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美时尚的正面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文,时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1964年，由列侬、麦卡特尼、哈里森和斯塔尔等四名男青年组成的英国“甲壳虫”乐队，踏上美国人的领土，进行了长时间的巡回演出，其锋芒之锐利，几乎让所有的美国歌星在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注：参阅夏宏.英国流行音乐概况[A].陶辛.流行音乐手册[C].上海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拍武打片出名的影星成龙是华人，但是，仅在日本一地，正式参加成龙影迷协会的，就有几十万人。（注：参阅苏军.悸动的偶像[M].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5页。）电影明星阿兰·德隆是法国人，老牌歌星胡里奥是西班牙人，足球巨星迭戈·马拉多纳是阿根廷人，然而，国籍上种族上的差异，并不妨碍中国少男少女们对他们的崇拜。
匆忙地扫视一下当代社会生活，我们也不难发现，审美时尚所向披靡的程度，常常是达到了超越国界、超越种族、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显然，讨论审美时尚问题，回避不了价值上的判断。在这里，我们主要从社会评价的角度，深入讨论审美时尚的正面价值。
一 审美时尚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
生理和心理上的平衡，既是生命健康的标志，也是生命健康的基础。前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生理学教授康斯坦丁·萨达科夫说：“事实上，实验已经证明，如果一只动物长期处于消极情绪状态，最后这只动物就会中风；若另外一只动物时刻处于积极情绪的状态，它最后也会中风……人的生活也是这样……情感的不稳定或变化，似乎是由我们神经系统反映出来的性格的一般模式。这种模式是不能被打破的。”（注：见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页。）毫无疑问，情绪上的兴奋与抑制相互交替，有利于生命有机体的平衡，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发展。
由于审美时尚具有时变时新的感性特征，所以，它跟“社会结构（经济、技术和职业体系）……植根于职能的理性与效率”很不一样，（注：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M].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第524页。）也与政治专制的一潭死水、宗教生活的面对永恒以及科学探索的枯燥乏味，有着天壤之别。故而，从积极的角度看，审美时尚能够为活动主体提供一条激活感觉思维的通道，就消极的意义而言，审美时尚为活动主体在心灵受到压抑时，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机会——虽然常常并非是最有效的。卡尔·雅斯贝斯这样写道：“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群众现象……为有可能危及生活机器的冲动提供了发泄的出路。体育运动占据了群众的闲暇从而使他们保持平静。”（注：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年版，第58页。）不仅仅是体育运动；实际上，对于感受力的激活和情感性的宣泄，所有的审美时尚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审美时尚还由于其不断更新的特点，造成了审美文化的多样性，自然而然，它也为活动主体的审美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为人们拓宽审美视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无论是从趋从个体来讲还是从趋从群体来看，审美时尚在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甚至是极端反理性的社会现象。（注：参看郑惠生.论审美时尚的特性[J].汕头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1998（2）。）不过，我们以为，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非要断定审美时尚必然会给特定的活动主体带来不利的影响。事实上，人不仅应该是理性的动物，而且同时还应该是感性的动物。在对那些蔑视“娱乐性舞蹈”的文人和说教家进行反击时，美国现代舞理论家约翰·马丁写道：“我们称之为现代文明的东西已经在全力以赴地以牺牲感情的人为代价，去发展理性的人……将感情之人从生活事务中排除出去的意图本身，就是最大的非理性……”（注：约翰·马丁.生命的律动——舞蹈概论[M].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113页。）在谈到文学社会学应该客观而不带成见地研究“通俗文学”时，当代德国艺术社会学家阿尔方斯·西尔伯曼教授也极其中肯地指出：“一方面，社会的纷繁复杂性必然要求理智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与社会的急遽变化密切相关的紧张感使得人们……需要一种起平衡补偿作用的文学。”（注：阿尔方斯·西尔伯曼.文学社会学引论[M].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非常明显，感性和理性都是一个人所应同时具有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取得平衡——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在面对琳琅满目的审美时尚时的行为抉择。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在讨论大众审美文化时，生硬地把审美时尚牵扯在一起并置于精英审美文化的反面批判中。的确，绝大多数的审美时尚与大众审美文化密切相关，并且，一味追随审美时尚也很不利于人的全面和谐的发展；（注：参看郑惠生.论审美时尚的潜在负价值[J].汕头大学报（人文科学版）1998（6）。）但是， 将审美时尚置于精英审美文化的对立面并加以批判的做法，仅就认知的角度而言，也是极不妥当的。
