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地缘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众多国际政治理论流派中，地缘政治研究所引起的争议最多，最为复杂。从理论成熟到今天的一百年中，地缘政治学历经兴衰荣辱，对各大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影响深远。对地缘政治学至今仍没有统一而客观的评价，争论持续不休，但可以明确的是，在21世纪，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与应用还会受到普遍的关注，它仍然是国际政治学者们分析时局、作出判断、提供对策时的主要理论工具之一。
一、地缘政治研究百年发展史概述
地缘政治研究的源头始于孙子、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理等先哲对地理与政治、空间与权力、领土与战争之间关系的探讨。19世纪末，瑞典人切伦(R.Kjellen)第一次提出“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s)”概念，但真正成熟的地缘政治研究却是从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Machinder)开始的，他在1904年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纽》是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学论文。（注：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更早的美国海军上将马汉(A.Mahan)和稍晚的意大利将军杜黑(GuilioDouhet)也是地缘政治或地缘战略研究的宗师，但比起麦金德来说，他们的研究在理论深度、影响广度和成熟性方面都要逊色得多。这三位“地缘政治学之父”所奠定的所谓“陆权论”、“海权论”和“制空权论”是地缘政治研究的最基本流派，此后的学者大多是沿着他们指引的道路向前探索。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地缘政治研究出现法西斯化趋势，并迅速成为德国和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理论基础之一。二战期间最大的“神话”是：在地缘战略的指导下，“轴心国”在军事上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胜利，而在战争后期，军事行动和地缘政治学的一些法则相违背则导致了一些具体战略方向上的失利。（注：J·帕克：《二十世纪西方地理政治思想》，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1～86页，刘从德：《地缘政治学：历史，方法与世界格局》，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14～138。）地缘政治学的神秘性曾使其轰动一时。正因如此，二战以后，地缘政治研究一度受到冷落（尤其是在苏联），但其独特的分析视角和鲜明的政策针对性使它在西方世界再度兴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社会处于一个“大分化、大动荡”的时代，这对地缘政治学的复兴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此后，地缘政治学及其理论直接或间接地左右着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决策层及公众舆论，并深刻地影响着整个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历史。斯皮克曼(N.J.Spykman)、乔治·凯南、尼克松、基辛格、布热津斯基都是冷战时期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或地缘战略家，而苏联外长葛罗米科也曾被认为是出色的地缘战略实践家。（注：冯绍雷：《国际关系新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03～106页。）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和转型期世界局势的持续动荡，促进了地缘政治学的“全球化”进程。当代地缘政治研究已成为世界性的学术运动。在所有具有国际抱负的国家，基本上都形成了自己的地缘政治理论或制定了相应的地缘战略。
在美国，和其它国际政治理论一样，地缘政治研究最为发达，一直受到政界和学术界的重视。众多杰出的地缘政治理论家都出现在美国。近年来在学术方面最为活跃的是Z·布热津斯基和S·亨廷顿。（注：S·亨廷顿是在多种学科的理论领域内有建树的学者，他以《文明的冲突》一文把文明的空间分布和历史斗争这一命题引入了地缘政治学研究领域。）对“地缘经济学”的研究也始于美国。连金融家绍罗什(George Soros)在分析国际经济形势时也使用沃伦斯坦建立起来的“中心—外围”地缘政治—经济模型。（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45～199页，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265～286页。）
在俄罗斯，地缘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对俄罗斯形成强烈的刺激性影响：领土缩减到彼得时代的规模；一系列出海口的丧失；俄罗斯像被挤进了欧亚大陆的角落中一样，越来越像一个内陆国家。在这种形势下，地缘政治理论填补了战略指导方面的意识形态空白，以解释俄国日趋恶化的国际环境。在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地缘政治理论被充分肯定，成为俄罗斯军事学说和国家安全政策构想的基础。（注：冯绍雷：《制度的变迁与对外关系》，上海：人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383～399页，王一炬，李大军：《俄罗斯军情了望》，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年，75～77页。）
在欧洲，英国、法国、德国、挪威和欧盟组织均设有地缘政治研究机构。在结合传统的基础上，欧洲学者进行着非常前沿的探索，在所谓的生态地缘政治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注：T·巴尔哈尼娜：《地缘政治学的预言与俄罗斯》，（俄）мэмο.1996(3)。）
