鲍照乐府诗传达出的内在意蕴对鲍照复杂矛盾的心态作一分析。
悲愤填膺 积极进取
鲍照出身低微，虞炎《鲍参军集序》云其“家世贫贱”。鲍照自己在文章中一再提到这一点，如“臣孤门贱生，操无炯迹。鹑栖草泽，情不及官”[3]、“臣北州衰沦，身地孤贱”[4]、“臣田茅下第，质非谢品”[5]。此外，鲍照在乐府诗《代贫贱苦愁行》中入木三分地描绘了贫困者走投无路、转死沟洫的惨状，其中如“贫年忘日时，黯颜就人惜。俄顷不相酬，恧怩面已赤。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等句，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云：“‘贫年’数语，非身历者不能道。”曹道衡也认为这可能是鲍照本人长期穷愁潦倒的生活写照[6]。从中可见鲍照贫贱生活的一个侧面。
在“尊世胄，卑寒士”[7]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鲍照低微的出身成了他进身上流社会难以逾越的障碍。面对“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黑暗现实，鲍照发出了悲愤的喊声，他的乐府诗成了他抒发这一情绪的最好载体。如《代放歌行》，诗人在描绘龌龊小人“鸡鸣洛城里，禁门平旦开。冠盖纵横至，车骑四方来。素带曳长飚，华缨结远埃。日中安能止，钟鸣犹未归”的奔竞丑态之后，又借小人之口，讽刺了“夷世不可逢，贤君信爱才。明虑自天断，不受外嫌猜。一言分珪爵，片善辞草莱”只是世族们的专利，而寒门子弟是不可能享有此等权利的。方东树《昭昧詹言》说此诗“盖愤懑反言”，余冠英《乐府诗选》发挥此说云：“所谓‘夷世’、‘贤君’都是反说。南朝重视门第，用人不凭才行，但凭出身，那些华缨素带，无非纨裤子弟。‘一言分珪爵，片善辞草莱’这样的事绝不会有，这是当时的制度所不许的。鲍照的出身不是贵胄世家，所以久在下位，这诗讥刺的口吻很显明，正因为他有许多牢骚不平。”类似的感情在《代结客少年场行》中也有体现。在这首诗里，诗人借少年侠者“去乡三十载，复得还丘山”时登高所见之景象，写出了世族显贵“九衢平若水，双阙似云浮。扶宫罗将相，夹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满，车马若川流。击钟陈鼎食，方驾自相求”的真实生活，与侠者“坎
怀百忧”的现实心境形成对照，从而寄予了强烈的愤懑之情，可谓“满篇讥诃，一痕不露。”[8]
如果说上面两首作品在抒发鲍照不满现实愤懑难忍的情绪方面还略显委婉的话，那么在《拟行路难》中，鲍照愤怒的情绪可以说是喷薄而出，一发不可收。《拟行路难》其四：“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这首诗以比兴起笔，揭示了诗人命途不济的现状，虽举杯长歌，也难解郁结在诗人心头的愤慨，最后两句更是把诗人悲愤痛绝、欲说还休的复杂心态刻划得淋漓尽致。其六则是开篇抒愤，“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写出了诗人因愤激而拍案怒起的情状。诗人甚至因此产生了放弃理想的念头，“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这种与诗人积极进取心态相矛盾的情绪，虽非愤语，却更能让人刻骨铭心地感受到诗人因愤怒而滴血的心灵。“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看似聊以自慰，实则隐含着诗人既激愤又无奈的情怀。
鲍照不因贫贱而自甘沉沦，也不因愤激而不思进取。《南史》本传记载“照始尝谒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沈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义庆奇之，赐帛二十匹，寻擢为国侍郎，甚见知赏。”同书又曰：“上（指世祖刘骏）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鲍照“贡诗言志”与“相时投主”的举动，向为人所争议。实则这是他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鲍照既不像谢灵运有门荫之资可供凭藉，也不像颜延之有刘穆之、刘柳等人相辟。作为贫寒之士，他唯一的资本是“文辞赡逸”的才学，要想跻身上流社会，进而一展自己的抱负，只能用“贡诗言志”与“相时投主”之法，除此别无他途。