首先，某些审美时尚在特定时期内，不仅不是大众的，而且还可能完全相反——譬如，中国宋代时兴起的缠足时尚就是贵族的；在特定的时期内，又被认为是大众和高雅的。如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界尤其是大学生当中，流行着徐志摩、戴望舒、钱钟书和巴金等人的作品。
其次，即便是属于大众范围且看起来似乎较具浮浅性的审美时尚，也并非就是对人毫无价值可言。中国学者章培恒教授指出：“武侠小说……即使她仅仅以情节取胜，但既然她的曲折离奇的情节能使许多读者获得好奇心的满足，从而感到愉快……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轻视或鄙视他呢？”（注：章培恒.我看武侠小说[N].文汇报，1990.9.5。 ）如果我们能够将人看作是一个具有多方面需求的整体；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审美时尚，只能让人感觉到轻松、愉快，它对人就是有价值的。
诚然，跟随审美时尚与纯粹的审美活动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不过，正如雨果·闵斯特伯格所指出的：“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坚持认为美感和愉快之间存在着鲜明的界限……但是，从严格的心理学角度来看，艺术、文学、音乐与其他许多能够给人的心灵和感官带来快乐的活动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注：雨果·斯特伯格.基础与应用心理学[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页。）尽管从理论上讲，大脑可供开发的潜能是非常之大的；但在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用脑过度必然会造成身心健康的严重损害。基于此，我们不难明白，一个出色的公务员或一个成绩卓著的科学家，听流行音乐未必比听严肃音乐更没价值；一个文学研究者，看流行的武打片或枪战片未必比看经典影片更没有利。前苏联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教授A ·索哈尔博士写道：“公众的非单一性必然要引起音乐自身的分化，以适应各不同听众组的需求……”（注：A·索哈尔.音乐社会学[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34页。 ）当代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教授在论及“当代音乐与大众”时，更是富于深刻性地说：“我们无法谈论当代文化与音乐的普遍的单一关系，而是应该更加宽容……每一类音乐都有‘权利’生存，这种权利可以视为价值的平等。每一类音乐的价值都取决于实践并喜爱它的人的认可。”（注：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如果考虑到一个社会的受众群体的多样性，并且考虑到活动个性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需求，我们便不难理解，目不暇接的审美时尚客体，也有其存在的重要理由。
二 审美时尚在多数的情况下有益于社会审美文化的积累与创新
今天享用的审美文化产品，有许多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如古希腊的神话、史诗和悲剧，欧洲中世纪的哥特式大教堂，古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虽然我们也在不断地创造并享用着当代审美文化，但谁也不会怀疑，当代的审美文化同样离不开祖先留给我们的东西——它是在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中国学者司马云杰写道：“如果我们把文化在一定时间流动的多少称为文化流量，那么，文化的发展是与文化流量的多少成正比的。”（注：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宵[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页。）此种看法， 虽然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演变进程来说，却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尽管美国的历史很短，但是，由于该国家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达到了单位时间内文化流量的较大值，所以，其文化发展的速度就较快——无论是科学文化还是审美文化。相反的例子，有印度、埃及等发展中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拥有引以为自豪的最古老的文明，但是，由于它们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对于其它文化多采取拒斥的态度，结果，文化发展方面也终至于远远落在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后头。
