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世界的建构:青年人文教育的背景与心理分析_人文精神论文

意义世界的建构:青年人文教育的背景与心理分析_人文精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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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01)02-0032-05

青年人作为未来文化与历史的谱写者,必然要面对将来那陌生的经验世界的挑战。特别是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知识信息的日新月异、生活世界的急剧分化,更是为青年人展现出一个变动不居的感性世界。如何让青年人以完整的生命形态和人性形态及健全的人格结构去面对这一震荡激涌的未来之维;如何让青年人确立自信与自我意识去发现和重建他们所要遵循的价值观;如何培育青年人的自我形塑能力和创造能力;如何让青年人确立庄严的道德责任感与鲜明的个性意识;如何育展青年人高瞻远瞩的文化眼界,等等。这些并非是个单纯知识灌输与教育的过程,亦非片面的理性实证教育过程,而是一个系统的人文教化的内在行程。青年人在何种人文精神中的自我陶成,决定着民族与文化甚至整个人类精神自身的蕃衍和赓续。因此,对当代青年人进行一种具有实质性内涵的人文关怀与教化,是我们时代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

一、人文精神的概念内涵和对青年人进行人文教化的背景分析

1.人文精神的功能性内涵析离。人文精神是以对人之存在的真实性与理想性构筑为旨归的。它是文化深处的一种底蕴性存在,更多的是将自身表现为人类精神的张力形态,而不是一个条理化的知识系统。人文精神又是一种价值形态,是直贴人类生命形态的一种内在关切;它是人对自我本质的读解和诠释,故而开启着人与自身认同的可能性;它为主体意义世界的建构提供着终极支撑,是人类对自身生命维度的确证与关怀;它是人自身本质的凸现,故而能为人类的主体文化活动提供信念动机和意义标示;它不仅具有同时态的结构,而且也涵蕴着历时性的积淀,作为人与自身本质性的对话交流的结果,其行程的演绎便是人本质生命画卷的展示。若从功能主义的视域来观照的话,人文精神大致涵摄以下几个突出特征:

理想超越性。保持与现实永恒的张力,这是人文精神的魅力性所在。人类首先是作为一种感性存在,同时也作为一种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需要借助于现实性的实践活动来亲证其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P124)但这种外化与彰显并未因此而穷尽人之本质的无限性,并且也不能避免人对自身领悟的遮蔽性与受动性,人文精神正是通过对意义与价值的追问来突破人自身生存的有限性,通过对自我的反思与选择的澄明来确立人之超越的可能性,人类由此而不断地趋向无限,进而迈入自由和解放之境。无论何种文化系统,一旦离失了为其提供背景性辐射的人文精神的这种超越性向度,那么,整个文化实践结构的断裂与分割便不可避免。

现实关怀性。人文精神作为一种先在的设定,并不能只葆有其形而上的理想存在形态,它必然被要求落实到人类具体的现实活动上来,并以此发挥其对社会现实的检视与查审功能。只有在回应着人类主体的文化实践活动中,才能使人类生存受到其内在价值的浸润与形塑。它通过文学与艺术来为人的感性王国提供美学意义的存在导引;通过运用历史的深度观感来为人的现下当在架构时间性意识与维度;通过道德申唤对个体灵魂内化而界分着主体活动的自由空间;通过哲学与宗教的观念性反思而为主体的现实人格拓扑着整全性和无限性。

历史变奏性。人类是一种具有无限性和开放性的存在,其整个精神活动的展示也是一个无限的行程。历史的转折必然要求不同的实践样式,在不同实践样式的更替中,人自身的生存结构亦会因之而呈现出差异性与多质性,正是随着生存结构的异质性迭换,人之本性凸现出了丰富多样的特征。正如卡西尔所说:“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2](P15)人文精神作为对人之生存结构的一种直切关怀,必然会随着主体实践方式的延展而采取一种共变形式。因而,人文关怀在不同的时代经纬中具有不同的领域与关切点。