鲍照积极进取的心态在其乐府诗中主要表现为建功立业的愿望特别强烈。从现存史料来看，鲍照一生没有从过军的确切记载，但他曾数次亲临边地，如元嘉二十二年(445)至元嘉二十四年(447)，诗人从徐州刺史衡阳王义季之彭城（今江苏徐州），元嘉二十八年(451)至元嘉二十九年(452)，诗人又随南徐、兖州刺史始兴王濬至瓜步（今江苏六合县东南）[9]。当时的彭城是刘宋王朝与北魏政权毗邻的边地，而瓜步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冬十二月曾被北魏占领。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450)至二十八年(451)的这次南北大战，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极为严重。正是由于这样的特殊经历和社会背景，鲍照在乐府诗中有较多关于战争与军旅生活的描述，洋溢其中的主旋律则是鲍照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先看《代出自蓟北门行》。“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是说战争已经爆发。尽管诗人清楚地知道行伍生活的艰辛孤苦，边塞气候又难以忍受，但是“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梁。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蝟，角弓不可张”几句流露出的情绪并不仅仅是沉郁与悲凉，更重要的是慑人心魄的亢奋与悲壮。而“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四句更是诗人奋发进取，希冀有所作为心态的彻底暴露。再看《代东武吟》最后四句：“弃席思君幄，疲马恋君轩。愿垂晋主惠，不愧田子魂。”这四句是用典，据《韩非子》：“文公至河，令曰：‘笾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者后之。’咎犯闻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国，咎犯闻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国邪？’咎犯对曰：‘笾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卧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有劳功者也，而君后之。今臣与在后中，不胜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又《韩诗外传》：“昔田子方出见老马于道，喟然有志焉，以问于御曰：‘此何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罢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尽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为也。’束帛而赎之。穷士闻之，知所归心矣。”可见这四句的真正意蕴诚如萧涤非所言，是“作者希冀之意”[10]。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诗人虽年老力衰，却仍渴望能获得君主垂青，进而一展抱负的心态。
忧谗畏讥 既仕慕归
从鲍集的文章中，约略可见鲍照曾生活在群小的毁谤中。如《谢随恩被原疏》云：“繇臣悴贱，可悔可诬，曾参杀人，臣岂无过；寝病幽栖，无援朝列，身孤节卑，易成论硋。幸大明临下……臣覃末庆。然古人有言：杨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无生杨矣，何则？植之者难，拔之者易。况臣一植之功不立，众拔之过屡至。同彼风霜，异此贞脆。……仰衔俯愧，行叹坐戚。”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鲍照曾因过被疏远，并且文中流露出自己受冷遇的真正原因是群小的围攻。又如《谢解禁止表》云：“臣自惟孤贱，盗幸荣级，暗涩大义，猖狂世礼。奇非阮籍，无保持之助；才愧冯衍，有
之因。”曹道衡认为鲍照此次获罪被禁止的原因似在于“失礼”。[11]但从鲍照运用阮籍为礼法之士所疚，幸赖大将军保持一事来看，倒更应归结为小人进谗。段熙仲先生曾明确指出：“《谢解禁止表》、《谢永安令解禁止启》两篇，就是遭小人谗言而受到‘禁止身不得入殿省’处分，‘二台已加奏劾’的证据。”[12]此外，在《野鹅赋》中，鲍照运用比兴手法，曲折表达了自己与同僚意见不合而郁郁寡欢的情怀，如“虽居物以成偶，终在我以非群。望征云而延悼，顾委翼而自伤。无青雀之衔命，乏赤雁之嘉祥。空秽君之园池，徒惭君之稻粱。愿引身而翦迹，抱末志而幽藏”等。这些闪烁其词、若隐若现的语句，非身有所感不能道出。
曹道衡先生经过缜密考证，认为鲍照《野鹅赋》、《谢随恩被原疏》、《谢解禁止表》等均作于临川王义庆幕下时[13]。这段时间当为元嘉十二年(435)至元嘉二十一年(444)，前后凡九载[14]。可见鲍照出仕之初即遭人非议。在后来的仕宦经历中，鲍照又两次获罪见疏：一次为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即鲍照由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出为秣陵令时；一次约为孝武帝大明二年(458)，鲍照任永安县令时，“照之为永嘉令或永安令，疑不久即得罪去职，旋解禁止，考卷一有《谢永安令解禁止启》、卷四《拟行路难》有‘弃置罢官去’之语”[15]，“弃置罢官去”是否实写姑且不论，但鲍照任永安县令时获罪却不容怀疑。