由于审美时尚具有审美上的背离性以及时变时新的特性，所以，它会给社会的文化发展带来活力，也能给文化发展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简言之，在多数的情况下，审美时尚为文化的积累和创新奠定良好的基础。
有些学者从当代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出发，对审美时尚持强烈的批判立场。他们认为“流行”削平了文化深度，消解着人生意义。肖鹰这样写道：“在无限制的新旧替换中，当代文化的求新又不仅难以形成文化发展的整体积累，而且也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个人风格。这使当代文化缺少意义深度，更多的具有表演性和游戏性。‘流行’因此成为当代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定。”（注：肖鹰.传统中国美学的当代文化意义[J].北京社会科学， 1997（2）。）就社会整体面貌看，流行文化确实是当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于还可以这样讲，“流行”是当代文化的一个很突出的特征；就活动个体本身而言，绝大部分的审美时尚，的确是“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个人风格”。然而，我们却不能由此而断定“无限制的新旧替换”不利于社会整体文化的积累，也不能断定任何流行的东西都不利于个人风格的形成。至于根据“流行”的特征，便匆忙地得出“当代文化”“缺乏意义深度”的一般性结论，则更为偏颇。
首先，“无限制的新旧替换”是一切生命有机体得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总体文化能够不断向更高一级演进的前提。比起古代来，当代文化“无限制的新旧替换”的步伐，的确是快多了；但是，这不仅不会妨碍它的积累，而且还可能非常有利于它的积累。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是基于下列三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特定种类的文化是否能够积累起来，并不完全由它的滞留时间的长短来决定，更不会因为新型文化的出现而完全没有了积累的空间——概言之，新旧的审美文化可以同时并存。
第二，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积累是自觉的话，那么，它不仅要考虑将要积累起来的文化是否留得住，而且还要充分考虑该特定文化种类是否值得留住——像中国缠足审美习俗，就是不该积累的东西。非常明显，只有“无限制的新旧替换”，才能为文化积累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才能在多种选择的基础上优化文化积累结构，才能在减少文化积累盲目性的同时提高文化积累的效益。
第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求新”与“文化发展的整体积累”并不矛盾。且不说“求新”有可能是“质”上的创新；就说“求新”只是“量”上的变化，其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难道世界上有完全离开“量”的整体积累？尽管从理论上讲，求新经常意味着弃旧，但是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要将既存的旧东西完全抛弃掉，并非总是那么容易——换言之，在一个人所求得的“新”当中，往往包含着他曾追求过的“旧”的东西。
其次，文化的“流行”程度，并非总是与“深刻”程度成反比。的确，就人类的总体素质结构而言，肤浅性与流行性常常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流行的东西并非都是肤浅的东西，而不流行的东西未必就“深刻”。关于这一点，我们分别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讨论。
第一，从理论的层面看，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特定的历史阶段而言，以多数人为基础的大众文化同以少数人为基础的精英文化相比，肤浅性、平面性是其总体上的突出特征。但是，一个社会的流行文化整体，既有低档次的，也有中档和高档的。显而易见，不同流行文化圈中的对象客体，有些是肤浅的，有些却是深刻的。
第二，从事实的层面看，流行程度越高的文化，其受众自然也就越多。在此种情况下，承担流行文化的群体，其基本素质便可能越是一般；故而，作为对象客体的流行文化，其“深刻”程度也就常常越是有限。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说，越流行的东西越不深刻；更不能断言，愈深刻的东西愈不会流行。当代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曾在一个名叫“文学应该为谁”的座谈会上说道：“他们认为精彩的就是大众文学。不精彩而发表在纯文学杂志上的就是纯文学。这样分类，太奇怪了。”（注：见松原新一等.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68页。 ）虽然这番话多多少少有些自我辩解的味道；不过，其中对于“文学类型”机械论的批评，也还是有相当道理的。翻开世界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深刻的作品，刚发表时遭到冷遇；但是，也有一些深刻的作品，刚一发表便急速传播开来。