2.人文精神直接牵系着青年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幸福观念,导引着青年人对世界与人生意义的理解和把握。青年人所面对的世界是由众多的价值形态综合互渗而构成的一个结合体,生活于各种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碰撞之中。整个社会的事实、规范、美感错乱交织而成一个混沌的坐标系。为了在这一丰繁驳杂的坐标系中进行自我选择,必然要求青年人在人文关怀的背景下来获得其本真的存在方式。

现在的世界似乎是一个感性化的世界,同时亦是一个平面化和单一化的世界。消费文化(亦即物质文化)在合理化人自身欲望的同时,却消解了人对自身的本真性需求,并通过广告媒体的刺激制造出许多虚幻的欲望,整个世界推崇着本能的快乐原则,由此而衍生的幸福意识与生活方式似乎也只是物质文化的演绎品。人们不再寻求现实生活的多样性与众多可能性,现时代的文学与艺术似乎亦不再具有对这种生活的抗争性,相反,它们常停留在自我安慰与发泄的境地,甚至还蜕化成对这种生活不满的人进行压抑的功能替代物。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没有人文关怀的在场,青年人是很难避免对其生活的单向度思考与认可的。青年亚文化的一些表现形式,如粗鲁吵闹的摇滚乐,满身破洞的服装,性的放纵与恣肆,歇斯底里的呼喊与绝望,毫无节制的酗酒,对学习的鄙夷与对感官刺激的过分追求,纹身、浓妆和离家出走,厌弃工作、奋斗,对生活的承受力极为脆弱等等,都流露出文化自身的一种颓废、撕毁与堕落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物质文化那种只注重浅层感性需要而忽视内在理性情操的单面逻辑所造成的。因此,只有对青年人进行一种令其回到真实自我的人文教化,只有运用人文精神的理想性涵化给他们提供褫夺与满足的文化结构范式,才能使他们追求那种积极、健康且充满着内在活力的文化,才能使他们注重内在的操守与理想,寻求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性途径。

在今天,道德相对主义已逐渐成为人们主导的价值信仰,人们对道德事件的评判往往采取一种中立的悬置态度;经济理性疯狂地抽绎着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学家在对市场进行数学模型化时,几乎完全淡忘了人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等的存在,以至于将人错位和简约为市场中的数学晶体,将人平面化为在欲望支配下的理性符号;权力的触角无孔不入,甚至理性自身在提供了启蒙功能之后,亦演变成了尼采所描述的一种权力意志,它的过分张扬甚至拒斥和排压一切与其无系谱关联的其他精神形式。这一切都要求青年人在人文精神的背景下来重新思索人与世界的整体性,来考虑自我行为的价值凸显,来确定人生与世界的意义,从而摆脱对世界的片面认识与感知方式。只有在人文精神的涵盖下,青年人才会得到一个具有统一性和源初性的生活世界,才会积极谋划属于其本质的生存性结构。

3.综观20世纪,人文精神的回落与缺席不仅影响着青年人,而且还成为整个时代的尴尬。进入90年代,一些似乎反常的现象却成了社会持续探讨的话题:人际的疏离与隔膜,人生的异化感与荒原感日益增强;文学那种浅智性的自我放逐;学者的日益边缘化与思想的漂浮无根性;传媒和舆论在淡化意识形态的同时也遗忘了真理与事实的深度;市场似乎成了人们疯狂逐利的丛林而不再有伦理与良知的约束和禁制,等等。也许这种意义的真空和价值的失范在社会转型期有一种客观必然性,然而,这里凸现出的却是人文精神对社会现实关怀的离却,人文传统对时代实践回应的缺席。