二、地缘政治研究中的几个争议性问题
20世纪可以被定义为地缘政治世纪。战争和领土变更频繁，民族国家数量迅速增加，军事集团和政治联盟几度变迁。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分配迅速变化：欧洲范围内的国际斗争扩展到大西洋和新大陆，古老的亚洲、非洲地区也被卷了进去。在新世纪，地缘政治学的研究也与其它社会科学一样面临着挑战：如何解决理论争议，去除历史包袱，思考新的问题，以适应新的科技革命对人地关系的改变等等。
1.地缘政治学的概念
“地缘政治学”概念本身就充满争议。国内学者就地缘政治学和地缘战略学的定义一直没有形成共识。总的来说，有三种意见：
一种是以大百科全书的定义为代表。认为地缘政治学是“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范围内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18～19页。）认为地理因素是地缘政治学的核心因素之一，地理学至少为地缘政治学提供了分析问题的工具箱。地缘政治学是以人文地理学为基础和最终归宿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地缘政治学是地理政治学扩展到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产物。（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84～86页。）
另一种是战略学派。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以地缘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国际战略研究。地缘关系是“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地理空间中的表现”。它具有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由自然和社会两种属性所决定的。（注：李际均：《军事战略思维》，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139～146页，程广中：《地缘战略论》，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13～17页。）对于一个具体的国家来说，“地缘战略就是利用国家间的地缘关系获取国家利益的谋略”。（注：高金钿：《国际战略学概论》，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130～131页。）地缘政治学的任务就是为政治家们确定战略斗争的地理方向、区域范围和结局预测。
第三种意见认为，地缘政治的本质是权力政治。（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84～86页。）前面所列举的地缘政治学者和战略家无一例外的都是现实主义政治学家和权力政治的拥护者。他们认为，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是权力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分配的地理法制。而对一个具体的主权国家来说，就是关心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影响力所能达到的空间范围和遇到的阻力。各国地缘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保护国家利益，包括确保广义上的国家安全（抵御从外来侵略到破坏生态平衡、社会稳定、经济安全、人权和信息通畅等各方面的威胁），确保经济繁荣，确保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威望。在推行内外政策时，根据具体的地缘政治环境而采取相应的步骤。
2.地缘政治学的多元化起源
很多学者认为，地缘政治学起源于欧洲。这种“欧洲中心主义”论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地缘政治理论和以此为基础的地缘战略政策因国家之不同而不同，因时代之演变而有异。它的起源有着明显的多元特性。
首先，地缘关系的核心内容是权力关系的空间布局，其影响力自始至终贯穿于人类历史。地缘关系的客观性使不同地域、不同文明背景的人产生基本相同的认识，提出的理论和对策也是殊途同归。
其次，欧美国家的地缘政治学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马汉(1804～1914)、麦金德(1861～1947)、杜黑(1869～1930)生活的时代基本相同，“海权论”、“陆权论”和“制空权论”在学术上相互启发，在理论上迥然不同，在战略上针锋相对。这三种理论可以说是美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战略思想家根据本国地缘环境的特点进行独立思考的产物。法西斯德国“生存空间论”的源泉是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和当时最为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俄罗斯，以寻求走向海洋为目的的地缘战略传统可以追溯到彼得一世时代。（注：李际均：《军事战略思维》，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139～146页，程广中：《地缘战略论》，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13～17页。）
第三，中国独踞欧亚大陆东南隅，相对封闭。在近三千年的时间内，关于战争与和平、权力与疆域问题的不懈思考，产生了独特的战略传统。基于这一地理形势和战略传统，形成了自成体系、自成一家的地缘战略思想。这一思想的成熟要早于西方数百年。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理论源自中国。权力与空间的关系问题，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和政治实体都要面对，只是中国古代的战略家和政治家们比西方同行们更早地遇到了这一问题，并独立地提出了自己的认识理论和解决办法。（注：叶自成：《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9～11页。）