美国诗人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1855）与惠特曼的《草叶集》（1855）同时问世——虽然前者流行，后者不流行，但都是比较深刻的。同属于深刻的优秀文学作品，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1831）、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1833）和《高老头》（1834）等，都是发表当初便流行开来的小说，但是，司汤达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发表的《红与黑》（1830），却没有多少个读者。显然，一时间的流行与否，并不表明文学作品的深刻与否。在音乐领域，全球无数歌迷崇拜的偶像、意大利伟大歌剧家帕瓦罗蒂的演唱，既是非常流行的，同时也是极其深刻的——无论是他的歌剧，还是他把歌剧掺和到流行音乐中，情况都是一样。（注：参阅坎迪·邦维奇尼.我的朋友帕瓦罗蒂[M].山东画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197页。）在舞蹈领域，曾盛极一时的美国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被一些人看作是“一个具有古希腊荣誉的人，是具有各时代一切伟大艺术荣誉的人。”（注：见谢尔登·切尼编.邓肯论舞蹈艺术[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法国雕塑家罗丹评价邓肯的舞蹈“是至高无上的和完美无缺的艺术”；（注：见谢尔登·切尼编.邓肯论舞蹈艺术[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第10页。）俄国的大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偶然观看到邓肯的舞蹈表演”以后则说，“幕间休息时，我已经成了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新收下的信徒”。（注：见谢尔登·切尼编.邓肯论舞蹈艺术[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不胜枚举的事实表明， 流行的东西同时也可能是深刻的东西。
第三，从发展的层面看，流行与深刻、流行与经典并非完全相背离。虽然经典总是意味着深刻，流行往往不够深刻或较难以深刻，但毫无疑问的是，许多经典性的东西，也曾是广泛流行过的东西，换言之，现在流行的东西将来未必不能成为经典。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约翰·斯坦贝克等人的小说，先后成为美国的畅销书。（注：参阅凯瑟琳·韦博尔.艺苑丽人[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7页。）这些作家在今天不仅是经典的，而且还是相当经典的——后两位分别是1954年和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塞万提斯、笛福、夏洛蒂·勃朗特、狄更斯、萨克雷、马克·吐温、歌德、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等人的作品，在他们各自所处的特定时代里，都曾大范围地流行过，然而在今天，大概不会有多少人去怀疑他们的经典地位。让我们再来看看电影领域。电影史告诉我们，卓别林的喜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为流行，30年代末开始走下坡路；进入60年代，人们似乎完全把它忘掉了。可是，卓别林的喜剧，最终还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第24届戛纳电影节上，法国政府因卓别林是属于“全世界”的而授予他“荣誉军团”勋章；（注：参阅何振淦.闪光的金棕榈——夏纳电影节的幕前幕后[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132页。）1972年，卓别林又获得了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院颁发的“奥斯卡”特别荣誉奖。（注：参阅里尔.奥斯卡内幕[M].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372页。）根据玛格丽特·米切尔同名小说改编、由戴维·塞尔兹尼克制片、费雯·丽和克拉克·盖博主演的电影作品《飘》，于1939年席卷整个美国，紧接着风靡全世界——结果，在商业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注：参阅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M].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10页。）虽然米切尔的《飘》至今仍然是一部通俗小说，但是，影片《飘》作为经典之作，早已为文化艺术界所一致公认。不仅是在文学领域和电影领域，流行与经典并非总是水火不相容，而且，在音乐领域里，流行与经典的关系，也同样是非常辩证的。在今天，谁也不会否认，以J·海顿、W·A ·莫扎特和贝多芬为代表的“维也纳古典乐派”交响曲，极具永恒的经典价值；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欧洲，它却是一种广泛流行的音乐——若换成法国艺术史家丹纳的说法，那便是，他们的“音乐成为世界性的普遍的艺术”，“最复杂的交响乐也在吸引一般的群众”。（注：丹纳.艺术哲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62、63页。）