如果说这还只是些浮泛的浅层表象,那么,若从历史的维度进行考察,便会发现,20世纪人文精神离失与不在场却已在社会与历史的深处进行着。

当达尔文将人类放在生物进化的阶梯之时,人们欢呼自己有了似乎真正的起源与优越,特别是白人种族更是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认为他们已步入进化的最终之链,建立了所有文明都要效仿的进步模式,于是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支配之下,展开了对有色人种和大自然无情的掠夺与征杀。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则试图向我们表明的是,精神世界中本我是一个稳秘而又无法破译的密码,人类永远无法达到对自身的理解,因为本我与自我之间有着不可通约的巨大分裂,无意识的本我是人的本质,可是无意识却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进行着思考,故而自我所从属的文化序列实际上是一种误构的产物。显然,人在这里被隐性解构,在进化链中谈对人的终极关怀被视为是一种迂阔和愚昧的表现,只有符合自然选择的人种才有生存的权利,而人类所沾沾自喜的文明也只是在对人的压抑基础上产生的。

当尼采喊出“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时,谁也没能领会到这是对现代人的批判,是对人文精神的呼唤。在尼采看来,现代人不仅离弃了传统的精神家园,而且缺乏新的人文关怀,现代文化只是由一些废墟上的碎片拼贴而成,现代人那种内在的贫乏不再贴近人的本能,虚假的激情和歇斯底里已成为现代艺术的主料;人们不再有内在的迸发,相反,衰弱和苍白的理性则试图驾驭精神活动的自由。在人对自身的把握中,正如尼采所说:“理性无论如何是摧残生命的危险的力量。”[3](P344)因此,尼采所要重估的价值并非已被启蒙理性所弑杀的基督徒的价值,而是在缺失人文关怀下现代人所靡行的妄图替代上帝的那种虚假价值。因为,“尼采说,理性、道德、精神、自我、动机都是些上帝的代名词,是由哲学硬加到欧洲文明中来的。”[4](P140)现代人的上帝在消解掉传统的人文关怀后,却无力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故而尼采发出悲怆的呐喊。

也许福柯的“人死亡了”这一宣言更彻底地道出了现代社会人文精神的缺席和不在场的状态。福柯揭示出,在社会演化过程中,其权力结构却是固囿不变的,变化的只是权力的约束形式。现代社会的权力则通过人文科学的技术、分隔实践的技术和性行为规范技术来生产着文化主体,操纵着对个性来说正当的变量,人的主体化因而演变成了只是在权力支配下的从属化,真正属于人的一切在现代社会已被否定,人的自由亦只是权力运作的象征物,现代人难以逃出权力压抑的出口,因而人被抽空了,死亡了。

当启蒙理性宣布自己的叙述较之教会那晦涩而忧伤的故事——原罪与救赎——更有吸引力的时候,它自身却演变成了神话。它用主体、绝对自我、精神、权力等代替上帝的地位开始了对人的统治,人被人自身所对象化,被破碎化为心理、物理、生物、化学等的实验分割物,那本真的人的存在已消失了。如果说科技理性在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的视域中有其固有的人文关怀,如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就唤醒了人们对自身理性的认识与确证,对自我本质的体认与探求,那么当它进一步演化时,却离失了其人文背景,特别是从原子内核的击碎到二战原子弹的投放中,科技理性更是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迭换,它已异化成人的对立物,成为将人甚至整个人类文明带入毁灭的潜在性力量。进步的理念是由科技理性所催生的,然而却有可能随着那梦魇般蘑菇云的升起而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也许卢梭的忧患不无道理,科技的进步可能带来人类文明的堕落。

总之,20世纪人类所面对的是文化的挫败和传统价值的支离破碎。面对未来的存在与发展,我们应以实切的人文理念来关注人的生存,来聚焦人为自身的选择,来纠正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偏执。而青年人作为未来文化生活的主导者,其行为与价值的取径势必决定着整个社会和文明的走向。因此,对青年人进行良性的人文陶成便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并且,从青年人的心理状况来看,其自我意识的提升更离不开为他们提供意义与价值储存的人文关怀与教化。

二、对青年人进行人文教化的心理解构

1.青年人所特有的不断求新的创造精神和追求自我发展的欲望需要人文精神的纯化。青年人作为现实生活的积极介入者,不仅具有敏锐的感受性,而且具有强大的容纳力。因而他们不仅需要丰富多彩的感性生活,亦要求展开对人生与现实的追问,显然这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关怀。