第四，日本地缘政治思想也有其独立的源头。其鼻祖是德川幕府统治末期的思想家佐藤信渊，他在1823年所著的《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狂妄地宣称，日本是“大地最初形成之国，系世界万国之根本也”，“全世界均为其郡县，万国之君长，皆为其臣仆”，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提供了思想武器。明治维新后，西乡隆盛肇始“征韩论”，提出了对外扩张的具体步骤：先侵略朝鲜并以此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此后，日本效仿欧美列强，妄图把占领朝鲜和中国东北作为实现拓展海外殖民市场的经济、战略基础，以此摆脱西方对日本资本主义的控制和压迫，从而达到独立与富强。吉田松阴提出，要将失之于欧美列强的“交易之处”，“偿还于鲜、满之土地”。1870年7月，日本外务大臣柳原前光提出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方针：“朝鲜国北连满洲，西接鞑靼之地。绥服此地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成为今后经略万国之基石，偿被他人占先，国事休矣”。（注：李敦球：《试论日本明治政权“征韩论”形成的原因》，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25～28页。）《田中奏折》以典型的麦金德式语言表述了日本的地缘政治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须征服支那”。从此，日本的侵略战争计划全面成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注：朱杰勤，黄邦和：《中外关系史辞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88～93页。）
德国的地缘政治思想传入日本后，日本地缘政治思想实现了“现代化”，把“生存空间理论”、“种族思想”和“泛区思想”引入自己的侵略哲学，提出所谓的“从白种人手中解放亚洲”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论调。日本的地缘政治学的确从德国那里借用了不少名词，但绝不是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派生物。有人指出，“即使豪斯浩弗仅仅是慕尼黑啤酒店里的一名堂倌，日本人也不丝毫改变他们的研究。日本人的扩张主义思想及为表现该思想而杜撰的一些花样都不必向德国人学习。”（注：ю·н·谢明诺夫：《法西斯地缘政治学与美帝国主义》，北京：中华书局，1951年，84页。）
3.法西斯地缘政治学是地缘政治研究的畸变体
在某种意义上，地缘政治学如此之有名，确实有赖于法西斯国家的大力宣扬。麦金德的理论墙里开花墙外香，它在英国的影响只是在社会的表面，而在有着强烈扩张主义传统的日本和被复仇主义、大日尔曼思想毒化的魏玛共和国，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取得了进展，并被付诸行动。K·豪斯浩弗(K.Hausehofer)及其同伴们创办了慕尼黑地缘政治研究所，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建立在继承德国地缘政治传统和学习麦金德理论的基础之上的。
法西斯主义腰斫了地缘政治学，在它的砧木上嫁接上畸变的种子，其表现是：
首先，法西斯地缘政治学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伪科学。它的最大特点是宣扬“种族优越论”和把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作为国际政治斗争的基本法则。德国的极端民主义者鼓吹日尔曼民族是上帝的优选子民这一论调，而地缘政治学家们则负责为“生存空间论”量身订做战争计划。日本的种族优越论是一种典型的变态心理，它一方面和其它亚洲人一样反对白人至上论，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其它亚洲人是劣等民族，只有较低层次的文化”，比起欧洲人来，他们对亚洲人“更加残暴、蛮横、不义和凶狠”。（注：李光耀：《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北京：外交出版社，1998年，54～55页。）
其次，主导对外扩张的霸权主义战略路线是法西斯地缘政治学的另一特点。它主张以武力为强制手段，以占领领土或控制势力范围为目的，在国际政治权力和资源分配上搞弱肉强食政策。法西斯地缘政治学的本质是对外扩张和追求世界霸权。它会因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战略，但任何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战略都是以追求完全排它的“征服世界”为终极目标。（注：王耀青：《西方大国二十世纪战争计划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年，7～10页。）
第三，这种地缘政治学为法西斯主义侵略政策，尤其是“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提供了理论根据。二战之后，地缘政治分析的方法受到了冷落，因为它总是使人联想到侵略扩张和对人权的粗暴践踏。然而，正如法国研究人员、欧洲地缘政治监测所所长M.富舍(M.Fouchet)所指出的那样，错误并不在于地缘学本身，而是它所具有的那些曾被用来为侵略政策服务的畸变形式。在这一时期，纳粹德国的历史学、民族学、心理学、医学等其它知识领域也未能避免相似的命运，但在战后却没有受到歧视，而那些为纳粹德国服务的物理学资料和物理学人才更是战胜国猎取的对象。（注：这些魔术地图可参见：J·帕克：《二十世纪西方地进而政治思想》，Z·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可异化性是地缘政治学的最大缺点。今天，一些西方大国的地缘战略和政策仍有发展畸变的可能。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4.地缘政治学的基础是心理因素而非地理因素
明确这一点极为重要。现有的辞典仍然把地缘政治学定性为“对自然地理条件与国家政策间关系进行研究的学科”。这种定义，带有德国地理政治学派传统观念的印记，并会导向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许多误解和偏见也正源自于此。