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以施特劳斯父子为代表的维也纳圆舞曲，在奥地利、波兰和意大利等许多国家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注：参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 舞蹈[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587—588页。）其中的不少曲目，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检验，证明是具有无穷生命力和强烈艺术感染力的经典之作——如《蓝色多瑙河》（1867）和《维也纳森林的故事》（1868）等。在讨论“流行音乐”时，陶辛这样宣称：“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流行音乐中必然会而且已经积淀下一些……足以成为流传千古的艺术经典。”（注：陶辛.流行音乐概述[M].陶辛主编，流行音乐手册[M].上海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的确如此，时间是最公正的“检察官”。由于短视的眼光常常会限制判断的可靠性，所以，无论何种类型的作品，其能否成为经典，并不由当下来裁定。如果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便不难明白，将“流行”视为经典的“劲敌”，是很不妥当的。
综上所述，不仅盲目追随审美时尚显得非常可笑，而且，在缺乏事实根据或合乎逻辑推导的情况下，随意地批判审美时尚，也是一种极其肤浅的表现。
三 审美时尚在总体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平衡心理
诚如威廉·麦独孤所言：“新的时尚容易流行并快速传播，这表明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流动的、可塑的，它的习俗、信仰和制度准备着、并可能会包容新的特征，所以它可能经受变化……”（注：威廉·麦独孤.社会心理学导论[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一方面，审美时尚的发展，以社会物质生活的进步和精神生活的解放为基础；另一方面，审美时尚的变迁状况，也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社会对于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显现出社会变化发展的弹性幅度。审美时尚的流变在总体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稍具体些分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第一，特定的审美时尚，总是背离传统的审美习俗或既有的审美时尚，故而，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更新审美观念，弃绝落后甚至是恶劣的行为方式——包括相应的对象客体。1917年夏季，北京、上海等地开始流行无领、袒臂、露胫的女装并逐渐取代民国初年流行的妇女高领衫。虽然反对这种时装的声音不少，官方也一再出面干涉禁止，但是，新式服装不仅以其极大的吸引力博得了大城市时髦女性的欢迎，而且，在一些交通较发达的中小城市，也成为人们仿效的对象。1918年，新式服装仍风行一时；到了20年代，其浪潮更成不可阻挡之趋势。（注：参阅罗检秋.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三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07—310页。）由于女性在夏季着低领袒臂露胫服装， 表明中国女服开始朝着自然、简便和美观的方向发展，所以，社会当局以及一些人对于这种女装的非议，实质上是保守势力审美文化心理在服饰领域的一种具体反映。正是由于新式女服时尚的出现及发展，才使社会原本很陈腐的审美观点和很畸型的审美行为，最终得到了矫正。
第二，时变时新。层出不穷的审美时尚，在促使审美文化更具多样性更具丰富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朝着更为平等、更为自由的方向迈进。西尔维娅·简在谈到70年代“黑人模特儿时尚”时，充满激情地写道：“具有更大意义的是，黑人模特儿的出现，对种族歧视也是致命的一击！她们向公众展示她们的美丽的同时，也向公众了作为黑人与白人同样拥有的高贵、修养、才华！她们昭示着：黑人与白人一样是平等的‘黑是一种美！’黑人模特儿的崛起也给黑人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背景。”（注：西尔维娅·简.超级模特儿[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144页。）不止“黑人模特儿”时尚在改变黑人地位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诸如音乐、篮球和拳击等领域的审美时尚，也常常出现类似的情况——“黑人明星”的出现，总是或多或少地改善了黑人的生活待遇和政治民主权利。