在弗洛伊德的人格坐标中,青年时期正处于自我人格的冶铸和陶成阶段,并且个体的社会化也往往依赖于这一时期。生活世界通过符号诠释和意义显示的方式来达到个体对社会的认同和自我认同。但由于经验方式和感知范式的殊异而导致的审美情趣与价值结构的不同,则使他们的理性所指涉的世界与传统世界有着内在差异,更由于青年人那种交往性资质的获得,使得他们对社会规范的反思成为可能。因此在他们看来,传统的平静如水的生活方式只能是一种无理性的惯性而已。这样,解构和重组生活世界在青年人的视域中不仅有着理想的形而上色彩,而且还有着理性的真实与逻辑的必然性。在这一阶段,他们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即其人性中建设性的向度与破坏性的向度不可思议地交织在一起。他们渴望向旧有的权威与中心挑战,希冀颠覆未经他们的理性所查审的秩序和平衡,力图消解旧有的话语的叙事力量和摆脱自身在社会中的边缘地位。因此,他们要求萌创新的话语来叙述青年人所独有的文化体验与认知模式。但是,青年人在如何对待传统和创新的问题上并不具有一种文化的自觉,这就需要给他们导引以深厚的人文涵蕴。否则,他们对待传统便往往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如某些新生代作家对现行文学状况就作出了非常激烈的否定,正像作品《断裂》对鲁迅的彻底否定一样。很显然,青年人的这种解构和创新不具备一种深刻的人文底蕴,缺乏浑厚的历史感和时间意识。因而在对待传统和创新的问题上,我们应对青年人进行一种深厚历史感的人文教化,使青年人的创新不至于成为历史惯性的俘获物。

在青年时期,无意识本我力图控制着所有的心理地形图,快乐原则强烈地同化着现实原则。生的本能作为一种强大的内驱力,要求释放自身那种爱欲和发展的力量,表现出生命中进取和创造性的内在特征。青春的内在热力就来自本我的那种桀骜不驯的狂野冲动,里比多的能量猛烈地冲击着环境和既定文明对自我的压抑和贬黜,它要求摆脱那种先验式伦理规范的循规蹈矩和小心翼翼,从青年人自身经验出发去设定和重建新的道德判断体系。他们也要求一种激情式的突破,现世的存在作为对自己自由的障碍必须予以超越,正如有诗云: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然而,理性的社会现实作为一种客观的外在价值领域,它与那内在的生命之流并非总能融洽无碍,因为“生命所真正向往的,除了它自身特有的运动和它不断更新的内涵之外,别无它物。”[5](P167)生命自身不能自我参照,相反,它要借助于人文意涵来对其内在律动予以纯化,以摆脱其盲目性和随意性的一面。因此,这就需要给青年人提供一个美学王国和意义尺度的人文场域来对其本能冲动予以有效的升华,要通过艺术的理想使青年人建立起完美的人格内涵;通过精神和伦理的熏陶以使青年人摆脱纯肌体性的存在,而获得一个自律和具有精神追求的自我;要通过哲学的理念使青年人反思其个体性的存在,进而扬弃其纯个别性以达到一种普遍性的存在,而不至于让自我过分膨胀,无视他者和社会的存在。只有这样,人文精神作为意义标度和价值载体才能为青年人内在心理机制的调整和自我同一性的形成提供必不可少的文化支撑。

2.当代青年人是追求行动的一代,而人的行动与动物本能的反应不同,人是在特定的人文精神或人文激情下而行动的。世界和人都是一种先在的设定和给予,并且作为经验表象都要服从于自然法则与因果序列的规范。但人之所以为人是他能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偶然性和外部性特征并对自身展开反思与追问,以此来把握其存在的可能性与本真性,并通过各种活动如劳动、批判、革命等来扬弃自我的从属性和守成性,从而达到生存意义上的无限性。而人文精神作为各种活动的内在逻辑检视和查审着人的事实存在与理想存在的差距,人类正是通过对这种差距的超越而迈向自由与解放之境。正因为有着在人文精神支配下的这种超越,人类才从大地匍匐而起,并且在不同的时空域创造着承载人文理想的人类文明。