早期的地缘政治学家有许多是地理学家，这是因为地理学家比其它学者更容易形成全球观念，对权力与空间的关系有着异常的敏感性。二战以后，地缘政治学家或政策实践家大多是国际政治学者、军人或政治家，地理学家在这一群体中的比重并不大。
地图分析法是地缘政治分析的最基本方法之一。豪斯浩弗的“魔术”地图和其它地缘政治分析家所提供的地图与真正的地理地图有很大的差别，但却能给人以强烈的心理震撼。（注：T·巴尔哈尼娜：《地缘政治学的预言与俄罗斯》，（俄）мэмο.1996(3)。）在冷战时期，西方的宣传家们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大面积可能“赤化”的第三世界地区涂上红色，以夸张的手法来兀现资本主义世界所面临的“威胁”，这迅速激起了反共和反苏情绪，并为推行军备竞赛政策赢得了支持。特殊的地理分析方法是地缘政治学深入人心，影响广泛、易于被一般群众所接受的秘密之所在。
地缘政治学的地图分析法已超出了地理学范畴，有其特殊的技巧：从任何地理地图上只能看出部分事实，只有把它们综合起来，用类似摄影界的“延时摄影”法来拼接，兼顾时间因素和这些发展过程的不同进度，才能反映出动态事实的全过程。而这些“地图”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人们的心理地图或从文化传统中接受来的“意识地图”是相同或相近的。（注：A·托夫勒，H·托夫勒：《未来的战争》，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189～202页，乔良，王湘穗：《超限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75～78页。）
当代社会中，人们对所处世界的认识往往不是来自直接观察和亲身体验，而是依赖媒介提供的情况。通过发挥大众传媒“构造社会现实”的功能，达到控制人的“心理地图”的形成和产生某种意识形态，可以策动社会各阶层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支持。因此，在传播系统发达的国家，只容许发放特定的信息，以求塑造被统治者的“脑中图画”。因而，在个人与现实环境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伪环境”，人类的行为通常只是对“伪环境”作出反应，而“伪环境”往往是一些虚构的故事（也不尽是蓄意的谎言），无论如何，它只能被称为“第二手现实”。（注：何子建：《西方的大众媒介：社会控制的武器》，读书，1990年第1期，65～69页。）
5.地缘政治学在核时代和信息化、全球化时代仍具有现实意义
地缘政治过时论的论点是：(1)核子武器无与伦比的杀伤力和无所不能的运载投放能力，使得地理因素失去了原来的作用；(2)世界正在变小，沟通更容易，经济全球化也使世界变得更为一致、更为相互依赖；(3)科学技术使土地的决定性作用下降，以知识技能为基础的“智缘政治”（注：张蔚斌，马磊：《信息社会：超越地缘政治观念》，资中筠：《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57～282页。）将取代以土地为基础的地缘政治。
首先，核武器的本质决定，使用核武器是毫无理智的，核战争没有胜利者。因此，在有核国家关系中，它不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此外，核武器正在丧失其“遏制工具”的作用，不可避免的全球性扩散，使它有变成一般性武器的危险。当然，在不对称的国际冲突中，核武器仍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其次，成熟的地缘政治理论建立在成熟的世界观念之上。70年代，地缘政治学说在欧美国家重受重视。这绝非偶然。它反映了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东西方对峙及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已进入全球化阶段。
在一个没有全球观念的国家不会产生地缘政治理论，也不会有相应的地缘战略。陆权论的出现，是因为英国的世界霸权达到了顶峰，新的全球性挑战者正在欧洲腹地成长起来，麦金德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提醒当权者注意德国或俄国的威胁。马汉的理论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经济力量的增长，商业网遍布全球，在这种条件下，有追求海权的迫切愿望。而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更是直接以地缘政治理论为基础，以与苏联进行全球角逐为目的而精心设计的。当代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但它也是一个按照美国标准制造的“国际通用商品”。这能解释，为什么能够挑起金融风暴的不是孟加拉国人，也不是刚果人，而恰恰是一个美国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的代名词。它是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组合世界经济和国际权力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
最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确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国际政治。但它并没有改变国际政治的本质，即没有改变北方世界与南方世界的贫富差距（相反却加剧了这种差距），没有改变强权政治的暴力性和任意性，没有也绝不会改变土地在财富的产生和权力的分配方面的影响力。这是因为，掌握现代高科技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最鲜明的例子便是北约野蛮轰炸南斯拉夫，一方是所谓的“零伤亡战争”，而另一方是5000多人伤亡，数十万人无家可归。因此，如果说现代科技的发展对当代地缘政治产生了影响的话，那么，它只是加强了原有的优势：当代的“八国集团”也还是20世纪内使世界卷入两次浩劫的那8个国家。
三、我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地缘政治学的任务