第三，特定的审美时尚在渗透扩散过程中，由于总是或多或少地促进了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交往，所以也相当有利于减缓社会的磨擦冲突，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西尔伯曼指出：“从社会学立场出发，无论哪种文学……甚至是一体化的手段之一。此外，不带成见地评价通俗文学还能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促进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之间的交流使其相接近。”（注：阿尔方斯·西尔伯曼.文学社会学引论[M].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无论是《飘》在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的流行，还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流行，均可以证明这位德国学者看法的正确性。实际上，不仅仅是流行文学，像牛仔裤之突破社会阶层的限制、摇滚乐之风靡全球以及4 年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电视广播所引起的轰动都同样说明了，审美时尚在推进特定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方面，的确是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
众所周知，在审美时尚是否总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议。尽管多数人肯定审美时尚对社会没有起破坏作用，但在一些人眼里，频繁更迭的审美时尚会持续不断地刺激诱发人的欲求，因而也常常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1998年初，当中央电视台播出的43集电视连续剧《水浒传》风靡神州大地时，有人便批评指责说，该剧主题歌之一《好汉歌》中的“路见不平一声吼哇、该出手时就出手哇、风风火火闯九州哇”以及剧情中的一些打斗场面，有误导青少年之嫌。如此看法，究其实际，本质上是封建社会“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的现代版。青少年喜好摹仿也善于摹仿，因而在有些时候，可能会学着“鲁智深”或“李逵”出手。但是，如果把社会上的多数“出手”行为，归之于影视时尚的影响，那么，即使不是荒谬绝伦的话，至少也是牵强至极。
一个社会之所以出现种种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是因为人类本身所固有的特性以及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如果不根除或者不打算根除动荡不安的社会根源，想当然地在特定审美时尚里面找原因，那么，在夸大审美时尚负价值的同时，也会造成对社会问题认识上的偏差。实际上，只要是理性地分析，我们便不难发现，那些带有刺激性的审美时尚，虽然表面看似乎是不太稳定的东西，但从更深远的意义上看，则可以说相当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紧张的能量系统，是任何一个生命体都具有的。为保持自身的相对平衡相对稳定，紧张能量系统必须不断地进行能量交换。由于生命本身所固有的局限（如人生短暂、无法避免的疾病等），加之社会结构的不完善，结果，对任何人而言，压抑和焦虑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如果压抑和焦虑的时间太长，则个体的生命能量不是走向衰竭，就是以更为激烈的方式迸发出来。因此，怎样对人的紧张的能量进行合理的分流，是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必须认真考虑认真研究的问题。奥地利生物学家康罗·洛伦兹写道：“想要无害地发泄攻击性，简便而有效的方式是，把它重导致（“致”疑为“到”之误——笔者注）一个替代物上。”（注：康罗·洛伦兹.攻击与人性[M].作家出版社1987年和第291页。）由于对审美时尚的追随能够满足活动主体的种种心理需求——除审美感较为困难外。（注：参看郑惠生.论审美时尚的非审美心理动因[J].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报）， 1999年第4期。）所以，具有新奇刺激、时变时新特性的审美时尚客体，自然而然也成了许多人宣泄生理心理能量的对象，为参与者提供了一条能量宣泄的通道。当然，审美时尚并非总是那么“温文尔雅”，也并非总是那么“和蔼可亲”。不过，诚如亨利·斯科夫·托尔格在讨论“流行音乐”时所言：“音乐使人获得片刻的陶醉，给予逃脱平凡生活的例证。它所容许的发泄完完全全属于旧制度毫无持久的影响。”（注：亨利·斯科夫·托尔格.流行音乐[M].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118页。）也正如比尔·莫瑞在谈到足球场上的打架斗殴“有其阴暗面”时所说：“如果没有提供的快乐的话。在人类一般性的消除紧张方式中，至少对男人而言，足球比酗酒更安全、比宗教更现实……”（注：比尔·莫瑞.世界足球史话[M].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尽管有审美时尚由于其刺激性而给人以动荡不安的感觉，但是，它们却非常有利于参与主体在能量“宣泄”中趋于平和稳定，因而也在总体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使群体心理平衡。
谁都知道，现当代社会的审美时尚比起古代来，显得更红更火。之所以这样，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不过，其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那便是现当代社会的管理者，更加懂得审美时尚的价值——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把“审美时尚”当作一个自由的“游戏区域”来设置，那么，在更多的人有了“合理通道”以使能量系统的紧张得到缓解的同时，社会的发展也将更易于达到既充满活力又稳定有序的水平。