鲍照的坎坷遭际反映在他的乐府诗中，即表现为忧谗畏讥、既仕慕归的心态时隐时现。这一心态和鲍照入仕前或入仕之初的心态看似矛盾，却又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构成鲍照性格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如《代陈思王京洛篇》，全诗计22句，起首“凤楼十二重，四户八绮窗”十二句极写先盛，中间“但惧秋尘起，盛爱逐衰蓬。坐视青苔满，卧对锦筵空。琴瑟纵横散，舞衣不复缝”六句写衰竭，最后四句“古来共歇薄，君意岂独浓。唯见双黄鹄，千里一相从”触景伤怀，感慨良多。这首诗表面上看来是妇人怨恨君恩歇薄的伤怀之作，实则是诗人借妇人之口，表达自己内心忧惧与不安的心怀。联系作者的经历来看，这种忧惧与不安显然来自对小人毁谤丑行的担心。又如《代白头吟》，刘履《送诗补注》云：“此殆明远为人所间，见弃于君，故借是题以喻所怀。”丁福林先生据此考出此诗当作于孝建三年(456)[16]，即鲍照任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而出为秣陵令时。诗中“申黜褒女进，班去赵姬升”，隐喻自己受谗被贬，而进谗之人却得以升迁。“心赏犹难恃，貌恭岂易凭”，说明像申后、班姬那样受到皇帝赏识的人也不免被谗遭疏，何况“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的自己更不能为群小所容。可见鲍照此时忧谗畏讥的心态极为鲜明。
既然不能为群小所容纳，也不能为最高统治者所认同，那么向往山林、倾慕退隐就成了鲍照自然生发出的情怀。这也是中国古代士人传统的心理，其理论依据或可归结于“穷则独善其身”这一为士人普遍遵从的准则，或可归结为超凡脱俗的老庄思想。鲍照概莫能外。如在《代棹歌行》中，他说：“往戢于役身，愿言永怀楚”、“惊波无留连，舟人不踌伫”，归隐的心迹昭然若揭。又如《代升天行》，郭茂倩《乐府诗集》引《乐府古题》云：“《升天行》，曹植‘日月何肯留’，鲍照‘家世宅关辅’，又如陆士衡《缓声歌》，皆伤俗情艰险，当翱翔六合之外，盖出《楚辞·远游篇》也。”可见鲍照此作之旨当为归隐求仙。从诗中“倦见物兴衰，骤睹俗屯平”、“穷途悔短计，晚志重长生。从师入远岩，结友事仙灵”等句来看，诗人的归隐求仙是迫不得已，是难平心中之忧愤的消极遁世。从此诗末两名“何当与汝曹，啄腐共吞腥”之意看来，“则寓言借喻君子，有高世远意，拔出尘埃之表。视世间卑污苟贱之人，直如禽畜之吞啄腐腥耳。”[17]方回的这一看法可谓的论。此外，在《代邽街行》中，也不难发现鲍照归隐的意向，如在“念我舍乡俗，亲好久乖违。慷慨怀长想，惆怅念音徽。人生随事变，迁化焉可祈？百年难必果，千虑易盈亏”几句中，诗人“长想”的是家乡的“音徽”。而“迁化”句则用范蠡的典故。尽管诗人表面上说“迁化焉可祈”，但实则诗人对范蠡的“迁化于外”充满向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鲍照倾慕归隐的心态。
鲍照忧谗畏讥、既仕慕隐的心态在当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与他同时的其他诗人身上也可见此种心态。如颜延之在数次被贬又转而起用之后，渐渐产生了退隐之意，他在《直东宫答郑尚书道子》中说：“惜无丘园秀，景行彼高松。”在《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中又说：“请从上世人，归来艺桑竹。”归隐的心迹溢于言表。又如谢庄在《游豫章西观洪崖井》中说：“幽愿平生职，野好岁月弥。……将遂丘中性，结驾终生斯。”发出了类似的感慨。
伤世叹生 消极行乐
如果说上述鲍照的心态是积极的或者算不上消极的话，那么，伤世叹生、消极行乐思想则是鲍照在乐府诗中流露出的较为消极的心态。当然，我们不能因此用今天的价值标准来苛责鲍照。在鲍照生活的时代，具有这种心态是极为普遍的现象，鲍照不可能超越时代而成为先知先觉。我们分析这一心态的终极目的也不是借此否定鲍照，而是对鲍照的思想行为、价值尺度进行客观的认识与允当的评判。
鲍照乐府诗中有不少篇章都流露出感伤的情调，如《代蒿里行》、《代挽歌》、《代门有车马客行》三篇皆是描写军旅生活的诗作，和鲍照其他一些军旅生活的作品如《代出自蓟北门行》、《代陈思王白马篇》等比较起来，这几首作品明显笼罩着晦涩深重的氛围，缺乏昂扬激烈的奋进之气。诗中如“人生良自剧，天道与何人，赍我长恨意，归为狐兔尘。”（《代蒿里行》）“彭韩及廉蔺，畴昔已成灰，壮士皆死尽，余人安在哉。”（《代挽歌》）“前悲尚未弭，后感方复起。嘶声盈我口，谈言在君耳。”（《代门有车马客行》）等句子，格调低沉，感表顿挫，忧世伤生的心迹一目了然。