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这证明了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世界形势的基本判断是正确的。对于我国来说，在地缘政治方面，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北方威胁”问题得以缓解；大国对抗在东南亚地区的结束；周边“热点”问题的解决，局势缓和；区域经济发展，贸易关系加强；邻近国家日益重视发展与我国的经济政治关系。我国的周边环境总体上是良好的。
但是，军事威胁的减轻和经济联系的加强并不意味着安全问题的解决。也正是由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西方国家才把我国视为和平演变的重点。在地缘战略上对我进行“隐形”遏制政策：既保持接触，又多方施压，加紧渗透。冷战思维和战略方针在亚洲地区得以延续，如在人权问题上搞围攻，在主权问题上搞分解，在经济问题上搞麻烦，这都曾是西方对苏战略的拿手好戏，只不过变化了时间、地点和对手而已。有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起因并不简单是经济原因，更多的是政治和战略因素，即“阴谋论”。认为这次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火力侦察，目的之一便是测试中国维护周边（政治、经济）安全环境的能力和决心。同时也是一种展示实力政策，显示美国的经济打击能力，对一度流行的所谓“即将到来的亚洲（中国）世纪论”进行否定和挑战。
更应引起警惕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军国化过程的加速，日本企图谋求与其国际责任心、历史责任感不相称的国际地位的心态昭然若揭。这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和国家统一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此外，周边地区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实体——东南亚国家联盟正在形成，该联盟谋求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南亚次大陆地区的核对抗和频繁的军事政治危机；中亚地区的持续动荡，激进的宗教团体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所有这些对我国家利益都将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总之，冷战结束后，世界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到我国，则既有改善的事实，也有恶化的潜忧，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约翰·柯林斯(J.M.Collins)指出，误解、误用或忽视地缘政治理论的指导作用，将会“导致国家威望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注：约翰·柯林斯：《大战略》，战士出版社，1978年，296～306页。）对地缘政治观点的忽视，对我国外交政策也产生过严重的危害。例如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等问题上曾出现过无视长远地缘政治利益，搞远交近攻，造成“朋友在远方、敌人在身旁”的被动局面。这些失误都曾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近年来，地缘政治研究在我国得以恢复（注：50年代为“批评”地缘政治理论，我国曾翻译和出版过一批理论著作，此后中断了30多年。）和发展。现阶段我国的地缘政治学研究仍处于拓荒阶段。目前，我国地缘政治学的任务是：研究国家的统一战略和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整合政策，并通过研究这类现实问题来创新理论。
统一问题是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首要任务。在研究国家统一战略方面，理论重点是正确评估台湾在中国地缘战略中的地位。关于台湾在中国海防战略中的地位，左宗堂的论述值得重视：“天津者，人之头顶；大江三江入海之口，腰膂也；各岛之要，如台湾、定海，则左右手之可护头顶腰膂”。（注：庄从勇：《左宗堂对海防的认识及其实践》，中国军事科学，1997年第2期，60～64页。）可见，台湾是中国海防的手臂，统一台湾，既可保卫整个中国，又可发展远洋战略。否则，中国便无海防可言，门户洞开，只有被动挨打。还有一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即与19世纪的俄罗斯一样，中国也缺少走出近海的水道。中国虽广有四海，通向太平洋的国际水道也不少，但真正拥有主权的只有一个，就是台湾与菲律宾巴旦群岛之间的巴士海峡。台湾是围绕中国大陆的内岛链（注：内岛链指的是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台湾岛和南洋群岛，也就是麦金德所说的外新月地区或斯皮克曼所说的“破碎的边缘地带”分布在亚洲大陆东南边缘的部分；与其相应的是外岛链，指的是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日本列岛、以关岛为核心的西太平洋诸群岛的澳大利亚。内外岛链封锁战略是美国亚太地缘战略的重要内容。）中的关键。因此，要把台湾问题与我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尤其是海权复兴结合在一起来研究。
在研究周边地缘环境方面，中日俄美等大国关系是重点，其中，美国在地缘政治意义上是每一个国家的邻国，研究美国对华政策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相应地，欧洲、东盟和印度也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它们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影响战略平衡的重要砝码。此外，国内地缘政治整合（如我国边疆各省区如何发展与相临国家和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等都是不可忽视的战略问题。这方面，国外虽然也有值得借鉴的东西，但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方法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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