青年人作为追求行动的代表,他们更着眼于现实的实践精神。与中国传统人文理念不同的是,他们更崇尚于一种外在的超越和酒神式行动,因而他们所要依托的更多的是一种行动的人文背景。儒家传统用“礼”、“乐”来架构整个社会的秩序与和谐,强调修性成人和对现实的肯定与默认,强调向内的包容与追求,显然这与亚细亚那种静态自然经济的小生产方式有关。因此,儒家精神是一种“桃花源”式的人文传统。但世界的发展是动态的,从部落关系到地域关系,再到全球性的交往,都要依靠行动。而这些行动则需要一种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人文理念。所以青年人的行动作为对时代人文精神的回应,便要强烈批判不合时代节拍的传统,便要一改过去那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内在沉静,便要远离过去那种极度膨胀的“祝福意识”,而寻觅一种自我诊断的“忧患意识”。

正因为有着浮士德那种为追求真理而不惜自我分裂的精神,有着希腊式理性传统的反观与审视,有着“伊甸园式”的外在超越等人文传统下的行动,西方才会有现在那种理性而又客观的法律制度,才会有一种审慎而又普遍的经济理性,才会有一个独立于国家并不断合理化自身的理性社会出现。也正是在这种人文语境中,才会有马克思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行动命题。现代青年人的行动需要在这种人文背景的辐射下,来改变既定世界的异在和先赋状态,加速历史的转变进程,牵引社会的良性变革。也只有在这种人文理念中,青年人才使世界被纳入其实践行动中的审美系统与意义系统。

3.青年人只有借助于人文精神才能表现和塑造一个真实与富有特定审美感的个性自我。青年人热心于对社会原有文化的拆解与重构,不断寻找属于青年人自己的东西,他们不仅希望通过自由的创造活动来改变世界,更企盼找到一个富有独特审美感的个性自我。变化、差异和多样性是青年们基本的审美理念与价值认同。因此,青年人喜欢解构那种先验式设定的普遍而又固囿的幸福承诺和生活模式,他们认为那种先在的设计是对自由与个性的束缚和僵化,他们更喜欢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自由的知识和自由的精神,更渴求文化贴近他们的内在需求。总之,青年人更侧重于从自身当下的感觉经验与幸福状态去确证个性与自我意识。

然而,真正自我感的获得却不能只停留在感觉经验状态那原始而直接的层面,相反,这种经验状态需要接受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人文精神的提升与陶成。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一个抽象的自然状态下的人,其个性的获得必然要求其进入特定的文化系统接受历史和传统的醇化,其内在心理意向和情感旨趣的获得亦要求接受特定人文精神的陶铸。正如伽达默尔所说:“人之所以为人的明显特征就在于:他脱离了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而人之所以能脱离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就在于他在本质上具有精神的理性特质。”[6](P14)他强调对人的内在生命体验不能只从一种没有分寸和节制的盲目冲动的角度去看待,而应从一种历史和审美给定性的维度去审视。因此,青年人的自我感只能是在历史和时间涵蕴的前提下,在时代的审美背景中而获得。青年人的自我只有借助于人文精神的熏陶和教化,才能充盈着审美意识、历史意识和世界观感,以此而确立自我对现有事物与秩序的感受性和敏锐性。只有在审美感的把握中,青年人才有一个区分美与丑的尺度,让其自我的情感体验具有真正的生命肯定形态,而不至于陷入虚幻和盲目的冲动,也只有在历史感的获得中,青年人才能捕捉到时代的异质性,才能理解当下语境对过去语境的异样感,才能真正理解特定情境与情境行为,而不是在一种历史的虚无化中无从确定自我以至于成为历史惯性的俘获物。总之,青年人个性自我的确立作为一种文化的生成过程,只有在人文精神的陶成下才会具有真实的独特性和丰富的时代内涵。

收稿日期:200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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