鲍照不仅在乐府诗中直接表达自己伤世叹生的情怀，而且有时还通过间接反衬的手法来曲折地传达自己的心曲。如《代堂上歌行》，通过对“昔仕京洛时，高门临长河。出入重宫里，结友曹与何。车马相驰逐，宾朋好容华”的贵族般生活的追忆，既写出了诗人阳春三月“轻步逐芳风，言笑弄丹葩”的优游自在，也写出了“满堂皆美人，目成对湘娥”、“筝笛更弹吹，高唱相追和”的富艳与清高。然而，所有这些内涵还不是这首诗的真正命意，这首诗的真正意图是以昔日的优游富艳反衬今日的落寞冷寂，从而表达出诗人对人生世事的万般忧虑与无奈。
鲍照伤世叹生心曲的根源主要来自于他仕途的不畅与身体的多病。我们知道，鲍照在刘义庆幕中，曾因小人进谗而遭义庆疏远，并受到“禁止身不得入殿省”的处分。孝建三年(456)和大明二年(458)，又曾遭受降职与去职的不幸。这样的经历难免会影响他的思想和性格，尤其是鲍照晚年遭到的两次打击对他的影响可能更大，鲍照因此而产生世事沧桑的悲痛情怀也就不足为怪了。另外，鲍照一生疾病缠身，他在《又请假启》中说：“臣所患弥留，病躯沈痼，自近蒙归，频更顿处，日夜间困或数四。”又《松柏篇序》云：“余患脚上气四十余日。知旧先借《傅玄集》，以余病剧遂见还。”“如此重病，弥时不差，呼吸乏喘，举目悲矣。”身体的不适更加重了鲍照伤世感生的情绪，而这一心态的不良发展便是行乐思想的泛起。
先看《代少年时至衰老行》：“忆昔少年时，驰逐好名晨。结友多贵门，出入富儿邻。绮罗艳华风，车马自扬尘。歌唱青齐女，弹筝燕赵人。好酒多芳气，肴味厌时新。今日每相念，此事邈无因。寄语后生子，作乐当及春。”此诗前十句极写少年时的追名逐利与放荡行乐。“今日每相念，此事邈无因”两句，以今衬昔，流露出对少年生活的追忆与向往之情。末两句则把诗人及时行乐的心绪暴露无遗。虽是为他人语，却折射出诗人自己的内心活动。同样的思想在《代边居行》中也有反映，作者通过塑造一个远离京洛、流落边地的落魄少年形象，发出了“盛年日月尽，一去万恨长”的迁逝之叹，最后由衷地道出心曲：“不如一亩中，高会挹清浆。遇乐便作乐，莫使候朝光。”其心态与《代少年时至衰老行》中体现出的思想如出一辙。在鲍照的乐府诗中，最能集中反映诗人消极行乐心态的作品当推《拟行路难》。在十八首诗中，至少有五首部分或全部地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它们是其五、其十、其十一、其十五、其十八。在这五首诗中，诗人流露出的消极行乐心态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感叹时光易逝苦多乐少而纵酒行乐，如“人生苦多欢乐少，意气敷腴在盛年。且愿得志数相就，床头恒有沽酒钱。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贵贱付皇天”（其五）、“人生倏忽如绝电，华年盛德几时见。但令纵意存高尚，旨酒嘉肴相胥。持此从朝竟夕暮，差得亡忧消愁怖。胡为惆怅不能已，难尽此曲令君忤”（其十一）等诗句均属此类。一是感叹人生无常殊途同归而纵意自怡，如“君不见蕣”华不终朝，须叟淹冉零落销。盛年妖艳浮华辈，不久亦当诣冢头。一去无还期，千秋万岁无音词。孤魂茕茕空陇间，独魄徘徊绕坟墓。但闻风声野鸟吟，岂忆平生盛年时。为此令人多悲悒，君当纵意自熙治。”（其十）有人曾认为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为作者早年的一时之作，吴丕绩《鲍照年谱》、段熙仲《鲍照五题》、杨生枝《乐府文学史》均持此论；也有人认为这十八首诗并非一个整体，更不能说是作者早年的一时之作，余冠英《乐府诗选》、曹道衡《论鲍照诗歌的几个问题》、丁福林《鲍照简谱》持此说。如果从我们上述所分析体现在鲍照乐府诗中的消极行乐思想来看，前一种说法不攻自破，《拟行路难》十八首不可能都是作者早年之作，这是值得提出的一个问题。
注释：
[1]关于鲍照的生卒年，众说纷纭，此据丁福林《鲍照简谱》，载《镇江师专学报》1993年第4期。
[2]见钱仲联《鲍参军集注》第2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解褐谢侍郎表》。
[4]《拜侍郎上疏》。
[5]《谢永安令解禁止启》。
[6]《论鲍照诗歌的几个问题》，载《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7]《新唐书·柳冲传》。
[8]王夫之《古诗评选》。
[9][14]参丁福林《鲍照简谱》，载同注[1]。
[10]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11][13]曹道衡《鲍照几篇诗文的写作时间》，载《中古文学史论文集》。
[12]段熙仲《鲍照五题》，载《文学遗产》1981年第4期。
[15]钱仲联《鲍照年表》。
[16]丁福林《鲍照诗文系年考辨》，载《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3辑。
[17]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